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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阿微木依萝 于 2013-1-14 19:39 编辑
在洲泉
那一年,家乡的青草滚绿山头,马桑树缀满新嫩的叶子,小河里忽然多出小鱼,而我没有留在这场景致中,我决定去浙江打工,顺便看望我多年不见的小姑姑。
姑姑接到我电话时很高兴,自她远嫁重庆后,我们已好几年不见面,她的样貌只保留在我和她放牛那段时光,如今她是肥是瘦,无从晓得。
放牛的日子是我童年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我那时七八岁,她十几岁。
她是奶奶最小的孩子。
在放牛的任务上,她实在是个不称职的人,在她放牛的时间里,牛有撑死的,有滚崖死的,还有牛之间相互殴斗死的,再有的牛走丢之后生死不明。
我是她放牛的助手,牛跑远了就吩咐我去搜,她呢,在一座石崖上睡大觉!两只爪子弯去枕着头。太阳热烘烘的时候,她会扭断叶子繁密的树枝插在她睡觉的一边遮阴,那叶子繁密的树枝,像一面绿色的大旗,摇摇摆摆在野林充斥着牛屎味道的阳光下的风里。
牛失踪或暴死,奶奶是不舍得打她的;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她是奶奶最后一个孩子,奶奶整天“幺女幺女”的喊她。我羡慕呀,多么希望妈也这样喊我,可惜我不是妈最后一个孩子,等妈妈的“幺女”出生的时候,我已经是姑姑手下一名得力的放牛助手,甚至可以称之为放牛将士,自从我接受命令放牛,牛除了滚崖、撑死以及殴斗死,失踪的几率大大减少。另一方面,我也把自己苦练成一个蛮横的山贼,上山打劫了许多的野果子孝敬我威武的姑姑。
其实我并不惧怕姑姑,她在石崖睡觉时,如果我困了,也会在她看不见的另一处石崖睡觉,身边同样插着绿色的大旗。
除了小姑姑之外,我还有一位大姑姑,大姑姑个子高挑,样貌出色,但我和她没有一起放过牛,她放牛的时候我还小,我放牛的时候她已经嫁人。我和大姑姑的情谊,就差在没有一起放过牛,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话题总是不对彼此的意思。
我要去投奔小姑姑了,我猜,她知道我去的消息时,一定也想起了当年放牛的事情。
大姑姑也和小姑姑在一起上班,这一次去,也要同时打扰了。
收拾行李的时候,爸和妈在密码箱里塞了一只猪脚,这是老家才有的腊肉,姑姑们最喜欢吃。原本可以装两只猪脚,分起来也方便,奈何箱子就这么大,路上转车提来提去也麻烦。
从西昌到成都,再转车坐到杭州,又从杭州转坐洲泉,这一路折腾,已在车上耗去四天时间。
车上晕车,基本不吃东西。
到洲泉是下午,阳光还没有褪去,路边的桑树绿油油地站在地头,白色的乡村小楼竖立在桑树地边,院墙上缠着不知名的藤蔓,开着不知名的粉花。一个水塘边,柳丝在晚风里慢慢飘扬。
还没有到洲泉车站,小姑姑早已等在村子的路边(车子要从她住的地方经过)。她,矮矮的,胖胖的,脸上挂着我熟悉的笑。
小姑姑开始变老,皱纹缠在她的眼角。我们一见面,她就把我当成镜子,叉着腰站在我面前,问:
“看我,有没有老得像鬼?”
“不像鬼,人模人样的嘛,”又急着警告:“不要想着再打我了,你现在打我,我会还手的。”
我们说话还和从前一样,不计较什么辈分。
她工作的地方是私人老板承包的砖厂,我直说是砖厂,她不乐意,非要加上某某建材公司。“是建材公司。”她特别强调。我知道她是开玩笑,若真是那样虚荣,她不会选择这么苦累的工作。
小姑姑有一个儿子了,不带在身边,一年回去看一趟,是留守儿童中的一员。平时打电话联系,总要困难地哄好久,那边才会跟她多说几句话。大多数电话的那头是沉默的,问得多了,电话里头就有了哭声,那哭声不是因为想念,是爷爷奶奶威逼着说话,孩子又实在找不着话说,只好哭起来。
小姑姑识字不多,她认识的字只够用来发简单的短信,就像我认识的英文只够用来道早晚安。
砖厂里全是西南三省的人,我走进砖厂,听到的全是家乡话,心里十分温暖。
皮肤黑黑的一位贵州妇人是小姑姑的好朋友,经常来姑姑家闲聊,她第一眼见到我时,以为我是大姑姑和小姑姑的妹妹,说我们三个长得很像。
两个姑姑连忙说不是不是,我是她们二哥的女儿,却又说,如果还有这样一个妹妹就好了。
我在砖厂住下,住的房子是砖厂余下来的空房,私人老板其实是大姑姑的小叔子,沾了亲戚的关系,我不必缴房租。
三天之后我就开始四处找工作,和大姑父的侄女一起四处奔走。大姑父的侄女是个开朗漂亮的女孩,比我小几岁,性格相近,彼此有说不完的话。
洲泉在浙江只是一个镇,但比起我老家的小镇,不知要大出多少倍。这是个不熟悉的地方,我放牛的本领在这里丝毫无用,不必走多远已摸不清方向,还好我有指南针,这个指南针就是大姑父的侄女——我的朋友。
我给她取个绰号叫“糖鸡屎”,她也给我安个美名叫“绿蚊子”,糖鸡屎和绿蚊子——臭味相投。
有一天我们照常出门找工作,走到半路,那个黑黑的贵州妇人跑来了,让我们带她一起去。砖厂的活重,她吃不消。
洲泉有许多巷子,沿着河流缠绕,走来走去,都在深巷里转悠。巷子里有私人作坊,最多的是服装加工和羊毛衫套口。
河里的水像是不会流动的,长时间地卧在那里,要是没有船只经过,不荡起水浪和流痕,它像是睡着了一般沉静。
河岸隔不远就是一座小桥,小桥边停靠着做生意的船只,船上摆着碗、泡菜坛子、花瓶以及别的什么类同的东西;再有的船家在卖鲜花和小饰品;有的船家别出心裁,在船头挂着几把油纸伞。所有的商船在自己的船头搭一架平板的梯子,客人走上去买东西,过桥的感觉就是与走进普通铺子不同。船家站在船头,腰间缠一个蓝色的包包,客人选好东西将钱递过去,他接来就塞进那只蓝色小包里。这一切是那样的琐碎,又是那样的诗意。
我和糖鸡屎站在船头看痴了,贵州妇人不,她一边一个拽着我们离开。
我小时候只有一个理想,那就是长大了要做一个出色的放牛人,如今看到这成排地荡在水上做生意的商船,我也想做他们其中的一员。看来我放牛的决心,还是不够坚定。
糖鸡屎眯着小眼问:
“如果给你这样一只小船,你准备在上面卖什么?”
“卖唱。”我想也不想就回答。
她大笑。
沿河道一路直下,我们三个走进一家蚕丝厂。在门口等了一会子,女老板向我们走来。她画着清淡的妆,穿着好看的长裙,高跟鞋“踢踏踢踏”响。
“你们三个一起吗?”她笑一笑,又问:“是亲姐妹吧?我看你们长得很像的。”
我们三个躲躲闪闪,也不回答,像极了在老家放牛时,牛暴死之后逃避的摸样。
女老板再问:“你们是来应聘的吧?”
“是。”还是糖鸡屎有本事,涨红了脸终于憋出这一个字。
贵州妇人也说话了,她追问:“你看我们三个可以来上班吗?——工资多少钱一个月呀?”
女老板脸色微微一沉,显然她不喜欢别人一开口就问她钱。贵州妇人一脸期盼地等着女老板回答。她们都不能理解对方的心情。
女老板勉强笑一笑,让我们下午再来,她此时很忙,转身走了。我们三个吃败仗似的,羞愧地走出蚕丝厂。
时间已经过去半个月,我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吃饭和住处不用愁,我可以在小姑姑家继续蹭下去,但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
小姑姑的工作是在湿坯车间,主要在输送带那一节,她每天坐在输送带前端,泥巴干了加水,湿了不加,加水也是需要一定技巧的,大姑姑就不行,她上去坐一小时,送下来的泥土做不成砖,不稀就干,无法成样。小姑姑已是内功深厚之人,打着瞌睡也能完成任务。
湿坯车间的机器声嘈杂,我偶尔去那里找小姑姑聊天,要相互吼才听得到。她们工作的时间很长,一天下来,头发上全是泥巴,眼睫毛灰灰的,走路有点打闪。
摆湿坯的多是男人,传送湿坯的是一条五十米长的输送带,带子边分开站着五个人。每个人脚边放一个滚动的铁板,送来的湿坯要一块一块有形状有构架地摆在铁板上,再由专门的人勾了送进窑口里烘干。这头送进去的湿坯,烘一定时间后,那头传出来的就是干坯了,干坯还不是真正的成品,还得由拉干坯的工人像拉牛车那样,一车一车拽进窑洞里。
窑洞里又分两个工作组,一组进窑,一组出窑。进窑的这一组就是拉干坯的人,他们只管拉进去,里面有专门的人摆坯;出窑的人在窑洞的另一头负责成品出窑,将烧好的砖拉出去。
大姑父就是在窑洞里摆砖,不过这只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他主要负责管理。
大姑父的小儿子是个有趣的小家伙,有一次在火车上,有人问他,你爸爸在哪里工作呀?他回答:在窑子。
这简洁的三个字,让那一群成年人笑翻了天。
砖厂是辛苦的,无论进窑还是出窑的人,都在背上流出一道又一道泥巴色的汗水。在夏天,男人们只穿一条裤衩子,赤条条地拖着砖车一步一步向前,拉车的皮带勒进皮肤,最初是一条血痕,时间久了才是一道茧疤,才不会感到辣痛。他们一年四季穿着薄底的胶鞋,身上套着的衣服已和砖块一个颜色。在砖厂里工作的人,都是家族式的,男的做重活,女的做轻活。实际上砖厂没有真正的轻活。
贵州妇人以前在砖厂的场地上负责晒坯,她的一双手,结着厚厚的茧子。她识字不多,进轻工业厂不习惯,普通话也说不好。这一次她下定决心要和我们一道进厂,大概是因为有伴的原因。
贵州妇人的丈夫是个憨厚的男人,笑声明朗。听姑姑说,他们有三个女儿,这次还准备再生个儿子。
贵州妇人要生儿子的事情我是不管的,我只管和她一起找活上班。倒是糖鸡屎,直冲冲问人家,生那么多养得起吗?妇人笑一笑,不回答。
我们三个去洲泉一家羊毛衫厂做学徒已经是一个月以后。我们分在横机组。每天站在12针机型的横机前看那个机修工教我们穿线、排针、起头摇片。每一个工序都不简单,而每一个工序他都说得那样简单,我记不住。
机修工是哪里人,没问。每天早晨,他胖胖的身子挤进门来,布置好一天的“作业”就走了,至于“作业”对不对,他不管。
老板娘是很少见到的,偶尔见到,她的笑也时有时无,她不来反而令人精神轻松。
我们像自生自灭的蚕,每天爬来吐丝,吐完了丝再爬回去。吐的丝不好看,里面的老工人就会讥笑我们:哎呀哎呀,三个笨蛋,这么简单都不会!
他们没有骂我们蠢货,我很感激。
学了半个月后,贵州妇人受不了讥笑,她走了,又回到砖厂翻晒湿坯。
学吐丝的人,就此剩下两个蠢货。
两个蠢货终于不辜负讥笑者的好意,终于学会了摇横机。不仅如此,许多机器上的小毛病,都不会再麻烦机修工。这些经验,别人不敢相信地问我们怎么得来。怎么得来?——我们撞针的时候,他们看不见,我们断片的时候,他们看不见,我们挑片挑得满眼泪花的时候,他们也看不见——我们的经验,就来自他们看不见的忍受和努力中。等到这一切努力有了成效之后,他们看见了。
糖鸡屎和绿蚊子终于熬出了头。
贵州妇人后悔了,再想进厂又不好意思,只能继续在砖厂翻砖。而此时,她的肚子也微微隆起。我祝愿她不用再生第五个。
夏天,天气燥热,蚊子极多。夜晚,小姑姑偶尔会和我一起坐在河边的船尾聊天,聊到蚊子多得打不完才回去;船是江苏人的货船(船老板不会管上船玩耍的人),停在窑洞前的码头等待装砖。有时候糖鸡屎也会赶来,大概在傍晚时分,端了一碗饭走来,吃完一碗饭再走回去。
夜晚在船上看月亮是最美的事情,平躺着,望着暗淡的月光,想想家,想想朋友,手里摇着蒲扇,不摇也可以,若想感受打蚊子的乐趣,左一巴掌右一巴掌,只要不觉得痛,尽管打。
有一晚躺在船头的甲板上歇凉,糖鸡屎问我:“现在你就当这是你的船,不是要卖唱么,你唱啊。”
“我是说在洲泉的商船边,不是这里。”
“有什么不一样么?”
“当然不一样。”
一星期后,我和糖鸡屎在洲泉沿河停靠的那排商船上,一人买了一只花瓶。那个收钱的女船商,脸上有江南女子柔美的笑意。贵州妇人后来也买了一只,矮角的,瓶口不大,插一阵子花后,她用它装盐巴。
在洲泉的一年时间里,我一直住在砖厂,和小姑姑、大姑姑、糖鸡屎以及贵州妇人——她们给我许多温情。
在洲泉,我没有异乡感。
本文刊于《在场》杂志2012年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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