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间,几乎年年都制定了缩军计划,但每一次都是不了了之 至1940年底,军委会高层逐渐酝酿出一份《整军方案》,计划至少裁撤60个师。但这一方案遭到了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极力反对。徐永昌在12月23日面见蒋介石,深入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徐认为:如果真能缩掉60个师,那么,不如将这60个师的一半用来防备日军深入,另一半派到沦陷区去游击扰敌,以减少对川、黔各省壮丁的征召。徐还提醒蒋介石:我国交通不便,部队调动集中困难,所以在布防上,对部队数量的要求也会相应较高;情报显示日军次年春季将有大规模的行动,我方应有准备,缩军时机并不合适;且中国军队战斗力不强,乃是教育训练的问题,与编制、机构关系不大。⑥ 受徐永昌意见的影响,原本倾向于缩军的蒋介石,其立场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蒋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整军与缩军不同,现阶段不能以缩减军队为整军之道。否则……有损无益,当谋充实各军为唯一要务也。”⑦ 但缩军的念头,始终萦萦绕绕在蒋介石的心头。可以说,自1939年以来,几乎每一年,军委会都会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制定整军、裁缩军计划。譬如,1941年的《陆军各部队调整大纲》,曾计划将全国现有的305个师,裁减为240个。1942年的缩军计划,曾提出要将全国军队缩编三分之一。但所有这些计划,最终都没有能够切实执行,国军的编制,至抗战末期,也终于膨胀至600万以上,空额则高达三成左右。⑧ 年年缩军,为何年年缩不下来?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作为落后国家,其军队,无论是训练、编制、军官水平,以及内部运作,在战前都尚未实现近代化,要想抵御工业化强国的近代化军队的入侵,以量来弥补质的缺陷,是必然的路径。但量的提升,随之带来的,是对落后农业国的巨大财政压力。在财政压力下,当局又不得不回过头去考虑缩军。然而,在战争状态下缩军,向“精兵主义”转型,也是需要国力支持的,硬件如武器的配备,软件如军官的训练,都是成败的关键;而这些关键,恰恰中国当时并不具备。若勉为其难强行缩军,其结局,有可能非但实现不了“精兵主义”,反而引发战线的崩溃。所以,几乎每一次的缩军计划,都因战事影响而不了了之。⑨ 1944年,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曾如此对与会将领说道:“敌人在我国境内的不过六个军,而我们用以抗战的有一百二十个军,以二十个军来对敌人一个军,还打不过敌人,还要常常受敌人的打击。这样一比,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能力、人格、地位,真不知低落到何等地步?军人实在算不了是现代的军人,军队也不成其为现代的军队。这种比例数字给外国人看了,他如何不轻视我们?”⑩蒋的这番话,可谓对抗战真实面相最沉痛的总结。
1939年3月25日,参加南昌会战的国军某部战士在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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