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革调查”的前前后后（转载） [复制链接]

蔡诚

主楼

发表于 2012-7-3 22:16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2004年6月，余秋雨新作的《借我一生》章节部分在《收获》发表，立刻成为文化界的焦点。2004年7月，《借我一生》全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更是引起文化界的轰动效应，海内外华文报纸，纷纷就此展开报道。一些余秋雨当年的同事对这本自传的真实性表示质疑，而曾经与余秋雨有过个人恩怨的人更是在发表的文章中，对余秋雨进行尖锐的批评。
　　　　一
　　　　早在三年前余秋雨、余杰之争在报纸上出现后，我就开始密切关注余秋雨的动向。1999年底，余杰发表了《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关于余秋雨的“文革”中的经历和他在“石一哥”的所作所为，立刻成为中国文化界关注的焦点事件。不久，迫于媒介强大的压力，沉默的余秋雨以答记者问的方式作出了回应，在余秋雨、余杰在魏明伦家以对话进行沟通，欲使这场争论以和平方式结束。魏明伦和中国新闻社记者杨瑞春作为见证人在现场目睹了余秋雨、余杰之间的沟通过程。杨瑞春就此发出了《余秋雨、余杰在魏明伦家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彼此争论》的通讯稿，此稿后被《文学报》、《中华读书报》刊载。
　　　　因为对这样的解决方式不满，祝勇等一批年轻学者跳了出来，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其中祝勇的表现十分耀眼，在短短几天里，连续抛出了几万字的文章，对余杰批评余秋雨的动机和前后经过进行了质疑和批评。
　　　　一些自称是余秋雨当年同事也站了出来，以历史见证人的面貌发表了相关文章。一些活跃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就“文革”、“个人责任”、“余秋雨应该不应该忏悔”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新华社、中国新闻社、《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等一系列重要媒介转入了这场讨论，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由于媒体的加入，这场争论立刻在2000年一年里酝酿成为一场文化风暴，讨论越来越深入。最后，这场讨论以余秋雨宣布退出而告终。随后不久，余秋雨对媒介透露自己将写自传，会涉及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
　　　　今年4月初，《新京报》等报纸报道了余秋雨将出版自传的消息，一些报纸也纷纷与将要发表余秋雨自传的《收获》杂志联系，希望能够采访余秋雨。《收获》杂志的编辑告诉我，这些报纸的采访要求统统被余秋雨谢绝，余表示不会接受任何媒介的采访。
　　　　时至5月中旬，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得知余秋雨将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4卷本学术文集的时候，作为南方周末的文化记者，我当时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机会。随后不久，我找到了负责出版文集出版的编辑的电话，并拖他转告余秋雨我们的采访要求。我当时对这位编辑说，我愿意聆听作为一个学者的余秋雨的内心世界，我们将如实传达余秋雨的声音。
　　　　然后是漫长的等待。6月底，出版社的编辑打电话给我，余秋雨同意接受我的采访，并让我和余的助手金克林联系。大约一周后，金克林告诉我，余秋雨已回到上海，在稍作休息后，将会告诉我具体时间。
　　　　7月16日晚6点，在上海一家安静的餐馆的三楼，我和一位摄影家见到了金克林和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两位编辑。在我们等了半个小时以后，余秋雨才赶到。当时余秋雨穿着一件墨绿色条纹的衬衣，一条深色的裤子，戴着一幅银色眼睛。我们的摄影家想请余秋雨到大街上拍几张外景照片，被他拒绝。后来，只好在包间内拍了几张余秋雨的大头照片。在摄影结束必要的寒喧过后，我们的采访马上开始。
　　　　我们最先谈到的是关于媒介公正问题。在表达对南方周末的信任的同时，余秋雨谈到了媒介的对衡机制问题，表达了他对国内媒介只注重焦点、轰动效应而缺乏公正和理性的气愤，并以自己为例说明：“这些年我跟文化圈脱离关系，一直在外面走，很少接受媒体访问。可是报纸上仍然不断有我的消息，余秋雨又跟谁发生口战要打官司了，有人很权威地说余秋雨早就跟马兰离婚了，写这些文章的人，我根本就不认识！我也没有和他们说过这方面的事情。十几年来，不算网络文章，报纸杂志上几千篇批判文章证明一点，因为我是一个没权的人，骂我是一件非常安全的事。不会惹到任何宣传部，不会惹到任何厉害的人，于是他们就骂我。”
　　　　我们的采访进行了4个小时，在谈话中，面对记者的问题，余秋雨没有承认自己就是“石一歌”成员，只是在谈话中隐隐约约地表示，自己当时是在给工农兵学员编教材，自己没有写过伤害他人的文章。
　　　　在提到“文革”，余秋雨说自己也是受害者：“按照你的年龄，你很难理解我在文革中经历的苦痛和艰辛，因为政治身份问题，我爸爸被关起来，我叔叔自杀，家里断绝经济来源，所有的经济重担都压到了一个19岁大儿子的肩头，这个大儿子就是我，我迫不急待的希望下乡劳动，能挣得一点钱来救助衣食无助的全家，所以当时我在农场夏秋季节天天挑担，两肩血肉模糊，严冬季节跳入湖水浑身冻僵，但我心里并不抱怨，因为我养活了我们全家。”
　　　　对自己为什么总是受伤害，余秋雨表示不明白和委屈。“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呢？值得全国媒介这样批评我？你们讲我有文革问题，到处都在调查我，但是你们没有找出一点证据来。我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界几乎没有一个人进行过这样的调查，我坚持住了，这种传媒方式在世界上是没有的。然后那么又说我文章写不好，那么多的读者、学者喜欢我的文章，那么多的评论，为什么你们就视而不见？说我上电视多？那么多的电视台邀请我，我都回绝掉。偶尔出现的几次，可能影响大一点。北京那么多学者都在主持电视节目，我出来几次，就不行了？”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还是〈山居笔记〉，余秋雨都在余秋雨散文的关注点集中在历史上的文化灾难、文人身上，而对近在眼前的“文革”，由于种种原因，加上自我在“文革”中的成长经历，余秋雨采取的不是勇敢迎上去，坦露自我心灵，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深刻的解析，而是回避和躲闪。但这似乎可以理解，对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来说，“文革”这段经历与他们的人生、成长相关，血肉相连，回忆往事都会后怕，要把旧日伤口剥离开来，无疑需要莫大勇气和超常的坚强意志。
　　　　正因为如此，余秋雨在写《借我一生》时因为回避和躲闪，余秋雨在写作角度上费尽了新思，比如他不承认这是自传，而是“记忆文学”，并以审美为理由对自己的经历进行筛选和挑选，因为作为作者他个人有权选择怎样的方式来诉说自己是经历。
　　　　一位叫孙曙的读者则从高度分析争论的背后：“虽然‘文革’的灾难已经过去近30年了，但是过去不等于消失，创伤不但给人们的心灵留下伤痕，还影响了人们的潜意识，影响人们的思想方式。余秋雨在〈借我一生〉里是‘金牙齿’就是典型的‘文革’的叙事方式，余秋雨将议论他‘文革’的举动视同‘文革’中的揭发和诬陷，这样激烈的反应，这也是只有在强调阶级对立大搞阶级斗争的岁月里面但揭发才有的心理压力的反应。”
　　　　同样，这样的思维也出现在余秋雨的批判者那里，他们同样的这样的方式对余秋雨进行批评，强迫他“忏悔”“认错”，甚至结成联盟，相互之间传递材料，正气凛然地用法官对付囚犯的方式要求在“文革”中是年轻人余秋雨对自己的历史和过去承担他不能承担的政治责任。而一些追求新闻效应的媒介则为这样的审判提供了的舞台。
经过三天的整理，7月19日，长达一万八千字的访谈《余秋雨有话说》初稿完成。我同时把稿件发给了文化部的编辑向阳、吴蔚和余秋雨的助手金克林。金克林在电话里说余秋雨去了陕西汉中，他只能把稿子打印完成以后请余先生订证。
　　　　7月20日，发生了一小点意外，余秋雨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只发了一半文章给余秋雨，这样的代价是让编辑和正在陕西汉中参加活动的余秋雨反反复复通电话，余在宾馆改好一页，马上发传真给广州，编辑收到后再电脑上校改。当晚上十点，编辑才忙完活。在配好作家出版社传过来的《借我一生》的封面以后，21日下午，文化版印刷出来。
　　　　7月22日星期四，《南方周末》在全国同时上市。早上十点，我的手机开始不断响起，我接到了余秋雨访谈里涉及到的一些人的电话，湖南的余开伟在电话里对我说他不能接受余秋雨在访谈里不符合事实的说法。上海的金文明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并且对我说有人认为余秋雨在撒谎，而且他们手上有证据，余秋雨绝对与“石一哥”有关系，余秋雨肯定写过大批判文章。
　　　　就这样，从金文明那里，我拿到了孙光萱、周培松一些人的电话。到上海记者站以后，我还接到了一些人给我的留言。通过电话，我马上把这些消息告诉了远在广州的文化部主任向阳，向阳在电话对我说再看看情况，考虑一下是不是做一个调查性的稿子，余秋雨的“文革”问题已经成为了文化界的公案了，反反复复持续了很长时间了，争论的双方都站在空中吵闹，看热闹的人也那么多，却唯独没有人认真落到地面上，看看余秋雨究竟在“文革”中做过些什么。这回有人说有证据，我们倒不妨看看，再做出一个对历史负责的稿子来。”
　　　　7月23日上午，我接到向阳从广州打来的电话，编辑部决定派我与相关人联系，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采访余秋雨成长历史中的见证人，完成进一步的报道，把余秋雨“文革”经历调查清楚。我迅速开始与一系列采访对象联系采访时间，并向对余秋雨访谈里涉及到的一些事实感到不满的古远清和远在美国的余杰约稿，我还向《北京文学》的肖夏林打电话约稿，在向他们约稿的时候我再三表达我的意思：我们希望摆事实，讲道理，只回应余秋雨访谈里与自己相关的部分，不要带着情绪写文章，文字控制在千字左右。同时，我还打电话，向苏州大学教授王尧约评论稿。
　　　　下午一点半，我带着实习生许维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教工宿舍孙光萱教授的家。孙教授已经退休，他热情迎接了我，把我们引到他的书房，在小圆桌上，我看到了刊登有《借我一生》部分章节的《收获》杂志，翻开的页面上一新地方被蓝色的钢笔标上了色。
　　　　虽然已经看过刊登余秋雨访谈的那期《南方周末》，但由于初次见面，孙光萱对我的态度还是有所保留，在仔细盘问我们想怎么样做下面的报道时，我对他说，我们认为应该持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以事实为准，所有的说法，我们对希望能够找到证人和证据，客观公正如实报道。”
　　　　孙光萱同意我们的立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在我们的谈话里，孙光萱详细讲述了自己与写作组之间的关系，孙认为“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组织共三层，总部核心是朱永嘉、肖木、王知常，直接受到张春桥、姚文元领导。在“写作组”下设文艺组、历史组、经济组、哲学组等。写作组呈金字塔结构，最高一层为朱永嘉、王知常及下设各组组长；第二层为康平路写作组总部成员；三层为各个组下设组织，也称外围组，仅在文艺组下面，就设有“《鲁迅传》写作小组”、《文艺摘译》编辑部、〈朝霞〉编辑部等机构。孙光喧并提供了相关原始证据。
　　　　接下来的3天里，我带领两个实习生王炜、许维开始了一系列的采访。我们先后采访了周培松（原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徐辑熙（原“写作组”成员）、高一龙（原“写作组”成员）、邵纯（原新疆社科院工作人员），也采访了余秋雨的大学同班同学桂未明（现《萌芽》杂志副主编）和和当时因剧本创作出色由郭沫若推荐从中国科技大学转学到上海戏剧学院读书的曲信先（原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现已退休）。其中试图采访原‘石一歌’组长陈孝全（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和原“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以下简称“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被他们拒绝。
　　　　根据事实为准则，我们根据孙光萱、高一龙提供的样书，我在《学习与批判》、《朝霞》上找到署名秋雨、余秋雨的文章共五篇：
　　　　《记一位县委书记》，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5年第7期《朝霞》杂志“散文”栏目3-13页，全文约12000字。这是一篇叙事散文，写的是新南县一个名叫唐进的县委书记平易近人带领知识青年和农民艰苦奋斗干革命的事迹。
　　　　《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署名秋雨，发表于1973年第三期《学习与批判》杂志“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栏目，35-37页，全文约4000字，这篇文章主要是通过鲁迅对“买办文人”胡适的批判，痛斥“林彪、苏修用孔孟之道作为‘通内外’的工具”。
　　　　《胡适传———五四前后》，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4年第一期《学习与批判》杂志“人物传记”栏目，74-88页，全文约16000字，这篇文章以批判的态度，记叙了胡适在五四前后的经历，文章最后认为胡适“十年前被帝国主义‘所化’，十年后又被封建帝王‘所化’———真是走了一条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必由之路。”
　　　　《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5年第八期《学习与批判》杂志“文学史研究”栏目，30-38页，全文约9000字，本文是一篇学术论文，因为“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广州出版的报纸上发现了一篇遗佚近五十年的鲁迅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所以作者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马列主义的因素在当时鲁迅整个思想中虽然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却发挥着极为积极的作用“，文章最后分析了这篇文章遗佚的原因。
　　　　《评胡适的〈水浒〉考证》，署名余秋雨，发表于1975年第十期《学习与批判》杂志，“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栏目，全文约6000字，作者在文中认为，“《水浒》给了胡适多方面的受用：在阶级斗争中，他以宋江自比；在民族斗争中，他又希望自己和自己的主子蒋介石之流一起做个宋江，跪拜于外国主子的台阶之下。”在文章最后，作者提出，“真理和谬误水火不相容的客观事实说明，我们只有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才能在《水浒》的评论中，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把胡适之之流曾拼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据徐缉熙、高义龙证实，１９７４年年底，余秋雨写作、署名任犊的《读〈朝霞〉一年》在《学习与批判》１９７５年第１期上发表。此外，他还负责了“石一歌”小组作品《鲁迅传》的统稿。
　　　　出乎我的意料，到目前为止，这就是余秋雨在“文革”中发表的全部文章，比很多批判他的人印象中的要少得多。
在整理录音的时候，我从这些与余秋雨不同时期的同事的描述中，我渐渐得出一个结论，实际上余秋雨和其它写作组里的300号人一样，并没有干过什么杀人放火的事情，也并非是什么大*大恶之徒，也只不过写过几篇文章而已。那些批评他的人，主要是对余秋雨对自己的批评一概拒绝的态度不满。无论是金文明批评他文章里的错别字还是余杰都他“文革”的批判，如果余秋雨换一种温和、大度的态度，接受、笑纳别人对他的批评的话，余秋雨根本就不会受到如此多的批判和攻击。
　　　　不知道是不是那因为有着“文革”经历的缘故，我总是感觉，在余秋雨这个年纪的人的身上，有一些圣徒情结：在精神上，追求雪一样白纯洁无暇；在肉体上，他非常爱惜自己的身体，追求那种一尘不染的境界。决不允许别人往他身上泼脏水，或弄脏他的衣服和肉体。因此，在对待他的批评上，不免有点“防卫过当”。
　　　　7月26日晚上，我开始写《余秋雨文革调查》的初稿，熬了整整一个通宵。在写作中，我坚持一个原则，凡是有证据能够证明的历史事实，我才在文章里就采用。凡带有感情色彩没有证据的说法，一律不用。我对自己说，我是在对历史负责。
　　　　在午夜时分，我收到了王尧的评论、余杰、古远清、肖夏林发来的稿子，余杰给我转来一篇他和朱健国长达几万字的长篇访谈，古远清的文章控制在千字左右，而肖夏林的稿子《余秋雨大字报的最后的性高潮》让我吓了一跳，长达近9000字，而且文章内容远远超过了我约稿的内容要求。因为外稿的处理都是由编辑处理的，而且我在写稿，我马上将这3篇稿件转发给了广州的编辑手上。
　　　　7月27日上午我写完了稿子，并同时将稿件发给编辑和孙光萱等被采访对象审改。文章在不同的对象那里激起了不同的反应：高一龙要求撤下所有关于他的引言，并否认自己的一些说法，还威胁记者要负法律责任。当记者提醒他有录音为证，并表示愿意承担责任时，他才不吱声了。孙光萱、徐辑熙通过电子邮件在文章里做了小的修改，周培松以传真的方式对自己的说法进行了修改。当天晚上，编辑给我发来了定稿，文章名字被改为《余秋雨片断：1963—1980》。
　　　　7月29日，《余秋雨片断：1963—1980》并同时配发〈当事人的回应〉、〈借我一生的两种回忆〉两篇报道和王尧的评论〈争论的背后〉一起发表在〈南方周末〉上。
　　　　看了王尧的文章，我很高兴。“对余秋雨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对于今天甚至是往后相当长的时期而言，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都始终绕不开“文革”这一巨大的历史事件，“文革”成为几代知识分子汉语写作的“潜文本”。知识分子如何对待“文革”，是八、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重大问题。一旦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就会发现不是少数而是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参与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因此，我一方面理解一些人对冯友兰、周一良、陈旭麓等学者的指责，但另外一方面，我也感受到被批判者内心的委屈，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源于部分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双重角色：既是主流话语的生产者，但更是“运动”中的被迫害者。因为知识分子已经不是历史的主体，如果把“文革”的责任归于知识分子的“帮闲”显然是不客观的。我不排除少数知识分子是与“政治阴谋”合流的，但就多数人而言却是“再教育”的结果。因此我赞成一些研究者提出的想法，应当区别不同的“写作组”和其中不同的写作者。当我们重新来追述“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命运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持续了二十几年，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变化，以它的光亮洞照了当代史上曾经有过的阴霾，无疑为所有怀抱历史道义的研究者在反思历史时提供了牢固的现实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当余秋雨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时，只要不是简单化或者妖魔化，喜欢和不喜欢他的读者期待他作出一些反省是合理的。我个人觉得，在大的历史背景中，说说自己的小插曲，叙述真实的历史处境，剖析内心的矛盾痛苦，应该成为余秋雨散文的动人篇章。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马克•里拉在谈到海德格尔、施密特、本雅明等人时说，这些现代思想的大宗师，当他们遇到政治都有共同态度：不负责。但这不妨碍马克•里拉和我们称他们为大师。我这样说并不是做什么类比，只是想向余秋雨以及争论者表达一种价值取向。”我完全同意王尧的想法，这也是我在做余秋雨调查时候的态度。
　　　　当天上午，我接到了高一龙、孙光萱、金文明的电话，孙光萱和金文明很高兴，而高一龙则因为文章还是引用了他的说法而不满。下午，我接到了余秋雨助手金克林的电话，在电话里他详细地问我这篇报道的前后经过。在表示对这片报道不满的同时，金克林怀疑这篇调查是在采访余秋雨之前就准备好了的，我们给余秋雨设下了一个圈套，让他往里钻。我向他解释了半天，他还是半信半疑。
　　　　7月30日，我接到了余秋雨的电话，他对我们的报道《余秋雨片断：1963—1980》非常不满，认为存在根本性的失实，而且那些证据非常可疑。他非常后悔接受我的采访，并且表示，他本来是希望利用我们报纸去制止谣言的传播，没有想到又出现了谣言，而且影响更坏。我当时对他说，作为一家公正的媒体，我们只是想把事情搞清楚，终结这场长达数年对他的大批判。把他在“文革”中的这段历史搞清楚了，对他只有好出没有坏处。余秋雨听了感叹说，哪有那么容易说清楚的事情！人家就是要整你，不讲道理，只是骂你，你有什么办法呢？在一个多小时的电话里，余秋雨跟我提起了在旧社会被谣言逼死的演员阮玲玉，并说自己接下来，要么打官司，起诉那些诽谤他的对象，南方周末将成为第二被告；如果不采取回击的话，那他只能象阮玲玉那样含冤自杀。
　　　　大约是在这一天晚上，我收到了肖夏林的妹儿。肖夏林在信里先是回顾了我1998年托他在〈科学时报〉帮助我老婆找工作的事情，说自己没有帮助上忙，在这几年时间里，他心里一直很内疚，因为我们在北京都是外地人，生活不容易，应该相互帮忙如何如何等大段这样的话。信的结尾对编辑没有把他的全文发表不满。我看了信很感动，于是马上给他回了一封信，劝他不必为几年前我老婆找工作的事耿耿于怀，时间都过去那么久了，而且我们是朋友，并在信里提到，我自己也有一篇文章没有发表，编辑处理他的文章可能有编辑的考虑。而且简短谈到了余秋雨在给我电话里的反应。作为一位资深的前报纸编辑（肖夏林在《中华读书报》、《科学时报》等报纸工作数年），肖夏林也是我的朋友，毕竟我们认识了了好些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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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作者：szcaich　回复日期：2005-10-23　12:52:46　

　　四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8月1日，在世纪沙龙、关天茶社里，竟然出现了朱健国的帖子“余秋雨以自杀威胁南方周末”，该贴子说“余秋雨得知《南方周末》要发表该报驻上海记者写的《余秋雨文革调查》时，一会儿用‘自杀’方式威胁该报，一会儿又苦苦哀求他们不要刊登这类文章。”当天，晚上，我开始接到各地媒介打来的核实电话，我开始疲劳应付记者的电话。
　　　　与此同时，我接到金克林的电话，问朱健国在网络上的说法是怎么回事？他接到了大量媒介的电话，手机打被暴了。我对他说此事情纯粹误传，我不认识朱健国，也跟他没有任何交往，他是哪来的消息呢？我对金克林说，如果还有那些试图得知真相的媒介给他打电话，就让他们找我。
　　　　当天晚上，我先是按照朱健国文章背后附留电话，给朱健国打电话询问，问他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告诉他此说法有问题，与事实有出来遇，并要求他撤下网站上发表的稿子。朱不肯，只是跟我说是肖夏林转给了他我回给肖夏林的信。根据这封信的意思，还有他和孙光萱通过电话，经过发挥写了这篇文章。我对他说你也在《中华读书报》工作过，你应该知道在报社凡是没有上版的报道都有可能有改动，而且记者写的文章编辑有改动是非常正常的，这怎么可能会变成为“余秋雨要以自杀威胁南方周末发表调查报道”呢？你必须撤下你的失实文章。朱的回答是不可能，他可以保证他不会在别的网络处继续发表类似的言论。
　　　　愤怒之余，我打电话给北京的肖夏林。我质问他，你怎么可以把我给你的私人信件转给它人看呢？并告诉他朱健国在网络上发表“余秋雨以自杀威胁《南方周末》”一事，他当时在电话里说不知道此事，需要了解一下，他会在上网以后给我一个答复。
　　　　8月2日，《南京晨报》、《成都晚报》一些标准开始报道朱健国的言论。上午10点左右，肖夏林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对自己把我给他的信转给他人的行为毫不在意，并且对南方周末没有全文发表他的文章很生气，认为南方周末在两周内发表几万字的关于余秋雨的报道，为什么不对等发表他的文章。而且气愤地问我收了余秋鱼的多少钱，这样免费为余秋鱼的新书做宣传做广告。我马上回答他说，好歹我们也算是认识的朋友，你老婆苗春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记者，和我也是朋友，你也算是一个老记者、编辑了，人家余秋雨在文章里提到你不到30字，你要求发表你长达9000字的文章，而且对是情绪冲动，满篇都是在骂人，言论不从事实出发，这么长的文章，有哪一家报纸有那么多的版面会发表那么长的文章呢？如果你对你的行为不仅不认错，而且这样污蔑、诽谤我的话，咱们就没有办法做朋友了。肖夏林听完，回答我说，不认识就不认识，然后挂断了电话。
　　　　8月3日，朱健国和肖夏林联手，给国内一系列报纸打电话，传真所谓证据，有好心的编辑朋友打电话给我，他们将发表我给肖夏林的那封信。我对他说，发表了我也不怕。只能证明这些一直批评余秋雨有“文革”问题的人，自己就在使用“文革”的手法联手对付余秋雨。8月4日，我在网络上看到了有关“南方周末记者撒谎”一系列的报道，并在报道里将我给肖夏林的回信作为证据引用，而且孙光萱也跳出来说他可以证明我说过余秋雨要自杀的说法，因为他有自己和《新京报》记者张弘之间谈话录音。
　　　　我在看到报纸以后才知道，肖夏林会把我给他的妹儿删改后发给朱健国，而且去掉了我跟他之间朋友式的谈话内容，并把余秋雨跟我在电话里的谈话简化成“余秋雨要自杀”的意思。而朱健国就以此来推论写出所谓“余秋雨以自杀威胁南方周末，南方周末的记者到处文章被迫改名”的文章来。而且朱健国在未告知我的情况下，偷偷把我和他之间的电话和我们编辑打给他的电话给录了音。
　　　　看到这样的报道时我满身寒冷。我才体验到余秋雨在与这帮人较量时曾经体验到的痛苦，他们和前苏联的克格勃秘密警察使用的手法，有什么两样！更加有趣的是，他们在指责余秋雨“文革”有罪的同时，一方面又在对付余秋雨的身上使用“文革”里整人的手法。他们利用一些报纸不顾新闻事实，不去做任何查证又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追求炒作效果的心理，夸大事实、编造谎言。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从事编辑工作又暗地里做着地下书商生意的肖夏林，因为未征得余秋雨同意，非法使用余秋雨的文章，自己主编买书号出版〈秋风秋雨愁煞人〉，被余秋雨告上法院以后，恼羞成怒，就开始想方设法设法以各种手法整余秋雨。作为工作数十年的资深编辑，不顾新闻事实，动不动以批评的名义攻击他人。就在同时，肖夏林与〈中华文学选刊〉又结下了梁子，在网络上发表“王干派女杀手威胁他生命安全”的惊人言论来。
　　　　另外一位先生朱健国，批评余秋雨为深圳文化唱赞歌拿别墅，在今年夏天，文汇出版社的总编辑、社长萧关鸿告诉我，那封信原来是余秋雨写给他的，在朱健国的要求下，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在他不知道是情况下偷偷复印了一份给了朱健国。这封余秋雨给萧关鸿的信就这样成为了朱健国批评“余秋雨为深圳市政府拿好处唱赞歌的证明”。正因为如此，余秋雨所以在与朱健国的争论中一直要求朱健国拿出原始证据来。而朱健国肯定是拿不出原始书信来的。
　　　　更加恶心的是，这位自称是总喊着“民主”、“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在报纸发表文章暗示自己和经济学家何清链有所谓特殊关系，被人当成笑话。
　　　　我去年末在长沙出差的时候，《书屋》主编周实对我说，“对付朱建国这样的人，就是打他一顿，用拳头说话，他是不讲理的人，你跟他讲什么道理？”
　　　　我回答说，“对，对付这样的人，你不理他就行了，他不就是个跳蚤吗，你越理他，他跳得越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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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作者：szcaich　回复日期：2005-10-23　12:53:46　

　　五
　　　　8月5日，我接到孙光萱的电话，孙光萱要求我还给他提供给我的原上海市委的“〈清查报告〉等材料，并要求我发誓保证不得向外流传，说他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压力。这个无理的要求当时被我拒绝。
　　　　8月19日，南方周末发表我对余秋雨的访谈〈“清查”与“搜身”〉，在电话里，余秋雨表示自己不愿意站出来与这些人对质。“他们是不会讲道理的，你们调查了那么多所谓“证人”，其中有哪一个是我这方面提供的名单吗？我已经受诬整整六年，你看到我提供过任何一个有利于我的证人出来发言吗？你们不会以为我没有证人吧？”我说您可以提供历史见证人，也可以提供证据材料，余秋雨说，“我不会提供，因为我对你们这样的调查方式还有保留。提供一个，就变成承认了。”
　　　　在回答〈新京报〉记者张弘的提问时，余秋雨反问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调查了那么多人，他们中很多人都对我抱有奇怪的敌意，又拼凑了各种捕风捉影的道听途说，但把这一切都集中起来，能找到一件我伤害过他人的事情吗？记者回答说：没有。
　　　　余秋雨说，“那就要谢谢你的调查，也谢谢你的结论了。在十年灾难中全国有多少人在互相伤害？我居然没做过任何一件伤害人的事，这就是区分天下善意是非的大道所在。如果再说得具体一点，你在调查中也一定知道，我既拒绝了造反，又拒绝了批邓，只在周恩来、邓小平主政期间为复课编过一点教材，写过几篇学术论文，尽管质量不高。这对一个家破人亡、忍饥挨饿的年轻人来说多么不易！那些在几十年后还对我说三道四的人，哪一个能做到？他们要我“忏悔”什么呢？难道要我“忏悔”拒绝造反、拒绝批邓吗？这次我在《借我一生》中真的这么“忏悔”了，向爸爸“忏悔”：如果我随大流，不拒绝，也许能早一点把他救出来，少受一点罪。因此，我对爸爸和全家有愧。”
　　　　回过头，我觉得关于“余秋雨文革问题”其实是一场不应该发生的事件。一些评论家在私下底对我说，其实这场争论的实质不是余秋雨在“文革”中是否有罪的问题，而是余秋雨对待他人的批评所持的态度问题。金文明也对我说过，如果余秋雨当时接受他的批评，不是挖苦他，他根本就不会想到要写书批评余秋雨的差错问题。
　　　　最得我心的是山西作家韩石山的观点：“我个人是同情余秋雨的。如果余秋雨在文革中参加上海市委写作组这个问题上豁达一些，是不会引起争论的。我是从文革中过来的人，我知道那种大批判组或者说写作组是怎么一回事。那里面有干部，有工人，还有老知识子，比如冯友兰、周一良这些人都被北京的“梁效”写作组聘为顾问。光有这些人还不行，还得有几个真正的笔杆子，才能写好文章。余秋雨肯定是当作笔杆子吸收进来的。他肯定不是出思想的，也不是出感情的，思想是那些干部出的，感情是那些工人出的。他是写文章的，怎么把文章写得好怎么来。他是1970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算到1974年吧，也不过二十六七岁，他怎么会成为四人帮的爪牙呢？不可能的事。现在都说四人帮长四人帮短，那个时候谁要能分清四人帮和党中央的话，他就是神仙了。余秋雨若是聪明点，不等别人说，自家先写上一篇《我在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日子》，把什么都说清了，看他谁还敢再说你一个不字。就是参加了写作组，就是写了那么几篇文章，谁去了不也是做这样的事？这样一来，别人只有敬佩，什么都不好说了。是余秋雨自己把事情搞僵了，怨不得别人。至于金文明的《石破天惊逗秋雨》惹起的麻烦，就更不是个事了。要是我，只要说一句，我学问浅，全是我的错，谢谢，下次出书时改过来，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到哪儿找这么好的校对去！”遗憾的是，这副我们希望看到的场景并没有出现。从余秋雨作品里的差错，到余秋雨的“文革”问题，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对余秋雨的批判开始了。
　　　　令我欣慰的是，经过〈南方周末〉连续两期的报道，〈新京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南方都市报〉等国内大报的参与下，时间长达6年的对余秋雨“文革”大批判终于闭幕。在作客凤凰卫视、陕西卫视、东方卫视、新浪网等一系列互动媒介后，余秋雨象他在接受我的采访中说的那样，停止写书，彻底退出文化界。
　　　　而对余秋雨的批判仍然在继续。肖夏林又主编出版了一本名为〈余秋雨的敌人〉的新书。金文明出版新书〈秋雨梧桐叶落时〉；古远清表示要出版一本〈我与余秋雨打官司〉的书；据北京出版人沈浩波称，孙光萱也在编辑一本关于余秋雨文革调查的书；2004年11月3日出版的〈新周报〉，这家号称有责任感要全面超越〈南方周末〉的中国第一新闻周报，在未和作为当事人余秋雨一方核实、采访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新进展新证据的情况下，再炒冷饭，以3个版的篇幅刊发有关“余秋雨文革问题”的单方面的报道，同时刊发了肖夏林的《我所知道的余秋雨“自杀”风波》一文，肖在文章里把答应南方周末约稿称为是“上了贼船”，并在文章提供了经过他精心删改过的我给他的“信”，还编造了大量我没有说过的话。编辑高晓岩还在编者按里，希望继续知情人提供余秋雨在文革中做过的事情的情况的证据。看来，在余秋雨退出文化界的情况下，这场风波还将被某些人推波助澜持续下去。丑恨的力量如此强大，某非真的是恨比爱长久。
　　　　事情的变化，再一次证明了韩石山看法的正确：“对余秋雨的事儿，没必要再追究了，再追究也不会追究出多大的事儿。至于余秋雨自己，也没必要再说什么话了，好时机耽搁过去了，再说什么都迟了。别吭声是最好的处置。作为一作家，作为一个文化人，余秋雨是成功的，是毫无愧色的，这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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