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扫荡后,他在敌后秘密抗战三年
■老兵档案
姓名:马扶增
年龄:90岁
籍贯:河北安国
入伍时间:1941年
现住地:77200部队洛阳干休所
抗战经历:参军后,他在冀中军区抗日家属学校学习。1942年日军大扫荡后,抗校被迫分散,他留在敌占区坚持抗战,进行地下联络、锄奸等敌后工作。抗战胜利后,他转战东北.
敌后工作真艰苦。家不敢回,村不敢进,那几年真的太难熬了,但我坚持了下来。”2日下午,在位于启明东路的77200部队洛阳干休所,马扶增老人回忆起70多年前的抗战经历时,再三感叹。
1 “三里一岗楼,五里一据点”
安国县(现为县级市)位于冀中平原,北距北京100多公里,在平汉铁路东侧。卢沟桥事变后没过几个月,华北沦陷,安国落入日军魔爪。
1941年上半年,16岁的马扶增到活跃在冀中地区的八路军第三纵队参军。“日本鬼子天天扫荡,三里一岗楼,五里一据点,家里实在待不下去。加上我两个哥哥在抗战初期参加了八路军,我也就参了军。”马扶增说。
1942年5月,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三纵队虽给予敌人痛击,但主力部队损失很大,被迫撤到平汉铁路以西,冀中军区抗日家属学校被迫分散。
17岁的马扶增没法回家,也没能转移。他转入地方,开始从事敌后斗争。
2 生活在野外,藏在祖坟里
一开始,他在安国县二区当交通员,送情报、搞联络。后来,他任二区武装委员会主任、区委委员。
“敌对分子不少,他们给鬼子通风报信,很可恨。”马扶增说,几乎每个村都有敌对分子,日、伪军还经常扫荡,斗争环境特别恶劣。
为了躲避鬼子的眼线,马扶增他们只好在野外生活、工作,开会一般只有两三个人,地点常选在庄稼地、坟地,饿了就去地里弄些玉米、地瓜、萝卜充饥,“偶尔才有接头的同志捎些干粮来”。
那段时间,自家祖坟成了马扶增的藏身之所。他把朽掉的棺木搬走,铺点麦秸就能睡。“坟地里柏树多,晚上经常有猫头鹰叫。我年龄小,一听那凄惨的叫声吓得头发都直起来了。”马扶增说。
每逢同志来接头,更得加倍小心。有时候,即便约到荒郊野外,他也得观察个把小时,确认没有被跟梢才敢出来碰面。
有一次,马扶增回村,鬼子和伪军突然来了,把全村人都集中到村里的大庙前。他来不及藏身,只好混在乡亲们中间。原先区里一个姓崔的组织委员叛变了,来认人搞破坏。姓崔的认识他,情况十分危急。
幸运的是,马扶增脚下正好有个坑,他赶紧缩着脖子,加上乡亲们的掩护,才躲过一劫。
3 昼伏夜出忙锄奸
敌后工作,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锄奸。
“我们村有个人是伪军的宪兵队队长,有一次他突然带人回来,一下子抓了60多人,其中20多人遇害。鬼子很疯狂,为虎作伥的人更可恨……”马扶增说。
“锄奸一般到汉奸家里进行,土话叫‘掏窝’。”马扶增说,汉奸和叛徒平时很少回家,躲在岗楼或据点里,只能利用他们回家的机会将其干掉。获悉敌人的行踪后,他们会临时组织夜里行动,一般也就两三个人,人多了怕暴露。
“那时候,缺枪少药。我一开始用的是土枪,土话叫‘独一撅’,打一枪就得掰开上子弹。”马扶增说,他身上最多时只有5发子弹,多是用来自卫。
1943年下半年,日军因兵力不足,开始龟缩在县城和据点里,冀中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逐步恢复,抗日武装力量得到重新组建。但因靠近平汉铁路,安国直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才得以光复。
“要我说,那几年干的是‘公开的秘密工作’。抗战身份公开,乡亲、敌人都知道,行踪一定得保密,否则随时要掉脑袋。”老人笑着说。
本报记者 马毓鋆 郭宁康/文 陈占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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