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闲散之人 于 2011-10-9 08:47 编辑
“败”家讲堂
“遑论”鲁迅(17)
上文我说过,鲁迅和胞弟周作人反目成仇,以至于同住北京,却老死不相往来,这样亲兄弟能做出来的事情,听起来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绝交信”是周作人亲笔写的,也是亲自投递给鲁迅的,用词之决绝,语言之冰冷,寥寥数言,读后你会有一种彻骨的寒意。这样的事情如果是在两姓旁人身上很好理解,但是,一奶同胞,而且是一个有恩于自己的兄长,周作人此举显然是令人瞠目的。
以至于后来兄弟之间还有过大打出手,周作人拿起一座足有三四斤的家伙砸向胞兄,而鲁迅也不含糊,随手拿起一块瓷器“还以颜色”,到了这个境地,没有深仇大恨,或者是很深的“过节”,是很难服众的。
在上文之中,分析这件往事的时候,我给出了三种情况,而就我本人的感觉来说,我比较认同第二种,那就是导致兄弟之间撕破脸皮的,还是经济问题以及谗言+流言+风言。而能导致这一切发生的最直接的动因,显然是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在上文结束的时候,我用了“这个女人那,不寻啊常”这句戏文,那么我就顺着这个戏文说说羽太信子。
按照史料记载,羽太信子在日本的时候,曾经给鲁迅,周作人等中国留学生做过佣人,可以见的是,显然她的地位和出身不是属于很名贵的。而正是在和中国留学生的交往之中,她最终和周作人走到了一起,而她的妹妹则选择了周家老三周建人。
随着夫君一起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而且在周家昔日的大家庭里,掌管着财政大权,负责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应当说,羽太信子算是一个强势的女人,更强势的当然是她对夫君周作人的掌控,据说周作人对她几乎言听计从,俯耳听命。遇到了一个耳根子软的老公,是一个女人不知道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可以对周作人呼来唤去,可以想象的出,羽太信子在八道湾十一号,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利。
而这种权利最直接的表现方式就是“物化”,她完全按照日本的风俗习惯来料理一家人的生活起居,无论是在饮食还是在穿衣戴帽,甚至是出行就医等等。这种“物化”的表现方式的最直接效应是,让这个家里扛大梁的男人们,负责赚钱养家的男人们,感觉到无限的压力和无奈。
当时鲁迅和胞弟周作人的实际收入据说是每个月兄弟二人加起来有六百大洋之多。按照现在的币值据说可以相当于六万人民币,(怎么换算来的不知道,只是看资料上这么说)六万块的收入,就算放在当下也是两个字:可观。应当说,用来养或一个十几口子的人家,绰绰有余。
但是羽太信子却是一个能把家持得:罗锅子上山—前(钱)紧的“狠”角色。最“物化”的表现就是她花钱大手大脚,经常是做了一桌子饭菜感觉不合口味,倒掉重做,被子等物品,用了一次就送了佣人。而生了病,一定要坐着小汽车去看日本医生的。这个“败家”的日本娘们,用她特有的持家方式,让鲁迅兄弟也肯定有过苦不堪言的日子。
鲁迅是一个有烟瘾的人,尤其是在寓所写作的时候,经常离不开的就是烟。然而,每个月的收入都如数上缴,困顿的时候身上甚至连买盒“哈德门”的铜板都没有,更不用说袁大头了。作为家里赚钱的主要骨干,困顿而尴尬的而鲁迅,此刻和他笔下那个数着茴香豆讪讪打趣孩童的孔乙己的困顿实际上并无区别,这时候鲁迅会没有抱怨吗?当然有,所以,鲁迅大概是在家里的饭桌上,或者是别的什么场合,提醒过羽太信子日子要节俭,不要大手大脚。这话羽太信子听了能痛快吗?
鲁迅的抱怨文字上也有记载,鲁迅曾经说,我家里的银子是黄包车拉进来,用汽车拉出去。简言之就是:赚的没有花的多,赚钱的速度赶不上花钱的速度。所以,日子久了,鲁迅的抱怨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羽太信子最令人惊讶的一面是,她并不像大多数日本女性夫权思想很重,她很强势,自然也就听不进去鲁迅的话,想一想也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当大伯哥伸着手和弟媳要点烟钱的时候,那场面真是一言难尽啊。
但是,疖子总有一天要破头,矛盾迟早会爆发。小磕小拌的日子,总有一个会让当事的双方感到烦透了,必须挑破明说的日子。所以,周家熙攘的八道湾十一号的好日子也就到了分崩离析的时刻。
真相到底是什么?
或许哪一种可能都存在,最不能忽略的就是,羽太信子的“枕边风”,吹昏了周作人。当然这“枕边风”一定要有份量,要有让周作人拍案而起,修书绝交的缘由。那么坊间流传的什么有关鲁迅和羽太信子之间的“绯闻”,极有可能成为最直接的导火索。因为按照事件的常态分析,只有这种东西才会成为一种彻底引爆这对兄弟之间情感的“高爆雷管”。
没有人听过床,一切都是推测,毫无疑问的是羽太信子的“枕边风”,彻底的激怒了周作人。
有人此刻也许会问:鲁迅为什么不出来解释呢?
鲁迅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聪明的文化人,他太黯熟我们的国情了,这种东西你可以保持沉默,你要是出来“撇清”,谁信啊?你信吗?所以,沉默,唯有沉默才是最好的回应。当然,看了兄弟的那封“绝交信”后,其实鲁迅是很想和胞弟面对面说清楚的,但是被暴怒的弟弟周作人冷酷的拒绝了。其实,就算要“说清楚”,估计也是“说不清楚”。我们有一句很形象的成语叫做:越描越黑,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不描随它去。”
于是鲁迅携妻朱安,这个可怜而不幸的女人,搬离了八道湾十一号。我在想,其实鲁迅在搬离八道湾十一号寓所的时候,一定是百感交集的复杂心情。这座寓所,是他打拼出来的,是他熬夜写稿子爬格子爬出来的,客观地说,为了周氏这个家族的兴旺,他做长兄的,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我无法想先这样一幕场景,当大半年后,鲁迅再次踏上这座“故居”想取回一些搬家时未来得及带走的东西的时候,遭到了胞弟以及弟媳羽太信子粗暴的对待。先是周作人全然不顾文化人的斯文,举起三四斤的东西砸向鲁迅,伴着的是弟媳羽太信子低俗不堪入耳的日语的骂人话,愤怒之中,鲁迅也顺手拿起了一件瓷器掷向胞弟,这场面何等混乱,何等市井,何等令人瞠目?!
我不想去根据一些所谓的“历史资料”,完成什么“揭秘”,这根本就不是我写这个系列的初衷和本意。既然“兄弟反目”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那我只有直面这个话题,用我自己的目光来解读这段可能永远也说不清楚的“公案”。
在后来的几十年的时间里,所有的当事人对此事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老死不相往来”,即便是后来周作人的一些文字,对这段事情也是讳如莫深,是不愿提起,还是不想提起呢?鲁迅后来的夫人许广平女士,对这段往事,曾经有一句愤愤不平的话,是针对羽太信子说的:“奴隶坐稳了奴隶主”。这话可谓意味深长啊。
真相是什么,没有人会知道。我们所能知道的是,历史淹没了很多“真相”,而去追寻一些所谓的“真相”也是一件很乏味的事情,所以,用时尚的流行语总结这件事,只有这样几个字: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你也没法不让它过去。
人生就是这样,历史亦是如此。
2011年10月9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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