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将临忆友人 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又要到了。大诗人王维不是在诗中深情地写到:“每逢佳节倍思亲”?除了我唯一的一个孙儿远在异乡他国读书外,子女全在身边,似乎没有更多难以割舍的牵挂。但思念之情还是不少的,有对亡故亲人的怀念,有对昔日幸福的眷恋,有对好友的思念。去冬今春走了三个熟悉的面孔,让我有些伤感。我到不是兔死狐悲,为自已短暂的生命哀鸣,而是心中抹不掉的许多往事的浮现。
去年的冬天,我接到好友陈自能从重庆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声音十分微弱,还带着气喘。他说:“我本不想告诉你,但还是告诉你为好,我得了肺癌,而且是晚期,在世不久了”他喘得透不过气来,停了停又继续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早过了该死的年龄。”“后事我已作了安排,一不再继续治疗花冤枉钱,二丧事不办,三骨灰撒到嘉陵江中”。听后心中只是茫然,既没有什么悲悲戚戚,也找不出冾当话安慰他,因为我们早已把生死看的很淡很淡。本想去看上最后一眼,但又觉得反而让他心酸,还是不去为好。春节前又打电话问了一下,其实不是真正问候,主要看他走好没有,怕他走了家人没通知我。他这次接电话更无力气了,电话的那头,只传来吃力的喘气声“更老伙了,,也,,可,,能,,快到,,天堂……或地,,,,地狱”。我放下电话沉思了许久许久:人死如灯灭,他油干灯将灭了哦。
春节后几天,接到他儿子打来电话,说他父亲走了。我说你们按他的遗嘱办理吗?他儿子回答说:“他辛劳一生,我们不能不祭奠呀!”。他们虽然有违父训,但在情理之中,我汇了五千元,请他们代我送一个大大花圈,落上崇高的“战友”二字。
1951年冬他随部队补充到我们团,他在团直属队当文书,我在通信连也当文书,工作性质相同,又都是年轻人,一见面就打的挺熟。后来我们都提干了,他虽笔墨上比我高超,但临解放时在旧军队滚了几天,是起义人员,所以没有我爬的快,1953年秋我提为连职了,他还是排职。回国后,我们在一个营房,许多假日都在一块度过,有时午觉也在一间床上,一人睡一头聊天,累了就闭上眼睛入睡,真亲如手足。1956年他因病住院,病愈后直接从医院复员回家,我帮他整理行李时,心想他回到家中一定困难不少,便将我的毛毯等能给他的全送他了。他回乡不久,便考上了重庆市市政局下属公司当秘书。
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五十五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相互没有遗忘,而且真诚地相助相帮。每次我到重庆去,他总热情地陪伴,上世纪五十年代是这样,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也是这样,二十一世纪更是这样。彼此把这个友情真正地珍惜到地久天长。我知道他经济上不如我,多次为他添置衣物,全被他拒绝了。2005年我路过重庆去游长江,因集体行动,只能约他在码头上相见。那天他早早地在江边等着我,手里还捏着前些年我送给他的水晶石老光眼镜,以示他对友谊难忘。我在成都专门为他买了一个十分精制的保温杯,又送了他2000元,戏谑地说拿去帮我打麻将。想不到这是最后的一次相见,也是永别的离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