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汪精卫“保护沦陷区百姓”之说不成立

失败的匈奴

近年来，网上不时有人为汪精卫鸣冤，声称汪伪政府对沦陷区百姓有所“保护”，乃其历史贡献。其中，最具代表者为“林思云”，他在网文《真实的汪精卫》中称，“如果说日本人扶植汪精卫在日战区成立一个傀儡政府，倒不如说这个傀儡政府是汪精卫尽力‘争取’而来，而且是来之不易”，此后“汪精卫政府在‘清乡’地区改为政府出面征收粮食，结果日占区百姓度过了没有日军侵犯骚扰的安稳的一年”。

“林思云”以上说法脱胎于当初汪伪人员的供词。如陈公博即辩称，汪组建伪政府，原期望日本能“使南京支配一切经济以保持国家、人民的元气；使南京可以自由处置贪官污吏，使人民可以安居乐业，排除日本宪兵的非法逮捕，以保存人民的生命”。事实上，汪伪的存在，仅仅是为日军对沦陷区的统治提供了便利，完全谈不上“保护”百姓。

日本扶植汪伪政权预谋已久，目的在对抗重庆，实现“以华制华”

日本全面侵华后，即实施在占领区建立伪政权，以方便统治的方针。1937年8月，日本军方有感于关内中国人“觉悟程度高，民族意识强烈”，认为“依靠中国人建设新中国’为上策”。因此军方不同意华北日军直接实行军政，要求他们“严格去掉占领敌国的观念，政治机关要由居民自主产生”，此即所谓“以华制华”政策①。当年12月，日军扶植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宣告成立，名义上统治华北地区。

伪“临时政府”未设“国家元首”，因日军希望“华北新政权不仅对华北，而且对华中、华南方面也必须取得威信”，那么“该政权的首脑应网罗在全中国具有威望的人才”。日军为此曾试图拉拢吴佩孚、靳云鹏、曹汝霖等北洋名宿，但都不成功。无奈之下，只好在华中又扶植了一个同样没有“元首”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在此期间，日方开始了对汪精卫的策动。日本内阁情报部在《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中披露，“汪精卫运动发端于1938年春中国事变进入正式阶段之际”“自1938年夏以来，主要在香港及上海两地，与汪精卫方面的代表进行接触，探测其诚意与热情”②。由此可知，由汪精卫这位“在全中国具有威望的人才”建立伪“中央政府”，乃日方孜孜以求，而非如林思云所说，是汪自己“争取”来的。

起初，对于是否由汪精卫出面组织伪政府，日本内部是存在争议的，但后来以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为代表的意见上了上风。他认为，“汪精卫以相当大的决心决定脱离重庆政权，对此，如袖手旁观，则有可能以虎头蛇尾而告终。反之，如果汪精卫的今后行动与我方与之相呼应的工作互相配合，则蒋政权有可能遭受严重打击。另一方面，就汪精卫的经历、手腕及其一派人物而言，在收拾日中时局和建设东亚新秩序方面，不失为最有力因素”③。显然，日本扶植汪伪政权，一是对抗重庆的抗日政府，二是方便其“以华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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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即使有意保护百姓，但其手中无实权，其政权仅能为日军侵华服务

汪伪政权建立之初，其实际辖地仅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及南京、上海两市，即使在这些地方，汪伪官员所有的行政权也极其有限。曾任驻汪伪“大使”的重光葵说，“汪政府内之中央政治及地方行政机构，均受日本方面之三层监督：一是日籍顾问及职员的内部指导；二是‘兴亚院’及其在各大城市设立之‘连络部’的外部指导；三是驻在该地陆海军的综合监督”④。此种情况下，汪伪中人纵想“保护”百姓，亦属无力。

1940年4月，汪伪政府刚成立时，周佛海极为得意，在其日记中说，“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一世也！”10月，周佛海已不乐观：“国民政府还都半载，一事无成，中日国民均将冷淡……为促进和平计，日本不宜拿得太紧，须任国民政府自由发展，且援助之。”⑤此种要求并不为日方所同情，以至在1941年，汪精卫也不得不承认，“一年以来，政治经济各种情形，不能说没有一点进步。但是全面和平没有实现……在施政上，无论是行政效率，以及经济生活的改善，都受着限制和束缚，不能有充分的发展”⑥。

在日方看来，汪伪政权存在的意义，只是为其侵华服务。1940年12月，日方制定的“政略指导”，从四个方面对汪伪提出了27条具体指导意见，“使其一意协力加强帝国综合战力的各项必要措施为主要着眼点”。汪伪要协同日军，完成“军需物资的收集、搬运与供给；对军用钞票及联合银行对策之协助；提供军事作业力；收集情报；以警察和兵力协同维持治安和讨伐；关于招降工作和剿共工作之协同；关于隔绝之协同；提供国防必须物资；关于分担必要战费等”；同时还要致力于瓦解国民政府，开展“对重庆领域的封锁工作；争取重庆领域，尤其是武力、财力工作；争取中间势力工作；吸收内地物资，乃至使其枯竭工作；对重庆的破坏及特务工作等”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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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伪政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加重了沦陷区百姓的负担汪伪帮助日军在沦陷区筹措物资、掠夺民间财富，以至民不聊生

汪伪政权为协助日军筹措战争物资，成立了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下设米粮、油粮、纱布、五金、日用品5个“统委会”，规定37种生活必需品为统制物资。为满足日军要求，“商统会”以低价大量“收买”统制物资。曾在“商统会”任秘书的金湛庐回忆说，“自从统制之后，人们只看到几条铁路线上的军用粮车和江河水道里的军用粮船，一批又一批地飞刍挽粟，而各地粮底却日见稀薄”“沦陷区劫后农村，粮食所产不丰，至多只能维持民众自己的食用，经过‘米统会’千方百计地榨取，普遍出现粮荒”⑧。

上海一家五金店的店员颜滨，在1942年4月的日记中说，“本号的货物因受统制的影响，生意清淡得可怜，尤其是这几天几乎是完全地停顿了”，同时“据大多数人推测，法币将被强制淘汰，而将流行储备票了，所以人心大起恐慌，纷纷地以钱易货”⑨。当时汪伪“中央储备银行”规定“中储券”不再和法币等值使用，1942年3月，规定“中储券”77元兑换100元法币，5月20日改为74元，21日为71元，22日为66元，至26日又降为50元，两个月间，法币被强制贬值一半。

因汪伪推行“清乡”，有些沦陷区百姓的生活，反而不如日军直接统治时期

所谓“清乡”，指的是汪伪对华中地区忠义救国军及中共军队的清剿，汪精卫亲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一方面希望借此扩展在辖区内的权力，另一方面也是封锁沦陷区经济，以满足日军对战争物资的需求。有关“清乡”的暴行，向来所言极多，这里仅仅引述江阴小商人王仲卿一家的书信，管窥汪伪政权同普通百姓的关系。

江阴人王芸芳记下了他父亲王仲卿在“清乡”中的经历，“×到祝清乡，所有家家老幼完全赶出，集在一起，听他们的训话……平时稍有仇的人，他就随意的乱敲，×不问三七二十一都拉起来，可怜遭遇艰苦磨难的爸爸又是其中的一分子……因×他将拉的人，实行他酷虐的刑罚，一般人受不过刑，就胡乱的招人，当这种情势之下，百姓都惊得面如灰纸”。她同时还说，“现在各乡镇正忙的在编保甲，写门牌，以后他来查多一人不可，少一人亦不可，并且各个人要领清乡证，到亲戚家去也要领证，回家也要领回家证。”除深受毒打外，王仲卿的生意也大受影响，他说，“乡间现在清乡，生意甚清，今年之损失，今年之生意进益，恐不足矣！在此无可奈何之时，余亦乐天知命而矣！”

从王仲卿和家人的往来信件中，还能看出，江阴自1937年12月沦陷后，在日军统治的前三年，“因农业尚能丰收，虽地方上有忠义救国军和新四军的征战，老百姓基本的营生还可维持”。反而是汪伪政权的“清乡，各种苛政，使得民不聊生，加以连年干旱，天灾人祸”，老百姓生计变得更难维系⑩。这同林思云所说的“清乡”作用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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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446页；②臧运祜：《日本秘档中的“汪精卫工作”考论》，《民国档案》2007年第2期；③《汪精卫工作一件》（1939年1月27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汪伪政权》，中华书局2004年，第657页；④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上）》，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98页；⑤蔡德金整理：《周佛海日记》（上），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387页；⑥汪精卫：《国民政府还都一年》，《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第345、346页；⑦余子道等著：《汪伪政权全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9、510页；⑧金湛庐：《汪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文斐编《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中国文史出版社长2005年，第218页；⑨颜滨：《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6页；⑩王正华：《关山万里情——家书中的战时生活（1937—1945）》，《国史馆学术集刊》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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