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的附逆妓婊张爱玲【注：可以展开讨论的好帖】 [复制链接]

唐朝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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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明光/2010-2-07

原籍河北丰润，1920年9月出生于上海的附逆妓人张爱玲，笔名梁京，祖父为张佩伦，祖母李菊耦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张氏很小就表现出能编故事的才能，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统治时的上海，张爱玲确实是生活在“天空任鸟飞，深海凭鱼游”的天堂环境里，那个如日中天的张氏真是才思敏捷，神笔信手拈来，出口便能成章，作品一动笔就一箩筐一箩筐地迅速倾泻出来，并且都是当时响当当的抢手货，并以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响噪于附逆妓坛。1943年**正茂的张爱玲，与汪精卫伪政府汉奸文人并已婚的胡兰成相恋并于1944年结婚，后却因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并导致胡兰成的隐姓出走，加之胡享有才高貌帅且风流的本钱又与别人成婚，张氏1947年不得不悲伤地离开目心中唯一致死不忘的“白马王子”。同名小说经李安改编后拍摄的电影《色戒》，反映的就是其与胡兰成经历的那段回光返照的特色恋情。张氏在新中国建立不久后因适应不了新社会环境，不久离开大陆先到香港后去美国也曾去过台湾，再次通过创造心灵之**，抒发和书写辉煌附逆妓人之人生情节。终其一生通过文学映照自己妓人风流的张氏，并没有获得和享受到多少妓人的真实快感与快乐，而只能是仰望星空地把附逆的妓人理念，化作一篇篇的“小说”而公之于世。梦想一生风流快活终极，盼望娱乐性死的张氏，却于75岁时孤独地不知为何，身边竟无一人孤独地在1995年的美国，变成孤魂野鬼悄然地死去。有人曾对张氏作出这样的评价——无病呻吟的杰出代表与典型的婊子类先锋作家，这大抵是中肯和入木三分的正确判决。张爱玲因其有着封建高官加卖国高级才能李鸿章和张佩伦的高贵复合血统，加之生活并成长于历史变动和变革的年代，身处的是独特的地缘环境jqk上海—香港一美国]，在汉奸当道并兴旺发达的环境里，张氏由此演化成了其特有附逆婊子情节，铸就了固有的汉奸世界观和方法论，更转化成了典型的中国文化史上倡导“皇道文学”式的妓技人物。张爱玲所张扬的附逆妓人精神，主要通过其典型作品的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长篇小说《倾城之恋》、《半生缘》、《赤地之恋》等彰显出来，说其属于文化垃圾可能言语有些过重，说其为优秀作品却终归只能归于民族败类的海市蜃楼。

20世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突然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张爱玲热”，其历史性“热”的成因是值得考究的，其“热”表面现象所隐藏的政治内涵很值得深思。说白一点那是一种有着特定社会诱导精神，彰显着特殊诱惑价值的文化现象。张氏作品精神中的怡然自得“俗”引导的正是一种疯狂的“个人主义”，其催生的正是不需要什么是非曲直的时髦的兽性化人性欣喜。张爱玲作品的文本话语样式，以华丽铺张的兽欲散发着的故事性，虽然填补了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妓人普遍性缺席的局面，以极端的个人欲求文化符号和姿态，打造和催生了当下权贵们最大程度与**相契合的生活方式，以华丽苍凉的文本和诡谲、灵异而优雅的文字，满足了当下某类人在紧张、焦躁、黯淡精神生活极度空虚的乌托向往，展示的是对海市蜃楼式的“美丽情感”咀嚼和天边彩虹式的憧憬。张爱玲的故事情节天生地是腾飞着的急求配偶的妓艺蝴蝶，但表面上看与“主义”好像不沾边，但实质上却与诸多的“主义”紧密挂钩，尤其是个人主义和及时行乐的思想，附逆主义和妓艺思维始终占居着绝对的上风。张爱玲的思想和作品能够在中国大陆重新走红吃香，完全是根源于妓艺主义思潮，重新变成了时下精英社会的主导，这种人为制造的社会发展前景状态的立场，最常见的就是把“个人主义”转化作别无他途“自私普世”的代名词，再经过加工装饰和“衍生变形”，促成内涵庸俗的及时行乐的生存价值哲学，再经过精心推演为社会精英们强行私有化强抢的狂潮，来实现其故有的娱乐致死的理想。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精英们所强行推导的个人主义，以及与之配套的理想虚无、物质主义、享乐主义、金钱至上主义和附逆艺妓主义等等，能够在“社会主义”当代中的普及乃至泛滥，这不仅与文化和文学等文坛中甚嚣尘上的艺妓提倡，张扬附逆有功有着特殊的正相关关系；更与权贵们在社会中强抢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己有化的推行，快速簇拥出统治社会的封资修的产生直接性的链接。在张爱玲思想、精神和理念的再度热销，其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泛滥成灾的后面，正是权贵们打造强抢暴富市场潮流的今朝有酒今朝醉，以及掳掠暴富后性乐致死化的具体诉求，这些鸳鸯蝴蝶风格和附逆艺妓性的特定倾向，恰恰是资产阶级化和准资产阶级化人物们，所推崇和所欲求的终极消费产品。

（一）汉奸辉煌时代背景拥造了张氏的昙花一现

张爱玲通过行为模式及其心声打造出来的一幕幕人生喜剧，通过“自我发展”的文学形式轨迹来彰显和印证的，使自己抒发成了特定朝代并得到充分大写式的历史人物。张氏在解放前日寇占领上海时，由于与傍上了著名汉奸的大款，不仅自身价格格外走俏起来，而且更打造出和完成了出名的不朽之作，更由此一度地噪红成了十分著名的大文人。当抗战胜利后汉奸走向衰落后，张氏的名声也随之变微，特别是中国大陆解放以后汉奸变成了“地下工作者”，张氏在大陆的名声更是几乎达到销声匿迹。但随着“改开搞”的兴起，各种形式的汉奸又扶摇直上地窜红并成为了走俏的飞黄腾达品，这个被埋没了60余年的挥发汉奸情节和张扬汉奸光辉形象的代表人物，也随着形势的需要汹涌地喷薄而出，重新变成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颗耀眼的明星，并以当代汉奸的辉煌映照着“文学史”的被重写。纵观张爱玲及其作品的兴衰存亡，与各式汉奸在中国高层是否当道和能否走红结下了不解之缘。张爱玲的作品和其所代表的人物形象，能否登上历史舞台并吃香喝辣，始终与汉奸是否当道、能否窜红分不开，这既是张氏在中国大陆形成大起大落的历史背景，同时也构建起了汉奸荣张氏兴，汉奸落张氏衰的历史大格局，——汉奸的兴旺发达的关键时期，也就是张氏形象及其作品辉煌的历史真实时代。

1.日伪天下催生张氏附逆文学的出名获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先后侵占了中国的许多地区，此时的大上海自然也在此列。日军和用日元扶持出来的汪伪政权，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控制和影响民众，积极主张并试图通过文学来征服，或者说是培植汉奸式的文化内容来训化出更多的顺民。由此出现了由时下的统治者日本人一手出面策划的，一些附逆作家更依仗敌伪政权做后台，筹办出了一批所谓的文艺刊物，或在报纸上开辟副刊专门登载附逆式文化的内容和作品。在日本人统治的特殊大历史背景下，敌伪政权截断了中国正常文学生产的渠道，绝大多数有正义感的优秀作家或到到解放区，或到大后方继续从事文学和文化工作，或被迫留在沦陷区的也忙于做地下工作，更多的是选择了隐居不公开发表什么言论以示抗议。此时的大上海造就了难于产生中国文化和文学环境的“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状况，——中国文化、文学生存真空和发展荒漠的背景下，却历史吊诡地成就了张爱玲之流才华的发挥。在日本人统治下的社会环境里，确实有极少数民族败类认为上海将会永久地归属于日本天皇了，于是或直接投降日本转换成“皇族”，或依附敌伪政权为虎作胀，演义出了一幕幕背叛中华民族、毁损抗日的历史性闹剧。对这类人直接投奔或间接投靠外国侵略势力的走狗，人们一般地就称之为中华民族之中的“汉奸”。在这些甚嚣尘上的附逆作家中，各人都扮演着各自特定角色，使尽各人的浑身解数大肆进行表演，有的是任职于日寇政权部门充当帮凶，有的是充任汪伪政权重要的职务，有的是在敌伪政权下担任效劳报章、杂志的编辑，有的是在敌伪的报章和杂志上大量发表附逆文章，有的是在敌伪掌控书局任经理等职务，有的是在敌伪书局出版符合主子的赞美书籍，有的是运用小说积极进行打造服务于敌伪消解人民斗志的文化传销活动。日本人在1943至1945年对上海的统治，这既是张爱玲之流罂粟花能够迅速地绽放的肥沃土壤，也是腐朽文化和附逆文人能够才华尽显并实现红极一时的适宜气候。

张爱玲在文坛上能够勇敢地“出名”，并且把多数作品不知羞耻地发表在敌伪的报刊上，据说其“最初的小说大多发迹在汉奸的‘兴亚建国系’报刊上，并为他们所捧红”而张氏的作品却在一片肃杀中异军突起地“一枝独秀”，如果是正派作家会这样做献媚日伪的事，正派作品“天皇和地皇”能够让你发表出来吗？当然日伪也需要装点“文坛繁荣昌盛”的门面，再者也要让当时那些还有条件醉生梦死，或正准备浑浑噩噩地为金钱奋斗到底，或为**无法释放的读者“享受”一下空虚的精神生活。当时张氏发表小说的黄金时间也就是短短的两年，其数量大体也就是寥寥几十个短篇，其影响和作用决不像“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后来“张迷”们说的那样“有能耐”。当然，张爱玲绝非是一般的等闲之辈，其能够在当时日本人统治的大上海，经过胡兰成的“一炮”窜红起来，应该说是具有着特殊的社会人文环境和张氏特殊的个体能耐分不开。说张氏特殊的个人能耐，就是张爱玲本人恰到好处地适应并利用了当时有利的时势，使自身固有的所谓文学才华才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其时的社会人文环境，就是由日寇统治而创造的由汪伪汉奸当道的附逆背景，也正是特殊的上海附逆氛围时势的造就了张氏这类顺势卖乖的“英雄”。在日寇统治下的张爱铃所制造出来的作品，主要的是表现今朝有酒储醉、时下有情就尽性乐的主流，但也不乏公开地歌颂日本的言论，诸如在其《双声》一文中就说：“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而夸赞“日本的文明”这话的当时，正是日军天天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辉煌时期。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夜的1944年，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遭到惨败且一溃千里，张爱铃当然要在日寇在占领区加紧搜刮“战略物资”时正义性，更要探究心思地在劳动大众连吃一口米饭都将可能被当作“经济犯”处决的现实中倾泄一通盛世情感，而一心一意注重的无非是在小说集《传奇》再版序言中倾诉的：“呵，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张氏除了热望的出名和急切的享受快乐之外，更关心的是还有与政治文化汉奸胡兰成以及护士小周的三角情斗。其间恰如生活在天堂里的张爱玲，吃饭喝足之后无所事事，俨然表现出的是恰如一头发情高涨期急寻交配妙龄母猪的疯狂，当发现了官大才横貌佳的胡兰成这头伟岸公猪时，那已经流淌着几尺长的浓涎化为了忘我的冲动，时时盼望着与之交配成功而实现永久性的**。而这个在张氏心中十分地伟岸和完美的“配兽”，恰恰就是汪精卫汉奸集团开始组阁时的“十一人”之一，在南京汪伪政权中作为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胡兰成，汪氏在《中华日报》上创作并发表的许多卖国社论，多出自胡氏的亲笔或作操刀之手，诸如什么卖国的“三演讲”，以及后来几次对日的重要献媚宣言，都离不开胡氏的重要参与及鼎力助产。就是这么个在日本投降时，还向日本政府出计——不投降，打下去；献策要日本将搜刮的金银秘密保存，以谋东山再起的胡兰成，张爱玲的夜夜春情却专门为胡氏所发，其兽欲也是专门为胡而准备的，张氏在赠给胡的照片背面写上的内容，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由此可以看出，胡兰成在其心目中是多么地伟大，多么地值得倾心爱恋！

在日冠实施统治下只有当汉奸才能十分吃香的上海滩，张氏倾心并钟爱于胡兰成，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而恰恰是一件顺理成章之能事，其深层说明的也恰恰是其特有的精神品质和人格诉求，获得的是展示自身兽欲的园地和真正表演的舞台。在熟谙如何向上爬高贵血统中摸爬出来的张爱玲，理所当然地知道要实现并永远维持高高在上的境地上，那就是横下心来走捷径依附胡兰成这个已经成功的大腕，就可以立马把自己的个体生活幸福地提升上好几个层阶。张氏心里当然十分地清楚，只要自己有福可享有利可图，什么人间正义，什么国家的命运，什么民族前途，统统都不过是自己通向获得利益和名誉道上的铺路石。但采用何种方法和采取什么手段来达到自己目的呢？那是自己的个人私事别人管不着，也无权来过问，自己想做就是应该的，也是自然的和合情、合理、合法的，更是“顺应天理和人性”的事情。娴熟机遇到来就要向上爬此道的张爱玲，当然知道傍上超级胡氏这头种兽的后果可怕，靠卖国贼可能带来的悲哀，当汉奸走狗在社会上的可耻，但只要对自己出利、出名、出地位并能过上人上人生活，有什么路不可以走，有什么机遇不可以利用呢？加之自己的父辈、祖辈不就是轻车熟路地成功走过来并当上了顶级大官吗，自己再走走又有何不可呢？再则，通过自己的奋斗既可以迅速地飞黄腾达并实现光辉的梦想，而且还可以尽情地创新风流方式再通过自己文学的笔述录出来，既可以卖大价钱又可以出大名出高贵社会地位的大效益。众多的人说要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承担什么义务，那是讲的人自己的事与我张氏无关，我只对我自己的快乐、出名和能否实现**负责。虽然张爱玲没有公开出任什么具体汉奸职务，也没有获得“大日本帝国天皇”封给的什么具体称号，但却能在特殊的环境里走出来的特殊出名、出利、出**的成功道路，靠经常出入于汪伪政权三号汉奸周佛海的公馆，靠经过傍大款取到的能在上海汉奸小报上发表喁喁情话权利，靠在社会上极力地鼓噪“顺民文学”和“皇民文学”的能耐，确实打造出了一道又一道汉奸文化的亮丽风景线，不断地为日寇暴虐统治装点门面和粉饰太平而摇旗呐喊，为汉奸当道走红和正当性而鸣锣开道。张氏和胡氏在上海“比翼双飞”的结合和走红，的确为“天皇”树立起了当汉奸和搞附逆文化可值得效法的辉煌榜样。

在文化领域内附敌附伪的文人形形色色，这些人最大的中国特色就是通过舞文弄墨充当日寇侵华的急先锋，有的在敌伪的报刊上十分活跃地大量发表日寇入侵带来的太平和盛世类的文章，有的通过不同的渠道采取办报纸、出杂志、开书局的方式，有的全盘服从并服务于鼓吹日本统治是开创“皇道乐土”，有的为敌伪政权和政治统治合法化提供专门的特色服务，此类代表的作家北方有周作人南方有陈彬和及胡兰成，这类人是把日本的天皇为自己的当今皇上，其所作所为和反应的都是“奉天皇之命”的“遵命文化”。另一类是以张爱玲和苏青为代表的附逆文人也不甘寂寞，口口声声宣称不谈政治只谈风月，或通过专写男女情爱、家长里短的所谓日常生活，或通过论述所谓人性之善恶和标榜所谓的人性，或抒发无病呻吟的情感甚至推销色情文学，或大谈风花雪月中的轶事秘闻或说茶经花道、谈狐鬼神仙，这类人表面上看好像都是所谓生活中的性情之人，而实质上却是为麻痹中国人的抗日斗志而不懈地努力着和奋斗着，骨子里充满的正是侵略者所需求的“皇民文学”。形形色色的附敌文化和附逆文化，其真正推销并要求每个中国人接受的理念及精神是：无论是外国的那一个国家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只要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舒适与前途发达的需要，一切附逆和送爽的言语行为浩劫，都是合理的、合法的、必要的、必须的，而且只要可能既可以在沦陷区报刊上发表新主子急需的作品而达到出名获利，根本就没有必要去问政治只需写主子需要的日常生活与男欢女爱，抒发感情中一定要注明是因为有了外族的善举才使自己过上了美好日子，再则如果主子有条件来编什么文化和文学大系时候，说不定还会收到自己变成著名作家的效果，入选的作品很可能会在社会上流芳百世呢！

在小日本统治下的大上海的三年中，既可以说是张爱玲一生中生活得最得意、产生情调最美妙的年代，也可以说是一生中春情产生最充足、文学激情最能迸发的时期，更可以说是一生中笑声最烂漫、获得情感最满足的时代。那张爱玲在这个美妙的时期，具体做了些什么又写了些什么东西，表现了些什么样的人格魅力，张扬了些什么社会人文精神呢？中国人评论特定历史的文化现象，历来都有着一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既谈文又论人，既谈史又论道，既讲历史背景更注重时代精神，从而把“人”、“文”、“道”、“神”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全面的人文评判。对于在20世纪40年代的张氏与胡氏的上海社交，再次轮回地上演了中国遇到强大外族侵略时汉奸必然当道的历史，这种在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时，一部分人总要展示一下资敌的能力，显示一下助奸**显名的水平，显露一下借道外敌迅速暴富的能耐，而且是只要对自己有一点利可图，就决不含糊、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地，干起了助敌附逆的罪恶勾当。深入分析和评判张爱玲在日本统治下的上海时期，与胡氏并驾齐驱地窜红的缘由，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日本人及其汉奸的统治，为张氏展示附逆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为张氏贩卖附逆文化精神打造出了深厚的人文环境；而张氏和胡氏在上海特殊的环境氛围中的窜红和吃香，并且还有机地结合媾和成一个整体，过上两相宜、两**的生活，为张氏的文学激发提供了动力和可写的真实素材；而张氏的出名与作品的大量涌现，这只不过是附逆文痞们狼狈为奸相拥、相勾结，顺水推舟地将自己的生活和情感真实，信手地拈就成文学的真实的转化成了丰硕成果，反映出来的恰恰是汉奸的辉煌历史。

在日寇和汉奸统治下的三年上海，时尚著名的张爱玲确实是天天快乐得飘飘欲仙，才华横溢得多么地精神抖擞能产和善产。其一方面是张爱玲在这三年中，尽情地享受着日本皇军的保护和簇拥下带来的精神畅快，不仅通过自己高超的附逆水平获得了展示自己文学才华的阵地，同时也获得了广交同类“朋友”的广泛天地；不仅充分地获得了充分展示自己享乐主义的优厚条件，更获得了能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小市民的社会资本；不仅获得了自己在作品和文章里人情练达地同“读者”拉家常的前提条件，更获得了能故弄虚弦地隐藏自己的真面目与别人保持着神秘距离的环境。另一方面是张氏在黄金的三年中，作品是爆炸性腾空而出，1943年的张氏不仅在“紫罗兰”杂志连载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在“杂志”月刊刊载《茉莉香片》、《到底是上海人》、《倾城之恋》、《金锁记》，在“万象”月刊上刊载《心经》、《琉璃瓦》，而且还在“天地”月刊上刊载《散戏》、《封锁》、《公寓生活记趣》，在“古今”月刊上刊载《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1944年的张爱玲在“万象”月刊上连载长篇小说《连环套》，在“杂志”月刊上刊载《红玫瑰与白玫瑰》、《殷宝滟送花楼会》、《论写作》、《有女同车》、《走!走到楼上去!》、《说胡萝卜》、《诗与胡说》、《写什么》、《忘不了的画》、《等》、《年轻的时候》、《花凋》、《爱》等等，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传奇》也由杂志月刊社出版，在“天地”杂志上刊载了《童言无忌》、《造人》、《打人》、《私语》、《中国人的宗教》、《谈跳舞》、《道路以目》、《烬馀录》、《谈女人》，在“小天地”杂志刊载《散戏》、《炎樱语录》、在“苦竹”月刊上刊载《谈音乐》、《自己的文章》、《桂花蒸阿小悲秋》等等。就是到了进入黄金时代尾声的1945年，张氏也同样还有着在“杂志”月刊上连载《创世纪》、《姑姑语录》、《留情》、《苏青张爱玲对谈记》、《吉利》、《浪子与善女人》，在译作“小天地”月刊上刊载《气短情长及其他》、“天地”月刊上刊载《卷首玉照及其他》、《双声》、《我看苏青》，话剧《倾城之恋》在上海公演等等的记录，但美好光景却变成了黄昏中的昨日黄花。再一方面是张爱玲在这耀眼三年的生活中过得多么地滋润腾达，所处的社会地位也是如日中天，不仅自己穿的衣服要全由自己亲手设计，且这些服装在当时无论是样式还是颜色都显得十分地特别；不仅所作所为成了当时上海报纸和圈内党友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还成为了“丛林法则”中光彩夺目的文化明星；不仅结识并加深了与周瘦鹃、柯灵、苏青、胡兰成等人的交往，而且获得了与已经二婚过的大官人兼文豪胡兰成的社交，最终还优胜劣汰地夺取了身心并变成了比翼齐飞的夫妇。

2.张爱玲所张扬的正是汉奸精神和附逆底蕴。

历史地研究一个社会生活中的现实人物，不得不探讨其为人处世所坚持的哲学理念，也要分析其所处自己时代的背景，更要看其在特定的背景下特殊的所作所为。而张爱玲所创造的历史性腾达，与其日伪政要胡兰成在上海推行“皇道乐土”，并同汉奸恋爱结婚结成了江河同流类的关系。文学的价值取向总是关乎着民族与民生，关乎着国家的命运与大的善恶是非，而张氏以高超的麻痹亡国奴之心态，而诱使中国人忘记伤痛做个“黄道乐土”中的大大顺民，从而靠顺利地登上了做上等人过上等生活的成功之路，当然不会得到有正义感的支持。傅雷当年就对张爱玲的创作有过中肯的批评，郑振铎也曾托柯灵劝她“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酬，等河海晏清再印行”，这些要阻断张氏重新迅速回到上等人地位和享受上等生活的说法，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断然拒绝。张氏最好的回答就是“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这正是张氏能够在当今中上流再度辉煌，并成为暴富人群流行的人生经典名言。作为另辟溪径走出功成名就道路的张爱玲，又是如何过五关斩六将的呢？其答案还是成就过张爱玲的柯灵说得好：“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腾达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jqk1943—1944年]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张氏这个清朝善爬并获得高官的重外孙女，凭借着流有李鸿章祖父顺杆的高贵血脉，融合着张佩伦“聪明智慧”与欧式化母亲的底蕴，溶铸成了张氏这个天生要做人上人的特殊结晶产物。作为生长在中国社会高端家庭的后代，又受着异质文化武装的‘混血儿’张爱玲，虽然“生不逢时”却“长在盛时”，天然就处在挑战和机遇多端的时代，那种天生的与封建贵族“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维情结，在政界汉奸当道而张氏文人得道的环境里，发挥了其天才型借助恶男怨女缠绵悱恻、悲欢离合的婚恋纠葛的情感抒展，倾泻出无限幽怨留恋交织成的复杂的情愫，融汇成了一部部日本统治下就是好的“心得体会”和风流韵史。张氏在“皇军”天下的国度里，为了配合日本人推行稳定中国人心的目标，采取靡靡的“浅唱低吟”手法，把沦陷区的文学顺水推舟地训化成清一色的顺民文学和文化，把上海演化成了一个可以任人纵情的大酒吧，以便更好地实现如胡适之所说的配合刺刀“征服中国人的心”。且张氏这样做，既可以充分地放纵自己**并尽情享受**的风流，又可以发挥自己的天然才华和抒展自身的精神，把所作所为的韵事变成风流**情节变成技能教给别人，这既能让自己的生活大大的丰富和快活起来，而且又能让自己快快的在上海滩上出人头地变成名流，更能得到“天皇”大笔的经济资助作为犒劳赏金，从而稳固甚至是永远地过着高贵的花天酒地的人上人生活。

就当时日本人统治的上海环境来说，日本人所需要的价值那就是不宣传抗日、不提倡反日，如果能够帮一下忙或帮一淌闲那就更好。而就一个正直的中国人来说，特别在全民抗战的形势下，众多的人抛妻别子投身抗日，众多的作家或投笔从戎或刷标语写快板鼓舞士气，众多的青衣花旦蓄了胡须不为日本人载歌载舞，而张爱玲却抓住了这个天赐的良机，只争朝夕乘势向附逆文坛急速窜红。张爱玲并非如众张迷所愿，眼里不见家国，心中唯有艺术，而是权衡了利弊得失，打定了“出名要早”的主意，自己先登上人上人的宝座是明智，至于国家或大家的利益，先一边歇着去吧。她有句话说得极为凶险：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毁灭了，成就了一段恋情。这种极端个人利益至上，没有哪个月白风清的社会可以容忍，更别说一个月黑风高，就算齐心协力、同舟共济都未必能抵达彼岸的苦难民族了。如果日本人最终赢了，那张爱玲与胡兰成就可以是“先知先觉先行者”，更有理由笑傲抗战者们的迂腐甚至愚蠢。可惜日本人最终还是“无条件”地输了，汉奸和婊妓们既做不成“三先”的代表，也只好地地道道地变成了丧家犬和落水狗。不过就在“女汉奸”、“女意奸”髡首裸奔于街头巷尾的时候，中国内战又起，国民党统治区放松了对卖国获荣分子的法律追剿，使其中不少人又摇身成为时代的红人。虽然各式汉奸和婊妓们没有进入法网，但在正义的道德上和社会的地位上，依然是过街老鼠并苦捱过着昼伏夜出的黑暗日子。胡兰成在台湾被揭露而再窜日本，成为了茫茫逃命的丧家犬鼠；张爱玲在大陆也极不光彩，既没有什么大作能再问世，也没有什么精神产品在市场上能够获得营销。张氏与胡氏之流用全部身心投入到“日本天皇”打造的竞争丛林中，尽力地拼搏和争夺自己效忠天皇的妓技领地，孰料人类历史诡也，如日中天的大日本转眼突然地无条件投降，致使张胡二人这些展示妓技“豪杰”和附逆威风，乃至发展的前途荡然无存，丧失了赌徒皈依天皇脚下的昔日风彩，只能在躲在狗窝和鼠洞里苟活而已。但张爱玲不愧是在大福大贵家庭中生活锻炼过的上海能人，经过一声长叹的时间龟缩性调整，悟出了总有一天会展现轮回性翻盘性的机遇。张爱玲总归是有张爱玲的眼光，历史的重大变迁和轮回，确实是重新给其提供大展附逆才华的天机，此后的年代里张氏拿出上海滩的商业市场的精神以及五马换六牛的交易手法，先将汉奸包装成仁人壮士，再将具有革命精神的战斗志士妖化成二百五；把真正的二百五神化成爱国斗士，两把爱国主义倒腾成极端狭隘民族主义；先把极端个人主义美化成理想的艺术形象，再把私欲理念倒腾成人性；先把人性置换成女性，再把女性阴道转换成神道；先把阴道倒成玄之又玄的非常之道，再把非常之道训化成人生的普世之道。经过张氏这样的七倒八腾，她终于把自己本来的无良文人倒成高贵的与时俱进文人，把一个婊妓专家倒成了一个艺术至上者，把一个附逆文人包装成了爱情至上的最高追求者，把历史的垃圾倒腾成了闪闪发光的“黄金”。尤其是最能反映自己**历史的短暂辉煌时代，通过《色·戒》作品的具体衍行，变成了金光闪闪的惊世畅销作品，当然由于难度大过程更长得出奇，几乎用了近三十年的光景和笔墨。

张爱玲在上海能够自由地言说正因为这些言说符合了敌伪胃口的需要，张爱玲能够自由地造谣和大批量推出作品，正因为随时可以获得敌伪政权掌管着的文学艺术计划生育的准生证，随时可以领到“文学和小说”的优生优育发展的庇护优越权。张氏在小说《等》里就借作品中人物之口造谣说，蒋介石“因为战争的缘故，中国的人口损失太多，要奖励生育”，便下令政府工作人员讨“二夫人”，“……里边蒋先生因为打仗，中国人民死得太多的缘故，下了一条命令，讨了小也不叫姨太太叫二夫人——叫他们讨呀!”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统治虽然腐败，但从来也下没有过政府工作人员讨“二夫人”的令，这只不过是张氏为敌伪造谣中伤的再一次推陈出新，并且已经到了无稽之谈的地步。张氏公开媚日的语言也是溢于言表，其在谈论绘画艺术的妓言《忘不了的画》中，并没有忘记对“天朝”人的称赞：“日本对于训练的重视，而艺妓，因为训练得格外彻底，所以格外接近女性的美善的标准。”在《双声》一文中说：“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这样公开的婊妓言论即使在敌伪的报纸上也较为罕见。张氏在反苏的问题上却决不含糊，当时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并在卫国战争中伤亡2000万以上的人和事，根本就引不起婊妓们关注性的正义感，其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就针对开电梯的丢了一只旧的牛奶瓶，换了一只小一号的牛奶瓶这么一件小事，其讽刺挖苦的语调也跃然纸上：“这一类的举动是颇有点社会主义之风的。”张氏在《烬余录》里对日寇侵占香港没有说半句不是，反而故意把香港大学生扭曲对抗日战争漠不关心：“至于我们大多数的学生，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这对日本在发动占领香港的战争中和战争以后，香港的大学生有的主动投入香港英军的抗战，有的转移到东江抗日根据地，有的转入内地或海外读书，以求日后报效祖国需要的史实，却完全变成了“到底还是睡着了”的艺术性历史真实。

在张爱玲所妓婊出来的小说中，所表现的现实是欢迎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和奴役对外依附投降的理念，所描写的情感纠葛是多么故弄虚弦地深奥复杂，所张扬的人文精神是用美丽掩盖下多么地不可理喻的欺瞒，其运用的手法无非是被**遮盖下的占有之欢，或是把自私心抬高到至高无上地步之欲，或是故意把肮脏的东西用美妙的画皮包装成甜蜜的糖果，或是把“晦气重重的现实悲情”当作高级情趣来玩弄，或是把“自欺欺人的即时寻爽”变成爱情来欣赏，使人看着其小说就慢慢地被诱惑得浓涎长垂，顺着其思路发展下去，让人们千方百计地“追求锦衣玉食花天酒地”，攀爬到能作威作福的“人上人天堂”里去**。在其小说里一丝也见不到鲁迅笔下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时代批判精神，也没有曹禺式的愤怒和改造国民性的抱负，阐发的顶多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又表露的是富贵之人吃饱喝足后产生的**寻异情结，以及无所事事的哀怨声中剪不断理还乱的**散发，既感觉到对人间魔鬼当道的厌恶，却又挖空心思地争当魔鬼而鸣锣开道的急先锋，还不断地享受着附逆后获得的大大的好处和快感。此时作为难以言状的张爱玲，在极端纵容魔鬼当道是正道的心态支配下，一方面是不断地散发和激励着“恶就是人性”，其所能够认识到的人生和所观察到的人类世界，必然得出仅仅是放任“人性恶”悲剧性的那一面；另一方面是根本就看不到也不倡导“善的人性”，其肤浅的对人生态度和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丝毫的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地却把人生引入进了空虚与幻灭的行尸走肉的境界之内，作出了人生只能是百无聊赖活下去的历史性厘头，故此张小说便成了“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张爱玲从不回避自己对奢华生活的喜爱，并把女性的虚荣视为定势的**，故意地放纵假丑恶并沉醉于假丑恶之中不能自拔，逃避一切真善美和高尚的字眼儿，并由此说“生命是一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蚤子”。张氏既渴望温暖又怕见到阳光，脑海里充斥着兽性的回归与张扬，畅想的是阴道太窄的情愫，因之眼睛里也只会得到和发现社会中的冷色，却看不到也不会向社会施舍一丝丝的暖色；只能看到和实践人生中的阴暗与肮脏，却不可能展现出对理想信念和希望的执着追求，因而既看不到光明更不想为实现光明而作丝毫的奉献。当自己轰轰烈烈的发情要去追逐完美交配对象时，注重的当然是要具备美妙的外表和金钱，享受的是要地位的优越和雄力的猛久，且要配兽一心一意地只能钟情于自己，当这些条件不完全满足自己**时，自寻的烦恼和绝望也就天然地相伴了张氏随后的终身。

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中说：“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胡兰成是日本帝国卵翼下汪精卫伪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次长、法制局长，其“是日本大使馆书记官吉田东祐最赏识的一个文化汉奸，他写的社论在沦陷区是颇具几分煽动性的”，“因受日本人指使，在武汉接编《大楚报》，并创办了一个政治军事学校，其目的是想在武汉炮制出一个日伪政权——‘大楚国’”，这个死心塌地的文化汉奸，曾吹捧周作人“真是大有根底的人”，“是是非分明，神清气爽的一个人”。当张爱玲于1943年12月与胡兰成结识，先是姘居后来结婚时，张爱玲并不是无知无识的小姑娘，而是圣约翰大学的四年级学生，在当时大学生不多的情况下，可称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她是在明知胡兰成是文化大汉奸的境遇中依附于他并指望胡兰成对她在文学上予以提携和支持的。果然，当1944年5月，柯灵主编的《万象》发表傅雷对张爱玲的批评文章后，胡兰成立即在同月和7月发表《评张爱玲》（上）和《评张爱玲》（下）的长文，大肆吹捧张爱玲。张爱玲由于胡兰成对她叫好，竟不再为《万象》写稿，自动腰斩了《连环套》，以示对《万象》发表“迅雨”即傅雷批评文章的抗议。被《总序》作者大段引用并予以好评的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刊登于《新东方》月刊7月号），更是对傅雷批评文章的“反击”。作为沦陷区作家，张爱玲的创作成果仅仅是在1943年5月至1945年5月两年间所写出的一些作品，除《金锁记》写得较好外，其余作品如傅雷所批评的并没有多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如傅雷所说的，在沦陷时期“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怎能指望文艺园地里有什么“奇花异卉”，有什么伟大作品会“探出头来”。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子云说得好，张爱玲在沦陷区两年间发表的作品，不过是在废墟上开出的罂粟花！抗战胜利后上海的一些报刊揭露她是“文化汉奸”，其附逆行为不只是受到沦陷区爱国民众的唾弃，也让其至亲好友如她的亲舅舅所不齿。但是张爱玲毫无反省精神，其在《传奇》增订本的序言中为自己“辨白”说：“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弄得莫名其妙”，“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至于她和胡兰成的先姘居后结婚认为这是“私人的事”，“用不着向大众剖白”。就在张氏发言为自己“辨白”时的1947年6月10日，用《不了情》、《太太万岁》两部电影剧本得来的稿费三十万元法币，去接济潜伏在浙江乡下的汉奸胡兰成，且后来张爱玲还亲自赶往胡兰成驻地苦苦哀求胡兰成不要抛弃她。

张爱玲走红的三年间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除了在《紫罗兰》及《万象》露笔外，其它公开显扬心声的几乎都是与日伪有着种种特殊关系的文学期刊，其中《新东方》是由曾任汪伪政治局局长的苏成德负责的，《苦竹》更是由胡兰成所创办的。张爱玲在其辉煌不久后抗战取得了胜利，南京政府虽然没有将其定为“文化汉奸”，但社会舆论却欲置她于死地而后快，她的文学活动甚至于私生活都成为公众公开谩骂的焦点。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也曾说：“抗战胜利后的一年间，我姐姐在上海文坛可说销声匿迹。以前常常向她约稿的刊物，有的关了门，有的怕沾惹文化汉奸的罪名，也不敢再向她约稿。”1944年11月2日张氏名曾列为南京“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的邀请名单，《文化汉奸罪恶史》将张爱玲和张资平、苏青等另外十六个作家列为“文化汉奸”，书中列数张爱玲的“卖国行为”、“罪恶事例”，揭露其在《杂志》、《天地》、《古今》等“汉奸”刊物上发表文章，还参加一些亲日性质的文化活动，像1945年7月由《新中国报》主办的“纳凉会”等等。1946年葫芦里自有奥妙的张爱玲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津贴。”张爱玲本人这些话显然是在故意地装糊涂骗人，其是否是文化汉奸是历史性的事情，但没有成为文化汉奸却是事出有因。张爱玲能够在“天皇”统领的上海名噪一时，一方面是其写的内容能符合并满足“天皇”和伪政权的需要，倡导人们只要一心一意地想着找到并谋取“吃、穿、住、行、性”对象就行了，安好自己的安乐窝，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既不要过问什么人在上海实施统治之类的政治，也不要探讨什么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之类的是非之事；二是由于张氏制造出来的文化内涵精神，能够有效帮助“天皇”和敌伪政权对上海统治，由此获得了许多敌伪刊物的大力吹捧和“炒作”，并为其成批发表其作品提供了打擂台的“战场”，大名顶顶的并赢得张氏芳心的高级**高手的胡兰成，更是亲自出马在这类报刊上发表极力捧张的评论，——《皂隶·清客与来客》和长篇连载的《评张爱玲》。张氏此时的心声和心境是：“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传奇·再版的话》），张氏为了“痛快”地尽早“出名”，也就与胡氏大腕神合地走上了“一鸣冲天”的捷径。一心沉浸在要尽快出名心境里的张氏，其所谓的个人名节与民族气节统统化成了为自己上升到人上人的激情，由此与胡兰成的神合便是水到渠成之事，更赢得了敌伪报刊的大力标榜与赞美，张爱玲更由此争到了能大批发表妓婧心路历程的肥沃土壤和展示才华的广阔空间。由此张爱玲全面地扮演了文化汉奸的角色，积极地制造着汉奸所急需的文化理念，由此还顺利地获取并满足了自身肉体欲求的热望，心知肚明地插足胡氏家庭充任**释放的“第三者”角色，从而导致了胡氏家族内的婚变，但张氏完全达到了既出名又获利的出尽风头目标，过上了极度风流且最能满足**的大瘾。为了保护张氏的应有名声，郑振铎曾托柯灵劝她“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酬，等河海晏清再印行。”为此，柯灵专门写信规劝，然而张爱玲断然拒绝，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汉奸的忠实信徒和崇拜人张爱玲，在抗日战的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把胡以文化汉奸定罪，张氏在与胡兰成分手潜逃温州时为胡取化名并说：“可以叫张牵，或者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此后张多次寄钱给胡，还冒险去探“亲”，可胡兰成并没有领张氏的“深情”，却先后与两个女子姘居，最后张氏在争夺无望的情况下还依依不舍，其诀别话语也是：“我离开你”“亦不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表现出了附逆文化代理人张氏与汉奸人格化精英胡氏是多么地无限情投意合。

在抗战胜利之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上，曾发布了《对于惩治附逆文化人的决议》，对“附逆文化人”的定义的最后一项有“其他不洁人物”，国民政府在接收之初对于肃奸也出台了《处置汉奸条例》及后来的《处理汉奸案件条例》、《惩治汉奸条例》等规定，主张和主持正义的文化界人士也发表了众多文章和论文，积极地提出应对汉奸严肃地处置和审判。但抗战胜利后已经接收上海的国民党政府，故意包庇汉奸并充分地利用汉奸来共同实现反共剿共的目的，由此那些“落入日本水”的走狗摇身一变又成为“接收大员”或者爪牙，更有甚者被直接派到反共和剿共的队伍中。面对这种抗战胜利后的复杂情势，从敌寇占领下的魍魉世界经历过来的郑振铎，立即发表了具有针对性的著名《锄奸论》，认为即使“因生活的压迫不得已而……在敌伪刊物写作无宣传性质之文字者”，也是“第三等罪犯”，“所谓‘文人’，在敌伪主办之刊物上尝发表文稿者（除宣传所谓‘大东亚’主义之流，应加以叛国罪外），应按其情节之轻重分别治罪，并不准许其以任何姿态在将来刊物上出现。”在《锄奸续论》中说：“关于‘奸’‘伪’一类的东西”连狗都不如，其实称他们为狗都不配。他们是为虎作前驱的‘伥’；他们是蝗虫；他们是‘野狼’。他们是民族的败类，人群的渣滓……”在《锄奸论》中大声疾呼：“如果不彻底的来一次肃清、清算运动，我民族的前途依然是十分的暗淡无光的；我们这一次的胜利，依然是不能算是彻底的。”同时严正指出：“被捉的汉奸异常的少！”“教育、文化的汉奸至今被逮捕的最少。”“法国捉了十多万的‘汉奸’，比利时也捉了八万多，而且都还在继续的捉。我们的土地人民比他们多多少，广大多少，汉奸比他们又多多少；而且沦陷的时间也比他们长久得许多，如何各地所捉的人数反倒如此之少呢？”在《锄奸续论》中揭露国民党当局包庇汉奸时说：“我们觉得‘天理、国法、人情’，在今日似乎都有些颠倒！”抗战胜利后的岁月终究已经变成了历史，本来抗日战争胜利后所有附逆作家必须受到惩处是天理，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与各类汉奸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接收上海后由于积极忙于对共产党发动剿灭的内战，更有利用汉奸力量来对付共产党的意愿，除罪恶昭彰的文化大汉奸周作人等少数几个人被装模作样逮捕法办外（但在狱中又受到优待），其余附逆作家则全都成了漏网之鱼并未受什么惩处，汉奸们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表文章、出版书籍。由于存在种种复杂的原因，审判汉奸和处置附逆文人的正义事项，不久就被急促的剿共枪声所淹没，被隆隆的炮声所毁灭。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在抗战胜利后才认真开展了惩奸运动，对文化汉奸作了严肃惩处，也由于解放区只有一些小城市惩处的也只是一些文化小汉奸，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汉奸并未得到惩处，于是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文学领域内留下了一大后遗症，——没有彻底做沦陷区文化、文学的分析、批判、评价工作，使抗战胜利后出生的人几乎对抗日战争中重大功过是非问题成为历史性的盲区，尤其是不清晰在敌伪占领统治区的催生和发展出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红人，更由于对哪些附逆文人缺乏必须的历史性严厉追究，使很多的人不了解这类作品对后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腐蚀作用。其最大的直接负面效应，就是“改开搞”后为汉奸政治、经济的重新崛起，以及为附逆文化的死灰复燃并成为主导力量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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