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家有翠竹 于 2012-4-26 08:00 编辑
(一)老农日记 村里有个同宗的长辈叫郭念五，我家和他是紧邻，我称呼为五爷爷。 在我的印象中，五爷爷就是勤劳的代名词。他作为壮年劳作的年代，应该是大集体，他还曾干过生产队长，每天早晨，他顶点不误地用自己糊的纸筒子（也很可能是他捡来的“四类分子”们戴过的高帽子）吆喝着上工。那时，在队里劳动之余，他搂柴火、拣焦砟、打猪草，一年到头，院子里总是有那么三大堆东西，打的猪草自家的猪吃不了，就打成饲料卖掉。他很新潮，也很有生活情趣，不像一般的农村老头，他喜欢自行车、收音机、打火机等等这样的东西，拣来的焦砟、圈里的肥猪卖了钱，都用在这方面的开支上。闲暇时，他也喜欢侍弄花草，我记得他家里有两大盆兰草，常年郁郁葱葱的，村里谁家娶媳妇了，就借来放在婚礼上的红帐子前壮门面。 他也是善良的长者，在村里是有名的老好人，从来不和人打架、拌嘴;自己家里婆媳不和，吵架斗嘴，他也不参与任何意见，不管谁是谁非，一律装糊涂。即使做错了什么事，我的五奶奶跺着脚指划着骂他，他也是自顾自地眯缝着眼想自己的心事，充耳不闻，一点脾气都没有。他的城府极深，不露大喜大忧，在他眼里不屑一顾的事，他就装聋作哑。有一年，五奶奶让他去集上卖猪，他擅作主张，卖了猪却推回一辆半新的自行车。我的五奶奶很厉害，为这事骂了他好几天，他一声不吭，他深谙以柔克刚的招数。过了几年，他明知故犯，又找了个卖别的什么的机会，把自行车倒腾成一辆全新的，虽说被五奶奶新账旧账一起算，又挨了好一阵骂，但他心里乐着呢。 五爷爷年少时去天津做过一段时间学徒工，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喜欢读书看报。晚年，他不能出去干活了，就经常在自家院子里拿起一张报纸成半天地看。有一年暑假，我在家，听到他在院子里大骂不止：“晚谷省这些王八羔子们！……”我很纳闷，就跑过去看，原来是报纸上刊登着小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的事呢，他看了个大意，就大发议论。其实院子里就他一个人，他也是义愤填膺的样子。闲暇时，他就记日记，也很喜欢在报纸、杂志的空白处，小学生作业的背面等地方写点东西，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一点不受拘束，并且不事雕琢，质朴纯真，意趣天成。有一年春节，他心血来潮，自己写了春联贴上，上联忘记了，下联是“干群向齐前”，不知是笔误还是故意，在很多人围观取笑的时候，他也乐呵呵地跟着看热闹，好像根本就不是他写的，一点要重写的意思也没有。或许他知道要是正写得话，引不起别人的注意，他希望看到的就是这种局面。呵呵，这老头狡黠得可爱。 很多年前，我无意中搜集到一些他的日记和随处写的片言只语，很激动地做了整理，并仔细地保存着。这是多好的人呀，真诚善良，乐观处世，一个可爱的中国老农形象。想想几十年前，一个农村老头，没有被贫瘠的生活和艰辛的劳作压垮，在昏暗的油灯下，他独自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漫步，超然物外，抒发感受，不求示人，只求内心的愉悦，这是多么感人的一幕。如今，斯人已逝，留在心头的是绵绵不绝的无限怀念。现在，我把他的文字选择一、二，照实抄录，和有兴趣的朋友一块欣赏一下。 〈一九七二年〉 五月二十九号提秧人数 乔立业、王玉亭、刘光民、马永吉、孙振南、郭宪斌、王玉申、刘玉君、孙家福、王传德 张秀荣、韩桂荣、明维琴、刘兆兰、韩桂清、王秀娟、韩兆凤、韩秀慧、魏秀华、王素琴、贺庆华、孙振云、袁桂华来回提秧三次都进去提连吃地瓜带糟秧子不是好的态度 这次提秧与往日不同 来到就进炕 如放羊一样 芽子全部损失 我自养秧以来 从来未见过这样的事情 〈一九七三年〉 十六日 买电位器 收音机用 八毛七分 初七日 剃头贰毛 十八日 赶集卖猪一头47斤 二十六元四 每斤六毛 三十日 今日送猪一百五十三斤到食品厂 三级 每斤四毛八分 共卖七十一元 这个猪喂了八个月 买时十三元 四十三斤 十一日 早晨刨萝卜 饭后在郎君参观 整地八十公分深学大寨 初一日 西头德子姥娘生日 咱不知 到过年注意吧 十五日 出豆腐一个 建队 原班人 十八日 下午简师傅来 日落返里 三十日 今日大雨 头场大雨 正是困难时期 今年买新帘子、书包 准备卖椿芽 卖点猪饲料 这是收入 别无办法 今年全年干工八百七十七个七三年过春节每人小麦二十斤面每人五斤挂面每人一斤豆油每人半斤猪肉每人二斤 分红每工分二分五厘 兑现百分之二十五我共分九十六元六毛存下二百七十八元 〈年月不详〉 廿六日 种菜 到处暑还有八天 咱看早晚 我问王传德 他还未种 我说：不早了 离处暑还有八天 赶快种吧 初五日 尚忠三弟开汽车来家 与我汽油一瓶 廿九日 傍晚大便一次 很费劲呀 今天下午 大白鸡死了 当晚把它做了 能吃饭了 初十日 今天听说林会武昨天跌了一跤 今天死了 〈片言只语〉 五月十二日，我修理鸡窝子，劈木头，使手脚膀子全疼，至十三日取药治疗，好转。十四日种黑豆两沟，在脊子上种的，每两步两棵，咱看他能长不长，北地头种黑豆，因地头无苗，点上的。 四月廿九日头午在西墙根种扁豆、芸豆，先种的都一尺多长了。这些种子能长否，咱看秋后能吃上扁豆不。 今日是五月十九日，下雨。我算着离处暑还有一个月。十一天棉花的长头，往年处暑见新花。今年大旱，棉花棵子才一虎口高，咱看能长什么样。 头午下雨，就算大雨，真好呀，十二点钟雨停止，出太阳。这雨对棉花来的真及时。如无这雨，我看棉花算玩了。十七日我去南坡看棉花才一虎口高，这雨很好呀。 五月初四日这天，我觉着身体很好。我去锄玉米两沟；回来修理砖墙，将兰草放在上面，最后担了一担水浇兰草。晚上，浑身难受，关节炎又犯了，很疼，不能乱动了。最厉害的是初五一天一宿，初六日早晨取药治疗，这才见好。从今以后可要小心，不可工作了，要休养了。想起了疼痛，是了不起的，要记住。 今年瓜秧我的看法有三条： 第一条，天气阴天太多；第二条，炕内未施肥；第三条，火炕少两个，所以秧子出的不多，不如去年。自地瓜上炕，天气很冷。半阴、下雨、阴天、大风共四十七天。六月廿五号为止，去豆腐房。过年再去瓜炕。墙打好，修上门，因为小孩子们看走了人就去扒炕，无法看家。 这棵花真是好看呀，不知到（道）是谁化（画）的，它是好看呀。这棵花不知是什么花，我们不明白呀，请大家观看才知是什么花，以后有看看这花究竟是什么花，这么好看。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初二日，我从山上回来，在咱们的炕上坐着看书写字。以后看见这些字作个纪念吧。今天是阳历十二月二十八号，阴天，就要下雪的样子呀，连阴了。今天还不晴天，不知哪时就下，阴得太黑哩。明天是初三集，还不知能赶不能赶呀，如不下，天气就能赶集；如下，天气就不能赶集，是有天定了，再说吧。十二月初二日留念。
（二）忆田培中老师 回忆田培中老师，太多的是苦涩和压抑，而绝少愉悦和活泼。 田老师是我的启蒙之师，是我小学阶段的班主任，教我们语文和数学。他长得仪表堂堂，很像样板戏里的“李玉和”。他人很好，又敬业，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在村里也是平和地待人做事，没有谁能对他的人品说三道四。 我跟田培中老师读书的时候，他的妻子得了精神病。她每天在大街上转，逢到人多的地方就坐下来，开始滔滔不绝地说婆婆的坏话。有时我们在教室里静静地上着课，她疯疯癫癫地跑来找他，不管不顾地和他大吵大闹，可能因为此，老师们都看不起他。田老师在教师队伍里受排挤，平常有什么事的时候，没有人替他说话。同行们私下里都在添油加醋地谈论他的一些埋汰故事，取笑他。 田培中老师最大的嗜好是吸烟，并且烟瘾极大，但他很少买得起成包的纸烟，于是就鼓励我们去给他捡烟头。你想，那时人们生活水平低，一根烟不到近乎烧到嘴巴谁舍得扔掉，能够捡到的也已经短得可怜。每天，我们捡来的各种品牌、长短不一的烟头集中放在一个粉笔盒里，那就成了他的宝贝；稍长点的，他对接起来抽，实在拿不着在手里的，就撕开取出烟丝，自己卷成纸喇叭。也因为这，村里人瞧不起他。 在农村，教师应该是有身份的人，但他在村中的地位，只略高于一些流氓无产者。村里有些人对他极不尊重，提起他来时，甚至懒得称呼他的名字，更别说称他个“田老师”，而是直呼他的乳名，连尚未脱尽胎毛的垂髫小儿也敢这样叫。一位中年人被如此对待，人格尊严被践踏到了极点。村里一些道貌岸然的人自然看不起田培中老师，甚至教唆我们捉弄他的奇招——在捡来的烟头里塞进兔子粪便，据说人抽了这样的烟会咳嗽不止。 文革后期，整个社会政治气候火热，学校里没有人关注办学质量，老师们根本不把心思放在教学上，学生们更是只知道别出心裁地闹着玩，没有教学、求学的良好环境。但田培中老师是个异类，每天晚上，他会叫上我们几个成绩较好的同学，去他办公室补课。通常，我们四、五个人围坐在昏暗的油灯下，听他讲解例题，还要完成他给我们布置的作业。到了第二天早晨，我们每个人的鼻孔下总是挂着俩块黑黑的油灰。平常老师们上课也是记工分，但晚上给我们加小灶肯定不会有的，在那样的年代，田培中老师有这样的举措真是匪夷所思。我记忆特别深的是，他总是在我们赶到之前，早早就削好一大堆花花绿绿的铅笔头给我们用，这些铅笔头长短不齐，有些一定是他捡来的。这样的补课活动维持了一段时间，后来随着一波又一波的运动就坚持不下去了。 那时，白卷英雄、反潮流甚嚣尘上，我们都懵懵懂懂地加入到这样的运动中去，每天忙着给老师们贴大字报，到处参加批判会。很多时候，田培中老师总是苦笑着去浏览报栏，为我们的少不更事揪心。但我们并不是仅仅贴贴大字报算完，为了争当英雄，还试着找机会向他挑衅。一次，忘记了因为什么事，我在课堂上和他顶撞起来，他扭住我的耳朵把我拽到教室前面，我岂肯善罢甘休，继续和他顶嘴，当时在全班男女同学面前觉得能干的不得了。他被我气得说不出话，恼怒不过，一脚把我踹在地上，我才闭上了嘴。我放学回家后也没敢做声，装病在家逃了两三天课，最后还是灰溜溜地又回去上学。 一九七七年，我小学毕业后，接连读初中、高中、大学，又是十年寒窗，直至毕业参加工作，在时空上和内心里与田培中老师渐行渐远，师生的情谊也慢慢淡薄下来。 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土地承包以后，他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未成年的一对幼子，妻子又长年患病不能下地干活，责任田的耕种都成了问题。再做教书匠，地里庄稼荒芜了，整个家庭的温饱也解决不了。那时，民办教师可以通过考试和评审加入到公办老师行列，从此端上铁饭碗。论资历和教学能力，田培中老师应该成为某些人的障碍，受到排挤也是必然的事，至此，他想做一个穷教书匠的资格也没有了，终于离开了他一辈子都在付出心血的学校。 他既不会经商，又没有手艺，也缺乏别的维持生计的能力，只会趁农闲时节在临近几所学校门口摆个小摊，卖些铅笔、本子之类的文具，但这点小本生意也不是顺顺利利能做的，其他的小贩可能还要欺负他。他的长子很有读书天分，但是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不可能继续让他轻松地读书；高中毕业后，他就踏上社会，和他父亲共同承担养活一家人的责任。那些日子，我偶尔看到田培中老师忙碌的身影，他总是栖栖惶惶、茫然无助的样子。在村里很多人家生活状况慢慢好起来的时候，他的家庭并没有多大改观，还在继续走下坡路。而且随着孩子们要相继结婚成家，巨大的经济压力很可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的体力严重透支，精神也几近崩溃。 几年前，我回村时偶然问起田培中老师的情况，才知道他已经去世，这根本就没引起人们的注意。不管怎么说，他教许多人学会了认字、算账，让他们即使做一个农民，也没有成为一个可怜的文盲。他从来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并且他也没有从我们身上索取过什么，只有付出没有回报。记得有一年暑假，我在村里遇到田培中老师，和他打了个招呼，他望着我的背影既是欣喜又有点揶揄地说道：“奥，大学生还认得他老师呀。”——他多么容易得到满足！现在，尽管田培中老师已经去世多年，村里有些人谈起他的时候，仍是一脸不屑的表情，这是为什么呢？我终究弄不明白。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作为一个教师的田培中的形象会渐渐淡出人们的思绪和记忆，就像一阵轻烟被风吹散，再也难以聚拢。 我是我们一级同学中唯一考上学的，最应该对他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参加工作后，我很少见到他，有时在路上相遇，也只是不冷不热地打个招呼，至于报恩的想法可是从来没有。人总是这样，不管是老师的教诲之恩，还是父母的养育之情，在应该珍惜、能够报答的时候，我们常常无动于衷；当一切失去的时候，我们又是幡然悔悟，又是矫情地说着内疚的话，情到深处时还要流几滴廉价的眼泪，然而终归于事无补。 逝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我只希望不论多少年以后，他的学生们偶尔想起他，在心底会有一丝丝的感恩之情——呵，我曾经有位老师叫田培中！
（三）一头老黄牛之死 过去，生产队里的大牲畜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不能随便处置，即便是老弱病残需要宰杀，也必须经过公社批准。擅自处理的，轻点让你游街示众，重者判刑也是有可能的。我想在那样的时代，牲畜的生命权至少在名义上还能得到起码的尊重和保护。古语说：宁做盛世狗，不做乱世人。可在当今“盛世”，那些猪们、牛们，临被宰杀前，还要活活忍受注水之酷刑，痛苦不堪，即使在表面上，人们不再体恤它们作为生命的尊严。所以，我对盛世之说，心存疑焉。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记得我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村里的人都跑到村东看热闹，我也急急跟了去。来到坡里，看到有几十口子人围了一个大圈，中间是一头老黄牛在犁地，有一个人扶犁，另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手拿一根一米多长的木棍在赶牛。看了一会儿，我明白了，这不是一次正常的耕作，而是一个杀戮的阴谋，也可以看作是为一个生命的终结举行的仪式。老黄牛已经疲惫不堪，根本没有气力拉动那架深深切入土地的铁犁。旁边赶牛的人可不管这些，一次次重重地用手中的木棍击打牛的身体，老牛忍不住疼痛，只能努力做出奋力向前的样子，可走不了几步就会停下来，随即又招来更加激烈的棍棒。几轮殴打过去，老牛连做做样子的力气都没有了，终于在又一次剧烈的击打过后，老牛“訇”然倒地。看客们根本不顾惜老牛平日的勤劳，以为老牛咽气了，人群里爆发出一阵轻松的欢呼。手拿棍棒的人看出老牛并没有死去，又扑上去继续殴打,一下，一下，又是一下，一次比一次下手狠。老牛承受不住，又哀鸣着站立起来，想继续拉动铁犁，但这是不可能的了，它的体力已经消耗殆尽。在棍棒击打下，老牛又一次倒下。接着又是重复以前的程序，几个回合后，老牛终于瞪着混浊的眼睛，口吐白沫，再也没有能够站立起来。 对正常死去的牲畜，人们可以堂而皇之、心安理得地剥皮、分割、瓜分、果腹。因为这头“累死”在田里的老黄牛,那个夕阳辉映的冬日的下午，就成了村里人的节日。农民们是纯朴的，大多数时候也是善良的，但为了避开毁坏生产资料的罪名，他们并不乏这种自作聪明的伎俩，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无可厚非。这头老黄牛之死，在我的记忆中是如此清晰，每次回忆，都不轻松。 我不想让故事就此结束，那位行刑的长者，还会带给我们一个诡异的结局。那位长者姓韩，虽然年龄比我父亲小，但长一辈，我应该称呼为爷爷。平日里，这一直都是一位好人，在队里干过保管员、副队长、队长，在村里口碑不错，和我家处得也很融洽。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父亲在村里编过一份《先锋小报》，主要宣传村里的好人好事，其中一期，以“红管家”为题，对这位韩姓长者作了正面报道。这位长者，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那位韩奶奶长得高大健壮，里里外外的活儿都能拾得起、放得下。谁知到了一九八一年，韩奶奶突然得了急性血液病，支撑了两三个月就走了。韩姓长者没有再婚，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帮助他们各自成家立业，他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从这种意义上说，他又何尝不是一个“老黄牛”？! 二〇〇六年，韩姓长者得了一种怪病——不管白昼还是黑夜，他都不能躺下休息，只能坐着睡觉。再后来，不能出门了，就整日佝偻在沙发上，整整两年多的时光，他一直是坐在沙发上度过的，这种痛苦无人能知晓。 我不相信报应之说，这位长者一辈子都是在辛劳中度过的，为人处世也算善良敦厚，直到现在，要不是因为亲眼所见，我也很难把他与虐杀耕牛联系在一起。老黄牛是累死的，以至于最后不能站立起来；而这位韩姓长者操劳了一生，本想安逸地度过晚年，但一只无形的手也偏偏不让他躺下去，即使在死亡的过程中，都得不到片刻歇息，只能坐着去迎接最终的归宿。两个为劳动来到这个世界的生命个体，殊途同归，最终都以近乎惨烈的方式离开。这真是一个诡异的结局！ 我之所言，皆是我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为避贤者、长者讳，以后行文凡涉及村中老人事，一律不说及真实姓名，但为保留历史事件原始记录，我会在我博客的某个地方，留下他们真实姓名的标识。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九日
（四）王秋婷 上世纪六十年代，村里的小学校里有一位女教师，叫王秋婷，四十多岁。王老师从别处调来，是公办教师身份,据说家庭还有些背景，自然会有一种优越感。她的同事中有位成兆杰，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仪表堂堂，生性好动，平日里喜欢高谈阔论，每有什么运动，都冲锋陷阵，出尽风头。 小村的日子宁静而又安详，文革爆发后，这一切都改变了。王老师很本分，每天老老实实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对越来越躁动不安的政治气候无动于衷。成兆杰则不同，胸怀里有一种英雄要出头的豪迈气概。他先是在村里成立红卫兵组织，基本控制住局面，后来又有了输出革命的冲动。一段时间，他每天早晨背起黄书包，带着军用水壶，跑到县城西关，站在桥头上等人来辩论革命、路线、造反、反逆流等大话题。这地方是县城的一个主要出入口，人来人往，好事者总会有的，于是经常有人向他挑战，也聚集了大批围观的群众。成兆杰舌战群雄，居然胜多负少，一时名声大噪。 后来，村里的文革渐渐有了实际内容，要开批斗会，要让坏分子游街。都是本村本院的，斗争谁也不合适，选来选去，就找到了倒霉的王秋婷，至于安个什么罪名，总能诌得出，老百姓也不会计较。这下王秋婷惨了，每次需要她出场的时候，一帮红卫兵就去她房东家，给她戴上高帽子，押着她在村里参加批斗会，甚或去外村示众。我曾经找到村里知道些典故的人，想了解当年王秋婷是因为什么被批斗，但大家都语焉不详。当时，王秋婷的女儿十五六岁，有天看母亲被揪走，天色晚了还没回来，一个人害怕，就约了村里几个小姑娘同去找。后来找到了，发现母亲被关在外村一间场院屋子里。这其中的一个小姑娘成人后嫁在本村，和我家关系相厚。有一次，听她讲了一件事：她上学时，有次因为上课的时间还早，和几个小伙伴正在教室前面空地上玩耍，王秋婷看到了，就蹲下身子教她们写字。成兆杰打这儿经过，二话没说，抬脚就把王秋婷踹倒在地，嘴里还骂着：“你个臭老九！”。王秋婷大气不敢出，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径自去了教室。想想那时的人不可理解，互相之间或许有政治观念的不同，但并无私仇，何以如此对待一个外乡弱女子?我想，也许是时代造就了这种戾气，时过境迁，我们不能完全用今人的眼光和标准去评价或者苛求几十年前人们的行为。 人性是复杂和多面性的，不好单纯地断定某个人是好人或者坏人。这位成兆杰现在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依旧健谈。去年以来，我几次找上门去，听他长谈一些文革逸事和村里的故事，王秋婷是他避讳的话题，我也刻意回避。因为他和我父亲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我一直对他尊敬有加。他本身也是阅历丰富、故事极多的人，怕以后我还要继续费些笔墨。我写下这些文字，一不是为着声讨，二不是为了丑化，我只是想对过去的一些人和事做一个客观的纪录，但看到一些尊者长辈的过去，内心终是有些难堪。 人在社会动荡的潮流中毕竟是渺小的，既可以碰得头破血流，也可以做些违心之事，甚至可以私欲膨胀，这取决于每个个体的品质和机遇。每一次运动，它的主旨是抽象的，如果具体到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其表现又是具体的，运动的走向和破坏程度，肯定与一个地方首脑的个人品质密不可分。如果地方首脑稍稍有些理性，怀揣一颗慈善之心，或者不算计个人私利，这个地方的社会秩序还可以相对保持理智。就怕有些大权在握的人，限于认知水平，或挟一己之私，或逢迎，或报复，并且还要假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恐怕与运动的本义背道而驰了，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文革十年的祸害，与这个时期的政治投机者、各色弄潮儿摆脱不了干系，这是人性的普遍弱点。 到了八十年代，县里给予王秋婷平反，恢复一切荣誉和待遇。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又回到村里，没有声张，只是到几家照顾过她们母女的人家拜访一下，说话间稍带问了几句当年揪斗她的几个红卫兵的近况，没作任何评说，对成兆杰更是只字未提。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五）郭念银 本家有位祖辈，名叫郭念银。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一直在村里上学，对他的记忆主要来自这个时期的所见所闻。 念银爷爷稍稍有些智障，小时候生病，还落下残疾，一条腿和一只手掌总蜷曲着伸不开，走路一瘸一颠的，拿东西也很吃力。对这样一个人，即便是郭氏家族里也没人能说得清他确切的年纪，我可以知道的，是他大约生于上世纪初。他从十几岁成为孤儿，就一个人生活。他无家无业，居无定所，在我能够见到他的那个阶段，他住在村中一座破院落的一间西屋里，这院落既无大门，也没院墙，但靠近村中一个十字路口和水井，是一个特别显眼和热闹的地方。 他是村里的五保户，生产队对他还算照顾。他每天的活儿，就是挑着两只大箩筐，从队里的打麦场，把牲畜饲料送到两百步开外的饲养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活儿不累，也很悠闲。队里没人管他，一切尽力而为，他的报酬看来也不是以工分计，口粮和油菜按中等劳力分配，不会让他挨饿。过去的体制，有一定的优越性，至少在我们这地方，对他这样的极弱者来说，还能算得上保护和尊重。 但村民们就不这样了，不论男女老少，总想着捉弄他。村里一些闲汉，趁他挑草经过时，不动声响地拽住他身后的箩筐，让他在原地转圈却迈不动步子；他着急地喊着什么，嘴里泛着白沫，只是换来大家更开心的快乐。我们晚上捉迷藏，玩腻了，就去拍他的窗户，摇撼他的门拴，气得他在屋里结结巴巴说不出话，由着我们在外面笑翻天。中午他刚做好饭，有的大人就撺掇小孩子从灶台下抓把灰扔进他锅里，急得他边喊边哭。因为他的“家”靠近水井，每天傍晚，村民们聚一块挑水、洗菜的时候，只要没有别的新闻，他就成了大家共同调侃和嘲弄的对象。每年秋后，队里会安排人帮他拆洗被子，有次放学经过那儿，一个长白内障的妇女，忽闪着她那双玻璃球一样的眼珠子，坏笑着让我们去找些蒺藜子来，好绵进去，她可不是开玩笑，会真那样干的。现在想想我们有多可恶！但大家都习惯这样对待他，在村里，除去本家的一些成年人，没有人哪怕对他有一点点尊重。 人天生拥有欺凌弱者的**，这样既可以开心，又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这样的行为假以开玩笑的名义，还能躲避良心、道义的谴责。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人性的可悲，在这一方面，我们甚至劣于动物。 念银爷爷毕竟是本家，郭姓的几户人家对他还算看护，他也明白这点，这是他唯一的精神依靠。他称呼我奶奶为“二嫂”，把我母亲唤作“侄媳妇”，有时也会帮着我家挑几担水，奶奶和母亲会让他捎着点菜或几个包子。我少时犯浑，有时跟着别人去捉弄念银爷爷，对门本家一位哥哥会训斥我，骂我不懂事。 他没有文化，品行还算端正，不偷不摸，从没听说干过什么坏事。他也没见过啥世面，我想象不到有什么缘由，会让他去外乡干过什么事，也从来没有听别人说起他在村子外面有过什么故事，他人生的全部阅历似乎仅仅局限在碑楼村方圆几里的范围内，几十年的时光就在这样单调的日子里一天天熬过来了。冬天的中午，有时他去村里文昌阁的大门前晒太阳，我注视过很多次，他成半天眯起眼、垂着头坐在那儿，偶尔会抬起头，用浑浊的目光看看面前的街景，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嘴里也不吐露一个字眼。他内心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呢？是否有苦悲或是茫然？ 在他生命后期，他的生活自理能力越来越差，农村大集体的体制已经打破，过去那种相对的优待也不复存在。村里又安排他住进一对孤寡老人的家里，让三个八九十岁的老人互相有个照应。一天夜里，他把煤油灯碰倒，洒了一身，又昏昏噩噩地划着火柴，结果引燃了自己身上的大火，就这样烧死了。当然，这个过程都是别人的推测。他死去后，终于摆脱了人世间穷困、羞辱、嘲弄的纠缠，只有这时候，他才和所有的人平等了。 自一九八二年我离家去外地上学，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他去世，我似乎再没见过他。念银爷爷这样卑微的人物，像一滴水、一粒尘埃、一棵小草，没有多长时间，会从这个世界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点痕迹都不会留下。但作为一个曾经有过的生命，他有权面对他身后的这个世界，或可被人忆起。 藉此文表达这样一种寄托。 二〇一二年三月一日 | 
雷达卡
发表于 2012-4-26 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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