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方筹备,盼望已久的装修工程终于开工了。装修公司的倪老板只身来到工地,没带电锯也没带瓦刀,只带了一把锤子和一串爆竹。我问工人和物料在哪里,他说今天只搞开工仪式,工人和物料明天到。我有点紧张,我主持过好几个开工仪式,仪式上领导讲话和剪彩是必不可少的。我没写讲话稿,也没准备剪刀,这些对我来说都不算问题,可没有美女捧红布条,这彩怎么剪?从倪老板的神态上看,像是胸有成竹;他一会就看看表,又像是在等什么,八成一会就来一群捧着红色布花的美女。趁他等美女的功夫,我在心里酝酿了几句演讲词,等让我讲话时,我就用标准的普通话好好显摆显摆。
8点18分,倪老板宣布仪式开始,只见他把一大串爆竹摆在我家的水泥地上,熟练的点着了炮捻,紧接着就是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我捂得住耳朵捂不住鼻子,连震带呛,差点趴在地上。老伴赶紧打开了窗户,浓烟散尽屋里还弥漫着呛人的火药味。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倪老板抡起锤子,就在墙角上凿了个小豁子,说这就是开工了。我虽然有些不爽,可又无法发作,因为各地的风俗不同,想必这地方开工都这样。好歹按期开工了,从这一刻起,就可以算工期了。
第二天,木工和电工先进来打吊厨和改线路,我们的任务就是找燃气公司改燃气管道和找国美安脱排和热水器。燃气公司声称要过一天才能来,说了一车好话都不好使,这不耽误事吗?老伴急中生智,把改装变成了抢修,虽然挨了一顿抱怨,但问题解决了就是胜利了;国美安热水器的服务态度不好,活还没干,就挑了我们一大堆毛病,并声称燃气管道超过一米的部分要按长度收费,让他出示收费凭据又拿不出来,我老伴毫不客气的和他干了一仗,我连哄带劝,他才勉强开始了安装,在只差一个接头就完工的时候,又和木工打了起来。我老伴乘势而上,痛痛快快的把他赶了出去。接了好几米管道,一分钱也没给他,老伴还要投诉他。看在他为我们白干半天活的份上,才饶了他一把。
我在职时,当过好几栋住宅楼的甲方代表(监工),可和老伴一起当监工,却没我说话的份儿,我成了多余的人。在老家,我家只有一个“半边天”,我在另半边天里,爱怎么扑腾就怎么扑腾;在上海,我家又多了女儿这“半边天”,在两个“半边天”下,我只能过暗无天日的日子。老伴不是嫌我懒,就是嫌我馋,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她们娘俩都嫌我邋遢。其实,我只是眼里看不见活计,不喜欢运动,爱吃点动物组织,爱抿几口小酒,离又馋又懒还有很大差距。按照两个“半边天”的要求,我每天都努力讲究卫生,但不知道为什么,老伴总能从我身上找到粥米汤和油点子。有一次入厕后忘了冲水,差点被老伴扒斥死。我成了她的出气筒,没过半月,她连出气筒都不让我干了,干脆把我撵了回来。
我担心没我为她装门面,她一定挨欺负;倪老板盘算着我走了,他就可以打马虎眼,实践证明我俩都想错了。
倪老板以为我老伴是从农村来的,没什么见识,也没有上海人精明,可他哪知道我老伴当过会计,带过队伍,又是法律爱好者,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CCTV—12的法律讲堂和社会与法;最爱看的书是《以案说法》和《民主与法制》;最爱管的事就是涉法涉诉案件。要是发给她个本本,她就是王芳律师。上海市民的精明多数是斤斤计较;我老伴的精明是据理力争。合同在倪老板眼里只是一张取得施工权的证明,施工中从来没看过条款,也从来没讲过条款;我老伴却正好相反,合同在她眼里是衡量施工的标尺,开工前她就对全部条款倒背如流,遇到矛盾就拿合同说事。听说倪老板在哪儿施工都是得蒙就蒙,但在我老伴面前,一次都没蒙过去。倪老板在别处算厨房瓷砖面积,都是把吊厨也算进去。我老伴发现吊厨后面不粘砖,立即让他抠了出去。为这样的事,倪老板没少和我老伴干仗,但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吓得倪老板都不敢到工地上来了,工地上完全由我老伴说了算。由于她公平公正,工人们都愿意听她指挥。他们说,要是倪老板也这样管理就好了。
施工持续了4个月,房子装修得无比完美。一提这事,我女儿就为她老妈骄傲。
老伴带着胜利的喜悦凯旋而归,只是脸都绿了,一定是没我这个馋人陪着,自己光吃青菜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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