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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这个东西,并非与生俱来,而是要靠后天慢慢磨砺。
这样的人生道理,其实并不需要多大的磨难,像给土豆去皮这样不起眼的小活儿,干多干久了,就能达到板住身子、磨平性子的神奇功效。
还不信?且听我慢慢道来。
话说1980年前后,我还是个学龄前儿童的时候,每到夏秋两季,给土豆去皮就成了我白天的主要工作。
我们老家把土豆叫洋芋,给土豆去皮也就相应叫做刨洋芋。
之所以叫刨洋芋,是因为给土豆去皮的工具叫刨刨儿。它以薄洋铁皮为原材料,先切割成大约两寸长、一寸宽的不规则长方形,把一头磨掉毛边防止伤手,另一头微微卷起,并在磨刀石上稍加打磨即可。
又有人要问了:刨洋芋就叫刨洋芋好了,怎么非得还要加一个“麻”字?
这个有两层含义:一来洋芋含有茄碱,吃多了有些麻嘴;尤其是发了嫩芽或皮变青的洋芋,麻嘴麻得更厉害,还容易中毒;二来刨洋芋这活儿实在单调枯燥乏味,作为小孩儿,我们不敢对大人表示不满,只能拿似乎永远都刨不完的洋芋出气,在其名字前加一个“麻”字,暗暗表达我们的愤恨和不满。
那时候,老家农村的温饱问题还远未解决,大多数人家口粮总是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往往是红苕出来吃红苕,包谷熟了吃包谷,很应季但也很单一,填饱肚皮而已,根本没人去在乎什么营养均衡。
到吃洋芋的时节,我们这些还没上学、尚无能力到田地里干活的孩子,毫无疑问地就成了刨洋芋专业户,上午刨,下午刨,今天刨,明天刨,刨得愁眉不展,刨得唉声叹气。
那时缺肉少油,家人饭量大得惊人,每人每顿都要吃两三碗甚至更多煮熟的洋芋坨坨。这个刚性需求,转换成需要刨皮的麻洋芋,不是一水桶,就是一脚盆,绝对是定额定量,并且还要把水桶或脚盆装得满满当当,不留空隙。
这样的工作量,对于一个六七岁的男孩来说,实在算不上轻松;加之还总琢磨着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顺利完成任务就成了问题。
都说群众的创造力是无限的,身为群众后代的小孩儿们自然也不差。我和小伙伴们的开创性做法之一,就是把讨厌的麻洋芋皮刨七成留三成,俗称“打花脸宝儿”。
当然不敢明目张胆、成片连片地“打花脸宝儿”,而是用刨刨儿把多数洋芋皮刨掉,对那些故意留下、星星点点、或大或小的洋芋皮,干脆来个置之不理,直接扔进装有清水的木桶或脚盆里。
这样刨出来的洋芋,口感自然不佳,大人们有时也说我们不认真,但大多数时候都睁只眼闭只眼。哥哥姐姐们也不多言,想必他们当年也是如此吧?
“打花脸宝儿”可以挤出一点玩的时间,但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玩心,于是就有了另一种开创性做法:把没刨皮的洋芋直接放入装入清水的木桶或脚盆底部,有时三分之一,有时更多一些,之后再在上面放满“打花脸宝儿”洋芋,企图瞒天过海。
现在看,这种开创性做法实在于大胆,一点儿技术含量也没有,被发现、被打骂的几率基本上是百分之百。
好在父母历来温柔宽容,从不打孩子,也很少骂我们,最多也就是语气重一些。
还有更离谱的做法。应该是六岁那年夏天,刨得实在不耐烦了,或是遇到不好刨的洋芋,一扬手,一使劲,一个接一个,洋芋划着优美的弧线,快速飞入老屋跟前、地坝坎脚的那块水田里,瞬间没了踪影,一个水泡都不出。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当天的洋芋装不满水桶或脚盆,一家人吃饭时不够吃。父亲不知道真实原因,以为是刨刨儿过于锋利导致削皮过厚的缘故,很有耐心地对刨刨儿进行了再加工。
后来,犁田准备栽秧时,乡亲们在这块水田里意外发现不少没有刨皮、尚未腐烂的洋芋,我的偷懒之举才大白于天下。
母亲依然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轻言细语地给我了讲了一通粮食来之不易的道理。
而父亲什么也没说,怜爱地摸了摸我那被刨刨儿磨出水泡的右手掌,还拍了拍我的头,扛着锄头干活去了。
之后不久,父亲因急性阑尾炎去世,我似乎一下子长大了不少,也明白了很多事理。无需母亲多说什么,我刨洋芋的态度越来越端正,速度也越来越快,“打花脸宝儿”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最终成为同龄人中的刨洋芋高手。
父亲去世两年后,母亲改嫁到邻村,我们有了新家和新邻居。当我无意中展示我那高超的刨洋芋技术时,邻家女孩佩服得五体投地。
而这,据说也成为邻家女孩日后喜欢我、暗恋我、最终把我变成她老公的源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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