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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战斗的青春第八节：苦难的战友 [复制链接]

瘦骨寒梅

主楼

发表于 2010-10-5 09:38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本帖最后由知音于 2010-10-5 10:04 编辑

第八节：苦难的战友，
                           战友
　　这是一个极其普通而又亲切的称呼。在我军旅生涯中，我有许多许多的战友，有的在战争中牺牲了，有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沉浮。在那众多的战友中，李正文同志算是我最难忘的一个。他没有什么丰功伟业，与我相处时间也不长，但他不幸的人生是与战争紧紧相连，是与当时历史条件和政策紧紧相依。今天追记，一是对他的哀思，二是希望读者对这些人有所理解和尊重，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1982年的夏天，连续多日的晴朗天气，使早晨的微风也失去了凉意。饭后单位派车送我去什邡县办点公务。很早很早就盼有机会去什邡县看望我那命运不济的战友，用车代他往乡下家里送点蜂窝煤。今天如愿以偿，心中感到一股甜甜的期盼与满足。夏季的天，好似娃娃的脸，说变就变，过了广汉，刚才的万里晴空，突然乌云滚滚、闪电雷鸣、狂风暴雨，公路旁边的树也拦腰刮断，似乎人生命运就是这样难以预测。
　　
   到了什邡处理完公务，急匆匆地奔向什邡县川剧团宿舍。一进那个老式庭院的门，就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高呼：“李正文！”“李正文，，，，，，”，但没有一丝回应。相反，这一呼叫迎来了许多惊愕的眼光，弄得我十分茫然。见我这个外地的来客，一位好心的老太婆悄声地告诉我：“李正文死了”。我真不相信这个事实，因为一年前我们还见过面，他的身体虽不是很好，但也不会死得这样快。“他死了？什么病死的？”我条件反射地追问了一句。“他自杀的，用铡猪草的铡刀抹喉自杀的”老太婆补充了一句后再没有多的话了。在那改革开放的初期，过去长期受极左思想的影响还很深，人们对这样死了的人，虽然在心里有深深的同情，但在表面上还得划清界线，不能有所议论。我的心凉了，呆呆地站在那里，站在那里。最后还是驾驶员叫我上车，才使我从凝固中苏醒过来。在返回的路上，我的思绪完全沉浸在悲痛的回忆中。那国字形而又清瘦的脸颊，那宽宽的肩膀而又瘦弱的身躯，昔日的往事总在眼前跳跃浮现。
　　
   我们相识的时间不长，然而却是在人生中最难忘、最珍贵的战争岁月。1950年的3月，刚刚解放的川西平原，基层政权尚未建立，土匪暴乱，时局相当混乱。我在父母的支持下，随剿匪的538团参军走了，被分配到团宣传队。宣传队共有20多人，除六、七个是从连队挑选的文娱骨干老兵外，其余都是本县刚参军的学生。我被分配到乐器组，恰好李正文也在这个组，这是我们认识的开始。从此我们便在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地铺上睡觉。他比我大两岁，新婚不久便同亲弟弟李正华一块参军了。他很少说话，但乐于助人，特别对我这个他心目中的小弟更加关怀。行军时分担点负重，演出前主动承担一切准备工作等等。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发动群众，清剿土匪，协同地方建立基层政权。因此随时深入到连队和乡下宣传演出。演出中屡屡遭到土匪的冷枪袭击。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上级给我们每人配备了一支手枪。我们虽然不太会用，但别在腰间还顶神气呢！起码可以壮壮胆，吓唬吓唬敌人嘛。7月的一天中午，李正文在擦拭手枪时不慎走火，一枪打在我的腿上。由于贯穿未伤筋骨，很快就痊愈了，我也没当一回事，但在他的心里，却埋藏着深深的歉意。从那时起，他更以一种赎罪的心态来关照我。年底剿匪任务结束，部队奉命出川到河北省泊头镇结集。

　　经过短暂的休整和换装（将各式各样的武器统一换成苏式装备）后，于1951年3月22日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的伟大战争。当时朝鲜战场的第四次战役刚刚结束，战线已推进至三八线附近。为了避免敌机的袭击，我们新入朝的第三兵团，经过半月的夜行军，到达前线结集地区。由于敌人占据着空中优势，我军的补给十分困难。出国时每人携带的粮食和炒面早已吃光，部队的供给一方面盼后勤供给，一方面在当地朝鲜群众中征借一点苞谷和小米，但数量甚微，往往吃了上顿没下顿。四月中旬五次战役打响，部队不得不以扫帚菜、灰灰菜等野菜充饥，敌机打死的战马更是不可多得的食品。五月中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开始，部队奉命由中线转移到东线，负责越过北汉江向敌纵深穿插，切断美、李军的联系。5月22日五次战役结束，部队又奉命孤军掩护全军伤员转移，在艰苦严峻情况下，部队浴血奋战数日，终因弹尽粮绝，被敌重重包围。我们宣传队的20多全同志除九名幸免外（包括调到军师的三个女同），李正文等10多位同志不幸被俘。虽然后来我们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取得了不少的胜利，但无法改变他们在敌人集中营里那种屈辱悲惨的命运。停战后他们被遣返回国。

　　事后我才知道，他们在集中营的斗争，不亚于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拼杀。为了祖国和我军的荣誉，为了争取回国的自由，不少战俘献出了生命。我师英语翻译、四川大学参军的学生林学甫同志，由于表达誓死回国的决心，被叛徒李大安当众挖心杀害。1954年初，李正文同志从遣返人员学习处给我来过一封信，简单地告诉一些学习情况和归国的激动心情。后来由于部队的转移和他们的复员再也没有联系了。直到1956年初，突然收到一封写着部队真实番号的信，看后才知道是李正文写的。他告诉我他复员回家后经过努力，终于考上了广汉师范学校，也就是说有了生活出路，新的生活开始了。当年六月我第一次休假探亲，离家六年多了，思绪比车轮还快，早已飞回到生我、养我、日思暮想的故乡。虽然返乡心切，但路经广汉时我还是下车专程去看望他。那时我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他是一个背着屈辱的穷学生，相见之下，大家的心情不免有一些酸楚。但他不断地表达对我的成就高兴和祝福，我知道他对我的祝福是真诚的，同时也为了冲淡彼此伤感的气氛。

　　我们同进了午餐，我叫了几个既普通而又上口的菜，但在他看来已是一顿丰盛而又奢侈的午宴。当我问到他的家庭时，他只说现在一人无牵无挂。离别时我再三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他迟疑了许久许久才说：“有没有多余的衣服给我一件”。我当即将随身携带的换洗衬衣给了他一件。他的个子比我大，穿在身上袖子就短了一节，显然很不合体，但他却连声地说：“很好，很好！”此时，我的眼眶湿润了，眼泪几乎流了出来。毕业后他分配到广汉县（现广汉市）中兴镇小学教书。困难时期，他给我来信说学校是个清水衙门，多日不沾油晕，只是每天六两米很难维持，川剧团借他去搞乐器伴奏，到那里随时可去各地演出，吃点招待，勉强渡过难关。后来我转业到温江地区机关工作，什邡县属温江地区管辖，因此去什邡的机会也就多了。但时隔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革命”高于一切，各地大揪牛鬼蛇神，什么特务、叛徒、走资派满天飞。我真为他被俘的经历而担心，专程去什邡看望他，他们川剧团早已停演闹“革命”，好在每月40多元的工资照发。

　　他住在一个老式庭院的偏房里，那是名富其实的斗室，长不过3米，宽不过2米，高高的瓦屋没有顶棚，更显得空荡荡的。一间小木床，用几根竹竿歪歪斜斜地支撑着一床蚊帐，白色的蚊帐早已变成灰色，床上铺着一张破旧的草席和旧被盖。靠门边的窗前摆着一张小条桌，桌面横七竖八地留下许多刀痕，显然那是小学生用过的旧课桌。桌上存放一些剩菜剩饭，上面盖上一张报纸以防蚊蝇抢食。门口有一个蜂窝煤炉子。看来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和生活了。我们相约到了一个小吃部，要了两份三合泥，他边吃边告诉我，他已在邻近的绵竹县农村安了家，离这儿有20多里，现在有了一个小男孩，了却了人生繁衍的大事。虽然现在闲得无聊，但不能乱走，只有星期六下午才可回去，有时还得从什邡县买点蜂窝煤拉回去，农村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热情相约我去他家作客，我欣然应允。在谈到当前形势时，他苦苦的一笑：“我这不光彩的历史，还不是人家随时想抓就抓的辫子，前不久也有一个和我一样在朝鲜被俘过的，拉上街挂上叛徒的牌子，游街示众。少惹点事情，看能不能躲过这一关，唉！听天由命吧！真的到了那一天，我算活到头了。”他那无可奈何痛苦的眼神，我真不知该怎样回答他，安慰他。我只好低下头默默无声地、机械地、无味地吃着三合泥。许久许久我不经意地问了他一句：“在集中营你是怎么渡过的”。也许这句话更刺痛了他的心，他避开我的眼光，两眼看着天花板：“穿的是犯人穿的红衣服、红裤子”，似乎在回答我，似乎又是对往事自言自语的回忆。我不敢也不忍心再问了，我怕触动他心灵的创伤。好不容易盼来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一切都逐渐变得美好起来。

　　我再去看他时，他的精神面貌好多了，他高兴地告诉我，现在除了排练演出外，晚上没事就掏上五分钱到那茶馆里去看看电视，当然那是没资格喝茶水的。后来听说，由于被俘那段历史，长期在他精神上的压抑，最后导致精神分裂，经医治有了好转，中央对他们这批人落实政策的文件下达后，县武装部通知他去一趟，意思是向他宣读文件，使他精神上得到解脱。但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精神上极度恐惧，精神病突发，大喊大叫以为有人来抓他，便挥刀自刎。他的死算不上什么，本来这世上对他就是可有可无。然而不知为什么，他的人生轨迹却在我心里永远也抹不掉。

编外五类分子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谁不知道这是最“可恶”的一个群体，也是被人看不起的最低层的人。也许现在年轻人还弄不清楚啥子叫“五类份子”呢？其实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历史的，现行的），坏分子、右派分子五种人的总称。认真说起来也确实有些意思，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消灭阶级，怎么反而越革命阶级越多了呢？到了文化大革命，又增加了叛徒、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大大小小加起来九种人，这些都是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先抛开文化大革命不说，因那个时期太不正常。就说五类分子吧！地主你几千年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如《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当然该整；富农呢？谁叫你要富，比别人过的好些；反动派的确也该整，谁叫你给国民党办差事？而且还杀死过江姐这些烈士；坏分子我想总是坏呀，整也活该；右派么？我就弄不清了，也许这些人说话唱歌声音不左。凡是入了册的五种人，那就要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不准乱说乱动。改造最有效的办法当然是劳动，所谓劳动改造世界嘛。因此凡有公差，如修路等义工，少不了这五种人打头阵。我想这些人入册事出有因，多多少少想不通也不敢去想，谁叫你过去享受过呢？我现在要讲的是更离奇的一个编外五类分子。
　　　　
   山西省临猗县薛家庄，有一个翻身农民姓薛无名，排行老三、大家就叫他薛三娃。观其名可想而知，一定是地地道道的放羊娃。不错，的确如此，1948年解放后，为了保卫翻身成果，戴红花，骑大马参了军。此人中等身材，一脸麻子，好在皮肤白净，麻脸还不太明显难看。入伍后补充到六十军一八零师五三八团当战士。祖祖辈辈靠与地主种地放羊过日子，现在而今当家作主人，你说能不高兴吗？除了睡着，整天高兴地笑呀唱呀！成了连队的文艺骨干，先后参加了运城、临汾、太原、西北、西南战役，立了功，入了党。1949年团里成立宣传队时，便调到队里当一名宣传员。战时带领民工担架队，平时抹个红鼻子扮个小丑，扭扭秧歌打打快板还挺能干。1951年入朝作战前提为付排级宣传干事。但好景不上，官瘾才尝到一点儿味道，5月26号负伤不幸当了俘虏。在敌人集中营表现也不错，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被遣返回国。被俘回国人员，无论你表现多好，反正一刀切：一律开除军籍党籍，营以上转业，连以下复员回家。当不当官对他来说也无所谓，因他参军就不是为了当官。开除党藉的确心痛，反正想，没党籍也照常革命，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也行。回到农村也行，反正自己从小劳动惯的不怕。谁知他料想不到的事来了，在一次火烈烈的劳动中，打赤膞时不慎暴露了在集中营时，被敌人强行刻在手臂上的反动口号。这下可说不清了，也未经过那级公安或司法机关审批，就不明不白地滚到了五类分子的行列了。
　　　　
   从此，每次治保主任向五类分子训话，他也乖乖地拿上一个小板凳去与他过去斗争过的地主婆坐到一块。那些五类分子也挺“欢迎”他，一个笑呵呵地用眼神说：“哈哈！你来了！”，开始他把头埋的低低的，差点钻到裤当里去了。时间一长也就无所谓了，真有点帐多不愁、虱多不痒。脸皮虽然长厚了，但心里呀血却在流呀！
　　　　
   伟大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专门对在朝鲜战争中被俘回国人员落实了政策，他呀比地主份子摘帽子还高兴。可是见人家一个个地宣布某某揭掉地主帽子，某某揭掉右派帽，却没人给自已摘“帽子”呢。跑到乡上一问，乡上也糊涂傻眼了，不知咋办。他该落实政策摘啥子帽子呢？不清楚就不敢乱来，万一摘错了又叫戴上去才不好办呢。只好来个一推二拖。我这个战友老兄呀也有办法。干脆来个装疯卖傻，每天拿上一付竹快板，抹上一个红鼻子，拴上一根红布腰带，到乡上去唱快板。他老兄记性真好，多少年前的什么“解放区的天”“嗨啦啦啦啦”“军歌”“志愿军战歌”等一点也不忘。他就这样天天敲起竹板唱呀唱呀。反正唱革命歌曲又不犯法。弄得呀乡上哭笑不得，求他说：“你不是地主富农叫我给你摘什么帽子呀！”，他也说：“每次五类分子开会都有我哦！你们咋忘了？”。
　　　　
   这事真的不好办，不解决吧？他天天到乡上唱，解决吧？又解决啥呢。右派摘帽属于错划，他又没有划地主、右派、反革命。最后反映到县上，市上（运城市），按他伤残等级，给他补发了残废证，当众宣布为复员军人，承认了过去处理对待他的错误，撤消圧在他头上的“编外五类分子”的无形帽子。
　　　　　
   1984年我到运城找到他，他带着儿子在城里摆个修自行车的地摊，以此维持生计。我请他吃饭时他给我讲：“有一次遇见一个老板，在饭店里要了可能一斤多饺子，才吃一点点儿就嫌不好吃，把钱付了走啦，我和老婆可拣了便宜，上去美美吃了一顿”。听的我心中真的不是滋味。年底他到了成都，我陪他转了我们过去一块战斗过的地方，也看了一些患难战友。走时给了他一些年货。又是多年不见了，他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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