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印军印缅抗战》

卖烤红薯的老汉

在抗日战争中，人们都知道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却很少有人了解中国抗战的第三战场，即印缅战场，每每提及入印缅作战抗击曰寇的经历，提及那些战死异域的兄弟，幸存下来的老兵们都不能自己，老泪纵横。没有经历过那场残酷战争的人怎能真正知道他们，知道中国远征军在异域到底付出了什么。那绝不仅仅是鲜血、青春和生命……
本书的作者就是那些曾经为了保家卫国异域抗敌而幸存下来的英雄们，有抗战名将，但更多的是当年无名的士兵。有的已经离世，健在的也大都八九十岁，散居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等世界各地。在他们有生之年，为了缅怀那些死去的战友，共同努力，编写了这本珍贵的、极具价值的回忆录。本书将一副真实的中国驻印军远赴印缅抗日的画卷徐徐地在读者面前展开。是第一部中国抗日第三战场印缅抗战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转载此文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印缅战场上搞击日寇、奋勇杀敌、为国捐躯长眠异域的中国驻印军英雄和烈士的致敬！

中国驻印军缅甸作战经过概述(1)
     

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
      

      抗战中，中国有两次远征军和一次驻印军。
      

      第一次远征军，是在1942年春天，从云南沿滇缅公路进入缅甸，参加保卫缅甸之战，它的正式名称是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因为当时日军南进攻势如火如荼，国军为配合盟军作战，又另出第二路远征军去泰越，甚至有派出第三路远征军渡海去参加南洋各岛战争的可能，所以第一次的远征军便加上了一个“第一路”头衔。但是一般人只称之为中国远征军，或中国入缅远征军。司令长官是罗卓英将军。

    中国驻印军是紧接着中国第一路远征军的结束而产生的。因为当时印度没有战场，中国军队不能称作远征军，故改称驻印军（C．A．I．）。本书所记的新一军，便是这支劲旅的主角。驻印军后来虽反攻入缅，但它的名称依旧不改，一直到打通中印公路，班师回国，它仍然保持着原有的称号。

    第二次远征军，成立于1944年驻印军反攻缅甸的初期，任务是从云南西部向缅甸反攻，与驻印军里外呼应。司令长官起初是陈诚将军，后来是卫立煌将军。报章上多称之为滇西国军或滇西远征军，他们在怒江两岸、腾冲、松山、龙陵等处，取得许多辉煌战绩，光复旧滇缅公路，与驻印军在芒友(Mansyu)会师。

    第一次入缅远征军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阀为深陷泥淖的“中国事件”寻谋出路，不顾一切发动狂猛的南进攻势，一种赌注性的闪击攻势，使太平洋上风云色变！次年2月15日，新加坡陷落以后，日军铁蹄便踏入了中南半岛，长驱入缅。日本这一战略的目的，在于彻底打击英国殖民地军队，并割断当时我国唯一的对外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故以第三十三、五十五和第十八三个师团的兵力分路北犯，来势凶猛！

    3月7日，仰光(Rangoon)失守，国军应英国的邀请，即以驻滇的第五军、第六军及第六十六军进驻缅甸增援。其中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便是后来转入印度，组成驻印军的基本部队。

    驻印军的产生与新一军的成长

    第一次缅甸之战，由于英国的作战准备不够和我国远征军入缅过迟，虽然有我第五军扼镇中路迭摧顽敌，新三十八师更于仁安羌(Yenangyaung)建立奇勋，破敌万众，援救英军7000余人出险，使敌攻势顿挫，但大势所趋，对整个战局亦不能挽回，缅甸终于沦陷。当时缅甸英军和国军分入印和入滇两路撤退，新三十八师秉仁安羌大捷的余威奉命殿后，掩护全军后撤。转战色格(Sagaing)、温早(Wantho)、米咱(Meza)、卡萨(Katha)、旁滨(paungbyin)等地，经过十几次的浴血苦战的新三十八师，渐渐孤军落后，弹尽粮绝！后来，全师官兵忍饥挨饿从深山密林中取捷径向印度兼程转进，于6月8日全部到达东印度边境的英法尔(Impal)，才算脱离险境。

    6月14日，为联合国纪念日，印度首都德里举行盛大阅兵典礼，各联合国驻印军队均被邀参加，新三十八师亦奉命派步兵一排代表中国军队出席。我军因立有特殊战功，故大受各方欢迎与重视，中国士兵被联合军民另眼相看。检阅中，中国军队军容壮盛，步伐整齐，精神奋迈，堪为全场之冠。印度总督当晚在总督府宴请中国代表队，席间，对中国军队赞赏有加。印度各报更在显要位置发表评论，一致认为中国军队初入印度，以一久战疲师，征装未解，竟能在检阅中压倒11个国家，独露锋芒，足见中国军队素质优良，无怪其在仁安羌能以1000人的兵力，击败七倍的敌军，救出盟友，实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从此以后，英印军民均对中国军队表示敬慕和爱戴，为中国驻印军树立起光辉形象。

    新三十八师在东印度休整月余，即开驻比哈尔省的蓝伽(Ramgarh Bihal)军区。原来取道回国的新二十二师，因敌军已深入云南，又转道入印，在蛮荒的野人山中辗转三月，饱受艰辛，他们到达雷多(Ledo)后只稍事休息，即转往蓝伽集中整训。

    8月，中国驻印军正式成立，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Gen．Joseph W．stilwell)受命为总指挥，罗卓英将军为副总指挥。

中国驻印军缅甸作战经过概述(2)

      1943年春，罗卓英将军调任国内要职，统帅部将新三十八师、新二十二师及在印度成立的新三十师合并编成新一军，即陆军新编第一军。以郑洞国将军为军长，孙立人将军为副军长兼新三十八师师长，胡素将军为新三十师师长，新二十二师师长仍为廖耀湘将军。除步兵之外，又从国内调去在印度成立了几个炮兵团、工兵团、汽车兵团、骡马辎重兵团、独立步兵团、战军营、高射炮营、工兵营、通信营、特务营、宪兵营和人力运输部队等。胡康河谷进军后，驻印军又增加了第十四师和第五十师两支劲旅，阵容无形强大起来。

    反攻缅甸战斗经过

    反攻缅甸之战，实际上在1943年3月间即已开始。新三十八师以一部兵力为先锋队，负有消灭或逐走侵入东印度边境和盘踞在野人山上的敌军，以掩护工兵修筑中印公路初程的任务。10月底，先锋队将号称精锐的日军第十八师团赶下野人山，杀入胡康河谷。当时因为我军兵力单薄，后方没有交通路线，补给困难。而气候因素又无法保障空投。作战部队除时刻关注敌情外，还要预防毒蛇猛兽蚂蟥疟蚊的侵袭和迷途绝粮的危险。森林中没有路，大家用刀斧在那里开天辟地，其艰苦情形，真是无法说出！除夕前夜，新三十八师攻下于邦(Yupong Ga)，后续部队才陆续增加上来。

    1944年2月，新三十八师占领太柏家(Tainpa)，新二十二师也攻克太洛(Tairo)，两下夹击孟关(Maingkwan)。3月9日，瓦鲁班(Walawbum)大捷，结束了胡康河谷(Hukawawng Valley)的战斗。

    孟拱河谷地形狭隘，两旁是陡峭的库芒山(Kamon Bum)，敌军筑起深沟高垒，以逸待劳，阻挡我军攻势，四、五月进展比较迟缓。5月下旬，我军变换战术，出奇制胜，使战事有了飞跃的进展。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在雨季江水陡涨的时候，偷渡南高江(Namkawng)，截断加迈(Kamang)敌军后方交通，夺取敌军在孟拱河谷所有的补给仓库，动摇了孟拱河谷的敌军，加速其崩溃；这便是有名的西通(Seton)之役。在此战役中，日军曾用三个联队的兵力，三面围攻该团，反被击灭大半。我军乘胜猛进，于6月16日攻占加迈，25日占领孟拱，前后不到十天，连克两大重镇。

    与孟拱河谷战役同时进行的是密支那(Myitkyina)攻城战。自5月17日起，我军第五十师、新三十师和十四师的一部，与美军一团组成的中美混合部队，开始进攻市区，日军施行“自杀防御”，这一街市战持续达80多天。8月4日，我军攻下密支那，反攻缅甸的第一期攻势，至此告一段落。

    在攻势暂停的两个月中，驻印军的人事和组织都有重大的变动。史迪威将军奉命返美，索尔登将军(LT．General Sultan)继任驻印军总指挥，郑洞国将军为副总指挥。新一军亦于此时划分成两个军：新一军及新六军。新一军统辖新三十师和新三十八师，新六军统辖第十四师、第五十师和新二十二师。孙立人将军任新一军军长，廖耀湘将军任新六军军长。各师师长除第五十师和第十四师仍为潘裕昆、龙天武两将军外，第一一四团团长李鸿和新二十二师副师长李涛分别升任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师长，新三十八师副师长唐守治继胡素将军出任新三十师，各师副师长和各团团长也有所调整。

    10月初，缅北雨季终止，驻印军发动第二期攻势作战。新六军于加迈出兵占领瑞姑(Shaegn)之后，除第五十师改隶新一军外，其余全部空运返国，参加国内战场反攻；新一军继续挺向八莫，挥戈南下，完成打通中印公路的任务。

    11月17日，新三十八师猛攻八莫(bhamo)，日军据险死守，再以“自杀防御”战术阻止我军，我军于12月15日突入敌阵，将守敌完全歼灭，继续南下。新三十师在向南坎(Namhkan)挺进途中，在卡的克(Kaibtik)高地与日军新自朝鲜调缅的四十九师团主力遭遇，激战五日，敌军以密集队形疯狂冲突，被我军以盛炽火力，消灭过半。

    1945年1月15日，新三十师攻占南坎。27日，新三十八师攻克中印公路与滇缅公路的交叉点芒友(Mong Yu)。28日，驻印军与滇西远征军在芒友举行会师典礼，史迪威公路至此全程畅通。

    史迪威公路打通后，新一军又为响应英军在下缅推进和确保国际通路安全的任务，再向缅中进军。2月20日，新三十师克复新维(Hsenwi)。3月8日，新三十八师攻下腊戍(Lashio)，同时，由卡萨(Katha)南下的第五十师也一连取得万好(mwanhawn)、南杜(NamTu)、西保(Hsipaw)等重要据点。3月30日，最后一仗，攻克乔美(Kyaukme)，结束了国军远征的战斗。

    反攻缅甸之战历经两年时间，与抗战八年来比较，并不算长，但两年间士兵们一直都是在战场上苦拼恶斗，除在密支那休息两个月外，便再没有休息的机会。在那些荒无人烟之地，战士们以森林作帐幕，以荆棘污泥作战场，爬高山、涉深水，创下了一个个在艰苦环境中长期作战的纪录。

    综观前后两期攻势作战，新一军先后击溃日军第二、第十八(曾补充十五次)、第四十九、第五十三、第五十六等五个师团和三十四独立旅团，及其他特种兵部队。共歼敌33082人，其中包括三个联队长和其他高级军官，伤75490余人，俘虏田代一大尉以下官兵323人，敌军近乎全军覆没，我军和敌军的伤亡比例是一比六强，缴获步枪7938支，轻重机关枪643挺，大炮186门，汽车552辆，火车头及车厢453节，坦克车67辆，飞机5架，占领仓库108所，获得金属器材两万余吨，占领公路646英里，铁路161英里，解放被日军占领的区域在5万平方英里以上，略小于日本总面积，大于意大利总面积。

    （摘自《印缅远征画史》，1947年上海时代书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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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缅甸保卫战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

    珍珠港（Pearl Harbour）事件后，日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击败了驻扎在印度支那、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的法、英、荷、美各国军队，在日军面前西方军队可以说是不堪一击。此时才使西方，特别是美国认识到了支援中国抗战的重要性。因为正是中国军民拖住了日军整整21个师团和20个旅团，还有在东北的13个师团。

    而日军在太平洋、印度洋沿岸同西方各国作战的部队总共才有11个师团和3个旅团。倘若中国沦陷，日军就得以把半数以上的在华侵略军抽调出来对付西方，日军同希特勒军队在印度、伊朗会师的计划就有可能得逞。

    同时，美国罗斯福总统、马歇尔总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将军等军政领导人都预见到，中国是反攻日本本地最理想的战略基地和大后方。因为中国离日本本土最近，拥有众多的人力、物力和为数众多的机场、港口。从中国去轰炸日本本土和从中国港口出发在日本登陆，远比从太平洋诸小岛与日军逐岛争夺要好得多。所以，美国对于援华抗日和邀请中国出兵保卫缅甸是最积极的。正是美国罗斯福总统等人对英国领导人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中国才有可能派远征军援英入缅参加二战世界反法西斯的缅甸保卫战。

    英国殖民主义者既想保护住缅甸以维护其殖民主义的既得利益，却又不想让别人插手，尤其害怕中国军队进入缅甸，那样会鼓舞缅甸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因为在历史上中国对缅甸有过很大的影响。如果英国殖民当局能早早听从罗斯福总统的劝告，在1942年初就让中国军队在仰光和毛淡棉驻防并预先构筑坚固工事的话，缅甸可能不致整个沦陷，中国军队也可能不会有数万人惨死在北缅的野人山中，且由于滇缅公路畅通，中国国内的抗战也不至于陷入极端艰苦的境地。

    中国早在1938年，鉴于日军对粤汉铁路和滇越铁路的狂轰滥炸，外国援华的各种物资难以正常运输，所以动用了数十万民工，胼手胝足，翻山越岭，经滇西横断山脉，跨怒江、澜沧江、漾濞江三大河流，用8个月时间抢筑了长达700多公里的滇缅公路，成为当时世界工程史上的一大奇迹。1942年初日军攻占越南进驻泰国后，滇缅公路就成了中国与国外友邦联系的唯一交通命脉。所以，中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这条关乎生死存亡的交通命脉。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缅甸早就垂涎三尺，志在必得，早在30年代初就向缅甸派遣了大批特务，以僧侣、商人、医生、护士和教师等伪装身份在缅甸定居，搜集情报，收买缅奸，挑拨离间中、缅关系。新三十八师在缅甸作战时，所缴获的日本刊行的《缅甸兵要地志》中写道：

    以现在及未来的世界情势而论，缅甸实在占有极重要之地位，为确保大东亚战争之胜利，而与满洲国共同形成两大据点，若能确保缅甸，不但能控制去就彷徨之泰国及安（越）南，又能封锁英属之马来半岛及苏门答腊等地，借以阻止英人东进之企图。

    上缅甸（即北缅）之地形：北部突伸与云南及印度接壤，其西部因有“阿拉干”及“卡查尔”山脉，构成一弧形之地势。再北上与“巴豆开”山脉相连，最北部与安南北上之山脉及“其培特”高原相会，而形成地理上之要冲。在作战之时，若能确保北缅甸地区，不但能遮断中印间之交通，又能协制重庆政府，更能阻挫英、美利用中国大陆进攻日本本土之雄心。

    很明显，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占领缅甸，尤其是北缅，以便切断滇顷公路，困死中国，迫使重庆政府投降。故而，日军抽调部分侵华日军加强其太平洋各地的兵力，并西进印度、中亚与希特勒“会师”。在这种形势下，中、美、英在缅甸联合打击日军的入侵，就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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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的军事态势

    1942年1月1日，日军第十五军团司令坂田样二朗率四个师团十万之众，分两路向缅甸进攻，一路由泰国入侵缅甸的毛淡棉（Moulmein）并北进；一路在仰光（Yangoon）登陆，循公路北上。当时尽管英国首相丘吉尔任命曾指挥英法联军从敦刻尔克撤退的名将亚历山大（Alexander）将军为缅甸英军的总指挥官，企图挽救败局，但英军不堪一击，万不得已只得接受了美国的一再劝告，向中国政府提出派兵支援的请求。蒋介石先生（当时为中印缅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当即决定派中国远征军入缅缓英，由罗卓英上将为司令，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中将兼任副司令。远征军共3个军，即杜聿明指挥的第五军、甘丽初指挥的第六军和张轸的六十六军。当时，为了保住滇缅公路这一交通命脉，蒋介石把留作战略总预备队的“嫡系”部队第五军和第六军都一起用上了。

    第五军所辖的三个师分别是戴安澜的二○○师、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和余韶的第九十六师；第六军所辖的有彭璧生的第四十九师、吕国辁的第九十三师，陈免吾的暂编五十五师。这两个军总共六个师全都是德式装备，并受过德式训练。张轸的六十六军辖刘伯龙的新二十八师、马维骥的新二十九师以及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

    张轸是河南人，他的新二十八师、新二十九师属于“杂牌”军，一向不为人所重视，不料，张轸把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视作比自己的部队更低三下四的“杂牌中的杂牌”；当孙立人将军率部抵达云南指定地点向军长张轸报到时，一贯瞧不起知识分子的张轸以极轻蔑的口吻对孙立人说：

    “你们当学生的何必跑来当军人呢？”

    “我看我这一军三个师就数你这一师最差劲。”

    但实际的结果却是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最英勇善战，名扬中外，流芳百世。而张轸自以为不错的新二十八师、新二十九师在缅甸对日军一枪未放就溃逃，专事抢劫难民，形同“土匪”。（参考《宋希濂回忆录》）

    当时在缅甸的英军有英军第一师、英印军第十七师、英澳军第六十三师、装甲兵第七旅，有坦克152余辆，总兵力约五万多人。但这支军队的“中下层军官多为律师和大农场主，其官衔和他们的财力与社会地位相称”，是一支毫无战斗实力和战斗经验的老爷部队。

    日军先期进入缅甸的部队是第三十三师团、第五十五师团、第五十六师团以及第十八师团（日军“王牌”军，即“久留米”师团），总兵力约十万。除此之外，还有遍布缅甸各地的“第五纵队”。

    早在日军侵入缅甸十多年前，日本特务和“黑龙会”就遍布缅甸，并以“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把榨取压迫我们的白种人赶出去”、“我们不要为英帝国主义利益而效死”等蛊惑人心的口号，迷惑了相当多的缅甸人。有一部分缅甸人在日军欺骗诱惑之下充当了日军的耳目和爪牙；更多的缅甸人对英缅当局的命令阳奉阴违，对正常工作消极怠工，使铁路交通几近瘫痪，电讯联络几近中断；就连缅甸的警察在战争期间也都怠工，致使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风景如画的故都曼德勒（Mandalay）在日机空袭时，警报器居然被日特缅奸破坏而不能发生作用，导致数以万计的市民被日军的炸弹炸死，或被大火烧死，整个曼市被烧成一片废墟。此外，为中国远征军运送武器弹药给养的火车也不时被缅奸日特破坏。我的老师林可胜教授从缅甸撤退时乘坐的一列火车便因挂有一节弹药车，在经过一个小站时，被缅奸故意与一辆空车相撞引起爆炸而遭破坏，幸未引起伤亡。也正是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不得人心，使得部分缅甸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利用，给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带来了极大困难。

    英军缺乏战斗力，日军占有优势兵力，缅甸民众对英缅当局的不合作，导致英军在3月7日就过早地放弃了仰光（Yangoon）。英军的迅速溃败又进一步使英缅当局丧失了威信和号召力。基于上述原因，使得美国向中国远征军提供的大批物资无法交到中国远征军手中，所以二○○师守同古（Toangoo）时仅有的24门81mm迫击炮及弹药不得不全靠人抬肩扛，加上没有车辆运输，因而弹药奇缺。缅甸中部4月初气温已达40多摄氏度，然因美国提供的军服无法运达，中国远征军官兵仍穿着国内发的厚棉衣。仰光陷落时，第五军的先头部队二○○师已抵同古城，第六军的先头部队已抵萨尔温江（Salween R.）与铁路中间的棠吉（Tounggyi今称东枝），但由于国内和缅甸的交通运输混乱迟缓，后续部队和炮兵还留滞在国内，极大影响了前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曾任美国驻华武官多年的史迪威（Joseph WSitiwll）中将，奉罗斯福总统之命来华调查中国作战物资的需求和分配美国的“租借”物资，并负有计划训练和装备中国军队的任务。他恰在仰光失陷之际飞抵重庆。当时中印缅战区盟军最高司令部成立，蒋介石先生就任最高统帅，他鉴于中?英两国在印缅战场上有不同的利益所在，难免发生矛盾和纠纷，所以很需要请一位与该地区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美国将军，作为最高统帅部参谋长，指挥中国远征军，以协调中、英两国军队的行动。经罗斯福总统的推荐，史迪威将军被任命为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并担任了中国远征军的总指挥。但史迪威将军根本无权指挥英国军队。中英两国军队实际上是并立作战，而非联合作战。当史迪威感到事情不好办，而飞回重庆找蒋介石请示时，华盛顿盟军联合参谋部却又宣布英国亚历山大上将为缅甸盟军总司令，统一指挥缅甸的中英军队。可见西方盟国，尤其是英国人，根本就没把蒋介石先生放在眼里。在缅甸，英国只有5万多不堪一击的老爷兵，中国却有10万生力军，为了巩固殖民者的利益，罗斯福也只好迁就丘吉尔，让英国将军当了总司令。

    但实际上亚历山大将军匆匆组成的总司令部并未对中国军队下过什么重要命令。孙立人将军担任曼德勒卫戍司令的命令，还是蒋介石签发的。史迪威同样也未来得及组成他的总指挥部，更未能有效地进行指挥。除了罗卓英的司令部外，蒋介石又另派了以林蔚上将为团长，萧毅肃为核心的“参谋团”去策划中国远征军的行动。结果是“四龙治水”，不知所从。指挥系统的如此混乱，焉能协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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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缅战经过

    入缅之初，英军已放弃仰光向西北节节败退，在缅西普罗美（Prome）一带集结。此时我第五军二○○师已进驻缅甸中南部的同古，第六军已进驻缅甸东部的棠吉和罗列姆，这四个地点恰成一线。3月18日，日军第五十五师团的先头部队与二○○师配属的军骑兵团在同古以南发生激战。19日，日军派尖刀部队直插同古城北的飞机场，企图切断我二○○师与后续部队之间的联系。

    自20日起，日军第五十五师团主力与我二○○师展开激烈的同古城争夺战。当时日军的编制是每个师团25000人，我军一个师是12000人，从人数上说，敌方兵力是我方的两倍多；就飞机与炮火方面而言，更是相差悬殊。当时英、美的作战飞机都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制空权完全被日军掌握。第五军的炮兵、坦克都还在云南边境，二○○师总共只有24门81mm迫击炮。所以敌军陆、空合作，步炮协同，集中火力日夜攻城。当时中国远征军的司令部和参谋团打算趁日军被牵制于同古城之际，迅速集中主力，围歼日军五十五师团于该城一带。所以命令二○○师坚守同古城，二○○师官兵在戴安澜将军的指挥下，前仆后继，愈战愈勇，孤军喋血，使有优势兵力及装备的日军不能越雷池一步。只因后方交通运输的梗阻和迟缓依然如故，不仅使“围歼日军第五十五师团于同古”的计划付诸东流，白白塔上了二○○师三分之二的兵力，还牺牲了戴安澜师长。尽管这样，戴安澜将军和二○○师全体官兵的英雄业绩仍令全国同胞和盟邦、友人肃然起敬，打出了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的第一个光辉篇章。戴安澜将军的英名成为当时反法西斯阵营各国报刊、电台争相刊登和广播的英雄的名字，其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

    在日军第五十五师团进犯同古的同时，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向缅西英军据守的沙拉瓦第（Tharrawaddy）及普罗美（Prome）进犯。东部的罗列姆（Loilem）方面也发现少数敌军窜扰，而在缅泰边境泰国一侧的日军“王牌”十八师团则按兵不动。后来，整个缅甸战局的恶化就是由于敌第十八师团在缅人带领下，绕过棠吉迅速攻陷我军后勤苦地腊戍（Lashio），刘伯龙的新二十八师不战而逃，使第六军因腹背受敌而溃败，而这又首先应责怪萧毅肃参谋团的兵力布置不当。当时参谋团的兵力部署是：第五军居中，第六军居东，英军居西，六十六军为总预备队，据守后方。萧毅肃等人的眼睛只盯着从仰光方向来的三股日军，居然对东面泰国边境上的日军“王牌”十八师团视若无睹，让第六军的4万人据守从泰国边境的景栋（Kengteng），经过棠吉一直到中路接近铁路线之处长达500公里的漫长防线。既要防备南路之敌，又要防备东路之敌，所以限于兵力严重不足，造成第六军不论是正面还是纵深，都难以设防。这一布局上的错误招致了第一次缅战的失败。

    3月29日中午，新二十二师赶到同古，在新二十二师的掩护下，二○○师得以在3月30日撤往后方。新二十二师接替二○○师后，在斯瓦河（Swa R.）南北构筑了数个梯形阵地，且战且退，企图诱敌第五十五师团主力深入到平蛮纳（Pyinmana）的既设阵地前加以围歼。不料，西翼英军于4月1日突然放弃普罗美，使这一计划落空。

    英军弃守普罗美后，亚历山大和史迪威经过几度会商后决定，中国第五军以平蛮纳（Pyinmana）一带为主阵地迎击敌第五十五师团，令西翼由英军负责在阿南苗（Allanmyo）与马格威（Magwe）之间构筑防御战线，阻击敌第三十三师团。日军经过一番侦察，深知我第五军士气旺盛，正严阵以待，而英军已斗志松懈，成为惊弓之鸟，所以南路敌军不与我第五军交锋，而迂回夹击英军，企图将英军一举围歼于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东岸。这时英军不战再度自动撤退，英军在撤退过程中，其第一师被敌两个联队包围于伊江东岸的重镇仁安羌（Yenangyaung）。

    第一次缅战中，4月20日是个转折点。在4月20日以前，盟军虽不能反攻仰光，敌也不能长驱北上，基本上处于对峙局面。4月20日，蓄谋已久的东路敌军第十八师团自泰国边界斜插入缅，与从南路北上的敌军第五十六师团突然从两个方向夹击东翼的第六军，使本来兵力不足的第六军阵脚大乱，经过一阵抵抗，第六军单薄的防线就告崩溃，东翼重镇棠吉陷落。敌占领棠吉后，又以骑兵为主，利用亲日的缅甸向导经中国军队未设防的小道突入西堡（Hsipaw）直插腊戍。其间二○○师虽曾以一天一夜的强行军，于26日一度收复棠吉，但此时东翼已全线崩溃，败局已定，收复棠吉一举也无补于事。

    中国军队就此被日军一劈两半：东路“国军”为第五军的二○○师，第六军和张轸的两个师沿滇缅公路溃逃，西路“国军”第五军的新二十二师与九十六师和新三十八师以及英军被迫向北向西撤退。敌军的“双重钳形攻势”（孙立人将军所称）使得我方参谋团“守到6月初雨季来临再作道理”的计划告吹。

    敌人这一双钳形攻势挫?我军的计划蓄谋已久，已作了精心准备。日本台湾总督府1943年6月底发布的一○六调查报告《（缅甸）事情概要》中有这样的叙述：

    作战初期驮马行于险骏山道，伤亡极大。2月初，在缅甸、泰国国境间决讦修筑公路，除我工兵部队外，一部分泰国工兵援助日夜兼行，最初要求六个月完成，后修改为三个月竣工，但最后竟能缩短一个月时间完成全工，对作战极有贡献。

    日军就这样得到泰国工兵的协助，筑好进军之路，又有空军的绝对优势，加上土民带路，绕过棠吉，背后出击，直取腊戍，该城遂于4月29日陷落。

    据陈纳德将军的回忆录和美国志愿队5月5日在空中看到东路“国军”溃几的镜头是：

    日军击溃了华军单薄的一翼后，即遣装甲部队从缺口穿入，更向北作机械化的进军，使盟军全线瓦解而退于缅北的死谷里去。于是缅甸的防守很快变成了很不体面的溃败，仅有零星的华军部队与日军接触，其余的盟军——英军和华军——则纷纷逃出缅甸，像赛跑唯恐不速了。

    继腊戍失陷之后，缅甸东北部的华军全部解体。许多官兵遁入山区，小部队便在含着敌意的缅人间杀开一条血路，在日本装甲部队前面飞奔。中国兵在腊戍汽车场征用民用卡车和汽车，加速往怒江退却。曲折的狭路上常常塞满了废物和难民群。华军两团扼守滇缅交界以南的山谷，把日军堵住在一条小径达三天之久，才被日军从两翼包抄。在边镇畹町，两个月以前曾欢送过华军入缅的枯萎花牌坊的阴影下，也发生了小接触。畹町一役之后所有华军的抵抗，就随着空气消失了。

    日军前进部队正向怒江峡谷西边挺进。在怒江西岸的路上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和士兵却还在彷徨着，日军摩托华部队移上了路的中央，在一群群无武装的中国士兵和平民之间前进。①

    中国军队的这一败仗使云南的畹町、芒市、龙陵、腾冲相继陷落。作为大后方的云南，遂亦成为前线。

    就在“国军”一败涂地之际，奉命掩护西路盟军各部队撤退的新三十八师，却在孙立人将军的英明指挥下，歼敌数以千计，最后全师明盔亮甲地退入印度。与东路“国军”在滇缅公路上狼狈溃逃，第五军退入野人山绝境，病死、饿死近半的情景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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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防曼德勒（Mandalay）

    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于3月27日晨，乘汽车离开云南安宁，循滇缅公路开赴缅甸东北重镇腊戍（Lashio），并立刻接受守卫腊戍飞机场的任务。4月7日，除奉命留下一一四团一营（彭克立营）兵力守卫腊戍机场外，全师开赴已成废墟的曼德勒。

    曼德勒是缅甸的古都和第二大城市，因曼德勒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所以缅甸有句名谚语：“条条道路通曼城”。由于日特和缅奸破坏了曼城的警报系统，所以，4月4日上午11时大队日本飞机轰炸了曼德勒，引起一起空前大火，除旧王宫以外，几乎全部被焚毁。趁着大火和一片混乱之际，日特缅奸又袭击了英军仓库、医院、中国远征军伤兵医院以及一些华侨商店住宅，杀了许多中国的伤兵和侨胞。

    新三十八师在大火中开进曼城后，立即发布中、英、缅三国文字的安民告示，组织消防队全力扑灭大火；颁布戒严令，清除道路污垢瓦砾，掩埋尸体，进行管制交通。又由师政治部指挥，华侨胁助，组成便衣侦探队以便镇压日特缅奸，让侨胞集中居住加以保护；同时抓紧时间按照孙将军提出的“能防空、能防雨、能抗毒、能持久”的原则，构筑曼城的防御体系。蒋介石先生率史迪威、罗卓英等于4月9日来曼城视察，赞同孙立人的做法，因英国亚历山大将军迟迟对曼城的防御不发布命令，故曼城人民反英情绪高涨，英国当局已完全失去对曼城的控制，蒋介石先生遂任命孙立人为曼城的卫戍司令。孙接受此职后，即派人去四乡宣传招抚，并在曼城四郊设立难民登记站，对归来的难民发给卢比和粮食，召回了不少曼城出逃的居民，仅一星期，曼城便略复市容。

    孙立人抗命驰援仁安羌（Yenangyaung）①

    孙立人将军追述这一段作战经过时说：

    当时曼德勒左翼是中国军队第五军，右翼是英国军队，不料英军不争气，受了敌人压迫后撤，而敌人又追逐得很快，结果英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约及万人，被敌人两联队约八千之众，围于仁安羌北面一山地上，另一联队正在追逐英军指挥所。于是英军指挥官亚历山大（后任加拿大总督）要求主席蒋介石派人援助。我在曼德勒布置才有几天，那晚上就奉到上面命令，让我派一团受第五军指挥，派一团增援仁安羌，受英军指挥；自己带一团守曼德勒。我认为这种五马分尸的方法不能表现战力，而且分散后，曼德勒一定无法可守。所以11时半接命令，12时即赶至上级指挥官处报告，我说，英军万人，受日军八千之围，今派一团人援救，真能作战者，不足一千，又受英人指挥，英人从来未曾指挥过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又从未受英人指挥，上下情意，必难贯通，作战必无表现。况且，英军是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如此处置，结果此一团必遭消灭。一旦前线挫败，敌人乘胜来攻曼德勒，我带一团人守曼德勒，亦必无功，等于坐以待毙。现在我愿意自己前去指挥，力量必大，并且我坐城待毙，亦非得计，兵法所谓“与其战于城宁战于郊”，如果此次增援部队胜利，那么守城部队也就高枕无忧了。我虽如此说，上面仍是不准。我又向参谋长详为解说，那参谋长竟说，你不知道么，这一团是送人情，以一万人被围，一千人何能解救？我说，我作部队长的，不能白看着部下去死，就是去死，也要同死，死马也得当活马用。又从3时讲到6时，上面才说：“好吧，你去吧，如果打了胜仗，你算首功。”词意之间，料定我必败无疑，当日在8时，我就赶到前线指挥所，英第一军军长史林姆（W.J.Slim后作英军参谋总长）问我到了多少援军？我说：“一团人”。他听了非常的丧气，因英军被围已两天，师长斯高特（Bruce Scott）来电话说，准备投降。史林姆问我：“怎么办？”我说：“让他们死守，告诉他们中国援军到了，一切忍耐。”接着，第二次电话又来，史林姆手颤心慌望着我说：“怎么办？”我说：“让他们死守，中国军队快要攻击了”。那电话问：“中国军队什么时候到？”史林姆仍只望着我，我说：“我没有办法说定时间，但我保证中国军队打到最后一人，连我也在内，一定要将他们救出。”“真的吗？”“君子无戏言！”“好吧，我们是君子协定。”史林姆感动得紧握着我的手。

    记得我们在缅甸作战时，那里的天气，非常的热，皮肤上常常晒得起泡，同时我们又是在一个原始森林中向前进攻，有时几天还找不到水源，官兵都在热与渴的困难下苦斗着，那天，团长报告我，士兵实在渴极了，一滴水都没有了，无法再行忍耐，当时我详细的研究地图，发现我们阵地的前面不远，地图上载有一道沙河，我想，有了沙河就一定有方法取水，于是我命令团长，转知下级说，只要向前攻击，前面就有一道河，河里有水。士兵闻讯，大家奋勇进攻，很快地就攻到了河边，果然发现了水，而我们进攻的任务也告达成。

    本来我部官兵，平时处处受欺，时时怄气，早就想找一作战机会，一显身手，借以泄胸中愤概不平之气，所以此次出发，人?奋勇，个个争先，士气的旺盛，战斗意志的坚强，无以复加，真如怒马奔腾，喊也喊不住。第一天顺利的猛攻，疯狂的前进，一气就打到了拼墙河（Pen Chaung R.）边，接着就是多方扰乱，积极做渡河的准备，侦察地形等，绝未停留。敌人见我军来势凶猛，我们又冒称为第二军一军人增援，所以从头一天打到第二天下午，就已击溃整个包围，日军后撤，英军一师脱险。他们出围后，抱着中国兵接吻狂跳，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三十八师一一三团万岁！”

    由于上述这一个事实，英国军队近万，马几千匹，围师两联队8000余人，而我一一三团刘放吾团长所部，才1200余人，除伙夫杂兵外，真能战斗的不过八百余人，而能以少击多，击溃十倍于我之敌人，解救十倍于我之友军，其成功原因就是士兵的战斗意志与指挥官的决心而已。岳武穆以五百之众，而能破金兀术的拐子马，其原因亦即在此。所以部队受了气，应从战场上发泄，这一战使中国军队的国际地位提高了很多，所以是无上的光荣，而过去所受的肮脏气，也可因此而泄尽无余了。

    正当大家欢呼之际，孙将军却正忙于考虑下一步行动，无暇与英国军官们寒暄。此时孙将军心里充满了无限怅惘，因为他手中兵力太少，英军早已溃不成军，不能再战，遂不得不撤向敏阳集结休整，而孙将军后续部队尚未到达。

    20日上午，敌军约四百余人突来袭击我军左翼，试图窥探我军动向，被我军击退。当天晚上陈鸣人团长率一一二团赶到，孙立人将军当即下令：“师以一一二团为主力，于21日拂晓，施行果敢攻击，向敌左翼包围，断其后路，压迫敌人于伊江东岸，一举而歼灭之。”

    作此决定后，孙将军即于子夜12点下达攻击命令，命陈鸣人、刘放吾两位团长立即利用黑夜掩护，悄悄逼近敌阵，于拂晓前开始进攻。命令发出去仅半小时，陈、刘二位团长均以电话报告：“一切准备妥当，十分钟后即可开始行动。”但就在此时，英军罗伯逊上尉突然来到孙的指挥所，送给孙一道取消这次歼灭战的命令。命令大意是：因东路日军突破第六军防线，第五军已抽调二○○师赶赴棠吉。为了不影响巧克柏当（Kyaukpadaung）会战，命孙师速回巧克柏当地区待命。就这样，使箭已在弦之际，孙将军只得以沉痛的心情电令各部队停止攻击。

    当时，虽然孙将军指挥的队伍仅一一二和一一三团，且兵力不过3000人，而敌两个联队有7000人左右（敌在油田区争夺战中伤亡1000多人，20日晚又有1000余人增援），但鉴于经孙将军严格训练的部队惯长夜战近战，人人都有以一当十的战斗实力（根据新三十八师第二次入缅抗战两年的经验，新三十八师的战斗力大约是日军的三倍左右，历来都是以少胜多），加上一一二团2000官兵都是生力军，一一三团官兵虽已疲惫，但因打了大胜仗，仍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勇不可当，且一一四团的两个营正奉命赶来增援，已在途中。敌人虽多、火力虽猛、又有空军支援，但已苦战13个小时，打了几仗，是一支疲惫之师。所处地理位置与心态又不好，所以孙将军3000勇士一鼓作气，定可痛歼此敌，把敌人的双重钳形攻势中，西边的这支“钳”卡断。本来，截堵东路日军的任务应当由作为远征军总预备队的张轸那两个师来承担，只因张轸那两师部队实在太不堪一击，远征军总部不得不命令从同古撤下的戴安澜的二○○师，去东翼挽救棠吉的败局，造成中路空虚，促使亚历山大签发了这样一道本不该发布的命令。使比第一次大捷更为值得欢欣鼓舞、战果更为辉煌的另一个“仁安羌大捷”胎死腹中。这实在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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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安羌大捷的意义

    仁安羌一役不但表明中国军队中有像新三十八师这样训练有素、士气旺盛的劲旅，有像孙立人这样判断力超群、深谋远虑和坚毅果断的出类拔萃的将才；也表明在新三十八师这样一支优秀部队官兵身上具有中国的传统美德，义薄云天，侠骨铮铮，舍己救人，不背盟信。在第一次缅战中孙立人有两次“抗命”的记录，第一次“抗命”创造了仁安羌大捷，挽救了7000英军的生命，使盟军的西翼免遭崩溃；第二次“抗命”是后来未按杜聿明军长命令将新三十八师带进野人山，使该师免遭像第五军那样的厄运，全师（缺一一四团一营）完整地撤入印度，为第二次缅战大获全胜，修筑和打通中印公路奠定了基础，并使盟国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

    仁安羌大捷是第一次缅战中盟军公认的唯一胜利，孙立人将军也因之成为威名远播的真正英雄。史迪威将军的中国战区参谋长窦恩曾记述：

    一向目中无人的史迪威对孙立人将军倍加赞许，他骄傲地说：“好得很，这家伙太有种了，又不怕打仗，一个货真价实的军人，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孙立人，我希望英国人永远记住孙立人为他们做了些什么？”

    被一一三团救出来的各国记者，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如实报道了中国军队英勇无比，战胜七倍于己的敌人的经过。包括路透社记者在内的各国记者，都认为：

    这是近百年来中、英、日军在同一时间，同一战场所做的第一次较量，结果中国赢得胜利。

    有位美国作家写了一本《同史迪威撤退》（Retreat With Stilwell）的书，其中第二章第八节即以“中国人万岁！”为题，盛赞新三十八师的仁安羌大捷。当时的国际舆论中唯有英国官方为了顾全“面子”，与世界各国舆论唱反调。史迪威的总指挥部在例行发表的一份公报中说：“4月19日中国远征军曾经攻克了油田区。”但就连这样一段不痛不痒的文字，亚历山大总司令也根本不准在印、缅传播，而是另发表了一份抹杀事实的公报称：“英国军队自己从困难环境中解救了出来”。而在私下，亚历山大和史林姆二将军又都以个人名义在5月3日各派专人给孙将军送来了“感谢信”，并代表英皇向孙将军颁发“英帝国司令勋章”。亚历山大和史林姆的信译文如下：

    孙师长将军麾下：

    谨代表我军第一军及其他英帝国军队对阁下热诚襄助及贵师英勇部队援救比肩作战之盟军美德、深致谢忱。本人奉英皇陛下命赠阁下以“英帝国司令（Commander of British Empire）勋章”尤感欣慰。因阁下受命掩护贵国第五军之故，未得盘亘，殊以为憾！

    谨祝阁下及无比之贵新三十八师康泰百益。

    缅甸作战区统帅

    亚历山大上将（签字）

    史林姆将军的信是：

    孙师长将军勋鉴：

    欣喜亚历山大上将已代表英皇赠阁下以“英帝国司令”荣誉勋章，借兹表扬。

    阁下对鄙第一军无价之援助。为此敬请接受本人及鄙军全体官兵之衷心感谢敬贺。在未将该勋章奉上之前，谨先将该勋章之绶带奉呈，敬乞佩戴为祷。谨此再申谢忱，并代表全体官兵致意。

    史林姆中将（签字）

    五月三日

    收到亚历山大和史林姆的信后，孙将军向全师官兵作了宣读，并说：“勋章的授予，是全体官兵的光荣，尤其是死伤的同胞，以血肉之躯换来的光荣！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这是中国军官第一次以战功获得外国的勋章，而是表现了中国和盟军第一次并肩作战所付出的血汗和舍己救人、不背盟信的中国精神，这一精神已得到了公平的评价！”

    就在我最后完稿之际，原新一军中校军医卞声宠先生（定居纽约）又给我寄来美国纽约中文报纸《世界日报》1992年4月下旬的一份剪报，上面赫然刊登了该报记者沈正柔的洛杉矶专访：“仁安羌战役五十周年纪念，英国军民不忘救援之恩，撒切尔夫人向刘放吾致谢”，报道说，4月上旬，在原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拉菲尔博士的安排下，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芝加哥的卡尔登酒店大厅里接见新三十一师一一三团团长，目前定居在美国洛杉矶的93岁高龄的刘放吾将军及其次子刘伟民。撒切尔夫人见到刘放吾先生后，立即快步向前握住刘将军的手，殷殷致意，说：

    “今天我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对你表示深深的感谢与敬佩，希望将来有时间能坐下来听你详细述说当年怎样打赢仁安羌战役的。”

    又说：

    “我听过很多关于你的英勇故事，当年你不但救了7000多名英国人的性命，同时也救了许多其他人的性命。”

    可见孙将军指挥的仁安羌大捷今天仍深深铭记在英国朝野和人民的心目中，是永载史册的英雄史诗！

    仁安羌大捷对于孙立人将军本人和新三十八师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孙立人的军事指挥才能一直被忽视，新三十八师一直被蒋介石和军事当局视为“杂牌”军，入缅之初也被分割使用。自从仁安羌一役之后，才令人刮目相看。仁安羌大捷，使日后以新三十八师为主力的中国驻印军，反攻并收复北缅，击灭日军五个师团和一个旅团，修筑并开通中印公路成为可能，使孙立人将军能成为中国军队的主将，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缅甸战场上。

    在仁安羌一役中壮烈殉国的烈士张琦是湖南人，盟军当局感念张琦营长的功绩，1943年初向孙将军授勋的同时，特追赠“银星勋章”一枚，由孙将军代为领取保存。近半个世纪里，孙将军一直在寻觅张琦营长的家属，直到1988年夏末，孙将军旧属蒋元（台湾）与胡德华（澳大利亚）两位先生，在报上看到孙将军以“张琦勋章未能发出”为念的信息，先后主动写信到湖南祁阳县政府和公安局，并嘱故乡亲友（蒋元是祁阳人）查询张琦遗属与家庭情况。后得到答复：张琦的父母早已亡故，有独生女张锦兰，嫁婿杨得规，现在祁阳县标准计量管理所工作，系科技人员。孙立人将军郑重表示：“张琦是抗日殉国的军人，蒙获盟国追赠‘银星勋章’一枚，这是国家的荣誉，迄未颁赠给张琦的亲属，希望台湾‘国防部’将张营长列入忠烈祠祭祀，颁发褒扬令，颂一次抚恤金，并派人去香港将勋章转颁给张营长亲属。”

    上述四项要求虽经台湾《中国时报》刊登及蒋元多次向台湾“国防部”申请，但是，除列入忠烈祠奉祀一项外，其余均未照准。故孙将军特竭力为张琦烈士遗孤筹集生活补助金，最后只好委托蒋元回大陆探亲时将勋章带回，转颁给张营长独生女张锦兰。孙将军自愧有欠隆重，故为张琦撰文立碑，并题：

    精忠报国，严于律己，勇于任事，绝甘分少，感怀畴昔，不禁老泪渍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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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军殿后   转战北缅

    色格（Sagaing）阻击和分兵温早（Wantho）、卡萨（Katha）

    孙将军奉命在仁安羌放弃歼灭敌三十三师团两个联队的机会后，4月22日率全师到达巧克柏当（Kyaukpadaung）。当时综合各方情报得知，仁安羌那两个日军联队已到拼墙河上游两岸，北犯的企图极为积极明显。但因对我军胜利后突然撤退极感迷惑，以为是故布疑阵，故尚在犹豫不定之中，未敢冒进。孙将军经过一番研讨之后，决定了我军作战方针为：“师以决战之目的即在巧克柏当横亘东南一带山地至拼墙河东岸一八八六高地之线，占领阵地，利用地形引诱敌人至我设伏地带，将其包围而聚歼之。”

    旋复策定防御计划，分别指示各部队积极构筑工事，严密警戒。23日我各部队开始加紧工作，并随时派轻装小部队协同英军坦克部队，向拼墙河方向之敌营进行搜索并发动袭击。25日午后，英方又配属新三十八师野炮一连，于巧克柏当以北布防。就在这天午后，前哨报告敌人先头部队已抵近我阵地，其主力也正在北进之中。我师各部队都已遵照命令严阵以待之际，又突然接到英军总部传来的电话命令：“放弃巧克柏当的决战计划，全师再向北撤退。”

    26日子夜1点，孙将军只好发布命令：“自2时40分起，开始由巧克柏当向他达乌撤退，如情况有所改变，即在中间目的地敏阳附近暂停待命。”

    27日下午，准备参加曼德勒会战的一一四团两个营也奉命归还新三十八师建制。这时接到盟军总部给予的新任务：“占领伊洛瓦底江北岸色格（Sagaing）一带，掩护英第一军第十七师和我国远征军第五军新二十二师安全撤退。”

    在西路盟军撤退中，有两个连奉命在新三十八师主力后面殿后，孙将军一直随这两连撤退。一天，部队又在一个村落与敌遭遇，发生激战。孙将军所在的那个连先冲过村边一座大桥，而叶英周（时任连长）所在的那个连，因日军炮火猛烈，几乎动弹不得，眼看日军增援部队即将抵达，这一连势将陷入重围。此时英军已在桥上敷设了炸药，准备随时炸桥；英军上校指挥官唯恐日军增援部队抵达，追上英军，拟提前炸桥，企图牺牲掉一连中国官兵，缠住日军，保护自己。孙将军听了，怒不可遏，用英语痛斥英军上校，亲自指挥一个排，留在桥头；以轻重机枪压制敌军，帮助叶连突围；为了防止英军提前炸桥，孙将军还不顾自己的安危，站在桥上。他知道英国人根本不把中国一连士兵的生命当一回事，但他们不敢炸死一位中国将军。正是由于孙将军站在桥上，英军才未提前炸桥就仓皇逃走了。叶连得到孙将军一个排的机枪掩护，同日军激战半小时，损失近1/3，才撤过那4米宽的水泥桥。当最后压阵的叶英周通过时，孙将军这才下令炸桥。①

    试问：在“国军”中还有哪个将军肯为一连普通士兵甘冒生命危险，站在随时可能被炸毁的危桥上呢？“国军”中还有哪位将军肯为掩护一连普通士兵的突围，而甘冒此风险呢？像这样一位对部下披肝沥胆的将军，怎能不受部下的绝对爱戴和信赖呢？

    由于汽车奇缺，所以只有少数伤、病员轮流乘坐汽车，大部分官兵徒步向色格方面转进。28日新三十八师渡过伊洛瓦底江抵达北岸。当晚孙将军在色格师指挥部召开军事会议，传达敌情并作出抉择。当时的敌我军事态势是：

    敌军分四路向北挺进，最东路敌军利用土人向导，由棠吉东侧向北直插腊戍、西堡（Hsipaw）。此股敌军最为强大，是敌“外钳”的右翼，盟军让第五军的二○○师和第六军的主力在眉苗以东地带阻挡这股强敌，但未能成功。29日下午，此路敌军攻陷了腊戍。敌军“外钳”的左翼此时正沿伊洛瓦底江和清德温江（Chindwin R.）北上，企图切断英军和中国军队的退路。敌军的“内钳”左翼就是从仁安羌一路向江北方向进犯的敌第三十三师团全部，此时即将同新三十八师在色格厮杀的，又是这个老冤家。敌军“内钳”的右翼则沿铁道线北上进攻曼德勒，然后由曼德勒沿伊洛瓦底江东侧北上，攻向卡萨，后来与新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在卡萨苦战多日的，就是这一路敌军。

    此时守曼德勒的是第五军新二十二师，腊戍失陷后该师主动放弃曼城，于曼城以北渡过伊江追赶第五军军部。

    作为殿后部队，孙立人将军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宣布：

    “决心在色格附近作持久防御，以达成掩护友军安全撤退的任务。”

    随即全师在辛篾、色格、依局威斯杰一线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在新三十八师右翼（西侧）的是英军第一师（即新三十八师从仁安羌营救出来的那个师）。孙将军命令一一二团负责将伊江、色格一带上、下游所有船只悉数征集，以免敌人利用。并命一一二团派出侦探组，往上游曼城以北沿江一带搜索敌情，防备敌军“内钳”右翼的那一路敌军（第五十五师团）在曼?以北渡江从背后来夹击我军。孙将军预见到敌军肯定会利用其制空权向我军阵地狂轰滥炸，且敌军兵力四五倍于我，又有大批坦克，所以命令各部尽量多设伪装，多设置障碍物；在不妨碍指挥的前提下，尽量设法把兵力疏散；他还担心英军第一师抵挡不住，所以让骑兵连位于师的右翼，警戒英军驻守的方向。让英方配属的炮兵连于色格主要阵地的西北方构筑阵地，集中火力防范沿江两岸地区。让英方配属的反坦克炮队的二分之一在大铁桥附近占领阵地，其余由师司令部控制。给养由英方供给，作战时须准备给养十日份。工事限一日完成，先完成各个立射掩体及交通壕，尔后逐步增强并完善防御体系。各团营官兵在29日基本上按孙将军的要求完成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后来孙将军总结经验时说：“在这里我得到了一些经验，值得记下来，就是河川防御利用工事极为重要，阵地两翼尤须注意。要能钳制各主要渡口，长时间之掩护部队犹然。须如此才可以提高士气，增强胆量，不论敌人炮火如何猛烈，都无法施展其伎。”

    4月30日，敌机三十六架飞到色格新三十八师阵地上空，对我军阵地狂轰滥炸。由于孙将军早作防范，所以尽管阵地被炸得千疮百孔，但我军损失甚微。5月2日，北撤盟军全部渡过伊洛瓦底江。新三十八师在圆满完成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后，于4日傍晚撤离色格，五日中午到达他坪（Taping）。

    此时，新三十八师才奉命归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指挥。旋又接到杜聿明的命令，令一一三团立即星夜驰赴卡萨，阻击由同古、曼德勒沿伊洛瓦底江东侧北上的敌第五十五师团（敌“内钳”东翼），并监视八莫（Bhamo）方向的敌军主力（“外钳”东翼），新三十八师主力继续北撤到温早，以掩护第五军向东北密支那（Myitkyina）方向撤退。接到命令后孙将军立即驱车赶到在瑞波的第五军司令部面见杜将军，向杜报告了部队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一一三团自仁安羌一役以来连日征战未获休息，实在已疲惫不堪，并且该团有300名伤员随部队行动，而一切运输工具现在都在军部的掌握下，所以恳请杜将军调拨几辆汽车运伤兵。杜军长认定在仁安羌作战勇猛无比的一一三团，可以在卡萨利用伊江岸线阻击敌五十五师团；新三十八师其余部队需要对付尾追不舍的敌三十三师团，所以不肯改变初衷。至于调拨车辆运送伤员之事，杜军长一口回绝，说因部队撤退，所有车辆均已调用一空，无法调拨。出了军部后，孙将军不经意地询问军部附近停得到处都是大卡车的司机：

    “车上装的都是什么？”

    这些司机们见他是中将衔的将官，不敢隐瞒，遂回说：

    “车上装的都是沿途搜来的药品、照相器材等国内奇缺的紧俏商品，现在奉命开往密支那。”

    对此孙将军只能昂首对天一声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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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也要争取主动权

    在此之前的4月30日，即日机轰炸色格那天，孙将军曾驱车到位于依乌（Yeu）的盟军总部面见亚历山大将军，向亚历山大将军分析了敌我军事态势和种种利弊得失，向英方建议：

    请英方给新三十八师配属一部分炮兵和坦克，新三十八师便可以向西对入侵米内瓦的敌人发起突然袭击。因为这一路敌军（敌五十六师团主力“外钳”左翼）参战以来尚未与中国军队接触过，更不知道中国还有像新三十八师这样能打硬仗的部队，所以必定骄傲自大疏于戒备，对其进行突然袭击，便可将其击溃击。使该路敌军不敢过早过快地占据清德温江上的重要渡口卡里瓦（Kalewa），唯有这样盟军方有安全从容地退出缅甸撤往印度的可能。但此时正如史迪威将军所说：“英军不可战矣！”

    所以尽管亚历山大对孙将军的建议表示赞赏，却婉拒了孙将军的要求。他的理由是：英军已经奉命撤往印度，不便再作攻击的举动；并且山炮和坦克都已后撤，一无汽油，二无给养，不堪再战。不管孙将军再三向他解释：正是由于此举关系到英军能否安全撤往印度的问题，所以才必须打此仗，不力挫一下敌军的钳形攻势，英军不但撤往印度的退路会被敌人切断，而且可能会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

    但孙将军终未能说服亚历山大。

    当时战况危急，未来难卜，故亚历山大对于孙将军的“欧洲见”毫无信心，未敢应对，不想后来他们二人再次见面果然是在欧洲。由于英国人的自私、心地狭隘以及怯懦，亚历山大没有接受孙将军在撤退中争取主动权的建议，后来果然不出孙将军所料，最西路敌军由于未遭打击，先于英军占领了清德温江重要渡口卡里瓦，将欲渡江西去的英军击溃，使英军的大炮坦克全部丢在清德温江东岸。由此可见，孙将军以其渊博的军事知识，超人的智慧、洞察力和判断力，当时他虽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师长，但他胸中装的却是整个缅甸战场，考虑问题也总是看到全局。

    新三十八师依照杜军长的命令北撤，于5月8日下午4时到达温早，孙将军命令一一二团暂留温早以阻击由色格尾追上来的敌第三十三师团。新三十八师师部和一一四团继续沿密（支那）曼（德勒）铁路线转进，于10日傍晚撤至米咱（Meza）。不久就在温早与追敌发生了一场殊死搏斗。

    杀他一个回马枪

    孙将军率部刚到米咱（Meza）不久，第五军联络参谋就前来传达杜军长的命令，命各师长及直属部队队长马上到印道的军部开会、恰巧新二十二师廖耀湘将军也乘车来到米咱，于是孙、廖二人一同前往。开会时杜将军把敌情大略通报一下，此时八莫和密支那均已被日军占领，杜军长原先想从滇缅公路撤回国内的道路已被切断而无望。敌第五十五师团已追到卡萨，同星夜赶往卡萨的我一一三团正在激战。由于形势紧迫，所以杜宣布已来不及下达详细命令。他一边指挥军用地图一边说：

    1．军拟即离开铁路线；改向西北行进到太柏家（Taipa Ga）附近集结。

    2．军部直属部队新二十二师及九十六师均以汽车输送，经印道（Indaw）到曼西（Mansi），然后徒步向太柏家前进。

    3．新三十八师徒步断后，以后再向太柏家前进。

    4．各部队立即按照指示迅速行动。

    同时杜将军又重申了他的向北撤往野人山的决定。孙将军返回米咱时已是11日拂晓，接到一一二团自温早发来的紧急电报：“尾追之敌约一个联队之众，附有坦克8辆、炮8门，于10日下午2时大举来攻，迄晚我被包围，形势急迫……”孙将军研究认为，这是敌人企图以优势兵力和在公路上有机械化部队快速行动之利，一举包围并歼灭我军一一二团，然后再追击师主力。若不及时回师救援一一二团，则新三十八师必将被敌人逐个消灭。孙将军想，此时新三十八师面临着最严峻的局面：一个团在卡萨与二十倍于己的敌人苦战，一个团在后面被包围，孙将军心急如焚，想到先哲有言：“幸生不生，必死不死”。若不出奇制胜，结局将不堪设想。所以，他毅然决定杀敌人一个回马枪！

    遂以一一四团为主力兼程赶回温早去救援一一二团，予敌以重大打击，迟滞其行动后，再按计划撤退。孙将军一面用无线电话通知陈鸣人，一面集合队伍，连夜赶回温早，12日拂晓即对包围一一二团之敌发起猛烈攻击，一一二团也从包围圈里杀了出来，痛歼敌寇。经过一昼夜的血战，毙敌800余人，残敌死命夺路逃窜，一一二团安全出围。5月13日拂晓，敌军又集结大部兵力猛攻我军左翼，把温早通往卡萨、八莫、腊戍的交通线完全切断。其时，其他“国军”已离开印道向北撤退得很远，于是孙将军趁夜幕的掩护，率新三十八师开始向西往印度撤退。

    在对待撤退的态度上，孙将军同英军恰成鲜明对照。孙将军认为在撤退?必须同敌人争夺主动权。只有在有利时机和有利地点给追敌以沉重打击，方能保证自己安全撤离。正如孙将军的旧部方宁先生在香港出版的《孙立人将军与缅战》一书记述的那样：

    我们新三十八师殿后，掩护先行部队，抵抗日军的追击，边战边退，不断与敌战斗。有时掘好战壕，布好阵地，等敌来攻；有时埋伏，给追敌来一个大奇袭；有时用疑兵，使敌不敢穷追；有时反找敌打一阵，再向后退。

    而英军则相反，他们的兵力数倍于新三十八师，又有足够的重武器。据陈纳德将军回忆录所述：

    英军第一装甲师的大部分坦克还都是完好的，但因为没有到印度的通路，都给扔了。如果把这些坦克驶上滇缅路，那它们对中国抗战的价值，真是寸铁寸金呢。

    有那么多重武器，见了日军就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可见再好的武器装备，给了被失败主义、逃跑主义弄得丧胆丢魂的英军，效果也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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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撤印度

    撤退路线的分歧

    关于西路“国军”退往何处的问题，在远征军将领中存在着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

    司令长官罗卓英的意见是先退到印缅边界再说，因为印度方向没有敌人，背靠印度可以避免中国军队四面受敌。而后再决定是退入印度后绕道（或空运）回国，还是另作打算。但罗卓英未提出具体的方案，也未指出应退往何处，而且印缅边境都是高山密林，无可驻军之所。后来罗卓英带着他的司令部的人员跟着史迪威先期撤往印度。

    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则主张退往缅北的野人山去，翻越野人山系东侧的高黎贡山返回滇西。实际上他对野人山地区的情况根本不了解，也未看过有关野人山的史料，仅是看了看军用地图，就草率地作出了这个决定（原先他是想往东撤到滇缅公路去的，在腊戍、八莫、密支那相继陷落后，不得不改变主意）。

    孙立人将军则表示支持罗卓英的意见。他指出：敌军的双重钳形攻势的主力是东边的两双钳，最东边一路敌军当时已逼近中国边城腾冲，很可能长驱进入我国云南的怒江河谷一带，而怒江河谷里尽是难民和败兵，难以扼守。这样，即使能翻越高黎贡山，也被日军挡住去路，困在横断山脉里。从卡萨方向正朝西猛攻的敌第五十五师团又随时可能切断中国军队的去路，围歼中国军队。从军事态势分析，往北撤退危险极大。再从地理环境看，诸葛亮在《出师表》上就写着“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就是说我国云南省怒江边城泸水以西都是瘴疠遍地、杳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大军进入这样的绝地，岂能生存？所以孙将军坚决支持罗卓英总指挥的意见：“反对撤往野人山，主张向印度的英法尔（Imphal）地区撤退，退入印度后再考虑回国的问题。”

    尽管孙将军的理由十分充分，但是杜聿明将军却拒不采纳。结果，十万大军入缅，作战不足两月，死亡61000人，其中作战伤亡一万余人，又有近五万人因饥饿疟疾死在深山密林的撤退途中，生还者仅四万人，有诗为证：①

    十万大军下缅甸，

    四万残兵侥幸还。

    一万忠烈死疆场，

    五万冤魂葬深山。

    孙将军讲一桩血的教训时说：

    我军初到缅甸，即有仁安羌（Yenanyaung）之捷，解了英国之围，正计划乘胜进攻，不料敌人已经绕到腊戍（Lashio），完成两大钳形包围，英军及国军奉令撤退，由我师殿后掩护。当时英军撤走，真是要命不要钱，什么也丢掉了，只顾逃得性命，但国军却是要钱不要命，只顾搜寻财物，全不想及环境的危险。因为当时局势紧张，当地老百姓与英军等仓皇避走，一切财物，均行弃置，店铺中保险柜等原封未动，国军见了，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目迷神眩，终日将十字锄、窝铲等，打保险柜，搜集财物，本来国军待撤的有四五个师，都要集中在曼德勒（Mandalay）撤到密支那（Myitkyina）集结，当时尚有火车可通，汽车也还有几百辆，足资运用，如果迅速集中整理，利用火车运送，则结果尚可整编作战，可是他们只为贪财一念之差，要利用火车运物资，借口部队须休息数日，始可移动，是这样一迟延就是十天，而敌人未响一枪就已经占领了八莫（Bhamo）及密支那。归路已绝，财物与部队都无法撤出了。只得改向北走，而那是高山密林，全无居民。他们翻越绝地，又逢雨季，于是他们饿死、淹死、病死、被土蛮杀死、自杀死，不知其数，以五万之众，归者不过数千人而已。而所谓财物金银与生命同归乌有。第二次我们反攻时，经过他们所行之地，真是白骨成堆，惨不忍睹。而我师当时，严令只准携带粮弹，其他一概抛弃，以减轻负担，违者即予枪毙。我警告部下说：“现在贪财，将来说不定连裤子也带不走了”。部下都能服从命令，结果虽是最后撤退，却能全师而至印度。

    摆脱六万日寇的截堵包围

    在温早反击战发生的同时，一一三团发现有被日军包围的趋势，遂奉孙将军命放弃卡萨往西撤退。所以温早反击战结束时，在新三十八师的东面有敌五十五师团正由东向西尾追一一三团和第五军；南西则有一路尾追而来的敌第三十三师团；西边清德温江（Chindwin R.）一带还有敌五十六师团在等着拦阻我军；而北面是绝境，又不能去。孙将军清楚地看到，新三十八师已陷于重围。南、东、西三路敌军总共大约有二个半师团六万余人，兵力十倍于我；敌人拥有制空权，还有大炮、坦克、摩托；江河中有敌人的巡逻艇；还有遍布缅甸各地的日特缅奸在为敌人提供情报，而我不仅没有重武器，弹药也所剩不多，稍有不慎，就可能使全师遭到覆灭的厄运。后孙将军决定：

    1．绝不跟杜聿明去野人山。

    2．避开敌军主力，然后翻越野人山系南端的巴豆开山到印度英法尔。

    3．必须赶在雨季到来之前到达印度。

    如果随杜将军去野人山，不仅是自投绝路，而且摆脱不了敌第五十五师和第三十三师的两路夹击，因此，不得不再次违抗上级命令。为此，孙将军两次给重庆的“军委会”去了电报，说明由于往北去的路已被敌第五十五师严密封锁，无法遵照杜聿明将军之命向北撤退到野人山去，新三十八师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向西撤往印度。特向“军委会”请示以免事后追究。“军委会”一直没有回电。

    孙将军看到，现有公路、铁路都已被敌人牢牢控制，如果沿公路撤退，必遭敌军包围，唯有走极少有人走的山间小道，并不时故布疑阵，让小部队打着新三十八师的旗号去迷惑敌人，使敌人不知新三十八师之所向，方可跳出敌人的包围。

    由于清德温江上游地处山区，西路敌军主要在卡里瓦一带，卡里瓦以北敌人相对较少，所以孙将军选择旁滨（Paungbyin）和南先庆（Nawngsankyim）为渡河点。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孙将军独辟蹊径的撤退路线，所以敌人始终弄不明白，曾在仁安羌大显神威的新三十八师究竟到哪里去了！

    我们再把话题回到温早反击战后的新三十八师上来。5月13日晚，孙将军把敌人抛在温早，率部向西进入山地。经过一昼夜急行军，14日晚到达品列库（Pinleba）附近。16日到达凯蒂（Kaget），过了凯蒂就走入两边都是悬崖峭壁，险峻至极的山谷，必须沿峭壁中间的拉马河（Lama R.）涉水行走。幸喜是旱季，水不太深，浅的地方还不过膝，深处也只淹到腹部。在河里走了一天一夜，上岸时，发现这里是无人居住的深山区，军用地图不管用了，所带的向导也不认得这一带地形。于是，孙将军只好带着尖兵到山的棱线上，借着月光四处探查。在指南针的帮助下，辨认出正确的方向，找到了一条依稀可辨的羊肠小道，于是又沿着这条羊肠小道一路翻山越岭向西偏北方向前进。经过五昼夜的急行，翻越了崇山峻岭，通过了无数弯河曲径，又转入深山密林。神出鬼没的行踪，使尾追的敌人无法捉摸，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尽管日军的侦察机也在到处寻找新三十八师的下落，但他们根本就想不到新三十八师已到了离清德温江相距咫尺之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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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渡清德温江

    5月18日傍晚6时，新三十八师抵达清德温江上游的渡口市镇旁滨（Paungbyin），侦察员报告说：

    1．敌利用小汽艇到处扰乱，本日上午有敌兵四五十名分乘小炮舰两艘，有由伊洛瓦底江支流沿清德温江北犯之企图。

    2．本日下午2时，敌机六架轰炸了旁滨以南十英里的渡江码头。

    3．旁滨街市民中混杂有敌人的便衣队，不过目前暂无异动。

    4．船只竹筏、民夫及照明器具等一切渡河工具均已准备齐全。

    种种迹象表明，敌人虽未能查明新三十八师的确切去向，但已怀疑到新三十八师的“失踪”实际上是向西去了，所以加强了清德温江两岸的戒备。孙将军从街市上经过时与当地居民接触，觉察到许多当地居民已被日本人蛊惑，对我显有敌意，少数已成了为虎作伥的日军鹰犬。若在此过夜，很可能会遭到日特缅奸的袭击，同时全师官兵都已疲惫不堪，难以在深夜防备不测。孙将军想，与其在此遭遇不测，不如再忍耐一时，赶快渡过江去再休息。因此孙将军当机立断，决定不在旁滨休息，全师立即渡江。孙将军下达命令，并派遣掩护部队暂留东岸后，就去同当地的县长虚与委蛇，虚张声势，又故作布防模样，以麻痹敌人，滞缓敌人的行动和追击，并震慑一下敌军便衣队和缅奸的蠢动。

    19日凌晨4时，师主力已在旁滨渡江完毕，只有工兵营和辎重营因破坏不能带的装备及沿途退路之桥梁等，尚未能到达渡口。所以留下一一二团第一营担负掩护任务，孙将军本人也于5时渡江西去。接着就率部向印缅边境急进，并用无线电报与重庆联络，报告部队行止。请示机宣，但始终未得到答复。就在这时，忽然对岸枪声大作，侦察兵报告说旁滨许多居民忽然都换上了白衣与日军便衣队混合，并向掩护渡江的一一二团一营袭击。消息传来，已渡河的官兵睡意顿失，官兵们都庆幸地说：“我们的师长真像诸葛亮一样，料事如神。敌人的一切阴谋他都能识破，要不然我们就要以疲师冒前水一战的危险了。”

    20日下午，部队到达肇动他，先遣的侦察兵报告说，由米欧提特（Miouthit）转进印度的路线不易通行。于是，孙将军决定改由唐海（Tomha）前进。当天下午3时，孙将军在唐海进入巴豆开山前下达了一道命令：

    1．部队改由唐海经凯伯特、凯宋向印度的英法尔前进。

    2．唐海以北无给养，各部须在唐海以南地区充分带足给养。各连以上（师司令部同）至少均应购带黄牛两头，作为动物蛋白质食用。

    3．沿途不易雇请脚力，各部队须自行设法多雇脚力。

    4．各团、师司令部及直属部队须随时准备向导，以免迷失路途，失去联络。

    5．每到达大休息及宿营之地点，师特务连、各团特务排须严密巡逻，遇有擅取民众财物之官兵，就地枪决，以振军纪。

    6.   从唐海起及其以西地区霍乱、伤寒、痢疾流行，饮食特别注意，饮水尤须煮开。

    当时正值缅甸最酷热季节，每天最高气温可达四十摄氏度以上，孙将军为了防止霍乱等传染病蔓延，规定：“宁愿饿死、渴死，绝对不准取喝山中生水。”

    正是这道命令和这个口号，救了全师官兵的命。除一名炊事兵忍耐不住口渴，偷喝了生水结果暴毙于途外，全师官兵无一因病死亡。后来在第二次缅战中，同样是全师身处各种传染病和瘴疫的流行之地，从未发生过部队感染传染病之事。作为一个军医的我，深深感到这首先应归功于新三十八师有一位崇信科学、也很懂得医学常识及高度重视防疫工作的师长。若没有孙将军这样一位主官大力倡导防疫，仅靠军医处的人去努力，那么任凭军医处和全师军医有天大的本事也是办不到的。孙将军不但在军事上是位天才，在部队的防疫工作上，也同样是位行家里手。

    在旁滨为了接应工兵营和辎重营的一一二团一营，在梁砥柱营长的率领下，抓紧时间构筑了良好的防御工事。所以，19日午后敌军主力追来时，屡次进攻都被我梁营挫败。此时工兵营完成任务后，正朝旁滨渡口撤退，途中遭敌军拦截。工兵营一面英勇反击，一面同梁营以无线电联络，梁营集中全营火力压制该股敌军，敌军受两面夹击被迫退却，工兵营遂得以安全渡过清德温江。

    恼羞成怒的敌人遂以炮火猛攻，我军因有良好工事掩护，所以几乎没有什么伤亡。20日上午，敌军又转向我右翼迂回，企图在下游渡江，占领西岸，截断梁营的退路。梁营当即把主力转移到下游阵地，予敌以迎头痛击。相持到20日下午2时，梁营长得知辎重营已在上游渡江，掩护工作已圆满完成。适天降大雨，于是梁营借雨幕的掩护，强行渡江，循师主力的撤退路线往印度进发。

    据不完全统计，旁滨一战，梁营总共毙敌200多名。沿清德温江北上的这路敌宫入缅以来一直未遇到过对手，这是第一次遇到了沉重打击，领略了新三十八师的厉害。梁营在撤退途中，还从小股日军手里救出第五军和英军官兵300余人。27日那天，梁营同辎重营、工兵营在英法尔东南十八英里的边境普拉村胜利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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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战卡萨（Katha）

    卡萨阻击，迟滞追敌

    绵延曲折的伊洛瓦底江自高黎贡山奔腾而下，在八莫拐了一个弯向西流去，到了卡萨附近又折向南流往曼德勒。卡萨同曼德勒、米内瓦均有铁路、公路相通，作为缅北与缅中之间的交通枢纽，卡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而此时担任“内钳”东翼的敌第五十五师团，正企图从卡萨渡江与敌第三十三师团夹击中国的第五军和英军。宽阔的伊洛瓦底江将成为中国军队阻挡东路敌军的唯一天然屏障，卡萨的得失决定着西路“国军”的生死存亡。

    在大难临头之际，杜聿明将军看中了一一三团，点名令一一三团连夜赶到卡萨去抵挡已抵达伊江东岸的敌第五十五师团二万多机械化部队，并警戒已占领八莫的十八师团的部队（“外钳”东翼），以便掩护第五军安全向北撤往野人山区。而孙将军深知自仁安羌一战以来一一三团从未好好休息过一天。在他的三个团中数一一三团伤亡最大，兵员最少，在九百余名战斗员中，竟有三百余名伤员随团行动。新三十八师已成“孤军”，而一一三团更是“孤军中的孤军”，且他们面前的敌人更多、更强大，对于一一三团的命运，孙将军十分担忧。所以一到温早，立即派齐学启副师长赶赴卡萨指导一一三团相机行事。

    卡萨之战始于5月9日下午2时，一一三团派出的搜索警戒部队二营第五连在伊江东岸与敌军先遣部队发生激战，然后撤回伊江西岸，一一三团全团遂全部进入事先筑好的防御阵地，严阵以待。5时，敌先遣部队从上游渡河，威胁我军左翼，并与一一三团左翼发生激战。下午7时，敌军集中各种炮火向我方沿江阵地猛烈轰击，接着又用汽艇运输其大部队进行强渡，被一一三团奋力打退。晚上9时至11时，敌军在炮火掩护下又组织了规模更大的部队强渡，由于渡河面宽，汽艇、船只和木筏大为增多，所以一部分滩头阵地一度被敌军占领，战况极为惨烈；一一三团官兵前仆后继，向登岸敌军发起反冲锋，才将敌军赶了回去。就在战斗最激烈之际，齐学启将军赶到火线上，向刘团长等面授机宣，又亲自到第一线指挥夺回滩头阵地的战斗，给一一三团官兵很大鼓舞。经过两小时激战，我军终于守住了全部阵地，但伤亡也较大。激战之后，齐副师长率领伤兵先后撤至安全地带。

    当时，孙将军与齐将军用无线电通了话，孙将军让齐将军马上回师部，并且约定在10日凌晨3时派车到指定地点接他，但叶遇春副官驾车按时到约定地点去接齐将军时，等了4小时未见齐将军踪影，只得独自返回。孙马上同刘放吾团长通话询问齐副师长去向，刘却回答说，齐已率领伤兵回师部。从此，孙将军就再未能见到他这位最亲密的战友。

    敌军见一一三团坚守阵地十分顽强，于是，在10日那天决定放弃正面强攻，改迂回包抄。10日晚上，一一三团阵地的上游和下游又有部分敌军相继渡江，构成了对一一三团的包围态势。刘团长发现敌情变化及时电告了孙将军，孙将军马上电令：

    “一一三团立即撤离卡萨，向印道、旁滨方向撤退，以免作无谓的牺牲。”

    于是，一一三团在11日凌晨2时趁敌军不备，连夜向西撤退，配属一一三团的第五军一个炮兵连此时已先行撤走，归还建制。孙立人将军对当时作战经过是这样说的：

    我带领新三十八师出国远征，首先在仁安羌一战大捷，解了英国八千之围，败敌人十倍于我之众。正预备乘胜进攻，不料当时全盘战局，与我不利，敌人以曼德勒为中心，完成钳形攻势，北上包围。于是英方决定放弃缅甸，西撤印度。我国远征的第五军，亦即北撤。新三十八师奉命掩护英军和国军的撤退，成了殿后之军。我师一一三团，奉命驰赴卡萨，藉以警戒八真方面，掩护撤退国军的侧背，及至整个掩护完成，我新三十八师主力即至温早西清德温江左岸的旁滨。敌人的浅水炮舰和汽艇正在下游沿江上驶，旁滨已经布满了敌探和便衣队，前临大水，后有追兵，真是危急万分。于是一面与当地县长敷衍，扬言布防，派一连人虚筑工事，作久驻的模样。一面暗自准备竹排木筏，尽晚渡江。翌日拂晓，果然敌机即来江边轰炸，大部队也已追到江边，当地老百姓已换上白衣与敌队混合，向我猛击。幸喜我师机警的早已渡江，否则真不堪设想了。可是一一三团仍未曾取得联络，不知危困何地，及至渡江已一周，第五军北撤已久，忽然接一一三团来电，问我第五军现在何处，本来第五军北撤的道路，我是不主张的。因为就当前的大地形说，西北方向虽无敌人，但那是全无人烟的原始森林，无路可走，无物可吃。而当时已是5月上旬，雨季转瞬即到。热带的雨季，真可以使陆地成河，无法行动，那是绝地，敌人所以不去，而我们去了，也就有死无他。当日第五军号称五万之众北撤，活着回来的不过三数千人。我们西撤到了印度的英法尔后，再回头到新平洋接出第五军的两三千人，大都面黄脚肿，狼狈万状。后来改编为二十二师。及至后来我们反攻缅甸时，沿途所见第五军行过之处，白骨横纵，有的火灰依然，而白骨围绕，还可以想到当时病困了围火而睡坐的形式，真是惨不忍睹。我军掩护撤退时，因要求于任务完了时，可以自由行动，所以才能平安的撤到印度的英法尔。我们既然知道第五军北撤的路道是绝地，现在一一三团询问第五军方向，定是该团对我失去了信心，想靠近大部队，以资保障，我当时非常地着急，即复电绝不可北撤，以自入绝地。接着他们又来电说，拟即化整为零。我想这更糟了，因为一团人，多少还有点力量，可以突过敌线。如果化整为零，而唯一可作向导的地图，又只一张，在异国穷荒僻壤之地，各人昏头乱撞，有死无疑。所以急电制止。接着他们又来电说，经召集连长以上会议决定，遵照指示，团体行动，但西撤到江边，全是敌人，不敢强渡，已向北走。我即复电，北走为死路，让他们速向南撤少许路程，再急速回头西撤，必能减少阻碍。因为我军逃撤，敌人尾追，已成与敌人竟走之势，如果折而南撤，敌仍北追，必能与敌人距离较远，然后速向西撤，自然能从空隙中平安渡江了。一一三团照此而行，果然得以渡江，无甚阻碍。

卖烤红薯的老汉

一一三团过江到达印度

    经侦察南先庆并无敌情，于是一一三团八、九两连先行出发，全团按计划准备就绪后，于傍晚6时半开始渡江。第一营顺利抵达彼岸，第二营重机枪连渡河时，不幸竹筏被大浪打翻，损失了数挺重机枪和十多名战士。至深夜2时，全团官兵先后到达指定地点集结，根据各营连统计报告表明，被激流大浪吞噬的人员共计30余名，这是一一三团自仁安羌和卡萨二次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

    6月1日黎明，敌军先头部队抵达我军渡河地点南先庆，8时半敌机也飞临上空侦察，据报约千余人的日军大队人马，正往一一三团渡河后的集结地点开来，估计下午2时可抵达我军集结地点。于是全团官兵不顾饥寒疲惫，即向印缅交界山区进发，终于在6月8日回到印度边境新三十八师临时驻地普拉村（Pula）。

    第五军进入印度的经过

    中国远征军新三十八师在印度英帕尔的普拉村休整一个月，1942年7月上旬，奉司令长官罗卓英之命转移到中印边镜雷多（Ledo）驻防。此时杜聿明的第五军和新二十二师廖耀湘部，尚在原始森林中劫难未尽。

    孙立人并不因为自己的部队退入印度就心安理得，他对杜聿明毫无成见，而且为杜聿明和第五军的存亡忐忑不安，他曾多次向英方建议派飞机去寻找，但是，英方总是支吾敷衍，始终没有派出飞机。他忍耐不住，决定直接去找蒙巴顿勋爵。

    这位“爵爷”大惊小怪地喊道：“啊——！孙将军，据我所知，你并不是黄埔将领！”

    “是的，但我和杜聿明同是中国将领。”孙立人强调道。

    蒙巴顿瞪着一双蓝眼睛说：“据我所知，杜聿明并不同意你退到印度，他是副长官，你违背了他的命令，如果他也撤退回来，会不会报复你呢？”

    “向印度撤退，原本是罗长官的意见，我遵照罗长官的命令行事，杜副长官也无话可说。退一步讲，即便他对我有什么意见，毕竟是我和他之间的个人恩怨。他带着几万人向野人山撤退，这就不是我和他两个人的事了。”

    “据我所知杜聿明是你们蒋委员长面前的大红人，而且在黄埔将领中很有号召力，因此，你和他结怨，对你在国民党军中的前途，将会是很大的障碍。”

    孙立人严肃地说：“阁下，你知道的的确不少，但是，你唯独不知军人的良心！”

    这一番话使蒙巴顿受了很大的震动。他是听亚历山大等人说杜聿明如何傲慢，又如何公开指责英军等，所以才不肯帮忙救出杜聿明，现在孙立人义正词严的一番话，把他说服了。因此，他十分感动地说：

    “孙将军，我欣赏您的骑士风度！”

    “阁下，我决非17世纪欧洲的骑士，也决非18世纪美国的西部英雄，我仅仅是一个中国的普通军人。我仅仅以一个中国军人的身份，向一个英国军人提出要求，不知你能不能接受——诚恳地接受？”

    “孙将军，您的气魄感动了我，使我决定改变主意。我以勋爵的名誉向您保证：马上派出飞机去寻找。”

    “谢谢！”

    “但是，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因为野人山以原始森林为主，树枝覆盖，高空很难看清森林中的情况，即便低空侦察，也很难奏效。”

    “阁下，中国有句俗话——‘尽人事而听天命’，翻译一下可以这样讲——我们尽力去做，听凭上帝的安排。”

    蒙巴顿说得不错，在那覆盖的原始森林上空，英机多次低空飞行也没有发现情况；他也说对了，杜聿明是蒋介石的爱将，断绝通讯日久，蒋介石焦虑不安，便派遣联勤总司令俞鹏飞到印度，要求美国空军也出动去寻找杜聿明和第五军的下落。

    美机多日在原始森林上空低空侦察，终于在新平洋（Shingbwiyang）一带有所发现，尽管不能肯定是第五军，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投下了给养和通讯器材，希望这些盲目投下的东西，侥幸有一次或一部分能使第五军收到。

    一日，新三十八师在雷多的电台收到了第五军的信号。通讯处当即报告师长，孙立人接到电话，拿听筒的手都颤抖不已。他当即赶到通讯处，守在无线电发报机前，急切地对报务员说：

    “赶快问问杜副长官和廖师长的情况，就说孙立人向他们问安！”

    当电台收到对方回答：杜副长官和廖师长都好，并向孙师长致意，孙立人的眼泪滚滚而下。因为他当初率领新三十八师通过森林来到印度，那仅仅是人工森林，而且也仅仅是几天的时间，至今回忆起在那种暗无光线的环境里的恐怖，尚不免心有余悸。杜聿明带着部队，竟然在原始森林中转了三个月！遭遇之悲惨，他简直不敢设想！

    杜聿明向孙立人发来回电，这位骄傲的将军告诉部下：食品早已耗尽，将士疲病交加，恐无见面之日了！

    孙立人当即口授一电回复：

    “副司令长官杜•密•职闻钧座受困而又音讯全无，终日如坐针毡，现得与钧座取得联系，党国之幸！三军之幸！职当竭尽全力救钧座脱险，望钧座善自珍重，相见有期！职孙立人叩。”

    发完电报，孙立人当即派出第一一二团第一营第三连去迎接杜聿明。

    周友良率加强连进入原始森林，向新平洋方向搜索前进。不料竟先发生一件颇具戏剧性的事：

    一日，第三连忽然发现在一块空地上架着许多堆枪支，其架枪的方法，与部队行军中途休息时架枪方法相同：一个班十余支步枪架在一起，轻机枪则摆放在三堆步枪的中间，十分整齐。周友良起先还以为是第五军在附近休息，忙命士兵四散寻找，找了半天不见人影，却发现一堆堆白骨。再看那些架着的枪都已生锈，甚至连接点都已锈在一起了，显然架的时间已非一日。周友良还以为是第五军在此遇难了。

    副连长劝道：“连长别急嘛。刚才我大概点了点枪支，根据枪支数目，最多不过一团人。第五军军直属部队加上新二十二师，是一支万人以上的大部队。就算这里死了一两千人，也不会死绝。况且，杜副长官必然受到保护，都死光了他也不会死，我们再找找吧。”

    两人正说着，一个士兵跑来报告，说是在白骨堆里捡到一些新二十八师的符号。

    原来国民党军队的符号，都是布质经桐油浸熬过的，不易腐烂蛀食。所以死尸虽被虫蚁吃光，符号却还保留完好。

    周友良又亲自到白骨堆里翻找，又找出许多新二十八师的符号。这才确信此处是新二十八师的一个团最后牺牲之处，想刚才自己的急躁，不禁十分愧悔，赶紧集合部队继续向前搜索。

    原来三个月前第六十六军新二十八师在曼德勒至眉苗（Maymye）间防御，被日寇冲击打散，其中一位杨团长率领三四千人向曼德勒以北地区转进。新三十八师在温早时，电台曾收到该团信号。当时孙立人回电对方通报敌情，并建议对方向西渡过伊洛瓦底江，与新三十八师会合，共同行动。显然，这位杨团长与杜聿明有共同见解，并没有接受孙立人的建议，率部向缅北转进。更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与杜聿明的第五军会合，结果这三四千人的队伍，大部分葬身于原始森林中。

    周友良率加强连在原始森林中又搜索了两天，终于碰上了第五军。新三十八师士兵看到第五军弟兄们的惨状，禁不住拥抱着放声痛哭起来。

    这支近万人的队伍，到达新平洋地区时，只剩下病残将士不足3000人。

    周友良很费了点事，才找到了杜聿明。这位将军浑身浮肿，肿得皮肤发亮，猛看上去像个大胖子。他的周围还有十多个士兵在维护着他，这就是常胜所带的警卫连100多人所剩下的最后一批士兵了。

    周友良先还有点怀疑对方是否便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杜聿明？杜聿明倒有点沉不住气，自我介绍了：

    “我是杜聿明，你是哪一部分的？”

    周友良赶紧敬礼：“报告钧座，部下是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第三连连长周友良，奉师座之命，率加强连特来迎接钧座。”

    “啊，好……好……好……”杜聿明深感意外，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

    “部下带来了军医，先替钧座检查身体吧。”

    周友良把军医叫过来，当即检查了杜聿明的身体。杜聿明身体十分虚弱，而且肾功能不太健全，以至在营养不良情况下发生浮肿。军医只能就当时的条件和携带的药品做了处理。

    担架很快便绑成了，但杜聿明还坚持不肯让抬。因为国民党军的将军们都信奉所谓的“将礼”——《黄石公三略•上略》篇里这样讲道“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挥扇，雨不张盖，是为将礼。”他身为中将副司令长官，既没有负伤，让人抬着成何体统！但是，不知为什么，经过军医检查，又有一个加强连来接了，他倒反而软弱无力了，似乎再也无能力自己继续前进了。

    第五军残部，在周友良连长带领下，向雷多方向前进。因为周友良进森林进时沿途留下了路标，所以路线不会错，行进比较顺利。如果没有这支接应队伍的带领，杜聿明还不知要带着队伍在森林中转多少天。①

    当时新二十八师回国的实况，孙将军是这样说的：

    当我师西撤印度时，同军的新二十八师，原在曼德勒作战，腊戍失守后，敌人钳形包围已成，迅即撤退，还剩有五个营及师直属部队，共约五千人，由一个团长指挥，找我要汽车运输，本来当时上面控制有600辆车子，20余列火?，我师奉命掩护撤退，是最后脱离战场的，却未分配得一辆一列，所以根本无车子可拨，他又请教我的撤退方法，我说，既有5000人，可以打出一条路，为何不北击，投向师部？他说：“士兵已无法作战了”。后来，他就从间隙中北撤，至中途，那团长又与我联络上了，就向我请示，我指示两点：1.从本师一一三团敌后，与敌一战，收到与一一三团夹击之功，必能击散敌人，然后与一一三团会合西撤。2.从敌间隙中东撤云南，二者他都不曾照着去做，而只尾随第五军旧路，向西北撤，须知西北已是人烟少有的森林地，何况又经第五军吃食已尽，于是大家饥饿、疲困、疾病而死，回国者才130余人，后来在昆明重见，感伤流涕，认为如照我的指示，绝不会损失至此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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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中扶助侨胞

    日军为了把缅甸变成另一个“满洲国”，早在入侵之前就派日特在缅甸挑拨缅人与华侨的关系，迫害、残杀华侨。日军入侵之后，华侨就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命和财产完全失去保障。所以，从缅甸逃云南和印度的难民主要是久居缅甸的华侨，只有少数是缅甸人、印度人和英国人。从旁滨到英法尔，由缅甸逃出的难民成千上万，沿途因饥渴劳累病倒的和感染传染病倒毙于途中的比比皆是，其状惨不忍睹。

    但这丝毫未影响官兵们的士气，反倒激起了他们无限的同情心。新三十八师是孙将军和齐将军多年培训出来的仁义之师，官兵们历来受到孙将军“忠义仁信勇”的道德观念的灌输，所以对华侨的悲惨遭遇都深表同情，遇到逃难的华侨，都自觉地拿出自己水壶里不多的一点水，匀出干粮袋里不多的一点口粮，捐赠给侨胞，宁愿自己忍受饥渴之苦。有个华侨孕妇因为病得太苦不想活了，好几次跳到水塘里企图自杀，都被新三十八师的战士救了上来。有些年事已高的华侨老太太、老先生累得不能行动，战士们就用担架把他们抬到印度。孙将军还把在曼德勒掩埋尸体清扫道路时，蒋介石犒赏新三十八师多余下来的3000卢比全部拿出来作救济沿途难民之用。

    部队抵达印度边境全师大团圆后，检查人员、武器、装备损耗数量，结果发现除随身衬衣、裤、袜、鞋因辗转作战，长途行军之故，稍嫌破旧外，其他服装，枪械都很完整。除一一三团仁安羌一役牺牲了200多人和被清德温江急流吞噬的30余人，一一二团在温早牺牲数十人外，其余各次战斗人员损失并不很多。对此孙将军甚感满意，同时他预料英印当局可能会对这支不请自来的中国部队采取不友好的行动，日军追来的可能也尚不能排除，所以，孙将军令部队一边休整；一边加强警戒和战备。

    军容整肃，英人折服

    在印度的英国当局在丧失缅甸以后，仍旧苟且偷安，疏于边防。兹摘录孙立人将军6月10日给蒋介石先生的一封汇报信中的一段，如下：

    ……职部在缅甸不得已而向印度转进时，理想中以为印度乃英三大子国之一，绝不能如前者之疏于防守，轻易放弃，及抵印境，而事实均出意外，在军事方面者，如清德温江水深流急，右岸皆山，本为印度东陲之天然屏障，而英军竟放弃不守，任故寇长驱直入，此影响于我军撤退亦非浅显。又如印缅交界之山地，均系峻岭重峰，绵亘数百英里，实为险要，然山中小路，到处可进，英军既无工事，又无兵扼守，即间或驻有少数部队，其警戒亦异常疏忽。当职师入印时，英方以为如此天险，我亦通过，均认为神奇而表示惊讶，由此可见其边防疏懈之一般矣！尤足令人寒栗者：此间英军事当局均以雨季到来，行军困难，可资拒敌，其侥幸苟安之心，概可想见。至于政治方面，此地民族复杂，亦无组织，而英人之自尊自大，平日奴役印民，更甚于缅；若一旦有事，安能望其协肋乎？孙子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又说：“先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旨哉斯言。

    由此可见，孙立人将军深感英印当局腐败，根本就不想指望同他们一起对日作战，而是想休整一下之后，尽快回国抗战。若不是后来史迪威将军的争取，中国驻印军就不会诞生，更不会有中印公路和第二次缅战。

    当时，英印当局对于中国的看法还是停留在满清时期，他们以为中国军队仍像清朝时期那样腐败、落后和不堪一击。所以当新三十八师到达印度边境的消息传到英国东方警备军军团长艾尔文将军的司令部时，他大为惊异。他亲眼看见从缅甸退回印度的英军，都是衣衫褴褛、枪械俱失、狼狈不堪。以为新三十八师担任掩护盟军撤退的任务，孤军殿后，在三路60000日军的夹击下，一定要比英军更为狼狈，担心这样一支溃军会扰乱地方秩序，因此，他给印度总督兼英军总司令魏菲尔上将（A.R.Wavell）发了个紧急电报说：

    “准备把华军缴械。”

    此时，亚历山大上将恰好在德里（Delhi），他闻讯后马上去见魏菲尔。他向魏菲尔说明新三十八师在仁安羌救出英军第一师和血战色格、卡萨和温早，掩护英军撤退的功绩；认为不但绝不能缴械，还应当以礼相待。英军第一军团长史林姆将军当时正在英法尔养病，闻讯后赶紧去阻止艾尔文的蠢举。史林姆告诉艾尔文：“新三十八师对我军是有大恩大德的。”

    “对于新三十八师必须给予协肋，绝不能乘人之危，无礼相待。况且新三十八师战斗力极强，阁下的部队根本不是新三十八师的对手，非但不能将其缴械，还会引出不幸的后果。”

    他力劝艾尔文将军还是先亲自去拜访一番，便可明白究竟。

    孙将军一进入印度，就料到英国当局可能有不仁不义之举，所以他根据《孙子兵法》：“绝山依谷，视生处?”和“右背山林，前左水泽”的原则，早就选好了地形，把部队驻扎在有水源，交通能进能出的山坡上，严阵以待。同时与英军联系，以尽客军之道。

    艾尔文果然亲来普拉村拜访新三十八师师部。孙将军早有两手准备，派仪仗队列队相迎，并请他检阅部队。艾尔文将军见新三十八师军容整肃，枪支锃亮，与新投入战场的生力军无异，与从缅甸溃败逃回印度的英军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所以他带着惊异和赞叹的表情，连连说：

    “要让自己的部队好好向新三十八师学习。”

    罗斯福总统在1943年给孙立人将军颁发丰功（Legion of Meritis）勋章时说道：

    中国孙立人中将于1942年缅甸战役，在艰辛环境中建立辉煌战绩。仁安羌一役孙将军以卓越之指挥击灭强敌，解放英军第一师之围，免被歼灭。后复掩护盟军撤退，于千苦万难中，从容殿后转战经月，至印后犹复军容整肃，不灭锐气，尤为难能可贵。其智勇兼备、将略超人之处，实足为盟军楷模。

    6月14日在印度首府新德里（New Delhi）的阅兵式上，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的一个排代表中国军队参加十一国军队的检阅，以压倒优势夺取了冠军，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为国家争得了荣誉，改变了印度华侨被歧视的境地。当这一排士兵从德里返回驻地，途经加尔各答（Calcutta）时，加尔各答市政当局破例准许加城的华侨举行盛况空前的庆祝游行集会。

    新三十八师的实力让艾尔文大吃一惊，也让英印军方动了个新念头：

    想利用新三十八师做他们的挡箭牌。6月13日英方要求孙立人将军率部进驻雷多布防，表面的理由是说借此可联络还在北缅野人山里的第五军，实质则是英方毫无力量防守印度边境。边防军虽号称三个师，实际上不足一个师，且士气低落，因此想利用新三十八师。孙将军当时一心想早日回国抗日，所以以“部队作战太久，人员弹药均需补充，休整后方可作战”为由婉言谢绝。并建议罗卓英将军将本师调驻丁苏卡以北的萨迪亚一带地区，稍事休整后经列多绕道回国。

    后经罗卓英同英方交涉，孙将军于6月20日率领全部官兵由英法尔步行至地马普尔，转乘火车抵达雷多地区马赫里达（Margherita）附近，建立营房稍事休整。这就是我初识孙将军和新三十八师司令部的地方。孙将军和新三十八师当时去那里是休整，并未接受英方提出要新三十八师布防的要求。直到后来中、美两国工兵开赴列多并开始修筑中印公路，孙将军才接过当地防务，保护中、美两国工兵的安全和工程的进展。在建营地时，当地一些英国人对新三十八师官兵相当友好，给予过不少帮助，这与新三十八师在印度声望卓著、威名远扬显然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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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学启将军殉国经过

    齐学启将军是湖南人，与孙将军在清华园及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同窗九年，比孙小一岁。他在卡萨“失踪”的经过是：

    1942年5月9日深夜，孙将军同齐将军通过电话后，齐对刘放吾团长转达了孙将军和他本人对一一三团今后行动的指示后，乘坐第五军的车辆赶回在曼西（Mansi）第五军军部，请求第五军派车运送一一三团伤员和送他去约定地点返回师部。杜聿明将军曾答应派车送他去约定地点回师部，但当时第五军正忙着撤退，车辆十分困难，为了找车而延误了时间，显然已不可能在3点钟赶到约定地点了。此时齐将军又想到一一三团仁安羌一战时，有一部分伤员在第五军野战医院里治疗，所以他决定去看望本师的伤员，并带他们回本师去。此时在野战医院的伤员已被告知，今后撤退时没有车辆运送伤员，不管轻伤、重伤，都要自己靠两条腿走。所以，大家正在惊惶不安之际，忽见慈如父母的副师长来医院看望，不禁悲喜交集，都要求跟随齐将军走。齐将军是个爱兵如手足的人，看见跟随自己多年的袍泽的凄惨景状，早已使他热泪盈眶，慨然同意。但他万没料到孙将军会率全师主力赶回温早去援救一一二团，全师的撤退路线变为从温早向西北方向转进，所以，齐将军和伤员们就此同本师失散。

    于是，他率这18名伤员在山林中觅路西进。起初重伤员还能勉强坚持，过不多久就伤痛难忍。齐将军一面亲切安慰，用精神来鼓励他们忘却痛苦，一面又到村里用自己的钱买了几条大黄牛，让伤员骑在牛背上前进，一路辗转来到清德温江畔的孟坎。此时，重伤员因缺医少药，创口都化脓，连骑牛都支持不住了。齐将军再设法买来竹子编成竹筏，因重伤员痛苦万状，不得已未等天黑就让伤员们随自己乘上竹筏向对岸荷马林（Homalin）方向漂去。5月19日竹筏漂划到距荷马林以南约八英里的地方时，突遇敌军骑兵追来。在轻、重机枪横扫之下，除有两名伤员跳水伐幸逃生外，其余非死即伤。齐将军当时身中数弹昏迷了过去，敌军根据军服得知他是中国将军，为他开刀治伤后囚于仰光。

    当时跳水逃走的一名伤兵历尽艰难逃到印度。孙将军率部到蓝伽集训时，他在英方伤兵医院里养伤。伤势好转后，听说孙将军率新三十八师在蓝伽受训，就要求回新三十八师。此时，孙将军这才得知齐将军的一点消息。但该伤兵对齐将军后来的情况一无所知。孙将军估计齐将军是受伤后被俘的，因而天天盼能平安回来，又深知齐将军忠贞不贰的坚强个性，时时担心他难以生还。

    1945年，菲律宾（Philippines）解放，盛传齐将军和端纳顾问一同获得自由，孙将军一度欣喜若狂。但后来事实证明此讯不准确。1945年5月14日《大公报》才刊出齐将军在仰光成仁的专电。噩耗传来时，新三十八师刚刚打通中印公路，许多官兵看到报纸后都失声痛哭。因为齐将军治军向以温厚宜人著称，与孙将军的明察秋毫叱咤风云的作风恰能刚柔相济。齐将军酷爱读书，治军之余，总是手不释卷，对于古今中外的历史相当精通。僚属若有过失，他总是引经据典说得别人心悦诚服。他同样爱兵如手足，所以才会出现为了十几名伤兵的问题，专程去军部要车而误了返回师部，又为了18名伤员的归队而毅然率领伤员撤往印度之事。像他这样自己花钱买来黄牛，又像“马夫”那样把重伤员一个个扶上牛背的将军，在当时“国军”将领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官兵们都记得出征缅甸之前，正是齐将军自己提出了“将有必死之心，士卒无生还之念”的口号，都记得他在出征誓师会上慷慨激昂地朗诵自己的诗作“男儿生兮不成名，死当葬蛮夷域中！”的情景。

    1945年5月14日《大公报》仰光特派记者黎秀石先生在重庆《大公报》的专电报道写道：

    前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将军，于3月8日为寇刺伤腹部，3月13日伤重逝世。那一天是所有盟俘最伤心的日子，他们齐向齐将军的惨死致哀，对日寇刽子手的暴行深恶痛绝。据恢复自由的若干盟国战俘对记者说：“齐将军的确是中国伟大的军人，他是日军中央监狱里数百名战俘中最受人爱戴与最能给人援助的人物，在英、美袍泽的眼里，他是黑暗时期的光明与鼓励的源泉。”

    在这三年黑暗地狱中，他对盟国胜利的信念从未动摇，并曾屡次拒绝了日寇“诱令”加入南京伪组织的阴谋。3月7日，日伪曾作最后的尝试，但给齐将军臭骂了一顿，第二天，齐将军就给刺伤了。有一位解放了的盟国战俘对记者说：“齐将军在解放前夜被谋杀了，这是最惨不过的事，但我向你保证，齐将军将长留在我们的心里，他是我们在最黑暗的日子中最伟大的友人。”

    抗战胜利后孙将军命孙克刚等人专门调查了齐将军在狱中的情况，采访了许多同狱的中外盟军战俘，得知：

    齐将军在竹筏上与日军骑兵枪战时头部中三弹，身上中四弹，完全失去知觉而被俘。日军为他治了伤以?，就百般劝诱他投降，齐将军正气凛然地给予痛斥，于是，日寇把齐将军辗转押解到仰光战俘集中营逼作苦工。齐将军利用一切机会用华语和英语为各国战俘讲演中、外历史上的忠勇人物的故事，以及中国必胜日寇必败的道理。各国战俘都深受感动，所以该集中营的中、美、英、印、荷、缅各国战俘都拥戴齐将军为领袖。

    南京汪伪政府闻讯后，于1943年5月派汉奸叶蓬率领一些以前同齐将军相识的汉奸一行12人，专程赴缅甸劝降齐学启。叶等又是送名贵物品，又是请齐将赴宴，齐将军都一概严词拒绝，加以痛斥。叶蓬等人历时2个月的诱降活动在齐将军身上未获丝毫效果，最后黔驴技穷，只得灰溜溜地滚回了南京。行前，叶蓬等人在中国战俘中找到了某部少尉排长蔡宗夫、中尉排长林学院、王庆华、唐德、士兵章吉祥、吴金华等10个一心想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败类。叶蓬临走时告诉蔡宗夫等人：“你们之所以不能到南京去享受高官厚禄、荣华富贵，都是因为齐学启一个人顽固不化，不让所有中国战俘投降之故。”

    所以，蔡宗夫等人就结成死党，处处同齐将军为敌，煽动其他中国战俘不服从齐将军的领导。1945年3月，日寇在缅北的防线全部崩溃，在缅日军主力均被歼灭，蔡宗夫等人发现在仰光的日寇亦已人心惶惶、准备逃离缅甸，深恐一旦解送回国，则其卖国求荣的劣迹势必难逃法网，所以密谋杀害齐将军以灭口。

    起初他们在齐将军杯碗里投放毒药，被齐将军察觉未果。3月8日晚，在日寇的支持下，蔡宗夫又让章吉祥怀利刀一把跟着齐将军上厕所，乘齐将军不备举刀猛向齐将军背后刺入，刀贯腹部血流如注。当时同监的一位英军军医上校要求为齐将军作手术抢救，但日寇拒绝了这位英国上校军医的一再请求。当时狱中的各盟国战俘都自发地每日晨起就长跪地上为齐将军祈祷。但终因伤重不治，到3月13日晚10时半，齐将军以其微弱的声音，尽最大努力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然后离开了人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新的《正气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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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攻缅甸的准备

    蓝伽（Ramgarh）二战反法西斯集训基地

    蓝伽新军训练计划　史迪威将军在印度得知孙将军的新三十八师已撤到印度，又得知被孙将军援救的新二十二师1000多人也即将到达雷多的消息，感到非常兴奋，重新燃起他训练中国军队的雄心壮志。他打算先将新三十八师和二十二师训练成武装有美国先进武器装备的部队，作为收复缅甸的基本力量。

    经过他亲自奔走重庆和德里，又经过重庆、华盛顿、伦敦往返的函电交驰，首先获得中国政府的赞同，答应提供补充兵员。接着美国政府也颇痛快地答应了提供军事装备和担负主持训练的责任。最后英国政府也应允并给予在印度受训的中国军队以便利，并继续负担中国军队的给养和服装。印度总督又拨出原来预作意大利战俘集中营，位于比哈尔邦（Bihal）的蓝伽（Ramgarh）当地之全部营房、场地作为训练基地。

    1942年7月6日，孙将军接到蒋介石的电令：“新三十八师着改为独立师，由罗卓英长官指挥，即开赴比哈尔邦之蓝伽整训。”

    7月15日，孙将军率全师，离开雷多附近的驻地，乘车去蓝伽，7月23日抵达蓝伽。

    史迪威将军于蓝伽训练中国部队的近期目标是：“收复北缅，修筑中印公路。”

    史迪威将军5月10日晚上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对第一次缅战失败原因的总结。他认为失败原因主要是：

    1．由于日本人长期在缅民中进行反动宣传和蛊惑缅人，结果缅甸人与盟军不予合作。

    2．盟军无空军、装备不良、弹药不足、缺乏交通工具、无补给站及医疗服务差。

    3．愚蠢胆小的指挥官。

    4．蒋介石的干预。

    5．英方对铁道、通信管理不善及英军失败主义情绪等。

    他认识到，要想收复北缅，不能指望英国军队，只能依靠中国军队。而中国军队的装备不行，大部分军官的素质也不行，所以必须在蓝伽进行严格的训练，加以弥补。

    史迪威将军在新德里记者招待会上说：“缅甸是中国和盟国陆上交通必经的要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现在不幸被日军占据了，但我相信中、英、美盟国一定会从切实检讨缅甸战役受挫的原因和经验着手，以最大的信心和力量来收复缅甸的。”他更坚定地说：“我一定要将日本军阀给我们的打击，同样还敬他们，并且还带复利讨还这一笔债。”这可说是中、美、英盟国的共同呼声，后来孙将军率领新三十八师和新一军实现了这一愿望。

    他还有一个更远大的目标是：“蓝伽集训取得成功以后，进而训练、装备全中国的所有军队，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内，都用美国的先进武器装备起来，由他担任中国战区的盟军总指挥，指挥大军向日军占领的中国沿海地区进行大反攻，并一直打到东京去。”

    蓝伽训练的内容和效果　为了训练中国军队、收复北缅，美国在蓝伽成立了美军训练中心。

    蓝伽是印度比哈尔邦的一个小镇，也是加尔各答到德里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它的土地不肥沃，物产不丰富，市容不整洁，人口不多，但风景却很幽美。自1942年秋天以后，日本军阀就把这在普通地图上难以找到的小小的地方，视为眼中钉。

    蓝伽训练中心周围面积大约有20平方英里，有很好的柏油马路联系着市内交通。孙立人将军率新三十八师官兵于7月23日抵达蓝伽后，发现原有营房不敷分配，孙将军遂率官兵们忙着搭起一排排草黄色帐篷；操场也不够大，于是，官兵们就割除杂草、挖山坡、开荒地、填充坑洼及扩充地表面积，建成几个训练场地和靶场，经过一星期的辛勤劳动和整饰，营区气象焕然一新。

    7月30日，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正式宣布成立。史迪威将军被任命为总指挥，罗卓英将军任副总指挥，负责督训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中方的具体训练工作则由孙立人负责。训练营主任由美国的麦克凯卜准将担任（后期由杨格上校接替），参谋长由美国勃津准将担任。8月3日，蓝伽训练营在总指挥部领导下，正式开始训练。

    蓝伽训练根据不同对象训练不同的内容:

    （一）高级参谋人员与指挥官所受的训练

    对象不限于驻印军。自国内各战区挑选，飞越驼峰而来的将校们，被授以特别课程，即美国参谋学院所讲授的参谋作业、战略与战术，以及后勤管理等等科目，以便沟通中美两国战略和战术的观点。国民党高级将领如黄维（黄埔六分校主任）、王凌云（第二军军长）以及赵公武（五十二军军长）等均奉调来蓝伽参谋将校班受过训。

    （二）普通军官接受的训练是作战?巧、战术、战时不同兵各的配合协同。

          （三）士兵所受的训练是使他们通晓和掌握他们所使用的武器，以及如何执行其作战任务。

    就士兵训练而言，训练科目可分两大部分：

    一、军事部分：

    主要科目包括炮科、步兵科、装甲、通讯、战术和后勤管理等，并附设车辆驾驶等辅助性课程，军事科目（除驾驶外）分别由斯利勒（G.W.Sliney）、海伍德、本森、伊斯特布鲁克、布朗和霍卡布几位上校担任各科主任。这些人大多在第一次缅战中担任过盟军的联络官。

    二、卫生防疫：

    卫生防疫科目主要包括战地急救、伤病员的搬运和输送、热带森林防疫和环境卫生等科目，分别由中、美教官授课。为此，特由贵阳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派出一个以富有卫生训练经验的马安权医师（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30年代毕业生）和戴根法环境卫生工程师（早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参与成渝、川黔、滇黔、衡广复线大瑶山隧道工程的设计施工。1985年被评为铁道部全国劳动模范）为首的医疗救护、防疫、环境卫生工程队20多人，负责有关卫生训练的教学工作。

    此外，政治部曾经举办过几期外语会话训练班，分成英、印、缅语各组，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不过日子久了，受训者也可用洋泾浜式的外语，外加手势，勉强也可交流思想情况。

    在训练之初，因翻译人员不敷应用，美国教官上课时只是多用图解和示范，受训者自行做笔记。实施两周的结果成绩非常好，使美国教官们感到意外的惊奇，对中国士兵的态度也为之一变，倍加赞赏。主持炮科训练的斯利勒上校因为在第一次缅战中，随第五军在平蛮纳作战时，看到中国军官在运用火炮上很外行，使他留下了对中国军队很深的成见：“中国的军官多无能力，对炮弹的使用尤多浪费。”并认为：“即令中国军队对炮兵的应用已完全熟练，美国的《租借法案》①下的火炮和炮弹，仍只能有限制地配给中国军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成见对美军决策者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使孙将军不时感到炮弹供应短缺，这是后话。但就是这样一位对中国军人成见很深的美国教官，对受训的中国士兵作了相当高的评价，他说：“虽然我们不会说中国话，也没有翻译。我们用实例示范，他们模仿。事实证明，他们是世界上极了不起的模仿者，因而学得很快。”斯利诺和训练营主任麦克凯卜对中国士兵使用迫击炮的技巧尤其称赞，认为“已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这充分表明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与勤奋学习的具体体现，也表明中国人在学习上并不次于任何人。

    其他各科的训练工作也都进展神速。因国内的补充兵员迟迟未运来，所以，新三十八师的两个山炮营和一个榴弹炮营的炮兵全都由步兵改行，在美国教官杰克逊上校的教导下，原来的步兵在一星期内就学会了75mm的加农炮（山炮）的操作；原先对英文一窍不通的中国无线电收发报学员，在经过7个星期的训练后，竟有90%能达到每分钟抄收15个英文词的能力。在美国，通常只有10%左右的学员，经过13个星期的训练才能达到这样的标准。

    孙将军在蓝伽训练期间，除了因患热带病在加尔各答住了两个星期的医院，奉蒋介石先生电召回重庆述职一星期以及赴邻近的蓝溪镇接受英皇授勋外，拒绝了一切应酬，集中全部精力，夜以继日地训练部队。印度有诸多的名胜古迹，诸如释迦牟尼修成正果的佛教圣地伽雅、举世闻名的泰姬陵等，尽管离蓝伽都不算远，孙将军在印期间，因训练任务紧张，肩负的责任重大，从未涉足。英皇授勋本来是准备在德里举行。由印度总督亲自主持授勋仪式。孙将军为了节省时间，主动提出改在比哈尔邦就近举行。无疑地，新三十八师在蓝伽训练时所取得的良好成绩，同孙将军的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

    在蓝伽训练期间，宋子文先生和何应钦将军先后飞抵蓝伽视察并检阅了驻印军。宋子文先生对新三十八师倾注过不少心血，其欣喜之情自不待言，何应钦将军看过新三十八师步炮射击表演后，也连连称赞不已。

    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曾在1943年初缅甸“独立”周年纪念声明里，公开向缅甸政府承认：“日本皇军独自可以肩负保卫缅甸的全责；但是中国驻印军队（现集中于印度东境阿萨姆邦），乃一支训练有素的劲旅——我们应予密切地注意。”可以说这是敌人对中国驻印军和蓝伽训练的肯定及客观评价。

    史迪威将军于8月16日首次来蓝伽营地视察，他因训练中国军队的理想终于得到实现而特别高兴。一周之后，他再次来到营地，用华语对全体官兵训话说：“反攻缅甸打到东京去，是每一个官兵的理想与愿望，大家应该努力早日促其实现。”他的这番训话，使官兵们非常振奋。自此之后，“中国士兵学习现代技术比欧美人士毫不逊色”就成了史迪威经常说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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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部的组织和指挥系统

    史迪威任总指挥时的参谋长是鲍特纳准将，此人懂汉语，对史迪威将军较为忠诚。但此人刚愎自用，且不负责任，曾因轻信敌人的假情报而致使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在于邦家蒙受无谓损失。后来也因数次限制炮弹使用。其军事素养不高，孙将军曾多次要求撤换此人，但史迪威认为另找一位会华语的美国将军不易，况此人对史还算忠诚，所以不肯撤换鲍特纳。但我1946年在美国进修时，曾目睹鲍特纳回美国后降为上校军衔，可见史迪威实际上并未袒护这位屡有过失的部下。

    总指挥部内设有第一处（G一）、第二处（G二）、第三处（G三）、第四处（G四）四个处室（G代表幕僚之意）。G一掌握驻印军美方的人事；G二管情报；G三管作战；G四管后勤，举凡粮秣、武器、弹药、被服、帐篷、卫生医药等项均由G四负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辅助科室，这里不一一列举。筑路工程另设一系统，但也由史迪威将军统辖。总部的军医处长是皮特逊上校，原是美国北卡罗莱那州州立大学医学院的外科教授。

    举凡中国驻印军和盟军的作战命令全以总指挥史迪威将军的名义下达，总指挥部除随时研究商讨作战计划、部署盟军部队外，还统辖总指挥部的直属部队、美国空军，以及修筑中印公路的中、美工程兵团。

    总指挥部向盟军提供的具体支援

    （一）卫生防疫方面的支援

    雷多军区丛林遍野，水流纵横，属疟疾流行地区，尤以恶性疟为甚。总指挥部设有卫生防疫队，在军区内对蚊虫滋生地定期喷洒灭蚊油料；给中国驻印军提供防蚊装备及预防性投药，使受训部队保持良好的健康水平，维持很高的出勤率。

    （二）医疗卫生支援单位

    1．流动手术组

    在新一军范围内配备有十几个之多。每组有医生二至三人，多为美国各大医院富有医疗经验的医生，还有男护士二至三人、麻醉师一人。在装备上配备有标准手术箱和各种急救药物。他们常随同承担特殊迂回任务的部队，行进在高山密林中，随时随地在山林掩蔽地带搭就临时手术室做应急手术。

    除美军派来的这些流动手术组外，当时活跃在新三十八师战地的，还有一个由美国传教士西哥瑞夫（Dr. Seagrave）率领的手术组。西哥瑞夫先生原系缅甸南坎市一家教会医院的医生兼传教士，日军攻占南坎时，他的妻儿都惨遭日军杀害。家破人亡后，他遂率领该院医生二三人和缅甸女护士十几个人逃难到了印度，第二次缅战开始后，他主动要求为中国部队服务。他的手术队隶属总指挥部，长年给新三十八师服务，直到新一军攻下南坎城，才与新三十八师官兵依依惜别。在两年期间，为新三十八师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也由是最初的中尉军医晋升到中校军医，著有《缅甸外科医生归来》（Burma Surgeon Returns）。

    在实际作战时，除临干萨坎（Ningam Sakan）、于邦家一役，伤员都在营地裹伤所急救后由团卫生队担架排搬运，再交师卫生队担架连以接力的方式运抵西哥瑞夫手术队。重伤员在手术后马上用救护车运送到后方；轻伤员留师野战医院观察治疗。其他场合，尤其是迂回部队战地多在山林，重伤员（及部分轻伤员）急救后术后，一般都用联络小飞机直接送到兵站医院或者后方医院。

    2．第四十八兵站医院

    该院有病床500张，病房由特制的巨大帐篷搭成，病床取帆布行军床式。医、护、勤、杂、行政管理人员及装备全按美军编制，科室齐全。该院由美国某医学院提供全部人员，并负责全部管理工作。

    3．第二十后方医院或称总医院

    设在雷多地区，拥有标准病床千张，科室设置、人员、装备全按美军编制制定。院长瑞沃汀准将原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的外科教授。30年代闻名于世的瑞沃汀氏植皮术即由他首创，他是世界一流的外科专家。该院医术精良，对我伤病员服务态度非常好，康复率极高，伤病员重返前线杀敌者络绎不绝，对我军士气鼓舞也很大。

    兵站与后方医院的护士全是美国女性。

    4．第十三卫生营

    在第二阶段战役中，美方以第十三卫生营（实际是一支手术队）开赴前方，支援新三十八师作战。其四十八兵站医院亦随军推进，在密支那开设了分院，以应前方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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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军支援

    众所周知，在中、印、缅战区的中国军队没有空军。除飞越驼峰的美国运输机外，空军基地设在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Dibrugarh），驻有美国的战斗机与轰炸机。在1942年，日本的“零式”飞机曾在滇西、北缅疯狂肆虐一时。珍珠港事变后，美国工业全力转向军工生产，因此，1942年以后战情出现了变化。到了1944年，由戴维斯将军指挥的美国第十航空兵联队的“野马”式和“黑寡妇”双体式战斗机以及B—24和B—40轰炸机取代了日本飞机的位置，制空权转到了美军之手。1944年5月以后发生的攻略密支那、八莫、腊戍之战中，美国空军都起过一定的作用。

    （四）战车（坦克）支援

    总指挥部只装备了一个战车营，营长赵振宇身材魁梧，气宇轩昂，很有一股冲劲，该营的士兵多是战时征召入伍的农家子弟，战前接受坦克训练仅3—8个月。由于缅北地区崇山峻岭溪流纵横，常使战车无用武之地。但孟关、新维、腊戍之役中战车营大显神威。史迪威将军在攻下胡康河谷重镇孟关后，在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还引用美军战车指挥官布朗上校的话，对战车营官兵的战场表现竭力夸赞了一番，称赞他们第一次上阵就同跟随的步兵一起毙敌500多人，所到之处令敌胆寒。

    （五）空投补给

    北缅基本上都是山区，覆盖着原始森林，遍布溪流沟壑。孙将军之所以能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胡康、孟拱等日军重兵设防的峡谷要隘连战皆捷，所向披靡，主要战法就是，进行迂回包抄。新三十八师的三个步兵团（有时是一个营）总是轮番潜隐在深山密林中跋涉数天至半个月的时间，故在途中或到达指定地点时，身上所背的干粮饮水皆已告罄。所以，举凡粮食、弹药、医药等都需依靠预定时间预定地点，进行空投补给。渡河用的充气橡皮船也须依靠空投，山炮不能携带，只有等到达目的地后，空投山炮部件，另行组装，准备战斗。

    在北缅战场上空投补给是不可缺少的。尽管有时因气候、地形等因素所限制，未能及时满足客观需要，待气候等外界条件一有好转，总是能空投补给足够的军需物资。

    （六）联络官的支援

    为了使作战部队和总指挥部保持密切联系，总指挥部在军、师、团、营派有美军联络官，随部队行进。军、师的总联络官一般是上校级别，团为中校级别，营为少校级别。在军、师司令部的军需、军械、通讯、军医等处，分别派有专业性中（少）校级的联络官。联络官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作战部队与总指挥部的沟通与联系。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联络官的电台向总指挥部准确、及时地汇报战况、敌情及需求，如提出空投粮食、武器、弹药、医疗物品等要求时，必须提供空投的时间、地点、数量联络办法；其他如要求工兵架桥（如大龙河之役）；要求战车支援（如孟关、腊戍之役）；要求空军支援（如密支那、八莫之役）；要求155mm重炮支援（如八莫、腊戍之役）等。联络官无权过问或干预部队的指挥权，他随部队行动，是部队的一名成员，他必须听从部队长的指挥并受到该部队的保护。在军、师的前进指挥所，每晚都举行情报交流会，由军、师参谋长、参谋处长及各有关处室负责人参加，同副总联络官交换当日情报，提出有关部门的具体要求。

    由于设置了各级联络官，使得总指挥部的指挥系统相当严密，能及时掌握下情，大大减少了出现差错的可能。与第一次缅战时亚历山大、史迪威、罗卓英、参谋团四套指挥系统互相干扰的混乱局面相比，实在是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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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印军和新一军的成立

    中国驻印军成立于1942年的秋季。

    史迪威将军被任命为总指挥，驻印军的野战部队虽只有一个军，但总指挥部的直属部队的编制相当庞大，计有：155mm重炮兵团、重迫击炮兵团、辎重兵团、汽车兵团、工兵两个兵团、独立步兵一团、战车营、高射炮营、工兵营、特务营、通信兵营、宪兵营及两个运输大队等。这些直属部队的编制和人员也是逐步增加的，这些直属部队的部队长都是中国军官，但有个别单位则受美国军官的节制，例如战车营营长是赵振宇，但受到总指挥部布朗上校的指挥。

    在新三十八师于1943年10月出师北缅的前夕，史迪威将军又从国内调来由“军政部”第二十五补充兵训练处改编的新三十师，师长胡素少将。该师在蓝伽经过短期训练，换成美式装备，遂开赴北缅作为总指挥部的一支预备队，听候调用。迨至1944年3月，日军进犯印度的英法尔，其目的在于切断印度重要港口加尔各答至雷多的铁路、公路交通线，断我进入北缅驻印军的后方补给，威胁孟拱河谷我军的安全时，史迪威将军除调新三十师回师印度，增强铁路沿线茅马铺和曼尼坡地区外，又从国内急调十四师和五十师空运雷多，加强我进入孟拱河谷新一军的后方防务。这两个师以及新三十师在驻印军扩建之前直接隶属于总指挥部。

    1943年3月，罗卓英将军奉调回国，新三十八师和二十二师奉命合编成为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为郑洞国中将，副军长为孙立人中将（兼），参谋长为舒适存少将。新二十二师师长由原副师长廖耀湘少将升任，副师长为李涛少将。新二十二师的编制除缺一个105mm榴弹炮兵营外，其余皆与新三十师完全相同。其所以少一个炮兵营的原因是新二十二师缺员太多（达一万余人），兵员补充缓慢，而炮兵的训练较严，时间较长，就连新三十八师的炮兵都是步兵改行的。大战在即，无余暇训练，也未来得及给新二十二师装备另一个炮兵营。部队即已奉命出使入缅，故编制表上新二十二师缺少一个炮兵营。至于以后相继调入印缅的十四师、新三十师和五十师都是只有两个炮兵营编制。

    据说蒋介石选择郑洞国将军出任新一军军长，是煞费了一番苦心。因为孙、廖二位师长在学历、资历、功绩方面都不低。上面又有个连蒋介石本人都不大买账的史迪威，所以这个军长确实不好当。而且蒋介石又不能任命一个非其嫡系的将领去外国指挥一个战斗实力很强的军。挑来拣去最后选中了既是嫡系（黄埔一期）又性格宽容、厚重、耿直，因而能与孙、廖二人融洽相处的原新八军军长郑洞国将军。

    后来的事实表明，郑洞国将军的为人确实富有宽容、厚重、正直的美德，完全不像某些“天子门生”那样喜欢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所以同孙将军私交不浅。孙将军历来看不惯那些不是凭本事而是靠“关系”爬上来的人，却对郑将军相当尊重；而郑将军也与其他人完全不同，对孙将军的评价一直非常公正。但史迪威根本没有把蒋介石派来的郑洞国放在眼里，一切事情都绕过郑洞国的军部，直接找孙、廖二位师长（尤其是孙），他对廖通常只是下达命令，很少同廖商量；而与孙将军的关系则不同，在北缅经常看到史迪威和孙将军用英语交谈，有时候谈得相当投机，有时候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所以，郑洞国将军的军部形同虚设。郑将军也自觉没趣，很少到师部来。我从1943年8月到新三十八师司令部，直到1944年8月驻印军在密支那扩建，整整一年，只见到郑洞国将军来过新三十八师前进指挥所一次，那是新三十八师打下拉班后不久，师指挥所设在莫毛克时，郑将军特来看望孙立人将军，小住一星期。其间，郑、孙二位将军言笑甚欢，关系相当融洽。

    史迪威自视甚高，根本就瞧不起蒋介石先生，他曾说过：“中国政府是个以恐惧与恩惠为基础的结构，掌握在一个武断、倔强的人手中。”郑洞国将军受到史迪威的冷遇，显然与史对蒋介石持有戒心和鄙视有关。因为郑洞国将军是蒋先生派来的，史迪威可能就误以为：这是蒋先生派来夺走他的一部分兵权，所以就处处冷落了郑将军，使郑坐了一年半的“冷板凳”。

    驻印军的幕僚处室的设置与国内部队大致相同，其步兵师的编制和装备与国内部队略有不同，其机械化程度较高，火力较强。三个师中自然以新三十八师的战斗力最强；新二十二师撤退到印度的老兵仅1000多，补充的新兵比例大，故战斗力稍逊；新三十师的士兵全系新兵，缺乏实际战斗经验，所以开始都一直作预备队。

    因为战区是在国外，各处、室工作的对象也就不同。上有史迪威将军的总指挥部，全系美国军官；下有各层次、各专业的美军联络官；横向则有英、美盟军及美国工程兵部队；还有其他美军单位，如美军后方医院、美军巡回医疗队及美后勤机关等，都需要与之打交道，故外事交往特别频繁。因有语言差异，英文秘书和翻译室于是应运而生。郑洞国将军之所以?到冷遇，廖耀湘将军之所以极少有机会能同史迪威讨论问题，大概部分原因是吃了语言的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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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多（Ledo）军区的建立

    英国人的政策的只求保全印度，对收复缅甸、打通中印公路根本就不感兴趣。他们觉得允许中国部队驻印训练已够宽宏大度的了，不希望中国的补充新兵到印度来。蓝伽训练的成绩出人意料的迅速和优良，更使英印当局忧惧，害怕中国协助印度的独立运动。相传魏菲尔上将曾想把蓝伽中国军队的统辖权移归他本人，但未能如愿。于是就阻挠中国新兵来印。原先中、美、英三方约定每天自中国空运800新兵入印，英方屡屡以交通给养不胜负荷为由，拖延时间，阻挠其实现。一些英国官员总是以怀疑顾虑的心情经常问：“要这么多中国军队到印度来干什么？”经美方同伦敦、德里方面一再磋商，才应允将800之数改为每天补充400新兵。

    正是由于英印方面的拖延，迫使孙将军下令让步兵改学炮兵。而新二十二师初到印度时总共才有一千几百名官兵，连步兵改学炮兵也抽不出人来，所以少了一个榴弹炮营。由于兵员是陆续运来的，不可能一同编组训练，结果给训练安排和指挥增添了不少困难。

    另外，新三十八师的编制与装备都是美方拟定的，虽曾根据孙立人将军的意见作过几次修改，但由于斯利诺上校不信任中国指挥官能用好炮兵，所以美方坚持新三十八师只能有三个炮兵营，而且故意在师司令部不准设炮兵指挥官一职，准备随时派美军炮兵指挥官去指挥中国的炮兵，这显然是对中方军官的不信任，孙将军虽再三力争，未能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

    在蓝伽训练计划确定之后，史迪威将军就忙于选择向缅甸反攻的前进基地和山地森林战的训练基地。经史迪威和孙立人共同研究，认为印缅边境可能用兵于缅甸的地带大致有五个：

    1．葡萄地区：属于野人山山系，位于中、缅、印未定国界的最北端。那里有英印军的军事设施，从此处出击，只能占领缅甸最北端的无人地带，对于缩短中印之间的空中航线，保障空中航线的安全有点好处，但无法打通中印之间的陆上交通线。

    2．英法尔地区：为野人山系的巴豆开山脉，位于印缅边境中部，由此翻越山岭向缅甸西部腰间攻入，可威胁北缅战略要地卡萨、八莫。

    3．法兰、哈卡地区：属于秦山山系，位于印、缅边境中部，由此可向缅甸西部腰间攻入，威胁缅中战略要地曼德勒。

    4．阿恰布地区：属于阿拉干山系，位于印缅境的南端，由此攻入下缅甸（即南部缅甸），可威胁仰光，但需要海军的配合，从海上登陆的部队作战。

    5．雷多地区：属于野人山山系的那加山脉，由此翻越野人山可进入胡康河谷，再进取孟拱、密支那，经八莫、南坎重开滇缅公路。

    对比之下，前三种方案，即由英法尔或者法兰、哈卡地区出击，较其他地区容易些，但是正面过于宽广，如果没有极强大的兵力，必致处处暴露出间隙，易遭受敌军攻击。而且攻入缅境后必须马上东渡清德温江，才能占据有利的军事地区与日军争夺交通干线和中心城市。敌人的重兵大部分都在北缅，不论占据卡萨还是曼城，势必遭受敌军的南北夹击。

    第四种方案必须在盟军有强大的海军和登陆部队的配合下才有意义。

    唯有从雷多出兵，虽然自然条件的困难多一些，但从西北往东南打，背后没有敌人，可无后顾之忧。由于敌军三分之二以上兵力在北缅，面对敌军的层层设防，进展可能慢一些，但由于拟议中的中印公路正是以雷多为起点，翻越那加山，经胡康、孟拱两河谷与滇缅公路相衔接。从这里打出去，才可一面打击日军，一面修筑公路，这样可保证中印公路不易被日军破坏，可以结束中国与外界陆路联系被切断的状况。

    所以，史迪威将军反复分析比较后，决定选择雷多作为中国驻印军的前进基地、森林战训练基地和中印公路与已有的加尔各答至雷多铁路、公路的衔接处。在这个决策上，史迪威同孙立人的看法完全一致，而同英印当局的魏菲尔以及后来的蒙巴顿勋爵的观点截然相反。英国人始终认为从雷多打出去和以雷多为修筑公路的起点穿越野人山，是完全不可能的。

    1942年10月初，几经磋商，印督魏菲尔在华盛顿的压力和伦敦的指示下，终于签署了把雷多划拨给中国驻印军作为中国军区的公文，并同意中、美工兵的从雷多开始修筑通往中国公路的计划，从而扫清了反攻北缅、修筑中印公路道路上的障碍，使史迪威和孙将军可以实现他们的理想。史迪威将军在签署了文件后不久，又征得罗卓英将军的同意，任命孙立人将军兼任雷多军区的司令官。所以，尽管后来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部成立，蒙巴顿勋爵出任最高司令以后，却处处想让中国驻印军听命于英国人时，史迪威将军能够根本不听英国人的安排，自行其是。所依仗的，一是当时的美国在盟国中居于主导地位，英国只是个配角；二是中国驻印军在雷多?了个“地盘”，“天高皇帝远”，蒙巴顿无奈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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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多练兵

    一、雷多军区的指挥官

    雷多位于印度东北隅阿萨姆邦的东北角，紧挨小镇迪布鲁加尔的森林地区，与北缅野人山区毗邻。军区内不仅驻有新三十八师，还有新二十二师、驻印军直属部队，如汽车兵团、中美工程兵团、中美各专业医院和其他后勤机构。后来，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也由兰伽迁此。这样一来，指挥层次繁多，结构复杂，中美双方交往日繁。为了疏导中美关系，增加双方办事效率，史迪威总指挥特任命孙立人为军区指挥官。凡涉及中美事项，必须经过新三十八师这一环节，起到缓解矛盾，疏通关系，解决问题的作用。需上报请示者，必须由新三十八师司令部出面以孙司令官的名义，转请史迪威总指挥审批。

    二、新三十八师司令部

    （一）位置和组成

    新三十八师司令部设于雷多军区的卡图，在一宽阔平坦阅兵场的东侧有一片乔木树林，其中隐约可见一约200平方米的高拱木质建筑物，这就是孙立人将军发号施令的所在，也是他与其主要助手的住地。

    在木质建筑物的东侧有一条南北走向、蜿蜒向前，宽约50公尺的大河，河对岸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隔河远眺，群猴戏耍林间，别具一番情趣。显然，孙将军选择这样一块地方建立的司令部，是便于他亲自督导其部队从事武装泅渡的训练。

    孙将军的司令部组成与其他“国军”没有什么不同，其区别在于，他用人唯才，延聘有专门学识者，为其左辅左弼。例如：他的两位副师长唐守治与葛南杉（兼政治部主任）出身黄埔，军事素养深厚，追随孙将军多年，久经考验；正、副参谋长何钧衡与张炳言都毕业于陆大，熟谙参谋业务；英文秘书衣复德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美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高参谋谭展超是出身于意大利军校骑兵科的归国华侨；军法处长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潘伯坚；军需处长张明信、军械处长能懋绩、副官处长张其礼都是跟随孙将军多年，专业知识非常丰富的老战士；军医处长薛庆煜出身于北平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政治部副主任孙克刚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文学系，是一博学多才之士；无线电通讯专家云镇，是西南联大的首届毕业生，他专业知识渊博，在第二次缅战中给新一军解决了许多通讯难题。此外，司令部还有20多位响应号召，投笔从戎的大学毕业生所组成的翻译室，主任是潘申庆中校。他们个个精明干练，勇于任事，年轻有为，朝气蓬勃，给司令部带来了不少生气；还有归国华侨，同仇敌忾，集拢于抗日救国的义旗之下，也给新三十八师增添了不少力量。从这点看孙将军既尊重知识，也重视人才。

    （二）孙立人将军的作风

    孙将军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点，他从不单独用饭，只要他在司令部，必与他的主要助手和众幕僚一同进餐，这不只是上下之间可沟通信息，增进了解，加强团结，从而也使这一指挥中枢凝聚成一个牢不可破的战斗实体。

    他秉性耿直，大公无私，作风正派，举止端方，处处以身作则，对部属要求非常严格，但心地实则非常宽厚。他的治军之道和处世之方，虽多遵循西方思想，但他有深厚的民族感情，他以有中国文化传统为荣，他有强烈的发族自尊感。

    他为人刚正不阿，对上级不阿谀奉承，对下级以诚相待，对洋人不亢不卑，对英美官兵和中国官兵一视同仁。由于孙将军在1942年的缅战中，战功显赫，料敌如神，其部队纪律严明，武功过硬，赢得盟军的心折和尊重。所以，在雷多军区和第二次缅战中美国联络对他非常敬畏，不敢疏忽。

    （三）关心官兵生活，尤重卫生保健，保持战力

    孙将军为人虽很严肃，抓训练很严格，无人敢犯，但他爱兵如手足，又使官兵备感温馨。例如，雷多军区本是疟疾疫区，与北缅近似，而恶性疟尤为猖獗。为了确保训练期间部队的战力，他命令军医处以他名义发布命令，重申预防疟疾措施。军区内坑洼积水地区，能填平一律填平，不能填平者，每周必须喷洒油剂，让水面形一层油膜，使孑无法生存。全体官兵，每人每日必须保证口服疟涤平一粒，每晚点名时由值勤官监视吞下去；夜晚值勤人员必须头戴有防蚊面纱的贝勒帽，着长裤，穿长袖上衣，暴露部分如手、手腕必须涂防蚊油，不得有违，戒生冷，饮水必须煮开，这就保证了全师官兵在集训期间，无肠道传染病和疟疾的流行，从而保证了部队的健康与战力。

    又如，新三十八师有个“鹰扬京剧团”，因新三十八师又称“鹰扬部队”而得名。雷多集训期间，常于夜晚轮流给团、营部队演出，演出的剧目全属爱国主义的清官廉史，战胜邪恶伸张正义的戏，如“八大锤、王佐断臂、擂鼓战金山、鲁智深、秦香莲”或是其他包公的戏，寓教于文娱活动之中，深受官兵们的欢迎，对鼓舞士气也很起作用。

    每次演出，孙将军必率其全体幕僚和美军联络官前去观看，场场不落；散场时，已近午夜，他不驱车回司令部，而是率其军医幕僚及侍从卫士直驶某一团、营及连的营地，视察战士们睡眠情况，查看蚊帐是否掩好，凡肢体暴露于外者，他都亲自轻轻将其推回，掩好蚊帐，毫不惊动熟睡中的战士，然后悄悄地离去。就我记忆所及，在短短3个月中，我陪他午夜巡视营房就有5次之多。次日他则找有关部队，斥责他们不关心战士们的健康，影响战斗力。自是有关部队长就派有值夜官，巡视该部营房，无敢疏忽。

    （四）山林战的训练

    雷多军区与北缅野人区接壤，该地山高谷深，覆盖有茂密的原始森林，瘴疠盛行，罕有人迹，向被英人视为人类禁区。雷多的自然条件恰与野人山区近似，所以是训练热带山林战的最理想的场所。

    1942年，新三十八师入缅之初，孙将军对北缅地势的险峻，深有体会，入印后又深入研究了北缅的兵要地理，针对北缅的自然地理环境，制定出一整套山林战的训练计划。首先，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北缅，人人必须有不畏艰险，排除万难，征服北缅山林之险的思想准备。山林战的要求之一就是爬树，树上可以设岗哨，隐蔽狙击手或炮兵观测站。山既是官兵们征服的对象，也是两年来我们的生活环境。所以，必须学会攀山，借以培训战胜困难的毅力，锻炼体能。森林间异常昏暗，视区有时仅及数米，到处死角，不适于格斗战的训练。北缅多雨，故必须习惯于雨中行军，泥泞沼泽中行军。北缅多大河湍流，故必须训练官兵熟谙操舟、游泳与武装泅渡。野人山区瘴疠盛行，远较雷多为严重。气象变幻莫测，不仅早晚不同，且随山势的高低，季节的变化，温差太大，且有蚂蟥肆虐，所以需要官兵不仅在战斗艺术上要作多面手，还必须学会适应自然条件并与之作斗争的本领。

    孙将军就这样把新三十八师培养成收复北缅、无坚不摧的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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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部

    就盟国而言，二战世界反法西斯的战斗本来是一盘棋，中、美领导人都有此共识。可是，就在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成立后不久，盟国最高当局又成立了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部，并遴选英国的蒙巴顿勋爵出任总司令，以史迪威将军副之。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蒙巴顿的到来既改变不了英国政府“欧洲第一”的总政策，也改变不了英国人那，妄自尊大的习性。加之蒙爵对于中国的战略地位的认识根本不像罗斯福总统那样远见卓识，对于缅甸作战的战略意义的认识远不如史迪威，对于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和杀敌决心他更知之甚少，所以，后来蒙爵站在英印政府的立场上主张欧洲第一，确保印度以及兵出阿恰布，同中、美政府之间出现了很大分歧。史迪威起初与蒙巴顿相互极为和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两人在指挥系统上、修筑中印公路、反攻缅甸的时间、地点等一系列问题上，史迪威与蒙巴顿之间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而中国政府和军队的利害与美方是一致的，同英方的利害格格不入。由于当时的大英帝国已如西下的夕阳，而美国以经济实力作后盾，成了盟国的主宰，所以蒙巴顿的意见最终被中、美双方否定。在中国驻印军的指挥权上的交锋，可说是以中、美为一方，以英国为另一方的第一次交锋。

    史迪威将军为了实现他“以蓝伽训练的中国军队为反攻北缅的主力”的理想，并想证明他是“唯一了解并能统率中国军队的外国将领”，自告奋勇要求蒙爵批准他亲率中国驻印军入缅作战。而蒙爵却坚持认为中国驻印军应服从英国的地面部队司令官和第十一集团军的“统一指挥”。这样一来，在指挥系统上就出现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的怪圈（见下图）：

    蒙巴顿命令史迪威接受地面部队司令官吉法德将军的指挥，史迪威拒不接受，他说：“他是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部的副总司令，应当是他领导吉法德，而不是吉法德领导他。”

    吉法德是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地面部队司令。史迪威很瞧不起此人，他在美国人当中的名声很不好，人们说他之所以能得到现在的职位，是因为“他这种人可以确保在他管辖范围之内不会发生任何战斗”。史迪威心里很明白，吉法德肯定会千方百计阻挠他的作战行动。因此，他断然拒绝接受吉法德的控制①，他说：“我的正职是中、印、缅战区及中、美两国武器部队的总指挥，如果没有总统的批准，我不接受任何人的指挥。”中国驻印军里的中国将领都明白，按照蒙巴顿的命令办，那么驻印军且不成了英印当局的雇佣军了？如此受英国人层层节制，何日才能完成修筑并打通中印公路的使命？所以全都支持史迪威。史迪威和中国将领、中国政府的意见又得到罗斯福总统的全力支持。当时他的想法是：“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强国，以填补日本留下来的空白。”他并非不了解中国的利弊所在，但他认为：“中国虽然依旧处在18世纪……这个拥有5亿人口的伟大而又古老的国家，无理由因它怎样治理不当而遭受折磨，它的存在本身在地缘政治上就有重要意义。”②

    本此精神，美国政府竭力支持史迪威，美国的公路专家、铁路及港口运输专家和各个物资、器材很快源源不断地运抵加尔各答。

    北缅的地理形势

    从西堡到卡萨画一条连线，其西北端延伸至印缅边境，东南端延伸到萨尔温江，此线以北，萨江以西的广大区域，与通称的北缅面积及其位置大致相同，约占缅甸领土的三分之一。而这一地区正是我军在第二次缅战中所要攻占的地区。

    因为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所以西藏的东端，滇西、川西和北缅就成了“世界屋檐”。

    北缅的地理环境同我国昌都、川西、滇西地区的横断山脉相似，不过，由于人口比我国横断山脉地区更稀少，所以其环境比我国昌都等地区更荒凉、更恶劣。

    这一带全是崇山峻岭，覆盖有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罕有人迹。人进入该地区，犹如进入黑暗世界，视野仅达数公尺，不时地有虎啸猿啼，巨蟒挡道，野象肆虐，另外还有瘴疠流行，蚂蟥吸血，因而少数行人是根本穿越不了这野人山的。

    北缅的高山大岭纵贯南北，大川巨流也多由北向南流注。因离海洋较远，所以昼夜温差很大，地区温差（山上山下）也很大，气候变幻无常。全年明显地可分为三季：即暑季、雨季和旱季或称凉季。年降雨量通常在1500至3000mm之间。但我军出兵北缅的1944年，气候相当反常，据我本人记录和气象资料记载，是年1月份有12个雨天，2月份有18个雨天，3月及4月份各有10个雨天，全年降雨量达44445毫米，这在当地是极为罕见的，非常不利于我军的军事行动。

    在整个北缅的高山密林里，除凉季以外，疟蚊极为猖獗。还遍布一种旱地蚂蟥，在树叶、草丛、泥土里到处栖息。其细如线，长约一公分，可随时附贴在人体上，?可经孔隙侵袭人体，例如可经皮鞋带孔钻入，侵袭下肢各部。在野外解大便时，仅三分钟光景就有五六条蚂蟥吸在大腿上饱吮鲜血。这种蚂蟥两端有吸盘，行动呈弓形，每次吸血约半毫升，吸血时不痛不痒，故无从察觉。但它似乎能分泌一种抗凝素，将它打死后伤口不能马上止住流血。若将它揪断后，吸盘并不自行脱落，流血也不马上停止。其对策只有随时留心，注意经常检查。一旦发现叮有蚂蟥，凭经验可洒烟灰少许，吸盘自脱，并可使蚂蟥致死。

    由于山脉和河流大体都是南北走向，而驻印军则是由西向东征讨，所以一路上要不断地翻越高山、穿经原始森林，还要涉过湍流大河。

    从雷多出兵所经的第一座高山大岭便是那加山（Nage Hill），翻越那加山（属野人山系）到新平洋（Shinpwiyan）约400华里，据说战前除极少数当地喀钦族人在此山内居住外，从未有人出入过。战事发生后，喀钦族人也全都逃光了，所以那加山密林中人烟极其稀少，只有累累白骨。那是上次缅战失败后，数万难民和中国远征军官兵因伤、病、饥饿倒毙在这里，留下的遗骸。

    实际上整个北缅（尤其在战争第一阶段）到处都是像那加山那样的高山密林。当初我从缅甸回国时，带回许多张从飞机上拍摄的照片，只是从印缅边境的那加山东延以迄孙布拉邦全为原始森林所覆盖。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两侧也是高山密林。中印公路就穿越胡康、孟拱两河谷，东经密支那、八莫、南坎、芒友同原有的滇缅公路相衔接。

    在胡康河谷内，自北向南依次是于邦家、巧家、太柏家、孟关、瓦鲁班、沙都渣等依河而建的原始土著自然村落。本来没有多少居民，因此新三十八师一直打到密支那，师部才住进房子，在此之前，都是住自己搭建的竹棚或帐篷。而日军为了阻止中国驻印军的东征和中印公路的修筑，则利用胡康河谷内溪流纵横，两侧峰峦重叠的有利地形，屯重兵数万，在极其坚固的预筑工事里，以逸待劳。且又有较好的通道，直通卡盟（敌军的粮食军火辎重屯集基地）和孟拱，补给方便。界于胡康河谷与孟拱河谷之间，横亘有杰布班山。沙都渣位于胡康川谷南端，是进入孟拱河谷的隘口，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地处胡康河谷中部大奈河西岸的孟关，就是日本“王牌”军十八师团前进指挥所所在地。

    孟拱河谷狭长，两侧山势险峻，密林大致与胡康河谷相似，离河谷不远的山区尚能偶见喀钦人或缅人的小村落，一般不过三五人家，过着十分原始的生活。被日军占领后，当地人全都逃走。位于孟拱河谷南端的孟拱，是我军第一阶段所要攻克的，仅次于密支那的第二重镇。它位于南高江的南岸，这里地势较为开阔，有铁路和公路东通密支那，南达曼德勒，另有公路北达卡盟。这里群山环抱，其中遍布日军的永久性防御工事，又有南高江之险，天堑自成，不言而喻，是易守难攻之地。

    密支那、八莫分别在伊洛瓦底江两侧，南坎盆地有瑞丽江和南开河等环绕，高黎贡山自北向南伸展，所以密支那、八莫、南坎、芒友一带同样是高山密林环抱；且这一带的城镇多呈互为掎角之势，当地盛产珍贵的楠木，也被日军征用修筑工事。在这样自然条件异常艰险复杂的地区用兵，在世界军事史上，中国驻印军新三十八师是第一支闯入这一人类“禁区”的部队。

    这种不利的地理条件和敌军的优势兵力，对于一般平庸的军事家来说必将束手无策。但孙将军是位中国当代军事史上少有的奇才，即使在北缅这样艰险恶劣的环境下，依然能使他的迂回包抄、出奇制胜的谋略，发挥得淋漓尽致。

    孙立人将军在他本人回忆录里指出：

    正是北缅这种利守不利攻的地理环境，使得日军从一开始就失去了主动，把自己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敌人的据险扼守、层层设防，看起来十分吓人，但实际上分散了其兵力，给我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使敌人兵力总的优势变成了局部的劣势，随着敌军一股股被我消灭，最后总体上也就失去了优势。

    新三十八师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人和”：官兵们早就憋着一股劲要杀敌报国；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蓝伽或雷多，孙将军的新三十八师从未放松严格的训练，还特别注重射击、格斗、游泳、操舟、武装泅渡、攀山、附葛、爬树、冒雨在泥泞中行军，训练将士耐寒、防暑、抗疟、防蚊等特殊技能，使每个战士不仅有勇克强敌的必胜信心，还熟谙与自然环境搏斗的本领。所以，尽管天时地利不尽人意，新三十八师照样能所向披靡，屡克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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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缅战前后的敌我态势

    北缅战役计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3年3月新三十八师一一四团出兵野人山，10月一一二团进入胡康河谷开始，直到攻克密支那雨季降临时告一段落；第二阶段是从1944年10月中旬攻略八莫开始，直至1945年3月30日光复腊戍、南杜和乔美，以全歼日军五个师团和一个旅团而胜利告终。

    第二次缅战前根据我方所获情报得知日军在北缅和滇西的作战部队有：第十八师团、第二师团、第五十三师团、第五十六师团和第三十四独立旅团。在与我军作战过程中，又从朝鲜调来了第四十九师团，共五个师团和一个旅团，总兵力约15万人，若加上缅奸部队和特种部队人数就更多。

    其中第十八师团（即“久留来”师团）是日军的“王牌”部队。该师团攻上海、陷南京、沦香港……每次都打头阵，对中国军民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是该师团一马当先，攻占了印度支那、马来西亚（Malaysia）、新加坡（Singapore）、泰国（Thailand），并在第一次缅战中率先突破我军东翼防线，沿滇缅公路直取腊戍，一直攻入我国境内，该师团的编制较其他师团为大，有3万多人，在同新三十八师交战以前从未打过败仗，号称“无敌”。但正是这支“王牌”，却遭到孙将军指挥的新三十八师的痛歼。

    在1943年3月我军出兵北缅以前，敌军大部分兵力部署在我国滇西和北缅，新三十八师、新二十二师进军胡康、孟拱两河谷以后，敌军才从滇西、北缅不断增援胡康与孟拱地区。在第二次缅战的第二阶段，日军在滇西仅保持约3万兵力，以对付卫立煌将军指挥的15万中国远征军，而在北缅则用约12万的兵力来对付孙立人将军指挥的新一军的3万余人。

    我军投入的兵力，开始阶段仅有新三十八师、新二十二师两个师和总指挥部直属的炮兵、装甲兵共约3万人。

    在胡康河谷战斗后期，美国投入了一个团（麦支队）的兵力，在攻打孟拱时英国投入第三英印师。攻克密支那美军和英印第三师全部因伤亡和疾病过半而退出战场。

    1944年春，日军入侵印度的英法尔时，史迪威调用总指挥部的新三十师增防英法尔，又从国内空运来十四师和五十师增援进入孟拱河谷驻印度的后方；英法尔之围解除后，史迪威又从这三个师中抽调了五个团，相继投入了密支那的战斗。驻印军扩建后，由新二十二师和第十四师组建的新六军在攻下瑞姑之后，就奉调回国。

    此后，在北缅作战的就是孙将军指挥的新一军的三个师，总指挥部配属新一军的一个独立步兵团，总指挥部的一个战车营和一个重炮营，总共不过45000人，却要对付10余万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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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攻北缅诸战役

    野人山的丛林战

    1943年春天，新三十八师的整训大致完成，反攻缅甸随即开始。孙立人将军被任命为前敌司令官，统率新三十八师为反攻缅甸的前锋。一一四团和一一二团则从比哈尔省的蓝姆伽运到雷多北面的卡图，接替英军防务，担负起消灭盘踞在野人山上的敌人，掩护中美工兵部队修筑中印公路的任务。

    这里是喜马拉雅山脉向东延伸的一条支脉，在东经97度、北纬27度，它的走向突然由东转向西南，形成一个大拐弯，巍巍向东南伸展，在地图上那加山——职权拉干山脉。山脉中心线以西的山区山峦重叠，地势险恶，是人迹罕至之境。1942年5月，缅甸被日军占领，有10万难民和第五军官兵撤退时从此经过，幸存无几。所以，驻雷多的一个英国军官警告新三十八师将士：“你们想从野人山打出去，还要修一条路，不要说公路无法修好，恐怕连部队也无法爬过野人山！”

    当时英印边防军阿萨姆第八团和英国皇家远征突击队第三旅第四营共2000多人，在旅长弗格林上校指挥下，在唐卡家、卡拉卡（Hkalak Ga）一带布防。日军侦知中国驻印军正加紧修筑中印公路，准备反攻缅甸后，便令盘踞在新平洋附近的第十八师团搜索联队（联队长：长桥次六中佐）向印度方面积极进攻，破坏盟军的筑路工作。1943年2月28日，开工66天，建成通车公路78公里，再向前便是“鬼门关”，筑路的中国工兵第十团便在路边78公里路程碑旁，竖立一块大木牌，漆成红色再用白漆写上：

    “欢迎来到缅甸，此路通向东京！战友们！奋进吧！”

    美国工兵也照样竖起一块用英文写着上述词句的木牌，3月2日，日军对英军大举进攻，英军纷纷后撤，日军遂窜至麦拉沙峰、混卡坡，朋绍关等地，企图控制“鬼门关”隘口，阻我筑路大军前进，情况十分紧急，一一四团李鸿团长奉命前往堵击日军。“鬼门关”为进入野人山的唯一隘口，日军在隘口十余个互相对峙的山头上构筑坚固工事，布下重兵，山头之间互为犄角，第一组侦察兵回来报告：前面几个山头戒备森严，他们刚刚接近山足，即遭敌机枪封锁，第二组报告说：敌疏于防范，他们摸到敌工事前后，看到了星光下哨兵枪上刺刀的寒光。李团长派出一个边的突击队，由师谍报队长葛士珩指定第二组侦察兵带路，乘星夜摸到被李团长在地图上标为“7”号山头的接敌前沿潜伏下来。天微明，李团长集中全团火力对准“7”号山头敌人工事猛轰，敌人被迫龟缩在碉堡和构筑坚固的山洞里，在炮火掩护下，我突击连抢占山头工事，用机枪和火焰喷射器封住敌碉堡和山洞进出口，日军的一个中队全部被歼！李团长抓住时机，全团出击，一日之内，连夺敌四个山头，不数日，“鬼门关”被我军敲开，李鸿率一一四团钻进野人山。

    夜晚宿营时，先在林中开辟一片空地，喷洒防毒虫药剂然后架帐篷，挂蚊帐，涂防蚊油，哨兵戴防蚊面罩，官兵每天每人必服一粒奎宁丸，以防疟疾，在兰姆珈整训中，部队充实了一批从昆明，重庆等地来的学生兵，有的大学生担任团、营中的宣传、英文翻译，译电等工作，他们展开宣传鼓动，在林中树干上，山崖石壁上，贴着各种鼓动口号。

    “野人山，我们回来了！”

    “打回祖国去！祖国在召唤我们！”

    在中国远征军的白骨旁，李团长命令士兵挖好一个墓穴，将士兵遗骨一一入殓，立山石为碑，并亲笔在石上写着：

    “此恨不雪，愧为炎黄后裔！”

    暮春3月，当一一四团首次闯过“鬼门关”，击退了侵入混卡峰坡至农阳峰一带的日军，进入南阳河以南，确实占领了印唐卡家、卡拉卡、柏察海时，日本第五十六联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渡边少佐）附炮兵两连来援、于4月初开始轮番反扑。经我军阻击，迫使日军后撤，与一一四团形成隔南阳河对峙之势。此后，敌只能改作小股窜扰，与我军作长期纠缠。坚持了3个多月，孙将军调陈鸣人团长率领一一二团接替防务，将一一四团撤回雷多休整。

    一一二团接防后，倾全力肃清山区小股敌军，并以塔家普为中心，在西起塔家普附近甲山头地，东至大洛之间的每个山头、险地、要隘构筑一条长50 余里的防御阵，掩护中美工兵部队劈山修路。整个雨季期间，一一二团一直坚持前线搜索警戒，风餐露宿，日晒雨淋，生活极其艰苦，有时空投失时，还得忍饥挨饿，这时日军大部队虽已后撤，但仍有小股日军不时前来偷袭。战斗也一直未曾停息。美军工兵则采取轮换制，一一二团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到9月间已推进到达塔加铺（距雷多133公里），公路已修到了南阳河（距雷多126公里）这时新三十八师，新二十二师已到达雷多，接着战车第一营，重炮第十二团，炮五团、汽六团、高机营，兽力运输团，重迫击炮团，卫生大队和美军第二十医院?装备和训练完成的部队，也陆续开来雷多，总指挥部参谋长柏特诺也带着大批幕僚来到了雷多，建立前进指挥所，积极准备反攻缅甸。

    9月，中印公路的雷（多）新（平洋）段工程，渐渐接近塔家普（Tagap Ga），团部奉令向新平洋推进，继续掩护中美工兵修路。大约是9月2日，陈鸣人团长命丁涤勋和李纯明两人率一个加强班和作向导的三四名当地“山头人”，深入新平洋地区，侦察地形、敌情和沿途空投场。他们在新平洋盆地的丛草中成三角队形前进，9月30日回到塔家普。10月2日，一一二团的第一、二营及直属部队向新平洋备战前进（第三营在大洛一带未移动）于29日占领了新平洋。接着陈团长率领第一营和第二营的第五连以及团部警卫排向大龙河（Tarung R.）右岸推进，命令周有良连占领沙劳卡（Sharan Ga），刘益福连占领临滨（Ningbien）。陈团长亲率第五连和第二连占领于邦，丁涤勋和李纯明带领的连队组成一支混合部队（由一个步兵排、一个火箭排、一个重机枪排、一个迫击炮排组成），占领大龙河和大奈河（Tanai R.）的交汇点，形成大龙河右岸我团的4个前哨阵地，确保新平洋。野人山终于被征服了。英国政府本来不同意实施反攻缅北计划，因日军进攻英印中央防线，又鉴于中国军队勇敢善战的事实，改变态度，转而支持缅北反攻计划。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大反攻的战斗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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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壮激烈的于邦家（Yupbang Ga）反攻战

    孤军深入　胡康河谷在北缅北端的中西部，其状如一根藤上结的两颗瓜。东面一条“瓜”是孟关盆地，西面一条“瓜”是大洛盆地，中间有宛托克山纵贯南北，将胡康盆地（或称河谷）分成两半。这左右分叉的两条“瓜”的交汇点就是新平洋（Shingbiwyang）。

    大奈河发源于苦蛮山（Rumon Bum），它自东南向西北流注孟关盆地，在新平洋以南，经宛托克山（Wantuk Bum）嘴，折向西南，流经大洛盆地（Tairo Basin），再从大洛盆地的西南角流出，构成清德温江的上游。

    在胡康河谷内还有大龙河、孟洋河、南彼河、拉曼河等一些较大的河流以及十几条小溪，都从周围的高山上流下，注入大奈河中。这里一到雨季一片汪洋；在旱季，河流一般都比较浅，有的可涉水而过。

    沿河有一些土著村落，如于邦家、巧家、太柏家、孟关、瓦鲁班等。在大龙河以北有人行小道，到了太柏家以南，道路变得较宽广，旱季可通汽车。除河两边略有一点平地外，周围尽是高山密林，从飞机上俯瞰，只见一片林海，极目远眺，一望无际，仅约略可辨出几条细线般的河流。敌人凭借这些河川、村落和大树杈构筑许多大大小小的坚固工事，企图阻止我军和修筑中的中印公路向前推进。

    1943年10月10日，当时史迪威将军还在国内，在雷多主持总指挥部工作的是其参谋长鲍特纳，总指挥部发布了第六号进军北缅的作战命令：

    “大龙河以北及大洛地区，仅有土民和缅军组成的搜索部队，间有一两个日本军官配属。著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无平射炮连、汽车及骡马单位）于11月1日前，自现住地前进，占领大洛至大龙河及大奈河之交汇点与下老寨一线，以掩护新平洋前进基地建筑新机场，以便于盟军后续兵团进出野人山区。”

    接到命令后，孙将军认为：以一个步兵团占领80多公里宽的正面，兵力未免过于单薄，而大洛地势过于低洼，又背水为阵，敌后方交通便利，让一一二团占领大洛，必会遭受敌之包围。

    预见到这种情况后，孙请求总指挥部允许先占领大洛以北的拉家苏高地，以瞰制大洛，并要求增加兵力。占领拉家苏（Ngajatzup）的要求得到了批准，而增加兵力的请求则遭到鲍特纳的拒绝，理由是公路未通，补充接济困难。1943年10月24日，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在陈鸣人围长率领下，兵分三路自卡拉家（Hkalak Ga），唐家家原驻地同时出发：

    1．左路纵队是第一营，目标是大龙河西岸的临滨（Ningbiem）和于邦家。

    2．中路纵队是团直属部队和作为团预备队的第二营。

    3．右路纵队是第三营，目标是大洛盆地的拉家苏。

    起初进展相当顺利，担任右翼的第三营于11月1日占领了大洛以北的拉家苏；10月29日，左翼的第一营攻克了新平洋，30日又占领了邦家以西的临干萨坎（Ningam Sakan）。但自11月1日起，日军自卡盟运来大批携带山炮的援军，分头向我右路纵队第三营阵地反扑。在战斗的初旬，我三营营长陈耐寒和连长赵振华壮烈殉国（孙将军指挥的新一军和新三十八师在第二次缅战中总共牺牲了两位营长，陈耐寒是其中的第一位）。但在近两个月的对峙中，我三营官兵亦击毙敌山下大尉以下敌军400多人，打退敌人无数次反扑。

    左路纵队自唐家家出发后，在森林中披荆斩棘，经海条由北向南推进，10月29日开始，先后占领临滨、临于萨坎等地，进展相当顺利。

    但由于敌军大批增援，进攻于邦家时，我第一营先头部队江晓垣连长率领一个加强排，歼灭了70多个鬼子之后，在于邦家渡口一棵大榕树下遭到敌人的狙击，江晓垣连长和刘治排长以及3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

    11月4日，李克己营长亲率一个加强连自临滨南下，进攻于邦家，当天即占领敌阵地两处，敌军退据于邦家渡口预筑阵地内顽抗。我军虽于7日向敌发起猛攻，但因无炮兵跟进，无法摧毁其阵地。9日，美国空军轰炸机一架虽飞临前线助战，但森林浩如烟海，轰炸目标无从窥测，所以不但未击中目标，反而炸伤我第一营战士数人。于是陈鸣人团长只好下令停止攻击，改用两翼延伸，封锁于邦家渡口及敌军补给线的办法打击敌人，但大龙河防线长达40公里，兵力又不敷分配而未果。10日黄昏对岸敌军阵地忽然升起气球，指挥其炮兵射击，自11日起敌军活动特别积极，每夜敌军利用炮兵掩护其援军强渡大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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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壮激烈的于邦家（Yupbang Ga）反攻战(2)

      当时已查明据守于邦家的敌军是敌十八师围五十五联队和五十六联队各一部，兵力超过一个大队（团），而且几乎每天都有增加，还附有山炮。但10月31日，鲍特纳将军依旧认为：“前方只是一些土人缅军组成的混合搜索队，哪有什么正规日军？”又以总指挥部名义下达了第七号作战命令：“着第一一二团继续前进，于11月7日前确实占领大洛至大奈河、大龙河之交汇点，以至大龙河与萨西河（Lasi R.）之交汇点，和萨西河湾之线。”此刻，作为中路纵队的第二营在森林中也与渗透过大龙河西岸敌军之增援部队展开激战。

    这个时候，陈鸣人既没有力量去支援李克己第一营那个加强连，也不能命李克己营长率部撤回临滨。这样，不仅李营长及其加强连遭到敌军包围之厄运，整个一一二团也遂处于孤军深入胡康，陷于进退维谷之极为不利的境地。

    在回忆这段作战经过时，孙将军讲道：

    在缅甸作战时，盟军指挥部要发动反攻，以配合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举行的开罗（Cairo）会议，虽然当时一切准备并未充足，环境非常恶劣，但为了国际上的声势，已决定反攻，指定了新三十八师的一团担负这艰苦的任务，其时总指挥史迪威将军不在营中，由参谋长柏特诺（A. L. Boatner）代为指挥，而柏特诺其人只在中国北方的军队中作情报员很久，学会了中国军中的坏习惯，因其会说中国话，在中国很久，就被派为驻印军参谋长，对于战争的指挥，极为不行。他当时指挥我师一团去占领数十英里以外之一线。要到达此线，须翻过野人山，尽是大山的原始森林，荒无人径，即使飞机投弹，也被森林遮没，不易见人烟。我们须得自己开路前进。每日只走得十数华里，并且由左翼到右翼，有约70英里的正面（200余华里），而教一团人去占领，指定分三路前进，补给呢，根本说不上，虽然决定用中国的兵力，英国的装备，美国的武器，但临出发时，尚无水壶、窝铲，后来借得挖煤的窝铲，每个重到七八斤，因求进军迅速，不许带重兵器迫击炮，只准带六○的，连八一迫击炮都不准带。而总指挥部距离阵地有200英里（五六百华里）情报不确，对当前的地形与敌情，全未考虑清楚。据他说，此线仅有士兵三数百人，由数日人指挥而已。所以他的命令，全不似战斗命令，好似教我团平安的去接防一般。其实当前的敌人，最少有二联队以上。而且是敌人第一流劲旅之第十八师团，自上海而南京，而广州，而新加坡，而仰光，真是所向无敌，同时他们布置已久，利用了大树林的掩护，做好了工事，大树上架巢叠炮，既不易被发现，又非常坚固。其他土堆、土坑榛莽丛集处，都布有射击手，我团行不半途，与敌人遭遇，敌人的迫击炮、野炮、山炮，色色俱全。我团见敌人升了气球，知道敌人在指挥炮兵了，报告给柏特诺，他反而说，那是假的，他是学炮兵的，知道重炮不能运进如此地形，后来将敌人使用而未爆的山野炮抬给他看，他才无词以对。当我团与敌人遭遇后，以地形分散、敌人强大、森林障碍、火力不及等种种原因，打了两星期，无法进展，有二营被敌人包围，其时我由重庆赶回营次，向他力争，要求增兵补械，他总说，不必，要求将本师驻在后面约150英里地的其他两团，赶上急救，他也说补给困难，不许赶上，被围的部队经过月余的艰难苦斗，困至弹水粮俱绝，吃芭蕉根度日，要求以飞机投送粮弹，他却说，气候不好，飞机不能出飞，或是森林丛厚，无法投送。他不独不设法解救，反而报告给开罗会议，说中国军队不能作战，不肯前进。当时我国出席会议的主席蒋介石听了非常难过，乃至会后，主席夫妇经过缅甸，将此事问我，我将详情报告主席，并声明说：第一，他的命令等于接防，好似不预备作战。第二，作战时兵力应当集结，不能分散。第三，作战时补给应密切联络，不能将部队送到前线不管，并且此次作战后无兵源补给，许胜不许败。败了就全局损坏，无法反攻。总指挥部事先考虑既不周到。事后也不补救，所以进展不速，实在不是本团的责任。这样，主席才明白此中实况，认为我没有错。翌日，史迪威将军也飞返总部，我和他互相争辩至晚上12时，还未清楚，最后我要求他同赴前线视察，并准许我全师向前线集结，第二日视察的结果，他才明白实际情形，知道是柏特诺错了，参谋长职务也不要他负责了。于是增调我师那两团，向前线集结，由新三十八师全部对敌人交锋，与日本第十八师团，互相包围。后来终于给我们争得了胜利，完成了任务。此次的目的，在于拿下于邦家，因为我军自开始反攻，通过野人山，突入胡康河谷，中间经过雨季，进展困难。到此时，业已作战将及10个月，而史迪威将军，性情急躁，时时催促，希望很快地进展，马上攻占了于邦家，我声明调动部署，必须一定的时日，不可性急，否则欲速则不达，徒然偾事。到一切预备好了，拟于翌日出击，我为谨慎计，再到前线视察一次，恰巧前线哨兵打死一敌人排长，从他的身上搜得一张地图，即敌人的防御配备图，从那图上发现我军所攻者，正其防御力量坚强处，经我们再三研究那地图的真假，因地图系军官身上搜出，而又画有铅笔迹印甚多，断定其不是假的，于是我们的进攻计划必须变更。改攻其防御弱之处。因为此次作战，许胜不许败，败则后无补充，旁无去路，必致全军覆没。更将影响大局，故非谨慎万全不能出击，这样为了重加调配又须延期一日，史迪威将军虽然极不高兴，也只得允许。及至翌日拂晓开始攻击，下午5时，就决定了胜负，一鼓而下于邦家，并且伤亡极少，歼灭敌人极多。由此打落了敌军精锐的士气，奠定了以后各战役胜利的基础，实为缅甸反攻胜利的转折点，史迪威将军也觉得这是意外的迅速，认为我的慎重处置是对的，说我是“切实际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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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壮激烈的于邦家（Yupbang Ga）反攻战(3)
    以寡敌众　一一二团一营营长李克己少校是我所熟知的一位军官。他沉着冷静，足智多谋；战时总是身先士卒，所以士兵们跟他在一起时，虽身处逆境却仍信心十足。

    世称李克己部被围38天，实际上最后七天是孙将军率部将敌军反包围，李营长率部从敌阵内杀出来。真正孤军被围是从11月22日至12月26日共34天。

    李部起初是主动将据守在于邦家敌军一个中队包围在“村”里，并在阵地左、右两翼的河边布就了机枪阵地以封锁渡口，这两处重机枪阵地曾消灭过许多在夜间偷渡的敌增援部队。11日起，敌军每夜都用炮火压制我军这两个重机枪阵地，以掩护其大批援军渡河，但连续十来天都未能奏效。

    22日，敌军增援部队调来了重炮，向这两个重机枪阵地进行地毯式狂轰滥炸，机枪第一连连长吴瑾等阵亡。东岸敌军于是从下游大批渡河，迅即绕向李部背后900多米处，占领了森林中一块高地，并与于邦家守敌连成一气，反将李部130多名官兵团团包围起来。

    当时包围李营的敌军约700多人，是李部五倍多。李部所据守的阵地仅比一个足球场稍大一点的一片密林，补给完全靠空投。当时美国空军尚未取得制空权，美机很少，不敷分配，只能三天空投一次粮弹，使李部官兵仅能维持半饥半饱的状态。同年12月初，美运输机一架被敌军击伤，加之天公不作美，连续一个星期未空投，无粮尚可以芭蕉叶充饥，无水人就不能生存，旱季在森林高地又挖掘不出水来，人多见识广，李克己发扬了群众的智慧，居然想出从芭蕉根、毛竹、葛藤中榨出一点汁水，勉强维持130余人的口渴。尽管生活如此困难，环境如此恶劣，军心毫不动摇，士气不减。

    李克己在阵地周围筑成8个有掩体的据点，每班各守一个据点，树上、地下构成立体交叉火网。凭借这些防御措施曾多次击退了强敌的进攻。就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李营以一个加强连之众，在原始森林中抗御五倍于己之敌，坚守阵地34天，堪称军事史上一大奇迹。

    同一日，就是新三十八师增援部队行进途中，敌第五十五联队和第五十六联队已渡过大龙河，袭击我中路纵队一一二团指挥所，切断于邦家通往临干萨坎的牛车小道；同时又围攻临滨一一二团一营一连阵地。一时间，从大龙河至新平洋一带，敌人到处渗透，随时可遭到小股敌军狙击。

    当时一一二团的处境非常危险。大家也都很清楚，新三十八师赶来增援，时日不定。而日后军方交通便利，自孟拱有公路可达卡盟，卡盟以北日军修有简易公路，直达太柏家，旱季可通汽车，兵源输送和后勤补给非常容易，所以眼下只能依靠自己以一当十的精神拼死一战，别无他途。

    但是一一二团官兵们都有一个坚定信念，就是上级一定会来营救自己的，所以，面临以寡敌众的我军官兵，尽管与敌呈现相互渗透、相互包围的胶着状态，且局面越来越不利于自己时，反倒非常沉着、冷静；他们充分发挥独立作战能力，尽量利用地形，保护自己，并一有机会就消灭敌人。

    李克己营的刘益福连（一连）驻守临滨，遭到十倍于己的强敌连续七昼夜的进攻。有一次，该连一排受敌军猛攻，奉命转移阵地，而战士易明清、施洪昭、杨永清三人杀红了眼睛，未听清命令，又时值黄昏，林中更是一片黑暗，本来就处于且战且退的情况下，所以他们木然不知本排已撤退，仍在原地与十六七个敌人对战。他们激战两昼夜，毙敌8人，把其他几名敌军也打得心惊胆战、狼狈逃走。易、施、杨等三人竟能乘夜觅路，穿经敌人阵地间隙，安然返回本排。

    同月25日，敌军再次大举进攻临滨，当时我刘连伤亡较大，阵地有些动摇，敌前锋已冲入我阵地，然而在大树上我早预设有机枪巢，射手余无亨和黄义贵二人沉着射击，硬是将冲入阵地之敌打了出去。敌人直攻不成，遂用炮击，炮弹直泻树干，“轰”的一声，大树被炸倒。敌人以为我机枪射手已毙命，阵地唾手可得，遂蜂拥而上，破坏鹿砦，冲入阵地。孰料余、黄二人不但未死，也未负伤，机枪仍紧握在手，蓄意静候敌人，出其不意待其冲入，打他个措手不及。所以，等敌人冲到离他俩只有20来米的地方，才猛地架起机枪，横扫群敌。许多敌人还未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被机枪子弹洞穿，送他们去见“阎王”。这一阵猛扫，歼敌30余人，我军阵地遂转危为安。

    两三个列兵所起的作用就如此重要，十个百个官兵所汇成的巨大力量当然更是惊人了。临滨之战中，共击毙敌大队长田中胜中佐、中队长原良和吉五以下敌官兵400多人。26日起，敌人改用“攻心战术”，采用种种方法进行劝降，包括散发汉奸汪精卫“政府”的传单，叫嚣一一二团应投向“和平阵营”与日本共建“大东亚新秩序”，但敌人这种作法更是徒劳无益。11月13日，陈鸣人团长向孙将军报告，在杰士铺排哨阵地前击毙日军40多人，内有一名叫山下的中尉身藏敌军机密文件，从该文件中得知，自10月份开始，敌军从滇西抽调敌十八师团五十五和五十六两个联队星夜车运向大龙河增援，敌炮兵十八联队和重炮独立二十一大队也向太柏家方面推进，其师团指挥所推进至新班（Shingban），以便指挥其增援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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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壮激烈的于邦家（Yupbang Ga）反攻战(4)
    孙将军接到这份附有敌军文件的报告后相当恼火，按孙将军早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就曾在上海大场镇，率税警四团同十八师团血战过10余个昼夜，深知敌十八师团的战斗力非比寻常，深为一一二团的处境担忧。所以他忧愤交加，立即亲赴总指挥部，面见鲍特纳，要求他立即改变军事部署，新三十八师司令部及一一三团、一一四团、各炮兵营必须立即开拔，赶赴前线，驰援一一二团；否则下令撤回一一二团，以免这支剽悍而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被敌军优势兵力包围，作无谓牺牲。

    就在接到陈鸣人团长报告的第二天——11月14日，孙将军下令一一三团、一一四团和师炮兵第二营立即启程迅速向新平洋和临干萨坎一线推进，驰援一一二团。师司令部其他直属部队和各处室也立即做好增援一一二团的准备。

    当时，中国驻印军的汽车很少，公路也未修通，部队都是徒步行军。这些增援部队最快也需20余天才能抵达临干萨坎，沿途均是虎豹出没的原始森林，给养全赖美机空投，且受气候和空投场地的限制。尽管孙将军和新三十八师官兵心急如焚，恨不得插翅飞到一一二团身边，但事与愿违，不得不在高山密林中缓缓前进。

    最早到达的援军是一一四团一营，于12月14日赶到于邦家现场，立即对敌人发起攻击，企图救出被围困的李克己第一营。因敌军在于邦家渡口西岸有一棵硕大无比的大榕树阵地和其他坚固阵地挡住我援军的去路，所以激战一昼夜后，形成对峙局面，不但敌之阵地未能攻破，还在敌之大榕树阵地前牺牲了谌茂堂和许炳新两位连长。孙将军接到报告后，见条件还不具备，遂电令一一四团一营暂停攻击，等炮兵和大部队援军到齐后，再作打算。

    师司令部较步炮兵稍晚一些离开雷多，我随孙将军、副师长唐守治、参谋长何钧衡从及各处室负责人一起，乘大指挥车行进。离开雷多司令部时，我和同仁们一样，恨不得立刻去挽救一一二团；但另一方面，我也很留意这个地方，回想起在这里的3个多月来，我和新三十八师官兵们一起经受了许多教育和锻炼，犹如又上了所大学一般，使我懂得了一支百战百胜的铁军是怎样练成的。所以我们都以怒发冲冠、壮怀不已的心情，束装就道。

    车在崇山密林中穿行，“道路”两旁树木参天，几乎遮住了所有的阳光。我们的指挥车宛如小甲虫一般，匍匐、行进于参天大树群的阴影之下；时而行于万仞高山之巅，茫茫林海尽在脚下。企首遥望，可见喜马拉雅山东支白雪皑皑的群峰，成队成行，一望无际。时而在深谷里穿行，终不见天日。

    新平洋实际上仅是一地理名词，并无村落，杳无人迹。只是过了新平洋，森林更显茂密，路途更为崎岖，视线只及前方十来米，所以，汽车只能如蜗牛爬行一般。从新平洋到临干萨坎，约70余公里，只遇到过一座独立茅屋，见到过一位克钦族少女，衣着十分褴褛，但有家畜大象一头，其前肢套于如手铐状的藤条双环之内，性情温顺，已成训练有素的家畜，可代主人看家、劳动。

    因大战在即，传教士西哥瑞夫率领达土钦等医护人员所组成的医疗手术队也随司令部进驻临干萨坎。设手术台三个，搭建可容纳数十名伤员的临时病房一大间。临干萨坎多竹，所搭病房和手术台皆用毛竹。此后，我们的师前进指挥所就一直依靠毛竹搭建。

    攻克于邦家　于邦家守敌最主要的阵地是位于大龙河西岸的一株特大榕树。这棵大榕树的总覆盖面积差不多有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主干需数人环抱方能合围，另外还生出三十几根支干，伸进地里支撑着茂盛的树冠，细的枝干一人不能围抱，粗的需要两三人才能合围，高四公尺多，笔直竖立，上端相互衔接与主干融合一体，地下有很大的树根，盘根错节，互为连理。敌军在树的干、枝上设有许多个轻、重机枪巢，在树根之间也控有一二十个轻、重机枪掩

    12月22日，孙将军率师部幕僚进驻临干萨坎，建立师前进指挥所，该地跟大龙河渡口西岸的大榕树约500公尺，中有牛车路可通，简易公路已修抵临干萨坎，与后方有汽车路可通。

    是时，大龙河西岸很不平静，敌人广设狙击手，偷袭我军。大龙河东岸敌又有炮兵配备，故师指挥所四周广设鹿砦，构筑工事，严密布防，以防敌军逆袭。因师部所在地是在敌炮火射程之内，所以特务连为师长、副师长、各处室负责人以及美军联络官们准备了地下掩体，以防万一。

    孙将军率援军到达后，不是马上进攻敌军阵地，而是先了解于邦家的整个形势。据探报得知，大龙河渡口是敌军进出于邦家和获得补给的主要孔道，而这棵大榕树则是守卫渡口的一只“拦路虎”。孙将军认为：如果攻取大榕树据点，占领渡口，则可使于邦家地区的敌军陷于孤立无援，不攻自溃。据此，孙将军作出如下决定：

    1．以轻、重机枪顺大树的主支干直线向上下扫射，以歼灭树上的机枪巢。

    2．以轻、重迫击炮猛轰大树根基底部，消灭地下掩体中敌之轻、重机枪阵地，直至残敌基本消灭。

    3．用小部队（连队）从三面以疏散队形向大树冲击，逼近大树，先投手榴弹，旨在消灭掩体死角未被歼灭的残敌。

    4．另用山炮12门隔河轰击敌炮兵阵地，压制敌火力。

    5．大龙河西岸一一二团与敌相峙之据点，或围而不打，或取佯动姿势，一俟拿下大榕树，占领于邦家渡口后，再一齐出击，并设伏兵于其可能的退路上，将其聚而歼之。

    12月26日，进攻部署就绪。以一一四团两个连作进攻大榕树敌据点的两个梯队，第一梯队以森林为掩护，悄悄接近敌阵；第二梯队作为预备队，静候牛车小道两旁待命；师卫生队也于牛车小道开设检伤站，距敌阵约200公尺，我的位置在检伤站，协助检伤、指挥运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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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攻开始(1)
    上午9时总攻开始。

    大榕树的数十支干与主干相互错的死角很多，难以尽歼残敌。故进攻的第一梯队必须以森林大树为掩护，用分散队形，从三面匍匐前进，逼近大榕树，投掷手榴弹，消灭死角之残敌；或逼其逃出掩体而歼灭之。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残敌拼命抵抗，拒不投降。旋第二梯队奉命增援，激战竟日，手榴弹在敌人的掩体内不断爆炸，炸得敌军血肉横飞，侥幸从掩体里逃出来的和从树上掉下来的敌人，经我军一阵肉搏拼杀，尽歼残敌。大榕树敌阵地一被攻克，大龙河渡口遂落入我手。

    当时，我（薛庆煜）就在距大榕树200公尺的检伤站指挥作业。战后我偕项光庭队长亲临现场，见这棵大树为我机枪打得千疮百孔，根底部弹坑比比皆是。

    夺取了于邦家渡口之后，敌军退路遂被切断。大龙河以西其他据点里的敌人，在一一二和一一四团的夹击之下，溃不成军，残敌纷纷向于邦家大龙河渡口溃逃。

    这时李克己营长所率的加强连也突出重围伏歼残敌。除小部分残敌夺路投河逃走者外，大龙河西岸之敌遂被全部肃清。

    战后清点战场，其歼敌军2500余人，其中，包括敌酋日军十八师团五十五联队长藤井小五郎太佐、大队长管尾少佐以及多名敌中队长；生俘13人。我军损失了江晓垣、谌茂堂、吴瑾、许炳新、刘浩等五名连、排级干部，伤亡了战士230多名。

    于邦家之战是新三十八师第二次入缅作战以来，首次将三个团及炮兵部队用于同一战场的战斗，开创了今后系列歼灭战的先河。以后近两年的战斗中，部队都分散使用，三个团基本上未在同一战场上同时使用过。

    大洛（Tairo）之战　直至12月下旬，孙将军率部驰援我左路、中路、右路及于邦家之役接近尾声时，我右路一一二团第三营的防务在由新二十二师六十五团接替后，归还建制。1943年1月3日，新二十二师六十五团归孙立人师长指挥，孙将军于1月4日对六十五团转达了总指挥史迪威将军的作战命令，其命令要点如下：①

    一、第一一二团第三营，于拉加苏（Ngafaixup）为敌围困月余，情势危殆。

    二、新二十二师六十五团（配属工兵一连）（欠一个步兵营）为军之右纵队，即沿大洛河右岸，直捣拉加苏，以解第一一二团第三营之围后，渡过大洛河，夺取大洛，控制大洛平原与大洛河两岸诸道路。

    三、以一个步兵营，接替康道（Kantau）附近大洛河上之警戒。

    大洛位于大洛河左（南）岸，为大洛平原之重镇，胡康河谷右翼的屏障，南通伦京，北达新平洋，东至孟关，如大洛不守，直接影响胡康河谷的军事行动，间接威胁新平洋与伦京（Lonkin）的安危。所以守备大洛的敌军，各据点之工事，构筑得非常坚固。

    拉加苏在大洛河右（北）岸，如由新平洋沿大洛河右岸至大洛，必须经过拉加苏，所以拉加苏便成了大洛平原军事要地之一。

    新二十二师奉命加入战斗后的第一战，即为大洛之战。

    六十五团团长傅宗良受命后，认为总指挥的命令过分局限了下级部队的行动。于是与副团长及三位营长，仔细分析研判后，获得以下的结论。

    一、大洛的敌军，在毫无顾虑的情况下，集中主力渡大洛河，与我一一二团第三营激战于拉加苏，相持月余，而其后方补给线，则须渡大洛河，经大洛、腰班卡至孟关。这条补给线，不仅没有足够的兵力防护，还在渡过大洛河，一旦大洛遭到攻击，则不但断了拉加苏的敌军粮弹的补给，也断其后援，使其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

    二、解拉加苏之围虽急，而固守该地的兵力，虽无力反击，但固守自保，短期内当无问题。从大洛河右岸，直捣拉加苏，虽可早日救友军脱险，但只能正面攻击敌军，压迫敌军后撤，却无法达到歼灭敌军的目的。

    三、更重要的是，沿大洛河右岸的行动，是把一次作战分为两次打，先从大洛河的右岸攻占拉加苏，再在敌前渡过大洛河攻略大洛。如果在大洛河左（南）岸行动，在战略战术上的价值，则完全不同，是把两次战作一次打，并可在攻击部队排斥之下，自康道安全的渡过大洛河，一举攻占敌军补给线上的重要据点——大洛，迫使敌军自拉加苏退到大洛河南岸，与我决战。如此，大洛河北岸之敌，不攻自退，亦可解拉加苏之围。

    基于上述理由，六十五团团长傅宗良，没有遵照总指挥的命令行动，决心自康道（Kantau）渡河，沿大洛河左岸（南岸）向大洛方向前进，迫敌于大洛平原决战而歼灭之，而后再夺取大洛，解拉加苏之围，并控制大洛平原及大洛河两岸诸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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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攻开始(2)
    因此，总指挥史迪威将军，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说新二十二师六十五团团长傅宗良上校，不听指挥，擅自改变作战计划，请求撤办。而最高统帅蒋介石给新二十二师的电令，竟是依据总指挥史迪威将军的电报要求，撤办傅团长。

    1944年1月14日，傅团长以团预备队第六连（当时该连连长是邱中岳）向西搜索，下午4时许，与日军约一个加强排于一一二七高地接触激战。15日晨将敌包围歼灭。15日下午傅团长决心以第六连留置一一二七高地，担任大洛河河套的警戒，并继续向大洛方向前进。

    1月18日上午9时许，前卫营之第一连于百贼河（Path Hkas）北方六三五高地附近，击溃敌军约一个加强排之抵战后，继续向百贼河方向前进。是日下午3时许，前卫营即与敌于百贼河发生激战，前进受阻。第二营营长窦思恭请缨杀敌。

    1944年1月24日，第二营官兵，一步紧一步的压缩包围敌人，不断地猛攻，一阵接一阵的猛烈射击与肉搏战后，把敌人赶到百贼河与大洛河相交的三角芦苇地带，1月25日，也就是1944年大年初一，第六连的官兵在连长邱中岳英勇的行动指挥下，拂晓就发动猛烈的攻击，在正面牵制的第一营，也在敌人阵地正面发动攻击，第二营第四连也调过头来猛攻敌人的后背，痛击敌军。这一场激战，直至下午5时始结束。

    此役总共歼灭日军官兵700余人，生俘20余人，掳获七零步兵炮两门（因其射击速度快而得名）、八二迫击炮4门、重机关枪8挺、轻机关枪及步骑枪500余支。日军五十五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冈田中佐（相等于我们的中校），于25日下午4时许，负伤后退守大洛河边，最后自尽。

    第二营在此战役中，全营仅伤亡官兵60人。

    25日晚上，总指挥史迪威将军，得到百贼河胜利的报告时，他很怀疑百贼河的战果，于是命令六十五团，不要把敌人尸体埋掉，等他亲自看过才掩埋。26日上午，史迪威将军，果然带了4名宪兵，坐了小艇到百贼河来了。在百贼河口上岸，指定要主攻连连长邱中岳陪他巡视攻克的敌军阵地，待清点敌军尸体后连声赞美：“打得好，打得好，我要为你们向最高统帅请奖。”

    在25日下午5时，傅团长听到窦营的“战斗要报”后，即刻以命令式的口气告诉副团长罗英：“从现在起，我的职务由你代理，我走了！”他不再多说一句话，说走即刻就走。傅团长26日赶到新平洋转回师部，廖将军获悉傅团长的行动以后，立刻集合所有官兵，夹道欢迎这位胜利归来的民族英雄——傅宗良上校。廖将军这一安排，化解了傅团长一肚子的委屈，而廖将军也赢得了全师官兵的信仰与敬爱！

    史迪威将军看过战场，清点战果以后的第三天，廖将军收到了史迪威将军致最高统帅电文的副本：“新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百贼河之役，全歼日军一个加强大队，傅宗良团长厥功甚伟，应予记升少将副师长，前电请撤办一案，请准撤销。”傅团长看了这份电文以后，心情才算真正的平定了下来。

    傅团长离开团部的第二天，代团长罗英，以第一营紧紧尾随残敌追击，终于在1月31日夺取了大洛，解救了拉家苏被困月余的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团第三营之围。较总指挥史迪威将军，当初命六十五团直接攻取大洛，以解被困拉家苏之围的预期时更快。于是史迪威总指挥更喜洋洋地颁给一幅贵重而特别的锦旗“庆贺胜利”。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总指挥史迪威将军，在新二十二师司令部看见傅时，便捷步上前，向傅团长握手，连说：“你的战术修养比我好！你的战术修养比我好！”并说：“我很抱歉，我当初还以为你畏敌而抗命。”史迪威将军，个性倔强，但这一次的表现，还够风度。因为一般气量小的将领，当他的部下，没有听他的命令，虽然战胜而有功，其处置可能是：“将功折罪”。像史迪威将军这样对待傅团长，不计前过，只将有功，对事不对人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当傅团长离团的那一天，似乎是呕着气走的，决心不再回团了，可是等他到师部，师长廖耀湘将军，对他是那样的礼遇，史迪威将军，对他不但不咎既往，而且还为他向最高统帅，请准记升少将副师长；当他与史迪威将军见面时，史迪威将军不但对他百般夸奖，而且当面向他致歉，所以在师长廖耀湘将军促驾下，他终于欣然返回六十五团。

    克敌制胜之良策　于邦家之战虽然因总指挥部鲍特纳参谋长对敌情判断错误和指挥不当，造成一一二团在于邦家和大洛两战中牺牲了十多名营、连、排、班级干部的损失，这是第二次缅甸战役中新三十八师基层干部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但这一战役可以说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为数极少的几个漂亮歼灭战之一，开了新三十八师第二次入缅连歼强敌的先河。

    经过实战，检验了蓝伽训练的成果，证明我军无论是步兵、炮兵、还是各级指挥官的指挥能力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炮兵技术精良之至。当时敌我之间的阵地犬牙交错，相互包围，双方阵地相距仅20—25公尺左右，我军的山炮、迫击炮发出的炮弹总是不偏不倚地落在敌阵中“开花”，从未伤着过自己一方的战士，以后检查弹坑就像参观农民精耕细作的农田一样，只见弹坑排列得就像秧苗那样整齐。各级指挥官步炮协同作战的指挥能力或适应能力也都大为提高，步兵对炮兵也由此充满了信任，增强了他们冲锋陷阵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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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攻开始(3)
    敌十八师团也确实不愧为日本最精锐的“王牌”军，其士兵个个都表现出不怕死的武士道精神，有的日军已身负重伤且气息奄奄，却还手拿着冒白烟的手榴弹，准备与我军同归于尽。但是新三十八师健儿精湛的战斗技术、娴熟的格斗武功、冒死争锋无敌神勇的气概，还是压倒了敌人，打破了日军思想上“皇军无敌”的幼梦，使他们知道不怕死的并不仅仅是日本人，中华将士的战斗能力和勇气无不胜过日本人。

    于邦家一战之后，虽然被全歼的是大龙河西岸的日军，东岸的日军却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整个敌十八师团及所有日军都感到震惊。日军虽然还是寸土必争，拼死血战。但是，不管日军军官愿否承认，打歼灭战的主动权现已轮到中国军人的手里，以往那“战无不胜”的信念犹如溃决的大堤，在“皇军”们的心目中坍塌了。

    尽管于邦家之战因鲍特纳的错误命令，造成我军以被动挨打开场，却以孙将军率全师驰援而大获全胜告终。12月27日，总指挥部又发来命令：

    “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六十五团即设法驱逐自大洛至太柏家（Taipa Hka）一线之敌，并准备尔后继续向南方和东方推进。”

    孙将军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估计敌自于邦家溃败之后，其主力必会聚集于太柏家以西地区，凭借宛托克山（Wantuk Bum）、大奈河以及大小河川的天险，逐步顽抗，以阻挠新三十八师的推进。

    首先，河谷内溪流如织，每条溪流后面都有敌人预筑的坚强工事；其次，如果还像于邦家那样，用以正面进攻为主的战法去打的话，要跨越这重重障碍，不但旷日持久，兵力的损失也会大增。

    孙将军深感于邦家一战虽然战果辉煌，但不足为法。要想长时间地使部队保持旺盛的士气和战斗力，就应当以更小的伤亡，获取最大的胜利。为此，必须改变打法。

    在于邦家之战的前后，孙将军曾详细研究森林战攻、守双方的利弊。他发现在森林中伐木容易，守者极易在很短的时间内，修建工事与鹿砦，构成坚强的据点或阵地。由于有茂密的森林作掩护，视线仅及十余公尺，其兵力的区分和配备情况，更不易为敌方所侦知。只需以少数兵力，扼守要道、控制交通，就可给攻击者以重大损害。即令战况不利，伺机后撤，重建阵地，继续抵抗，也很容易。因此，攻击者要想进展迅速，只有出敌不意，迫使敌人在其不预期的时间和不预期的地点，与进攻者进行决战。

    换句话说，即以适当的兵力向敌正面阵地压迫、或佯攻，以主力钻入茂密的森林开路，做较大距离的迂回，绕至敌人的后方，威胁其侧背，断其后路，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既设阵地与预定的计划，出而与我决战。我则乘敌立足未稳之际，猛攻而聚歼之，敌人企图作持久战的设想必会因此而粉碎。

    孙将军还仔细认真地研究了北缅的地理形势、森林特点、和新三十八师所面临的艰巨战斗任务；又从《孙子兵法》中，汲取了古代兵家理论的精髓，做出了此后近两年征战中贯彻始终的基本战略技术。他召开了一次营、团级干部会议，作了一次重要的讲话，他说：

    “唯有放胆进行密林开路，实行对敌大迂回包抄，才是两全上策。具体作法是，以适当兵力从正面佯攻，另以主力部队秘密潜入从未有人走过、而敌军又不曾设防、也想不到要设防的密林中，以缅刀披荆斩棘，跨越高山开路前进，攻其侧背，断其补给，动摇其军心，最后对凭借天险、工事顽抗之敌，实行前、后夹击，将其消灭。”

    他又说：孙子所说“以正合，以奇胜，以迂为直，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攻者，攻其所不守也。”就是这个意思。

    孙将军还列举了一些古代战例，如刘邦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诸葛亮的“六出祁山”，都说明迂回包抄从来就是聪明的军事家善用的克敌制胜的法宝。

    孙将军指出此种迂回战术优点有三：

    1．切断敌后方粮弹补给，使敌不能持久作战；断敌后方增援，使其精神上倍感威胁；伤患无法后运，增加敌阵之负担。

    2．敌人阵地大多后方工事较正面薄弱，易于攻击。

    3．可迫使敌炮兵后撤，不能支援其正面部队战斗，减少我军伤亡。

    攻战太柏家（Taipa Ga）及孟洋河（Mawnggang R.）据点　1944年1月5日，孙将军根据自己的总结以及对敌情的侦察，制定了两翼包抄，侧重点在于翼，以钳形攻势将大龙河东岸至太柏家当面之敌包围聚歼的作战部署，并命令各有关部队于1月12日起开始攻击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