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有言: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就是说君子心胸宽广,能够包容别人;小人爱斤斤计较,心胸狭窄。 胡适正是一位君子,因为他一生的信仰就是宽容异己,追求自由,行为坦荡,光明磊落。 1924年他写给陈独秀的信中就说“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对于这一点,胡适深信不疑,1925年又一次致信陈独秀,重申 “异乎我者未必既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即使面对蒋介石,他也直言不讳。 1952年底,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到台讲学, 12月17日是胡适的生日,蒋介石为他设宴庆生,胡适私下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时任台湾省警备司令。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1960年雷震因为自组新党被捕,胡适再一次向蒋介石说情,又一次提出,没有言论自由让台湾蒙羞。 耶稣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也送把他打。胡适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的宽容大度可与耶稣相比,可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送给对方打,还宁愿把肉也割下来送给对方,堪称圣人。 他曾改写过一篇《西游记》九九八十一难,他说西游记的结尾应该这样写,唐僧去西天取到真经后应该交给孙悟空翻几个筋斗送回来,而唐僧应该割下自己的肉给那些想吃他的各路妖怪,以求圆满。而他自己呢,二十年代时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胡适不是菩萨,却生就一副菩萨心肠。 五十年代,大陆狠批胡适,几百万字的材料,胡适一一找来读过,他并不生气,直言“文辞陈旧,毫无新意”,而对于这些曾经的好友门生,胡适也相信他们处在那个“没有说真话的权利,也没有不说假话的权利”的时代,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这种宽容就是儒家里的“恕道”。 胡适还说“君子立论,应心存忠厚”。 苏雪林当初致信蔡元培列举鲁迅种种不是,胡适就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能持平。 即使是作诗作文,胡适也力求温和和缓,不似鲁迅那样用力,力透纸背,真正是文如其人。 胡适如何能修得这样的菩萨心肠,而无鲁迅那样的“我绝不宽恕”的斗志呢?这与他的宗教有关。 他的宗教就是他的“社会不朽说”。 胡适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什么要有儿子”,大意是一个人如果做了有利于大众有功于大众的事,全社会都会记得他,崇拜他,孝顺他,因此全社会都是他的孝子贤孙,本意是针对当时社会上承继儿子一事有感而发,在日记里写了篇“无后主义”,后来母亲病逝,又有感于传统的丧礼祭礼中的神鬼之道对人的束缚而提出要打破那些神权的宗教,崇拜偶像的宗教,提出了这一社会不朽说作为自己的宗教。 社会不朽说是相对于“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而言,大意是:个人的一切公德罪恶,一切言行,无论大小好坏,一一都留下一些影响在那个大我之中,一一都与这永远不朽的大我一同永远不朽。这就是社会的不朽。 因此胡适的谨言慎行,也是意欲给自己留个好名声。 中国的文人一般是“学而优则仕”,胡适却不然,他不愿做官。他一生追求自由的做派,不惧权威,不说违心之言,不做违心之事。国民政府多次请他出山入仕,除了出任北大校长他愿意接受,其余他都一概辞让,甚至蒋介石两次提议他当总统竞选人他也坚辞不受,因为他只“愿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做诤友,不愿居官”。1938年胡适接受蒋介石的任命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也是出于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义。中国士大夫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在此可见一斑。 虽然,胡适的大使一职让日本鬼子如临大敌,直言要派三个经济文学和雄辩专家才能抵抗得住胡适,而胡适在美国的声望也为他赢得了上至罗斯福下至政府人员对他的敬重,但是,胡适既是一个凡人,就一定会有做得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比如说,对江冬秀。 在任职的这四年中,江冬秀一直写信抱怨胡适不带她出国,胡适说他不带她出国是因为做一个大使夫人有很多应酬很辛苦,如果她在这里,要应付这些是一个很苦的差事。 “你要是讨了一个会做学问的太太就好了,不就是天天同你在一块,照料帮助你吗?”言下之意,江冬秀是怪胡适有点嫌弃她不会英语,上不了厅堂吧。 胡适很无奈,“你这真是冤枉我了,我并不想讨一个做学问的太太,我也很想你来,但是我这样做是出于你的角度考虑,是为了你好。” 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说来说去,就是不想她来。 看这一来一往的问答,胡适对江冬秀极尽安抚之能事,正如那千千万万个丈夫对妻子的哄骗并无二致。 所以说,胡适是一个人,一个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