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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漫笔 端午节在北方其实算不得什么节日，不过讲究的人家总还是要包粽子吃粽子。近年来端午成为法定假日，让人们对这个节日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重视，这表明一个民族在经历荒唐之后，正向着人性、理性和传统回归，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民族背离蛮荒走向成熟。 端午节不是一个喜庆的节日，它所营造的悲痛与沉重，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里应该仅次于清明。时光倒流到两千二百八十九年前的五月初五，我想那应该是一个天色晦暗的日子，南国的汨罗江畔，走来一位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老人，面对滔滔江水，他时而浅吟低唱，时而举头悲呼，任凭江风吹动他的褴褛衣衫和满头长发。一位老渔翁认出了他，上前惊问：您不是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屈大人么？为何来到这里？又落得这般光景？屈原仰天长叹：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因此才被罢官放逐到这里。渔翁冷笑道，圣人不是都随波逐流吗，既然举世浑浊，何不同其流而扬其波，既然大家都在喝酒，何不与他们同醉呢？何苦如此，真可惜了您的一片忠心和满腹才学。屈原摇头叹道：洁净的身子怎么能够被玷污呢？我已打定主意，宁肯葬身鱼腹，也不向世俗和邪恶低头！说着，两眼涌出悲愤的泪水，继而高声吟诵——“……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齑怒……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吟罢，向楚国都城的方向投去深情的一瞥，那里，隐约传来秦国铁骑的嘶杀声，他痛苦地闭上眼睛，义无返顾地纵身投入汨罗江中。 作为楚国的一名上层官吏，屈原的忠贞与才干无疑是出众的，否则他不会“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司马迁的一句“王甚任之”，道出了屈原的不同凡响和特殊地位。也正是因为他出众的忠贞与才干，才引起了佞臣小人的侧目与嫉妒，于是对他大加谗毁和排挤，从而注定了他难以逃脱的悲剧命运。“木秀于林，风必催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这种自然规律居然演绎成官场上一种堪称普遍的现象，古往今来，屡见不鲜。 一般来讲，佞臣小人们惯用的武器是进谗，也就是在领导跟前编造些莫须有的东西对人进行诋毁和离间，也有个别的直接诉诸武力，比如秦国的太医令李醯就在背后捅了扁鹊的刀子。佞臣小人的行经固然令人切齿，不过小人的伎俩毕竟有限而且见不得天日，然而一旦遇上昏庸的领导，那能量与威力就不可低估了。奇怪的是，忠臣良将们尽管一个个聪明睿智，叱诧风云，但和佞臣小人们较量起来，却是那样的愚钝和无奈，失败与毁灭几乎无一例外成为他们最后的归属。让屈原难以对付的是，他遇上的小人和昏君不止一个，而是一群。一个上官大夫和一个楚怀王已经足以将屈原置于死地，后来又加上一个令尹子兰和顷襄王，再有秦国的奸细张仪和楚怀王的宠姬郑袖相呼应，屈原纵有天大的本事，也绝非是他们的对手了。尽管屈原的一双慧眼早已洞察了秦国吞并楚国的虎狼之心，也看穿了张仪的阴谋诡计；尽管他三番五次力谏联齐抗秦，也曾冒死劝阻楚怀王的秦国之行，然而此时的楚王早已被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的谗言媚语迷住了心窍，“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忠奸不分，执迷不悟，所以屈原的金玉良言竟是那样的苍白无力，他的一片赤诚之心换来的，除了日渐一日的被疏远冷落，便是一次又一次的罢黜和放逐。于是，他只能借助《离骚》《九章》等一篇又一篇浪漫主义杰作，表达报国无门的孤寂苦闷和对祖国的深切怀念。 如果屈原一直受到信任和重用，那么他的忠君爱国自然不会被后人浓墨重彩，也自然没有了他精神上的苦痛以及后来的悲壮之举。可贵的是在遭遇小人进谗被冷落罢官放逐之后，他既没有象有些人那样解甲归田消极避世，更没有一怒之下扯旗造反或是变节投敌，而是忍辱负重，痴心不改，矢志不移地心系楚国的命运和楚王的安危，直言进谏，直到国破家亡，才于无可奈何中以身殉国，用生命完成了内心的表白和对邪恶的抗争，这便让人不能不对他肃然起敬，也让人对历史与现实有了深切的感慨与反思。 说到底，屈原的悲哀在于他遇上了两个混蛋君主，这让我们感到明君的可敬与难得。中国历史上昏君不少，但也不乏明君。就在屈原生活的时代上溯一百多年，就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贤明君主，这便是越王句践。从某种意义上说，句践的贤明并不在于他卧薪尝胆的忧患意识和身体力行的表率作用，而是他能够凝聚文种、范蠡这样难得的人才并为其所用，这便是明君的过人之处，也是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而又很难具备的素质和胸怀。难怪司马迁为句践立传，他的笔长着眼睛。凡杰出人才，往往都有常人所不具备的才能，但也有着常人难以包容的性格缺陷，他们或是随心所欲，口无遮拦，或是锋芒毕露，棱角鲜明，或是侍才傲物，目中无人，或是愤世疾俗，放荡不羁，或是固执几见，特立独行。就说范蠡，他本是楚国人，是个“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的人物。但他装疯卖傻，不入世俗。文种在楚国做县令时，知道范蠡不同凡响，便很想结识他，于是派随从先去拜访。随从返回后对文种说，人们都说范蠡是个疯子，生下来就有此病。文种笑道：凡杰出人才，举止多与世俗相悖，因此常被人讥为癫狂，那是因为他们有着独到的思想，别人不理解而对他们有所毁誉，你们这些人哪里知道呢。文种驾车去拜访他，范蠡不但回避不见，还让人把狗放出来狂吠，从人要把狗赶走，文种拦阻道：狗见了人才叫，这说明我身上有股圣人之气。后来文种三番五次登门拜访，范蠡才感动于文种的真诚与之相见。我想范蠡后来出仕到越国做官，大概与文种不无关系。就是这样一个狂人，竟能够成为越王句践的股肱重臣，可见句践的贤明与胸襟并非浪得虚名。不知道屈原是否也象范蠡那样癫狂，但可以断言，他肯定没有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的机巧圆滑，更不会阿谀逢迎，随机应变，他应该长有一副宁折不弯的硬脊梁。 有了明君，贤相们才能够脱颖而出并获得用武之地，反之，贤相们纵有天大本事，也很难斗得过佞臣小人，留给他们的，只有一片忠心和满腔悲愤，倘能保住身家性命，那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不过小人们终究是小人，他们只能得势于一时一事，等待他们的，除去杀身之祸，也只有鄙视和骂名。 屈原走了，在他的身后，形形色色的昏君和小人们依然演绎着说不尽道不完的历史闹剧。千百年过去，汨罗江水早已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香甜的粽子也已经改变了原始的初衷，人们关注的似乎只是龙舟大赛的热闹与输赢，就连那一篇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离骚》，又有多少人能够道出其中的情感与苦衷呢？
2011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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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1-7-5 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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