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雅】013 钱郎才气颇纵横，抵掌能谈政与兵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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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归隐宋朝于 2016-7-9 15:42 编辑

钱端升博士

最近书房在宋朝兄的倡议下正搞“民国风雅”征文活动，出差前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藏书，有关民国时期的书籍竟有几十种之多，其中最厚一本当属《国民党特务活动史》，凡634页。当初购买这些书籍固然有对20世纪社会变迁和风云人物了解的心思，2008年阅读剑飞兄的《中国宪政百年要览（1840—1954）》后，更引发我深层关注的兴趣，始有钱端升等著《民国政制史》的购买。剑飞兄与我同岁，我们曾参加同一个高考复习班，考入同一个省城的大学，大学毕业后又在同一个城市的市府机关大院行走；所不同：他考入的是山西大学中文系，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之类，而我考入的是山西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学经济。

《民国政制史》写作于1937年（1944年又加以增订），最早出版于1939年。“时京、沪、粤、汉均已先后沦落，交通阻隔，运输多艰，因未获流通于内地。近年自香港陷敌后，商务主人于内地重整馆务，有意将该馆前在沪港出版，而不获流传于内地之书籍，重行付印。”（钱端升《增订版序》），故有商务印书馆1945年（上册）和1946年（下册）的分别出版。该书详细介绍了1911年至1936年民国政治制度的设置和沿革，资料系统、翔实，历来被学者们公认为这个领域的一部力作。

我的读书时代（1966—1976）基本无甚书可读，除自然科学外所受大都是漫画式失血教育，苍白无色彩；随手翻阅此书，一个时代逐渐丰满起来。

学贯中西，意气风发

著者钱端升先生（1900年～1990年）字寿朋，生于上海，中国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活动家。弱冠出洋，17岁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岁被选送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22岁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24岁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5岁就做了清华大学教授。

钱在国民政府时期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与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起，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资料显示，1927年，钱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在《现代评论》杂志连续发表论述，强烈要求废除“领事裁判”，归还租界；并主张吸取西方经验，建立完善的中国行政系统。1930年，回清华任教并兼任课北大。1934年，日本侵略势力进逼华北，国民政府加紧“文化围剿”，民族危机益亟。天津《益世报》主笔罗隆基，因抨击时政被通缉，离职他去。端升继任主笔，数月间发表议论170篇，针砭时弊，辛辣尖刻，洞中要害。终因写《论华北大势——兼送黄郛委员长南行》一篇社论，也被迫去职，再度往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柳亚子作《怀人》诗，赞“钱郎才气颇纵横，抵掌能谈政与兵。揽辔澄清吾已倦，论坛一臂汝能撑。”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八•一三”战事骤起，日本侵华势力大举进犯。南京国民政府特意派出胡适、张忠绂和钱端升三位北大教授，赴美、英、法等国宣传抗日，争取各方的援助。

建国前，钱端升很能写文章，书是一本一本地出。1947年到1948年，钱端升在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期间用英文写的《中国的政府与政治》巨著，到中美关系解冻时已成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的教科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本书还在再版。

积极进取，报效祖国

1948年11月，寄居费正清家的钱端升，闻知“国内解放战争进展十分迅速，形势发展令人快慰”，遂不顾友人挽留，多方设法回到中国。对于其千万百计回国的原因，美国学者恰末尔•约翰逊认为：“他所以留在大陆，是因为他希望能在国家未来的政治生活上大有作为。”1949年10月1日，钱端升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1951年9月，京津地区的一些高校教师自发开展一场以改造思想、改革教育为目的的政治学习运动，钱端升积极投身其中。这年11月6日，他撰写的《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1952年院系调整，钱受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并出任首任院长，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任命书。钱端升说：“作为第一任院长，我的宗旨是全力为新中国培养及输送高质量的政法人才。”这年11月，北京政法学院第一批学生入学，其中包括华北区参加轮训的县级法院正副院长、审判员及公安司法干部和原四校学生以及部分高中毕业生。同时钱还兼任外交学会副会长、对外友协副会长、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外交部顾问，致力于新中国法制建设。

1954年钱端升参与了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中共中央请周鲠生、钱端升为立法顾问，叶圣陶、吕淑湘为语文顾问，对宪法草案进行了专门研究，钱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例如在1954年5月6～22日举行的宪法起草座谈会各组召集人联席会议上，钱对多条提出修改意见，其中第11 条，钱端升认为，对公民生活资料，是完全保护的，可以不要“依照法律”字样，对公民财产的继承权，是有限制地保护的，要有 “依照法律”字样。不主张第12与第13条的对调，因为次序是：完全保护的、有限制保护的、对所有权限制、禁止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最后按照钱端升的意思修订。

钱仲兴在《回忆父亲钱端升二三事》中说，1956年美国大资本家伊顿邀请中、美、英、苏四国的科学家在加拿大聚会，当时外交部认为我国没人可去，就将邀请信压着没有报告总理，“后来被总理知道了，他说怎么就没人可去？钱端升就可以去嘛！当时爸爸还担心有人不放心他独自去，就请示总理要不要带秘书。总理很放心地说，就你一个人去。”这个细节在胡适日记中得到了证实。胡适1956年8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刘锴大使从Ottawa（渥太华）打电话来说，听说钱端升近到Canada（加拿大）的Nova Scotia（新斯科舍省）的一个美国人Cyprus Eaton（塞浦路斯•伊顿）的庄子上，参加会议。Canada Gov‘t （加拿大政府）特别（准）他入境”。

抱憾人生，矢志不渝

时间的脚步走到1957年，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年份，也是钱端升自1949年后公共生活的绝唱。这年初，钱端升对锡兰（斯里兰卡）进行友好访问，回国后即被划为右派，免去了一切行政职务。

1972年受中国政府邀请，曾在哈佛大学担任过钱端升助教的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员身份访问中国。在欢迎宴会上突然发现了钱端升，宴会一结束，他冲到钱端升的饭桌前，说：“钱教授，我期待在北京逗留期间到您家去拜访。”回应则是一阵沉默。罗伯特才意识到，钱端升是不宜接待美国来访者的，“一个兴致盎然的夜晚却以悲伤而告终”。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两人才有机会在家中促膝长谈，钱端升终于可以向这位美国朋友诉说起“反右”与“文革”的往事：“23年啊！我被当作一个不存在的人，不能教书，不能写作，甚至不能去看望北大的老朋友！”这位仁兄后来还在“北京论坛（2007）”上作了《挑战与机遇：21世纪展望》的主旨报告。

钱端升在《我的自述》中提到一件“值得一提却又令人痛惜”的事：1962年我在北京政法学院奉命主编一部高等教育部拟定的教材，书名是《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其时，按原计划我从五十六名西方著名学者的书籍中酌择其要旨，由其他三人译成中文约一百五十万字，译后由我最后校阅，并对原著写简短的介绍。全书成七八篇，二三十章，每章每篇也由我作篇章介绍，最后加以编者的长序。此项工程颇大，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已译一百二十万言，其中约十分之六七已经过我最后校阅；我还部分写出作者个人介绍。可叹“文革”伊始，这一小小事业就成了“革命”的对象，译稿至今不知去向。钱端升长子钱大都说，等父亲平反之后再找这个书稿，早已经不知所终。这让他很惋惜，不止一次地说到这个事情。

钱端升的惋惜远不止这部《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在文革期间，钱端升被查抄的还有其记录了四十多年的日记，“更可惜的是，他从青年时代起有记日记的习惯，大约记了40多年的日记，也一股脑儿被查抄走了。在这40多年里，他到过许多国家，会见过许多名流，是凡他所见所闻，国内外重大事件乃至读书心得，都挤时间记下来，不知这一大捆日记，如今沦落何处？因为从那时起，他受到严重冲击被关进牛棚接受审查，而且下放到京郊延庆县参加劳动。”（陈文秋：《为民主与法制建设而奋斗终生——一位爱国民主教授钱端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为钱端升落实政策。这时他虽已年老多病，但仍以高昂的政治热情积极参与各项工作，为加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为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努力做出贡献。同时，他严格要求自己，不断追求进步，并在81岁高龄时，由陈翰笙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0年1月21日，钱端升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2月15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国家领导人钱其琛、雷洁琼、王汉斌等及钱先生亲朋好友、专家学者、海内外受业弟子均纷纷前来为中国政治学一代宗师告别送行，极尽哀荣。中国政法大学全体教职工暨校友挽以长联：“执教六十载，著作等身，诲人不倦，倾心育英才，师情似海，五洲桃李永怀钱翁；参政大半生，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一切为人民，望重如山，四海法曹同悼端公”。

告别仪式前散发的《钱端升同志生平》中写道：“钱端升先生一生正直，光明磊落，工作勤奋，生活俭朴，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为我国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我国杰出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不愧为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学习榜样。他的逝世是我国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他的事迹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人们将永远怀念他。”

（根据收集资料整理，出处未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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