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归正传,再回到圆明园的问题上去。显然,有了前面的一段铺垫,我将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一段历史并提出新的解释。
被人们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那场战争,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来说,本质上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当时满清政府与英法两国激烈交涉的主要焦点是“公使驻京”一项,被清方列为谈判中的“第一要事”。至于在今天被人们所看重的“利益”,如开放外贸口岸、允许外国人内地旅游、协定关税、保护传教士、赔款、领事裁判权等等,对于手操生死予夺大权的皇帝来说,都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小事一桩,双方很快就在这些小事上达成了协议。后来,皇帝还提出以向西方商人全免关税等更多优惠来换取英法两国取消“公使驻京”的要求。
在解释这些史实时,需要从中国传统的“天下一统”观念谈起,按照这一观念,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皇帝为天下共主,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有人见到皇帝都必须磕头表示臣服。但这一观念必须得到夷狄们的认同,所以,中国传统外交主题就是让夷狄们前来磕头,并由此建立了一套被费正清称为“朝贡体系”的完整外交模式,也可以更形象的称之为“磕头外交”。现在的麻烦在于,夷狄拒绝磕头,而且他们还要长驻北京。公使驻京必然导致觐见皇上,而对皇上不行跪拜之礼将在事实上促使“天下一统”观念的破产,而这种“天下一统”观念长期以来被人们广泛接受,与儒家“礼治”思想的结合,就汇成了古代中国独裁专制制度合法性的主要源泉。这一改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使合法性的来源逐步枯竭。如果有人---尽管是一些犬羊之性的夷狄,可以公然拒绝向皇帝本人磕头,其他人是否可以同样效法?如此推导下去皇帝天下共主地位就会摇摇欲坠,那他还能在金銮殿上稳坐多久?除此之外,公使长驻北京,又被看作是类同古代的“监国”,按照满清政府当时的理解,驻京外国公使可以在京城里任意收税,干涉政令,折迁民居衙署,建立高楼,布署各类武器,总之是如同太上皇似的为所欲为。中国沦为外夷监守,自然万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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