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戡在北大：我爸爸当然还是当年那个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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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黑衣的李戡骑电动车出现在北大百年讲堂的前面，看上去与这校园里任何其他的学生没什么不同。没有行人侧目，此时的平静远远映照着两个月前北大开学日的喧嚣—9月1日那一天，这个大一新生还未到达经济学院报名处，就已被埋伏于校园中的各路记者团团围住，媒体的行状与架势，好像在迎接一位走红毯的娱乐明星。

　　他是75岁李敖刚满18岁的儿子，从这个夏天开始就不断被卷入各种舆论的漩涡。起因有三：一是他高调报考北京大学被录取，弃台大而上北大;二是7月底他赶在自己18岁生日之前出版了一本猛烈抨击台湾教科书内容的《李戡戡乱记》，在台湾岛内引起轩然大波;三是“干妈”陈文茜在香港书展批韩寒而捧李戡，引发媒体对此事的不断追访，甚至演变为一出戏剧性的“采访门”事件。

　　10月，《李戡戡乱记》简体中文版已经面世。但有意思的是，这本书本身所引起的关注，似乎远远不及人们对于李戡“李敖之子”身份的关心。在豆瓣网，《李戡戡乱记》迄今只有38人评价，没有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书评。李敖与陈文茜的长篇序言对李戡此处女作极尽赞美，但似乎反倒遮蔽了读者对李戡自己所著七万字的了解欲望。

　　时代周报记者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少年李戡，追问他的所思所想。这个少年讲话时喜欢做些“剑指江湖”的手势，动辄“我瞧不起那些人”，浑厚的声音显得成熟，单纯腼腆的眼神、过于果决的态度，却正契合他18岁的年龄。他很注重礼貌，却似乎全然不懂世故，言谈中常常用些很重的词语。到北大两个月，他已经被偷了一辆自行车，然后他选择花两千块买了辆有报警器的日新电动车：“我算了算，觉得与其一个大学读下来要买四五辆自行车(因为总是被偷)，还不如买辆电动车划算。”记者不忍打击他—对逡巡于北京校园的偷车贼而言，电动车也难不倒他们。和大陆学生一起混住四人间的宿舍，他说第一天他“倒头就睡”，谓之“能屈能伸”(入学之前在北京，他住的是香格里拉酒店)，只是不习惯宿舍的热水不是太烫就是太凉，无法好好洗脸。在北京干燥的秋冬之交，李敖的公子李戡像大多数的中国大学男生一样，顶着一张干燥暴皮的脸，但他说他在这里过得很快乐，“到目前为止，我还觉得我的选择很棒”。

　　坐在北大校内的一间咖啡厅里，李戡点了一杯珍珠奶茶。店内没有吸管，他用勺子先把奶茶里的珍珠捞出来，放进嘴里咀嚼。此时的他正在谈论的是“台湾的政治是个笑话”、“那些评论员不需要有什么深度，你只要永远唱反调就好”……无论是读他的书《李戡戡乱记》，还是对面听他的言谈，你总是很容易联想起其父李敖曾在某时某地写过、说过同样的话。比如记者问：“为什么觉得上大学那么重要?”李戡回答：“有一个历史学家叫钱穆，钱穆没有上过大学，所以有时候他的言论就会一脚高一脚低……”这段话与李敖9月在《杨澜访谈录》里的一段言谈，几乎连断句都完全相同。显然，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李敖将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了自己最忠实的“粉丝”(fans)。像李敖只崇拜他自己一样，李戡也认为父亲的学问“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能想到的父亲的缺点，只是“不会理财乱理财”。他在等待着别人来告诉他父亲的错漏，可是你若不能摆出站得住脚的理由，很可能被这个18岁的少年骂一顿：“他们如果觉得我讲错了，可以再骂我。”

　　北大四年的教育在等待着他。四年后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检验教育的成果：这所学校有没有带给李戡在他父亲观念之外新的影响。

　　“没必要给台湾学生搞特权”

　　时代周报：你几次提到，在北大台湾学生可以免修政治课，但你还是选择了上这些课，原因是什么?因为好奇吗?

　　李戡：我觉得不需要搞这种分别。北大在住宿方面，五六年前台港澳学生是留学生标准，现在不行，一定要住在一般宿舍，在这个议题上既然不把台湾学生当留学生看，那为什么又要在政治课方面把我们当留学生看，这不是有点不一致吗?没有必要。台湾学生来大陆，就是要学习这边的文化嘛，还给他搞些小特权干什么?当然政治课讲白一点我也不是那么喜欢上，只是当做一种了解，见识一下。

　　时代周报：你觉得北大的政治课跟台湾上的公民课有什么差别吗?

　　李戡：我们大一的政治课有两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我现在选的是《思修》，那个课其实很轻松，没什么压力，只是要交一个小组讨论报告。台湾的“公民教育”是有点变态的一门学科，前身是“三民主义”。去年“三民主义”才从联考里面废掉，五年前才从课本里废掉。然后诞生了一门四不像的课，“公民与社会”。那也是一种变相的政治课，因为它在里面教你怎么样仇视大陆，怎么样凸显台湾地位，所以你看这次东京影展徐若瑄讲的那些鬼话，就是这种教育的后果。

　　时代周报：之前看你接受的很多采访，似乎媒体和读者都担心你把大陆的教育、把北大的状况想象得太美好。但我昨天重听你父亲李敖2005年在北大的演讲，发现在那场演讲里他其实说了很多北大的问题，他甚至说到“现在的北大在我看来太孬了”。当时13岁的你就在现场。对于当前北大与你长辈们曾就读的北大之间的差别，你是有心理准备的吗?

　　李戡：有吧。北大有它的问题，很多人讲了，我也晓得一些，可是再怎么样，它也是中国一个具代表性、指标性的大学。我们不应该因为它有不好的地方，就去逃避、不要念，或是没考上就开始乱讲话攻击它，我们是要让它变更好。整个时代背景也不一样。北大在很多方面还是世界一流的，我觉得我这个机会还是难得。

　　时代周报：你家里的长辈有没有跟你谈起过当年在北大念书时的情形(李戡的爷爷、两位姑姑、一位姑丈都毕业于北大)?

　　李戡：我爸爸的姐妹都呆在美国，或是上海那边，平时没什么机会交流。我爸爸跟我讲过，他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瞧不起他们这些人，念了大学，花国家的钱毕业了，在国内念书却留在外面发展—这还不打紧，如果只是个人的考量就算了，可问题是，当国家花了上百万，栽培你去国外念书，你会发生排挤作用，可能有两个人因为你的排挤作用变得失业，变得很穷困，你还不回来为自己国家服务，这样子是不大好的。所以很多人问我大学毕业了要干吗，我当然绝对念完了回来，就是要呆在自己国家，我不可能去为美国人做事。

　　时代周报：据我所知，现在包括北大、清华在内，中国最好大学最好的学生毕业后往往都选择出国。

　　李戡：最近留学生越来越多，很多高中就出去或是大学出去，我觉得都好，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只要你负担得起，美国当然好啊，可是我不一样，我还是为大局着想的。我当然也可能去国外念书，但我念完就回来的，我不可能留在国外。跟我爸爸一样，我们很讨厌白种人，他们是伪君子，到现在还是。我们只是利用他们，不可能去看他们眼色办事。

　　“用四年，我想要了解这个国家”

　　时代周报：来了两个月，你对大陆的状况有没有小小的失望?

　　李戡：失望有。我搞不懂很多人在想什么东西。他们对一些政府的作为、对一些社会现象不满，不满不打紧，他们反倒崇拜起台湾，崇拜起欧美式生活来了，这些人我是看不起他们的。你可以去争取你自己的权益，这是应该的，你可以崇尚自由民主，但你不能拿台湾当样板，不能拿美国、欧洲当样板。一个流亡瑞典的大陆人叫钟祖康，写了本书叫《来生不做中国人》，在台湾很流行，很多人推崇他，我就看不起这些人。你有本事今生就不做嘛，看哪个国家要你。我觉得现在中国有些观念有点乱。

　　时代周报：你觉得这种观念的“乱”跟台湾情况相比怎么样?

　　李戡：台湾是第一个大方向搞错了，整个民族观错了。你只要说台湾人是从中国里独立出来的所谓的民族，台湾史、台湾话、台湾文学是自己独立出来的，这个大观念错了，其他要谈什么也就全部错了，这是逻辑的概念。大陆这边就还好，至少不会像台湾那么窝囊，在外交问题上崇拜起日本人、美国人。我在台湾觉得很窝囊，美国在军购问题上让台湾当看门狗，台湾还高兴得要命。

　　很多人好奇我来大陆的动机，我觉得很简单，动机只有一个，就是台湾这个地方不值得眷恋，我在那个地方呆不下去。我自己，我周边，包括以前在高中的经历，同学的思想都是莫名其妙。台湾的学生太混，受了这样教育的荼毒，明明知道这是错的，高中时准备联考，你可以不去抗议，可是当你上了大学，已经自由了，而且还有人告诉你这教育是多可恶，你还反过来说我错了，说“去中国化”是对的，那我自然就瞧不起他们。

　　时代周报：上课的感受呢?

　　李戡：还好吧。现在上的基本都是大课，100人以上，通选课我选的都是300人以上的，最小的班是英文课，一个班27个人，感受都还不错，老师都认真负责。比较有特色的是教《经济学原理》的夏业良教授，他蛮有学问，我看到他有很多著作，上过很多央视、凤凰台的节目。他上课不只是告诉你一些经济学原理，他会评论很多社会现象。

　　时代周报：你在《李戡戡乱记》的扉页引用了马克•吐温的话：“我从不因上学而妨碍我受教育。”在你看来上学和教育分别是什么?

　　李戡：教育跟上学都是学习的途径，学习当然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可是上学不是自发性的—我这句话直接是指我的高中，那时我上学是被逼的，必须要念，不像我爸爸高三可以休学，用同等学历去考大学，我不能。上学，比起自己学有很多搭不上的地方，学校学的很多东西不一定有用。教育是更大的层次，是一辈子的事情，我可以自发性地学习。

　　时代周报：你父亲高三休学，用同等学历考大学，考上法律系又退学，再考历史系;包括在韩寒的事情上，你父亲批评他也是认为他没有读过大学就缺少知识的积累。我不明白为什么，像你们这样自诩叛逆的人、又认同人在很多时候要靠自发性学习完成教育过程，却把上大学看得这么重要，为什么非要去上大学不可?

　　李戡：有一个历史学家叫钱穆，钱穆就没有上过大学，所以有时候他的言论就会一脚高一脚低。“我从不因上学而妨碍我受教育”，这句话是我高中三年的写照，还不见得是讲大学，因为大学我才刚念，我也不晓得今后是什么感想。大学有念它的必要性，因为有很多思维判断能力、做学问的态度、包括写论文的方法，是一定要通过上大学才能学到的，不可能自己学得到。如果像以前古代人，没办法上大学，自己饱读诗书、无师自通，当然也了不起，问题是现在，没上大学还能这样的人没见到有。

　　时代周报：你真的不担心大陆的言论尺度会对你原本的思想造成型塑?

　　李戡：这个又来了嘛，他们认为台湾有言论自由，告诉你，台湾根本没有言论自由，在台湾任何一个角落，你只要提我是中国人，我支持中国统一，马上就会被骂一顿，九成的民意就开始攻击你。所以台湾的言论自由是假的。至于来北京，我当然也知道有些话不方便讲，可是为什么要由我来讲?他们那些爱讲话的人很厉害啊，有本事他们来讲嘛。我现在读的是经济，我就做好我自己的本分。我大学生活也过得好好的，我也没参加什么社团，在学校里我就上好课，在学校外我就参加很多表演活动、展览，这就够了吧，不会影响到独立思考。

　　“世界任何地方的教科书都有问题”

　　时代周报：你是一个对时政问题、社会现象非常关心的人吗?

　　李戡：我不是很关心，新闻我会看，但我不会为这个去写文章。我觉得没有意思。台湾选举闹这么火热，我有时上网看看台湾的新闻，很多大陆的朋友对台湾的政治感兴趣，问很多问题，我也不是很想谈啦，可还是可以跟他们闲扯一阵子。台湾政治是一个笑话，如果我们用笑话的心态去看它就不会觉得很无聊。

　　时代周报：你父亲的很多文章在评论时事，你出了这本书之后也有很多人比较你们的文风，但听起来你并不打算、也无兴趣做一个时评家?

　　李戡：有人讲过，立人像，都是给那些创作者立的，不会给那些评论家、批评家立。如果只是个批评家、评论员，像那些网络上评论我的人，我觉得没什么，他们说他们的，那是他们的工作，但我不可能去干这一行，因为不需要有什么深度，你只要永远唱反调就好了。我爸的著述我觉得很少评论时政，除了以前在党外办杂志的时候。他最脍炙人口的是他的长篇小说。

　　我不觉得这本书(《李戡戡乱记》)有多了不起，我也不希望拿来跟我爸爸比较，根本不能比，它谈的题材对我爸爸来说太小了。我这个当然对台湾来讲很有深度，但我不会一味地靠这个混，这只是一个开头，过了一阵子我就把它忘了。

　　时代周报：你有没有想过，这本书如果换一个角度是个大陆的学生写的，说历史课上有多少谬误，是不可能出版的?

　　李戡：很多人讲，你在台湾可以这么嚣张，有本事你来大陆写一本。我再把这些人骂一通。你要看过这本书才知道台湾问题出在哪里。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教科书都有问题，肯定的嘛，大陆这边确实有问题，但是要看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拿美国做例子，从《阳痿美国》就看出来，他们美国史里面绝对不会去写美国人怎么样杀印第安人，怎么样欺负黑人，怎么样欺负夏威夷女王把夏威夷抢过来，怎么样从墨西哥手里抢来德州，怎么样到现在21世纪杀了几百万几千万人命，他们绝对不会提的。

　　台湾教科书的问题我为什么要用这么激烈的方法抗议呢?就是它已经不是它自己分内的工作了，整个已经变形了，变成不是拥护中国这个国家、民族，反倒站在异族的角度，站在日本人的角度去写历史，变成去赞扬日本军国主义，抱美国人的大腿，骂起中国人来了。问题出在这里。

　　时代周报：你在书里也说到民族主义的问题。刚刚你“讨厌白人”这样的论调，很可能被人批评为民族主义。包括你爸爸近期的言论，也被批评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色彩。

　　李戡：那些批评的人心态就有点像汉奸的心态。我讲话很重，但为什么这样说呢?很多人讲我爸爸老了，说他上海世博这阵子的言行让人很困惑，怀疑他还是不是当年的李敖。我就说，废话，当然是，我爸爸这几年在搜集资料，写书，骂美国人，《阳痿美国》这本书真正看过了，才知道他有多了不起，没有一个人可以写得出这样的书。当他把这本书搬出来的时候，这些人不想听也不想看，他骂美国人，他们就不要听，好像他们是美国人的小孩一样，认美国人做他们的祖先。涉及美国跟中国的问题，涉及中国跟世界的问题，这些地方难道不需要有人站出来吗?民族主义当然可以做好的用途也可以做坏的用途，可以变成一个借口也可以当做团聚自己民族力量的途径。可是民族主义对我们来讲，几乎都是站在被动的一方，美国人动不动发表人权报告，动不动见什么达赖，日本人在钓鱼岛问题上越来越嚣张，我觉得我们的民族主义都是被动的，不是主动去侵略别人、打压别人。

　　时代周报：抱歉我会有这样的感觉：你对某些问题的论述完全跟你父亲的论述……

　　李戡：一样。当然。如果不一样那就惨了，不一样我就是一般台湾学生。就是因为我有这个爸爸，有这个家庭，我才有这些东西嘛。我觉得他是对的，我就跟着。就像其他台湾学生一样，他们觉得他们爸妈、爷爷奶奶、日本人是对的，他们就一成不变，一直传递下来。我们讲这些话就是要影响台湾这些人变得跟我们一样。

　　时代周报：连你父亲自己也说，一般小孩的反叛是从反叛父亲开始，你却是从反叛制式教育开始，对父亲完全崇拜。你想没想过，或许有一天你会发现父亲的错误?

　　李戡：我自己没感觉他有什么错误，反而需要别人提醒。他的错误不可能是在学问上的错误，因为他的学问没有人能比得上。如果他有错误，那也许是其他的一些问题，譬如说他在男女情感上可能比较潇洒一点。其实我自己觉得无所谓，可是有些人觉得是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些自己的想法。

　　时代周报：在有些人看来这是个道德的问题。

　　李戡：对。他们可以尽管去讲，他们要装清高是他们自己的事。

　　时代周报：之前我看到很多报道，说李敖在文人中是属于很懂得经营自己财富的一类，如果用不好听的词，就会说李敖很善于敛财。

　　李戡：他们讲的全都是狗屁，这些报道是很荒谬的。我想到我爸爸缺点了，他就是不会理财乱理财。他认识我妈妈的时候是负债，现在存的这些钱都是二十多年来我们家庭努力的结果，也不是很多啦，可以糊口而已。他自己吹牛他很有钱，身上带一捆现金。

　　只能说他很识货。他可以从地摊上几十块钱买一幅字画，辨认出真伪，囤积个几十年，现在捧高到上千万上亿了再卖掉—当然他还没有卖—他这个能力是在行。

　　时代周报：你妈有没有抱怨过他什么?

　　李戡：他有时候爱乱花钱，我妈会不高兴。有一次他在书店看到一套包装成百科全书式的Discovery的碟，翻开来里面有四五十张碟片，又蛮贵的，结果他买回来理由竟然是说，那个封面的皮很漂亮，后来那里面的碟片他一个都没看过。所以就被我妈骂。

青云直上

先说说这个李戡，大概与其父李敖是有些象的。但毕业后是否在国内，还等等以后才知道。

知音

我倒希望他能走自己的路，不要成为当年的李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