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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政治开明,经济繁荣,不仅是唐王朝,也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史称“盛唐”,文学史上把唐朝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盛唐大致指公元八世纪上半叶,到安史之乱为止,时间最短,但诗歌成就最为辉煌,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等光照千秋的诗坛巨星都出现在盛唐时期。
把盛唐诗人按照作品风格分为两大派,即“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旗亭画壁”里提到的三位诗人高适、王昌龄、王之涣,都是边塞诗派的代表。
高适(700—765)是盛唐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与岑参合称“高岑派”。。
高适少孤贫,爱交游,渴望建功立业并坚定不移,曾经两次北上蓟门,亲历战争生活,第一次蓟门归来,高适写下了代表作品《燕歌行》,是唐代边塞诗的杰作。这首歌行体的古体诗较长,也很陌生,(几句话说不清楚,另行赏析吧。)我一边看一边纳闷,这篇《燕歌行》,我怎么没见过啊?呵呵。估计李老师讲到唐诗的时候,我谈恋爱去了。
他的诗不重文采,不饰雕琢,而豪迈悲壮,气度雄浑。
他的另一首代表作,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别董大》: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董大是唐代著名七弦琴师董庭兰,盛唐流行胡琴,少有人懂七弦琴,郁郁不得志,天宝六年(747),已经47岁,一事无成的高适在睢阳遇见了十几年前在长安相识的董庭兰,聚散匆匆,高适写了两首诗赠别,另一首说“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表示了自己贫困的境遇。
半生蹉跎的故友在穷困潦倒中相遇,分别之际,黄沙蔽日,大雪纷飞,北风呼啸,唯见高天断雁,结队南归,这般凄凉景象,往往生出“日暮天寒,游子何之”的伤怀,而旷世才人竟沦落到这个地步,胸中必然愤愤不平,但诗人反而以开朗的胸襟,豪迈的语调把临别赠言说得激昂慷慨,鼓舞人心。史家赞他“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以气质自高”,正因为诗人的这种“气骨”,这两句临别赠语,说得如此坚定不移又体贴入微,语言朴素,感情醇厚,正可为志士增色,更能让游子一洒胸中泪,再为你把泪擦干。
这份亲切质朴,这份豪迈洒脱,感动的何止是一个董庭兰?一千多年后的这个午夜,这两句话直冲进醉笑寂寞的胸膛,依然滚滚发烫。
唐代赠别诗篇很多,大部分是以伤感笔调表现依依惜别,徘徊流连的的情绪,感人至深,而另一部分赠别诗则慷慨激越,表现积极乐观、豁达豪迈的情绪。高适这首诗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几可与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媲美。
高适半生浪游,直到天宝八年(749)近五十岁才经举荐,且仅做个跟李商隐一样的县尉,三年后辞官,投奔仆射哥舒翰帐下做幕僚,,于安史之乱中,以军功官至节度使,封渤海县侯。——有唐一代,在一个比一个自负,动辄自比王侯的诗人里,高适是唯一做了高官且封侯者。
天宝3、4年间,高适认识了大诗人李白。两人相从赋诗,还同游汴州,甚至到了“醉眠秋共被,携手同日行”的程度,然而,安史之乱中,同为盛唐大诗人,两个人的不同表现和不同命运,反映出他们政治素质的天壤之别。
安史之乱”爆发时,高适随哥舒翰守潼关。潼关失守,高适立即奔赴正在向西行的玄宗,见了玄宗,高适先汇报潼关失守的原因:“哥舒翰久病在床,已经弱智了;监军带着将士泡妞,其他将官也非嫖即盗,而我多次与杨国忠据理力争,他不听我的,才有今天的失败。“。
接着又说:陛下您这次西行避险,就当是游幸,也不算什么丢人事。玄宗大喜,很快就封他做侍御史。
玄宗在平息安史之乱中,以诸王分镇,高适以内乱隐患,直言极谏。没有被采纳,肃宗继位,永王李璘起兵叛乱,肃宗问计于高适,对江淮局势了如指掌的高适,断言永王必败。肃宗任命高适为淮南节度使,全权指挥平定李璘的军事行动。
安史之乱爆发时,李白作为永王李璘的幕僚,没有去四川投奔玄宗,他以为:永王李璘也是国军啊,于是就留在永王李璘身边,不料,肃宗继位,永王李璘说肃宗篡位,起兵造反。李白稀里糊涂的成了叛军。不久永王兵败,李白入狱,在寻阳狱中曾写诗给高适,求高适相救。高适根本没予理睬。
高适封侯之后,还经常写诗,但水平大不如前。
这篇,我写了一夜,想得最多的是高适,李白的友谊,政治对人格的异化。大半时间在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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