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关键因素,使抗战征兵,必须依靠武力“抓”和绳子“绑”
蒋的训斥虽厉,但整个抗战期间的“征兵”工作,终究还是只能靠“抓”和“绑”来完成。对于抗战期间,大后方民众普遍不愿意当兵的原因,曾任军政部部长的陈诚,有坦诚的反思。陈诚说: “照道理讲,人民受国家的保护,才能安居乐业,一旦国家遭逢危难,人民为了争取国家的安全,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因而拥护国家的号召,流汗流血,原是义无反顾的事。不过话虽如此,也要顾及一下几项事实: “一、政府是否充分尽了保护人民的责任?二、政府与人民之间是否有痛痒相关的传统?三、在大多数人民意识中,是否认为这是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牺牲得有无价值?四、各级行政官吏是否公正无私素受人民敬爱?”⑥ 对这四个问题,陈诚的回答全部都是“否”。此外,陈诚还注意到了“户籍制度”无法建立所带来的危害:“果然户口办得好,壮丁的年次、数目,均了如指掌,则征召新兵,有如按图索骥,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难处。不过清查户口,却不是想做就做的事,姑不论人手、经费、技术等问题急切不易解决,单就时间来讲,几千年做不好的工作,要于仓促之间应手而成,天地间也没有这样便宜的事。”⑦没有户籍制度,国民政府的“征兵”,实际上形同蒙眼的瞎子只能乱“抓”,该多征的地方往往少征,该少征的地方又往往多征。 总结起来,陈诚一共谈了三大原因。第一,民众并不认为自己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对政府缺乏好感。第二,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很低,大量壮丁乃是不识字的农民,并不具备“民族意识”。第三,政府没有能力建立可靠的“户籍制度”。 除这三点之外,还有两点,陈诚虽未提及,却同样至关重要: 第四,农民的“经济理性”。按常理而言,战争时期,士兵的饮食标准应该优先保障,前方士兵至少应该吃得比后方民众好一些。中国的情况恰好相反。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央军一个底层二等兵年收入,曾相当于拥地50亩的半自耕农;全面抗战爆发后,脆弱的小农经济全面崩溃,前线士兵的饮食,遂逐步跌至令人发指的地步,远不如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1944年,美国专家曾随机抽取1200名国军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费标准仅12元,而汉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萝卜一斤要20元。⑧所以,兵役部部长鹿钟麟曾感慨:“士兵生活太苦,是(使)大家都视入营当兵为进监牢,甚至简直就等于判死刑。” 第五,交通不便,必须依赖徒步跋涉,让民众望而却步。蒋梦麟曾感慨:“平心而论,兵役办得这样糟糕,并非完全由于人事关系。即使主持人认真办理,好多缺点也没法补救:交通梗阻,徒步远行,体力消耗过甚;食物不够,且不合卫生,易起疾病;饮水含微生物,饮之易致腹泻;蚊子肆虐,疟疾为灾。凡此种种,苟无近代科学设施,虽有贤者负责,亦无重大改进之可能。后经中美当局之研究,从事有效之措施。其最大的改革,为分区设立若干小型飞机场,将附近若干里内之壮丁,集合于机场,飞往训练中心。自各村落至机场,沿途设有招呼站、卫生所,供给饮食医药。果然,此制度实行后,壮丁在途中死亡者百中不过一二而已。”⑨ 可惜的是,蒋梦麟所提到的用美军飞机输送壮丁的办法,被付诸实施,已是抗战后期,且飞机有限,机场也有限,并不足以推广至全国。所以,蒋梦麟仍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不过该项估计缺乏统计资料佐证,学界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抗战八年,被抓壮丁未上战场者,至少有350余万人死亡,240余万人失踪逃亡,340余万人伤残。⑩所以,陈诚晚年感慨,国民党之所以在抗战胜利后迅速丢失了大陆,“有一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军差上逼反了人民”。 抗战期间用铁链“拉夫”(做劳役),与“拉壮丁”情形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