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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太行风 于 2013-8-27 16:54 编辑
一 走进这座大楼,心情有点复杂。有被放飞获得自由的解脱感,也有被剥落、被放逐、被遗弃的感觉,有些留恋,有点伤感。脑际突然闪出一句白话诗:假如大楼是一棵参天的大树,我就是这棵树上的一片叶子,随风飘落……
靠案牍劳形显露的一点名气杀入这座大楼,已26年了。先在最高层四楼的报社,后调至二楼的县委办,再后因身份的限制,不能继续在纯行政单位,又调到在四楼的新闻办。每天上下班或外出办事,都从楼梯上下,来来去去已经习惯得和在自己家一样。可这次不一样,是最后一次进出了,虽然以后随时还可以来,可只能是客人的身份了。
34岁进入这座大楼时,尚是农民的身份。再往前是民办教师、乡政府专搞文字的临时工。这样的身份,像困难时期的地方粮票,只限于本地使用,而不能在全国流通。我能调进这座大楼,有破体制的意义,更直接原因是那张县级小报的复刊,急需几个文字硬手充实进来。于是,我和另外一个频频在各级报刊露脸的农民身份的“笔杆子”,被破格启用调进来。只是,与我一起来的这位古文底子很好的仁兄命运不济,第二年便患了肝癌,发现已是晚期,上下不够两个月便辞别人世。他老兄从小被抱养到无男孩的姑姑家里,去后姑姑却一连生下了两个男孩,因此遭受冷落,从小养成了孤僻、内向、敏感的性格。与我且走且看的性格相比,他虑事多且长远,很有点城府。比如鼓动我去找领导,给我俩弄一纸招聘手续或合同,一旦有何变故好有退路。还想着在县城安个家,以后可以带孩子来读书,也可与女人长相厮守。而这些,我想都没想过。不知道他的病与他的郁郁寡欢、多忧多虑有没有关系,反正留下女人和一女两男三个孩子,一蹬腿去了。同一个死去的人比,我的命运当然要好得多,熬到40岁时,还混到一个职工的身份,虽因身份、文评、年龄的三大硬伤,再不能有何进身,工资、各方面待遇也与同我差不多资历的人差着一大截,可毕竟还大喘气地活着。
这座老式建筑风格的大楼,位居县城中心,我调入时县城里独此一座,鹤立鸡群般鸟瞰着周围灰不溜秋的街道商业店铺和民宅群。事实上它的身份也鹤立鸡群,因为这里是全县的政治、决策中心,是心脏部位,一个县政治、经济运行的效率和质量,取决于这颗心脏跳动的频率与强弱。后来,在大楼后边又竖起了政府楼、人大政协楼,西侧还竖起了附属楼,满县城各式各样的楼也林林总总竖立起来,楼层越来越向高空辐射,样式新颖,色彩靓丽。但这座火柴盒风格、没有电梯的大楼,依然是驱动这个县社会生命的心脏,而且越来越强大:办公机构越分越细,部门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庞大,大量陌生的年轻面孔出现在上下班的楼梯上。原来大楼的人差不多都认识,现在不行了。大约因我也算是本县一个不大不小的“名人”吧,从楼梯上下时,好多生面孔的年轻人口称老师,热情与我打招呼。我虽不失风度与礼貌地做出回应,可下次在楼梯遇到,依然说不出他们是谁,在哪个机构的哪个小单位工作。不是我对新面孔不敏感,而实在是新人太多了,多得让人记不过来。
在踏上楼梯的那刻,我忽然想起,从楼梯上上下下26年,竟然没有注意过一到四楼到底有多少级台阶。于是退至一楼,扶着暗红色的木质扶手边往上行,边在心里默数,终于在我最后要退出这座大楼时搞清楚,一到二楼28级台阶,二到三楼、三到四楼各24级台阶,总计76级台阶。一层楼到上一层楼的中间,有一个过度的平台,楼梯从中间上来,在平台一分为二,从两边折上去,显得有点曲折,同时也让人感觉是一种艺术。
二 大楼的楼梯是供人上下行走的,这是一个简单得再也不能简单的物理原理。但细想,很符合这座大楼的某种特性。
这里的每层楼都很安静,很少听见有人喧哗。偶尔有男或女职员从楼道走过,衣着均简朴整洁,端庄大方,很少有花俏色彩与样式的,面部表情千篇一律地庄重、内敛、矜持、冷傲,有意无意间流露着一种身在政治中心和领导身边的优越感。遇到级别高点的领导时,会迅速换上一副修饰过的笑脸,小心、谦恭地打招呼。领导有事交办,满面虔诚地侧耳恭听,然后一脸神圣急急如律令地去办。他们中还占着年龄优势的,心里都揣着一个“上”字,期待着有一天被提拔起来。已在台阶上的,则期盼着再上一级台阶。领导岗位出现一个空缺,会有好多个人同时盯上,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渠道去争取。研究干部问题的县常委会议是秘密举行的,可不知怎么消息就迅速传开,平静如常的外表下,不知道有多少颗心高高悬起来。会议的结果还在保密阶段,却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开,由最初的几张嘴传成无人不晓的大路消息。各楼道的大小办公室会出现道此起彼落的道喜声,讨酒喝的嬉闹声,会看到好多张春风得意或者因失意黯然神伤的脸。这天晚上,注定了许多人因兴奋或沮丧而睡不着觉。
当然,如同楼梯的法则,有人上就有人下,下者多系到规定界限年龄的离职、退休者。那些上了点年岁错过了风头的人,则在等待着下。这些人不再拼命不再闯了,掌握的底线是守好摊子,不出乱子,只等年龄一到,好平平稳稳从岗位上退下来。大楼的人因此呈河流般的流动性,一直有水蒸发、渗漏,也一直有新的水源补充进来。总的趋势是进来的比出去的多,想着上的比等着下的多。由这种僧多粥少的格局所决定,就像早上8点多上班时的大楼楼梯,出现向上的拥挤。说来也正常,来到这样一个生产官员产品的权力中心,大家近水楼台,都想着弄个小官当当,完全在情理之中。假若这里是一座商业大楼,大家想的盼的一定是如何多赚钱,多发财了。
我是这座大楼里的一个例外,我的那些致命缺陷,使我不能参与向楼梯上方行走的拥挤,成为别人眼里的一道风景。但事物都是相辩证的,那些在楼梯向上拥挤的人,何尝不是我眼里的风景。可以说这座楼里再没有像我这样脱身事外冷眼旁观的人了。人就是这么回事,事不关己,不在利益、利害的毂中,才能清醒、理智地察看红尘中人与事。
我经常纳闷,一些想着上的人,为能给领导留下深刻印象,怎么就能做出让人一想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的举动。县委一把手的女书记匆匆从会议室出来,到女洗手间去,她身边一个负责生活服务的急趋几步,打开女洗手间的门,脸上堆着修饰太过的笑,平举着一只手说,书记您请进,请进。女书记当下就愣住了,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说你这是干啥,不会连解手这样的事也替我做了吧?过元旦我们办公室几个同事与主任一起玩牌拱猪,主任有“全红”的意思,刻意收红桃。按理说,其余的人应该全力保红桃,死活不贴。可其中一位就故意贴红桃,而且专拣大的贴。结果,主任有一张小红桃没抓过来,一下被拱成了猪。一块玩的副主任本来涵养很高,可也终于憋不住了,说某某呀,咱们就是玩牌,别玩得复杂化了。可哪知这位兄弟嘴上虽然顺从地答应着,以后却越玩得更复杂了,跑到市里认了一个身处要位的老乡做了“叔叔”,平时殷勤跑动,过年必往拜年,很快调走提拔了。还有一个业务性质很强的小单位女副职,在频频出入一个重要领导办公室一段时间后,突然变得腰粗气壮,屡屡咄咄逼人地对正职发难,进而实质性掌控了单位大小事物。于是大家就猜想,这女人究竟在领导那里干了什么,怎么一下变得这样强硬?不好猜,就不猜了,官场里本来就有好多不好捉摸的事。
不过,那些挤上去的人里,也并非都坐上了铁交椅,有极少数如楼梯上行走的人一脚踩空,摔倒在地,滚落下来。楼里出去的人中,有好几个这样的,或因贪或因女色丢了乌纱,有的还玩进了“高墙院”。
三 既然我是大楼里的一个另类,没有资格参与楼梯向上的拥挤,就可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做一个洒脱、自在、性情的人。我本来就是冲文字而来的,只希图写出几篇看得过眼的文章,不会奢望去做一个什么级别的官,好在回家乡时在父老乡亲面前飚一曲“大风歌”。因此,我没有必要在观察别人脸色、揣摩别人心思这种事上过多地浪费精力,更没有必要把自己的个性、人格、尊严都阉割了。我不是不谙世事的癫狂之人,可我真的没什么可怕的,就像眼前这楼梯,没有上,不存在下;爬得不高,便无所谓跌得重。
写文章的事,是清净之道,寂寞之道,好像更适合于我这样的落拓者来做。那些一心想做官,或者已经身在官位的,很难再沉下心来对付那些魔性十足的方块字。市里报社的一位亦师亦友的副主编,就曾经对我感慨,从记者升任科主任、副主编以来,办公桌越坐越大,作品却越写越小,也越写越少。老兄他不是江郎才尽了,而是担负的杂务太多了,根本无暇于写作,包括资料已到位、构思很成熟的作品,也难以成篇。此兄是很有潜力的报告文学作家,山西的《黄河》专为他的作品出了专刊,与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赵瑜是同一地区的好朋友。赵瑜对他的评价是,出了一个市级报副主编,毁了一个全国级报告文学大作家。他成为我的一面镜子,也庆幸自己心理环境的相对单纯与安静,可以高度集中精力对付我的文字。只可惜,迫于生存的需要,不得不把将真正爱好的文学放下,而且在公文、新闻、理论这些类型的文章写作中,也不得不做出某些迎合,说一些违心的话,甚至睁着眼睛说瞎话,否则,真的会混不下去。当然,这个奖那个奖,包括获得市里的特等模范通讯员、五一劳动模范,被市工会记的一等功,一个作品获省里的五个一工程奖等,就不敢以为是什么光彩的事。
好在我还敢喜怒于形,有什么屁痛痛快快放出来。大约写材料写出点名气的缘故,遇到难度大一般人啃不下来的材料,常被县领导跨序列、跨业务范围抓差。会来事的领导这时会满脸堆笑给灌米汤,什么大笔杆,大才子,文章出手快还高度、深度、尖锐度都上得去,能者多劳嘛,非拜托你完成了。继而两盒好烟往眼前一拍,很理解地说,烟对写文章的人来说,就是灵感就是命,没它哪能熏出好文章来。偏偏自己是一个顺毛驴,被这么一拍一哄,就乖乖的撅起尾巴没明没夜去突材料了。可也有些领导仗着公鸡头上一块肉,大小是个官(冠),虽然非垂直领导,却拿着官腔虎着脸,发令材料必须写到什么份上,什么时间必须交差。岂知本职工不光是头顺毛驴,还是一头犟脖子驴,当下就硬梆梆给顶回去:请问,别人工作岗位的工作为什么要让我来做,我做别人岗位的工作,我分内的工作谁来替我做?对不起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拿多少报酬付多少劳动,这样做符合社会主义的工作原理与分配原则,拜拜了您哪!然后抬屁股走人。当然,人家想让你干还会变着法让你干了,只是更大的领导出面而已;更大的领导自然有更高的水平,能哄着你让你把活给干了。既然活还是你来干,这图了个啥?嘿嘿,就图一口好气图一个好脸色看,如果连这也不图的话,吃饱了撑的!
最让自己心安的是还记得自己从哪里来,农村来的那些老百姓是我的什么人。在楼梯上走着,听见最中心位置的二楼人声噪杂,伸头看时,发现是两个农民模样的老夫妻,为了他们久拖不决的冤苦事情想见见县里的老一,却被干事们挡了驾。农民自然是农民的想法,在他们眼里,唯有最高长官说了话才顶用,也想如戏文里拦轿喊冤秦香莲的一样,求得青天大老爷的垂顾,解决了他们的难事。于是赖着不肯走。那些失去耐心的干事们便下了手,推着搡着往楼下赶。自己的神经一下便被戳疼了,过去拦在那几个面前说,伙计们,这是干什么,你们的父母有几个不是农民,书记就不是老百姓见的吗,你们在为书记着想的时候,能不能也替这些老百姓想想?
更直接插手过一回被个人承包企业下岗职工的事。其实之前县公会、县人大已经介入,组织召开了职工大会,通过民主表决形成罢免了承包人厂长资格的决议。可在行政权力庇护下,承包人依然是厂长,而且变本加厉地打击下岗职工,转移厂里资产。下岗职工代表们找到我时,一听情况就激动起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上了手。调查取证后,一篇报道捅出去,很快在中国工人、山西日报、山西工人报等十多家报刊登载,并大多加按加评。县纪委被迫介入后,第二天午饭时工人向我反映,该厂长正在某酒楼宴请纪委查案的人,头天晚上就已请过。我骑着摩托车就赶了过去,在酒桌前来了个现场拿获。我对带队的人说,报道标题已经拟好,你听好了,“那边召开公处大会(头天下午刚开县级公处大会),这边猫鼠举杯同宴——XX县纪委怎能如此查案”,有胆量,你们就慢慢在这儿吃喝吧。说罢扭头就走,被该带队人一把拖住,表示饭钱自付,马上退出,保证认真查处此案。后来,还同本县最高行政长官有一场对决。该长官强调的理由是为人才使用和县财政收入着想,纪委要快速结案,让我别再管这事。我虽然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但还是很关心地告诉他,这样做会对你很不利,你想想,年底时县人大那里你如何述职,又如何应对他们对你进行的监督评议?终于使他挠起了头皮。最终,工人们推选的厂长终于上了任,那位承包人也得到相应处理。我因干预此类事被评为市里十大维权标兵之一。市里记者节举办活动,在各展风采的耍嘴皮子临场发挥演讲赛中,“最勇敢男记者”竟然花落我的头上。
有点二百五,但绝不仅仅是“我是职工我怕谁”的无厘头嬉闹。
四 办完事,同送行的同事告别,一步步从76级台阶的楼梯下来,步出大楼,转身回望。
大楼依旧,我已非然。这次真正意义上的从楼梯走下,是政策的规定,也是自然规律的安排。老,不是一件好事情,可我总是能运用辩证法找出对我有利的一面来:从今往后,我再不用靠吹喇叭、抬轿子混饭吃了;摆弄文字,也再不必为那组GDP打首的官方数据和含水分的辉煌成就而头疼了;“御用文人”的标签,从此一风刮掉!
我踏上回家的路,以独立人格的姿态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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