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东北沦陷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汉唐魂

日方在105天内鲸吞整个东北，死伤仅1200余人。
张学良：责备我对日本这件事情判断错误，那我承认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领袖张学良，正在北平出席慈善义演。戏散后张见到急电，匆匆离去。凌晨一点，张召集东北军在北平的高级将领开紧急会议，指示“避免冲突，不予抵抗，……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①会议开了一个通宵。

次日凌晨，张决定电告南京，请中央向国联提出抗议；下午，张接见日本记者，就事变发表意见，说道：“昨夜接到奉天报告，知有中日冲突发生，我等无抵抗之力，且无必战之由，故我已严令部下绝对不抵抗，任日本军之所为。”②

对于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张学良晚年的解释是：“你责备我不抵抗，我不承认，责备我对日本这件事情判断错误，那我承认。我自己考虑，日本不可能这样做，军人要这样做，（日本）政府也会要控制它。……我不能不承认我对日本的判断是判断错了。”③

青年时代的张学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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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事变前夕正谋求与日本陆军中枢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9月18日晚9时半，蒋介石自南京登上“永绥”号军舰，前往江西南昌。晚10时20分左右，日军在沈阳发动事变。19日晚，蒋接到上海电报，获知东北出事，随即致电张学良，鉴于日方诬蔑中国军队炸毁铁路，中方对外宣传应努力辟谣。④

21日下午，蒋返回南京。2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宣布“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南京方面寄望于寻求国联的支持来处理事变，而未曾给张学良和东北军下达过“抵抗命令”。东北军的“不抵抗”，相当于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默认。⑤

台湾学者黄自进认为，事变前夕，蒋的基本判断是“日本政府不致冒破坏《九国公约》的大不韪而侵略中国”；而且，事变前夕，蒋还在致力于“与日本的陆军中枢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其中，仅1930年度，国民政府与日本陆军省之间，就签署了多达16件武器买卖的契约，其金额占到了该年度中国对外采购武器总金额的三分之一强，日本已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大武器采购国。鉴于这种关系的存在，蒋认为，“零星的冲突只要控制得宜，事情总有转圜余地”，所以默认了东北军的“不抵抗”。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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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目的不光是占领全东北，还想要给日本政府制造危机

据日方档案，事变期间，日军仅包括10400名关东军及4000名朝鲜军；关外的东北军则有179500名之多。事变结果，日方在105天内鲸吞整个东北，死伤仅1200余人。⑦

日本学者户部良一认为，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目的，“是试图占领包括北满在内的整个满洲”，而且“试图通过计谋挑起日中间的冲突，……造成日本的国际关系紧张，形成对外关系的危机。……他们的目标是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党政治”。关东军既然怀着这样的心思，自然不可能受政府约束。所以，张学良“认为日本政府应该能够恢复对关东军的控制”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建立在这一判断基础上的“不抵抗方针”，不但不能缓和局势，反而促成了“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基本得以按照计划进行”。⑧

关东军少壮派代表、“九一八”事变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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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政府：逼蒋下野，直接导致张学良放弃东北最后一个据点

事变爆发时，中国内部，除南京政府外，还存在一个以胡汉民、汪精卫、孙科为代表人物，以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白崇禧、李宗仁等为后盾的“广州国民政府”。胡汉民在国民党内有“党魁”的身份，蒋介石是军事领袖；南京与广州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国民党内部党权和军权的争斗。

这种争斗，严重影响了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广东方面借事变向南京频频发动政治攻势，一度将蒋介石逼到要亲自“率师北进，与倭寇决战”，并取消党治、开放政权的地步——前者是为了尽力保存自己的军权，后者是为了拆掉胡汉民的党权。但这种极端的做法，得不到南京政府的支持，蒋介石最终只能选择在1931年12月15日辞职下野。⑨

蒋的下野，所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张学良不放一枪一弹，放弃了中国军队在东北的最后一个据点锦州。张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得到情报，取代蒋介石的孙科政府，虽一再敦促他抵抗日军，私下里却与日本政府达成了“查办张学良”的共识——实际上，因张学良亲蒋，一直被广州政府视作必须拔除的眼中钉，自事变爆发，即不遗余力对其进行攻击。⑩张学良放弃锦州，意味着东北终于彻底沦亡。

1931年5月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部分政要。左二为汪精卫，左四为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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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张的具体行踪，可参见：何世礼，《为历史作见证：“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何处》。转引自：李敖，《蒋介石研究》（下册）P264-265。《盛成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P29-30。洪钫，《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 第6辑》。②《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P76。③同上，P77。④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华文出版社，2010，P45-61。⑤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⑥（台）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中研院近史所，2012，P153-156。⑦（日）陆军参谋本部，《支那时局报第四十三号》 （1932 年3月24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藏，原件。转引自：黄自进，《九一八事变时期的日中政治动员与军事作战》，（台）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6期。⑧户部良一，《満洲事変から日中戦争まで》，收录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 近代史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P239-242。⑨罗敏，《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P49-54。⑩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P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