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素材】那些震惊的句子

令箭

西门小样

◐▂◐

锦瑟

此贴我进来了四次~{:4_140:}

野妞

锦瑟 发表于 2015-12-23 22:08
此贴我进来了四次~

有钱捡？

锦瑟

野妞 发表于 2015-12-24 20:19
有钱捡？

拜银捡光了。平安夜快乐啊大妞姐！

野妞

锦瑟 发表于 2015-12-24 21:21
拜银捡光了。平安夜快乐啊大妞姐！

小锦瑟也快乐，猴年造猴要成功啊宝贝儿

令箭

会有的
不会失望

令箭

止庵文字：

      承友人命“以前瞻性和预测性的眼光，谈谈文学体制外的文学”，自愧无此眼光，但这个题目是有意思的。要谈“文学体制外的文学”，就得弄明白什么是“文学体制”以及什么是“文学体制内的文学”。有按照作者的身份、职业或工作单位划分的，常听见“体制内作家”和“体制外作家”的说法，但是，有些惊世骇俗之作却出自前一类人之手，而后一类人亦未必不费尽心思“顺应潮流”，正如古人所云“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或者说还应该看具体的作品，在题材、主题甚至写法上予以分别，这又恐怕过于复杂，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下难以厘清。我倒觉得，从前周作人以“载道”和“言志”概括两类文学，不妨借用过来。需要注明的是，他使用“言志”和“载道”的概念，虽脱胎于古代的“诗言志”、“文以载道”，却无关乎“诗”与“文”的区别，就连“志”与“道”也只是“个人感情”与“社会目的”的代称而已。以后周氏归结为“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就更直截了当。不过这里“他人”一词，涵义仍略嫌模糊，还得稍加解说。

       因此想到一个例子，见载冯雪峰著《回忆鲁迅》。鲁迅一生最后五六个月，作者与之非常接近，据他说，“在这时候，鲁迅先生显然有一种趋向，就是，要把某些非常富有他个人的特征的旧的情绪和思想，加以结束，而使自己对许多事情采取新的‘想法’。”冯氏举了一件事来说明：“大概在八月间，在谈话中我无意地谈到他在文章里面多用‘我’，少用‘我们’；我当时以为有时候是用‘我们’来得壮旺些，而在必要的时候他还应该明白地公开地宣布他自己的代表性的地位。就是，代表巨大的势力，代表人民，代表正确的意见和真理的方面。我说，实际上，他是如此的，不过用词和语气还有些‘退让’似的。他当天承认说：‘这情形，是有的。’但没有多谈，又谈到别的事情去了。可是，几天之后我去看他，在谈话开头，他就说：‘你那天说的话是不错的。对敌人，就要表示我们的力量；能够用大炮轰，就用大炮轰！……代表我们、代表真理，就代表我们，代表真理，毫不客气！……我一向显得个人作战，又多使用投枪，也仍然是散兵战。在我个人，和进攻的同时，还注意防御。……今后，也可以试用不同的战法的。’”

       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人性的因素》里有一段描写：“‘我们’，萨拉在想，‘我们’。他像是代表一个组织在说话，……‘我们’，还有‘他们’都是听上去令人不舒服的词。这些词是一个警告，得提防点。”格林所说仿佛是在故意跟冯雪峰上面那番话唱反调。我以为，“体制内文学”与“体制外文学”由此可见端倪。问题不在写文章多用“我”还是“我们”，而在所谓“自己的代表性”。“我们”就是周作人讲的“他人”，当一位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我”变成了“我们”的“代表”，这个“他人”就成了他“自己”——从文学的意义上说，这时他已经没有了“自己”。归根结底，“体制”是一种预先规定、不可移易的思想立场或思想方法，与“文学”无关，如果硬要给文学加上“体制”，文学也就不存在了。文学创作的前提是，作者从“我”而非“我们”的角度进行观察、思考和描写；除了自己之外，是否代表包括“我们”在内的别的什么说话，并不重要。这也许就是所谓“文学体制外的文学”的含义。至于这里的“我”是何等身份、职业，所写的是什么题材，使用的是什么写作手法，均在所不论。

        

      冯雪峰是如此“设计”鲁迅的：“显然，一方面他的心境要更开阔起来，一方面他和集体（即和人民、和我党，也和革命作家们）也要更紧密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以视为十几年后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前奏。不可否认，“思想改造运动”的确在最大范围和最大限度上将千千万万个“我”改造成了“我们”，从而符合勒庞在《乌合之众》里的描述：“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至于鲁迅是否真的做到了“代表我们、代表真理，就代表我们，代表真理，毫不客气”，则不妨考察一番。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之后的二十多天，他大病一场，“日渐萎顿”、“一时颇虞奄忽”，其间却有了“先生口授，O.V.笔录”，实际上是冯雪峰代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二文，虽然据胡风在《鲁迅先生》中讲：“到病情好转，恢复了常态生活和工作的时候，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地笑了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但鲁迅仍在亦为冯雪峰拟稿，自己修改补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公开声称，“《现实文学》发表了O.V.笔录的我的主张”，这或许正是试图“代表我们、代表真理”的一点体现。不过之后鲁迅自己写的《“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等，却确定无疑属于“我”而非“我们”的文学。现在大家喜欢猜想“鲁迅活着会怎样”，从鲁迅最后这几篇作品来看，假如他能多活些年头，大概也不会完全如冯雪峰所愿，“把某些非常富有他个人的特征的旧的情绪和思想，加以结束，而使自己对许多事情采取新的‘想法’”，而彻底成为“我们”的代表罢。

      

       马克·斯洛宁所著《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在这方面提供了更多的例证。第一位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在党的评论家们的压力下，他对《静静的顿河》作过数次修改，从作品中可明显看出他对官方的要求是全盘接受的。在一九五三年的修改版中，肖洛霍夫强调他的共产党员主人公的作用，从而冲淡了他的史诗的风格上的绚丽色彩。这一切大大损害了这部小说，他还删去了其中许多章节。”第二位是《装甲列车14-69》的作者伊凡诺夫，“伊凡诺夫试图加入当时屈从和遵奉的潮流，结果使得他的语言显得矫揉造作和虚伪。他的剧本再也达不到苏联戏剧中优秀作品《装甲列车14-69》那样的水平。他的战地通讯和小说《夺取柏林》（一九四五年）也都是平庸的。”第三位是先写了《城与年》、《兄弟们》，而后又写《早年的欢乐》、《不平凡的夏天》和《篝火》的费定，“费定在描写红军和白军的斗争中，屈从于当时的政治压力，夸大了斯大林的作用，还避而不提托洛茨基，歪曲了许多事实，以迎合三十年代后期和整个四十年代中党强加给苏联作家‘重写历史’的要求。一个作家而作出这种让步，未免令人吃惊；他的小说本来是会真实描写过去的时代的，对人和事件的处理也会是严肃认真的，技巧上是无瑕可击的。”书中讲到《苦难的历程》、《彼得大帝》的作者阿·托尔斯泰，所论尤为深刻：“每当他试图进行启示而越出一个小说家的职责时（例如他曾试图根据党的路线替凶残的暴君涂脂抹粉而写的最后一个剧本《伊凡雷帝》，一九四三年），他就遭到失败，写出了矫揉造作而又低劣的作品。但是，每当他忠实于自己固有的天赋，把祖国及其忠诚子孙们的特征刻划出来时，他就无愧为一位文学大师。”

         从“我们”中脱离出来而成为“我”，创作“文学体制外的文学”，这绝非易事，不但被“思想改造”过的老一辈人物如此，就连年轻的一代也是这样，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能比“我”更是与生俱来，“我们”差不多早已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了。有位朋友对我说，纵观文坛，有四种情况：其一，置身体制之外，只有“我”，根本无视“我们”；其二，心里多少分得清什么是“我”，什么是“我们”，下笔却不免有所苟且，至少也要“照应”一下；其三，毫无“我”可言，自觉自愿地作为“我们”的代表而现身；其四，明明是“我们”的代表，却以为是“我”在说话。对这里的第一、三、四类人来说，到底是文学体制内的文学还是文学体制外的文学，也许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令箭

【令箭短评】一篇文字，穷尽智慧躲避可能的风险，这实在是被逼的。写字的相对自由都平添一些被迫虚妄的情绪，谁知道世道清晏是个什么概念。文学的悖论那样清晰，以至于越清醒越悲伤。那些逢迎到不要脸的恰如做鬼也幸福的文字往往是体制内被推崇的，那些深刻体会世道艰辛和瓦釜之危的文字始终在悬崖边缘流淌。那些人性丑恶流露诸如漫画日本兵的文字不因为面目可憎被唾弃，反而被成为一种被默许的撒野时尚，甚而成为汉字标杆了。文学之殇非为老天惩罚，只是自作孽的小丑游戏而已。

令箭

郑也夫新书《文明是副产品》写：“一句笨拙却因统治者长期灌输、已被不在少数的被统治者接受的话语是：‘历史选择了我’。曼海姆在其逃离纳粹德国之前，写作的《知识阶层：他过去和现在的角色》中说：‘当历史被当作主语使用时，它就成了一个神秘不可思议的实体，占据了造物主上帝腾出来的空位。’”

令箭

共识网推荐诗人欧阳江河。
谈到诗歌现状，欧阳江河说：“我找不到一个干脆写得烂一点、写得差一点、写得羞愧一点，但是能像豹子一样抓我一下，而不是像猫的舌头舔我一下的诗人。当诗歌伸出一只豹子的爪子，抓你一下，抓到手上，那个豹子的指甲已经被修剪成只剩下猫的抓痕。痛感在哪里?狠劲儿在哪里？”

令箭

网友茶小花回答知乎“不带手机大便时，可以做哪些有意义的事情 ”一问，茶小花体恤“屎”情，启动重口味模式，将所谓“尊重”漫画化，其中一段：“你人生是有多紧凑，连拉屎的时候都要找点事情做，你这样对得起屎吗？……一个人，如果不能尊重他的屎，就是不懂得尊重历史，就是背叛曾经的自己。一个完整的人应该懂得，完成一次郑重的拉屎，是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朝拜。”

令箭

2015《牛津词典》年度词汇评选新近颁布，它们选出的2015年度词汇是一个表情符，即“ Face with Tears of Joy”——一张“喜极而泣的脸庞”，中国网友一般称之为“笑哭了”
评家陈方快评：“语言的发展从来不会背离‘便利性和信息量’这两个趋势，无论赋予emoji表情再高的荣耀，它也不会成为一种主流语言。语言的世界里，多一道辅助性的工具并不是坏事，以‘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压制’小黄脸们的冲击，并不算积极的举动……生活在这个缤纷多姿的世界里，多一道工具丰富我们的生活终归是好事。拥抱‘小黄脸’没有错，但面对面交流的能力绝对不能退化。俗话说得好，捡了西瓜，芝麻也不能丢啊。”

令箭

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张建亚说，自己主要的工作是组织老同志们的业余生活，影坛现状他看在眼里，但不想做评价。并且，在上海戏剧学院和学生们交流的时候，面对同学们的提问，他给出这样的回答：‘艺术趣味不同不能成为你看不起人家的一个理由，做这行的人你要记住，傻子的妈妈也是十月怀胎’”

令箭

作家和菜头专栏原题“爸爸，再见”，文章末段作者写：“在整整七天里，我没有落过一滴眼泪。我朋友告诉我说，她也曾有过相同的经历，对自己父亲过世没有任何情绪的流露，如同操作一个具体的项目，入土为安，一切得体而妥当。一直到了很久之后，她在北京城里开着车，突然有那么一个时刻，在某个街角，悲伤毫无征兆悄然袭来，一下子把她打得粉碎。她一脚刹车，一个人在车里失声痛哭……爸爸，我在等着那个街角。”

令箭

《世界华人周刊》所载评家陈奕名热文，原题“比雾霾更恐怖的，是‘咱们的雾霾’”：“真正让我恐惧的，是今天在微博上看到贾樟柯发了一条。本来大家在调侃朝阳公园里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在雾霾中变成了《寂静岭》的画风，贾樟柯补了一句：去年拍环保广告，胡同里突然冲出几个大妈大爷，高声嚷嚷：‘他们在拍咱们的雾霾，快把摄像机扣下来’……当污染与民族主义绑定在一起，邪恶亦会假正义之名而行。雾霾被人为划分出边界，意味着我们已经失去了理性。”

令箭

《咬文嚼字》杂志颁布了2015年十大流行语榜单，分别是：‘获得感’‘互联网+’‘颜值’‘宝宝’‘创客’‘脑洞大开’‘任性’‘剁手党’‘网红’‘主要看气质’。而另一些流行语‘然并卵’‘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等被排除在外”……对此，网友断剑再砺3说：“能够入选的都是具有先进性教育的。”而网友一滴水的留言是：“落选的就是最流行的”……其实如是网友苛责也带有玩笑属性，都是中国语境里讨生活，为啥“获得感”这个基本没啥流行度的词组位居首位，大家都晓得的。

令箭

演员陈道明：“‘上山的人永远不要瞧不起下山的人，因为他曾经风光过’，‘山上的人不要瞧不起山下的人，因为他们会爬上来，

令箭

1、

I like you，but just like you.

我喜欢你，仅仅如此，喜欢而已。

纵然万劫不复，纵然相思入骨，我也待你眉眼如初，岁月如故。

2、

Well，not that emotional，but I move the heart.

说好了不动情，我却动了心。

情如风学无常，却是一动即殇。

3、

Wherever you go，whatever you do，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为何忙碌，我都会在此守候。

去年海棠锁朱楼，花下卿舞袖，如今，人空瘦，海棠落琼眸。

令箭

4、

If I know what love is，it is because of you.

因为你，我懂得了爱。

如是良人长相绝，犹恐梦中思上邪。

5、

Love is a play that a person who gets gains and losses.

爱情是场患得患失的戏。

风月入我相思局，怎堪相思未相许。

6、

No matter the ending is perfect or not，you cannot disappear from my world.

不论结局好坏，你不能从我的世界消失。

乱世繁华，只为你倾尽天下。苍水蒹葭，只为你归田卸甲。

啼妃

令箭 发表于 2015-12-30 10:51
网友茶小花回答知乎“不带手机大便时，可以做哪些有意义的事情 ”一问，茶小花体恤“屎”情，启动重口味模 ...

令箭

啼妃 发表于 2015-12-31 12:27

你人生是有多紧凑，连拉屎的时候都要找点事情做，你这样对得起屎吗？……一个人，如果不能尊重他的屎，就是不懂得尊重历史，就是背叛曾经的自己。一个完整的人应该懂得，完成一次郑重的拉屎，是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朝拜。

令箭

任何事，只要想，就有意义，包括拉屎

令箭

朱学东

       我读过好多种中国史，从最初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到范文澜版《中国通史》、白寿彝版《中国通史》，到钱穆的《国史大纲》，到《剑桥中国史》系列，到徐中约的《中国史》，但最近读完的日本史学家宫崎市定的《中国史》，很独特，有意思，非常吸引我。

       在这本娓娓道来的历史书中，什么内容让我这个非专业读者觉得有意思吸引我？合上书我让书中的内容闪过我的脑海，大致梳理了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文明社会是怎样产生的？在我过去印象中（原谅我知识的不足）的中国史家对于这一历史的叙说，基本都是自发产生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凭中国一己之力产生的，对于文明的叙说，都是从神话传说开始。但是，宫崎市定认为，中国文明社会的产生，是与人类文明社会之间有着高度关联。宫崎市定认为，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产生于西亚的叙利亚一带，向西传播后成为欧洲文明，向东传播成为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铜和铁都发明于西亚，随后到四面八方。

       当然，远古时代文明的传播，不像今天，就像火的发现并被人类广泛使用一样，需要漫长的时间。

令箭

       如果接受中国文明是受其他文明影响产生的观点，这多少可以对我们高度自信的领先于世界的古文明观有一点点修正的意思——宫崎市定从中国文明的发生，一直到近世文明，都是把中国放在世界文明演变的背景下来讨论的，它们之间的交互影响，最后渗入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受先进文明影响越早，后面的发展变化越快。

       第二，宫崎市定对于历史的时代区分法也有意思。

       宫崎市定在前辈学者的分类基础上，把历史分成古代、中世、近世、最近世，认为中国古代史是从太古至汉代，中世是从三国岛唐末五代，近世则是宋至清亡，最近世是中华民国之后。每一个时代，都各有其特点。比如古代，宫崎市定认为是从都市国家到领土国家到古代帝国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在古代中国，是经济的发展，是技术的稳健发展，资源的开发，商业得以扩大。

       中世时，古代相对自由的人际关系，变成了贵贱的阶级固化，身份制社会形成，同时中世也是经济上的退化和恶化的时代，宫崎市定沿用了内藤湖南的观点，认为中国中世的政治形态是贵族制度，领导社会的不是皇帝，而是贵族，同时宫崎市定认为，中世也是异族入侵的时代，因为中央政府衰弱，能够动员的人口减少，贵族追求私利并对政治缺乏关心的必然结果。更为突出的是，中国向来引以为豪的盛世唐朝，宫崎市定说“唐王朝的出现也并非中国历史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被称为汉人王朝，其实相当于异族化的中国——当然隋唐起家于异族的武川镇军阀体系，这本身就是历史事实。

       近世中国开始的宋朝，则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开始，宫崎市定认为不仅是哲学文学等精神文化，也包含着社会组织的进步。从宋朝开始，近世的士大夫阶级取代了中世的贵族，士大夫阶级无论是什么身份，诗人文人，一旦从政，都是财务官僚，不懂财政的一个也没有，中国从武力国家进入了财政国家。

令箭

       第三，宫崎市定最为出色的叙说，是从接近经济史观的立场，他用“景气”来构建中国历史上的兴衰存亡变化，景气与否决定着王朝、帝王、生民的命运。书中颇多笔墨叙说了盐、铁器、煤、运河等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关联的生产生活要素的价值，以及货币的作用。他对于这些技术的运用以及工程开发制度的采用，不是一次性地笼统矜夸其价值，而是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对应历史事件来说。比如运河挖掘的价值，比如科举制度的价值，等等。比如都市国家时代，盐铁都是决定国家强盛称霸的重要资源，在后来漫长的历史中，盐之于中国社会的独特价值一直存在，历朝历代通过对盐的控制，控制了人们的生活，左右了王朝的财政，底层的谋反许多也与此有关，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王朝的命运——在写到红军被迫逃往长征时，他还带了一句“红军苦于食盐不足”——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的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镜头，在1949年之后，仍然是。中国人吃盐的成本竟然是那么的惊人，秘密就在于此——很惭愧，尽管读过盐铁论，但盐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如此之深远，我是通过这本书的阅读才彻底明白的。

       第四，对于历史人物的评判，宫崎市定也有自己的立场，他从历史背景出发，从这些人物施政的策略，而非道德方面，来臧否历史上的人物，比如王莽、王安石、司马光、蔡京、秦桧、贾似道等，颇多同情之理解。有些类似陈寅恪所言“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近似。

        第五，关于农民起义的评价，宫崎市定完全不同于我们过去所见的通史。

        这一本《中国史》中，宫崎市定基本上否定了中国农民起义的存在，他提到符合农民起义特征的只有一例，那是明英宗时期江西农民邓茂七的叛乱，其他历史上的那些我们认为的著名的农民起义，在宫崎市定看来，都不算，那些叛乱基本都与军人、走私分子、秘密宗教结社相关，是失业者为主的——陈胜是卫戍的军人，张角的太平道张鲁的五斗米教核心群体应该是交通运输业人员，王仙芝黄巢都是黑市商人私盐贩子结社，韩山童刘福通造反是以失业者为主的秘密结社成员，方国珍张士诚都是私盐贩子，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叛乱领导者的典型代表，在宫崎市定看来，他们都不是农民——“叛乱要成功，事前必须有广泛的联络，所以利用交通网的才能是不可或缺的。拥有运输手段而组织私盐贩卖的秘密结社，才是叛乱最合适的巢窠”。这个角度，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与日本乃至世界对于农民的概念有不同理解吧。

令箭

       宫崎市定的这部《中国史》，是一本面向普通人的通史性质的通俗读本，但与我们国内对于通史的叙说有很大的不同，观点常有独到之处，却逻辑缜密，文风平易。而面向普通人的通俗读本，叙述其实需要更坚实的学术基础。

       对于大历史学家来说，历史资料的掌握相差无几，但从类似的资料中得出不同的结论，不仅是视角，文化背景，研究方法，还有勇气，尤其是学术独立的勇气和尊严——如宫崎市定在总论中所言：“为了保持中立，精神的自由不可或缺。”

啼妃

令箭兄新年快乐！

令箭

啼妃 发表于 2016-1-1 11:45
令箭兄新年快乐！

令箭

     我与我太太相识在1998年8月8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两年后我们结婚了。结婚那天下着小雨，真不是特意挑的这个日子，到了领证的地方才算明白那天是几号。然后往前捯饬一下，发现那也是我们认识的日子。

     那时候我们都是一个户外运动俱乐部的会员，我当年没那么胖，常年习武，身体还不错，在这个俱乐部里当训导员，也就是带着大家爬山穿越野营啥的。就这么认识的。说起来也不算是浪漫，几个月之后跟她说让她当我女朋友的时候还很忐忑。后来这段故事被写到了杂志上，那本杂志搬家的时候丢了。她那时候在旅行社承包部门，结婚之前她的工作不太顺心，我就跟她说了，不顺心就别干了，我养你没问题的。大概这算是求婚吧。

     结婚后我们买了房子，2000年，啥都没有的毛坯房，等到交房该装修了，公司派我去大连带一个投资项目，足足走了小半年，到后来公司的老板都忘了还有这个项目，开年会才想起来好像有几个月都没见过我了，这才想起来有这么个活儿。我离开之前只有几天的时间，我选好装修的风格以及家具就走了，回来之后就是我们全新的家了。

      然后我们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如果说与一般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都不喜欢孩子，更喜欢到处去玩儿。我的工作后来变得过于弹性，她是做旅行社出身，我们那时候开着车几乎走遍了中国。最狠的一次是我正好要辞职创业，干脆开上车从北京到广西，然后走云南、过四川、跨陕西，足足开了7980公里，到昆明不得不给车装了个装甲底板，顺便把整车检修了一次。

      这种日子我们这些年过了太多次，总是在外面走都不像个家了。她说，有你的地方就是家，无所谓住在哪里。

      其实啊，两个人总是在一起也挺烦的。有一次我就是烦了，坐火车到福建，然后再沿着海边一站一站的坐长途车往北走，一直到普陀我们汇合。那时候她也又出来帮一个朋友做旅行社，正好有个团在那里。也算是蛮有趣的经历。

      大概十年前吧，我在丽江看上了一个客栈，并且把它盘下来了。她特别开心，拎着箱子就跑了过去，说是帮我先管理着，等我从国外回来再说。等我从国外回来再打她电话，她没在客栈，开着车从云南丽江跑到了西藏的阿里... ...

      我是个挺不靠谱的人，她比我靠谱的多，我们穷过、苦过，当然也说不上特别困难，她也操心我们的生活，可也说不上特别操心，有吃有喝就挺好，对于物质方面没啥奢求。我出国给她带回来的各种包包，基本就没见她背过，我那么多手串、戒指、项链，也基本从来不戴。她活得比我简单的多。

     婚姻生活里总有不如意的。她不太喜欢读书，人非常聪明，就是对知识没有多少兴趣。其实她对家务也没啥兴趣，做饭糊弄我的时候居多。我觉得后来我有这个吃货的名头，一小部分要归功于我那位不太会做饭的老娘，一大部分要归功于我媳妇，因为不好吃而出去吃，吃得多了就会吃了。

      我们走过很多地方，最后说起来都特别喜欢京都，去年我们来到日本的关西地区，正好是枫叶季的时候，京都真是绝美的城市啊。我们在京都走在鸭川旁，走在岚山里，看着层林尽染。

      在日本过着平静的日子，我做饭的手艺真是长进了不少。虽说我们都喜欢吃日料，但毕竟有时候还是想吃中餐。虽然我做得也不太好，不过还是勉强能入口，她也挺开心的。

     今年的樱花季来得有点儿晚，四月初才真正开始。我们走在京都的四条桥头，那个我们最喜欢的地方，如果一阵风过来，花瓣纷落如雪，我们靠在一起看着几步之外熙熙攘攘的街道，也看着就在这几步距离中变得安静的樱花。

     月底樱花落尽，她因病去世，享年39岁。（来源/新浪微博，文/@五岳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