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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过年是从放寒假开始的。
先是期末考试,然后返校评三好学生,老师讲寒假注意事项,无非是防火防暴之类的老话。然后领了奖状,大家如小鸟一样四散奔逃了,小小的心灵里全没有来年再见又长了一岁的惆怅。这时候一般是腊月十五左右,而开学时间是明年的正月十六,一个月的假期呢,能不高兴吗?
放假了,开头几天每天都要睡到日上三竿,然后起床吃饭,装模作样地写上几页《寒假作业》。最盼望的还是晚上,吃过晚饭我就时刻不离二哥左右,死缠硬磨地要求他带我去听故事。桥西头的刘二爷装了一肚子的故事,十冬腊月正是农闲时节,每天晚上他家都聚满了听故事的人。他最擅长讲的除了《水浒》,还有神仙鬼怪的,每每把听众说的头皮发麻毛骨悚然。听完故事出来已是月上中天,天上的月亮又白又大,清冷的月光照在青石板路上越发显得清冷,一阵寒风吹过,树上的枯枝左摇右摆呜呜有声,我缩在二哥背上瑟瑟地问:“哥,是不是狐仙来了?”
腊月二十三到了,这一天不仅宣布小年的到来,还是扫房子的日子。大清早,母亲就把我们招呼起来,屋子里的东西被一样一样地搬到院子里:桌子椅子面缸米瓮梳妆台脸盆架,我很惊奇,区区的三间房子里原来装了那么多的东西。被搬空的房间黑洞洞的,像张开的嘴巴。天气往往也是非常晴朗的,花花绿绿的被子晒在院子里,空气里弥漫着暖暖的味道,心里就想着,春天就要来了。母亲用她那块藏蓝色的头巾把头脸包得严严实实,再穿上件旧衣服,举着绑了竹竿的笤帚钻进空房子里去,那架势颇有点义无返顾的意思。“唰,唰,唰”,从苇箔到檩条,从墙头到屋角,积攒了一年的灰尘簌簌的地落下来,心头的灰尘呢?也随之而去了吧?墙上贴了一年的画也被揭下来换上新的:《毛主席去安源》换成了《毛主席在延安》-----星星之火终于燎原了。擦洗过的大大小小的家具又被搬回屋子里去,干净的面孔让人觉得它们真的洗心革面脱胎换骨了。
接下来的日子已经被安排的满满当当:要摊煎饼,要做豆腐,要杀猪,要煮肉……
摊煎饼是件很有趣的事,把被和成糊糊的玉米面舀一勺放在烧热的鏊子上,用一个小耙子呼噜呼噜地转几圈,再稍等上一会,一张圆圆的煎饼就摊好了。晾凉的煎饼被叠成整整齐齐书本大小放进瓷缸里储存起来----过了正月初十,馍馍就要从饭桌上退下,以后可全指望它了。
做豆腐之前要先磨豆浆,而磨豆浆的石磨只有地主老尹家里有一盘(据说,这也是把他家定为地主的理由之一)。老尹两口子对待去磨豆浆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老尹向来是不说话的,只用冷冷的眼神打量着来人,所以我常常怀疑他手里拿着的那本线装书就是所谓的变天账;而老尹的老婆,那个缠着小脚的地主婆却谦卑的过分,对所有人,包括我们这些小孩子都是满脸带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那个院子阴森森的,每次磨完豆浆都是逃也似的赶紧离开。
杀猪则是件惊心动魄的事,而更惊心动魄的是苏三爷。苏三爷有痨病,走路的时候要大口喘气,发出风箱一样的声音,冬天尤其严重。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的偏方,说喝生猪血可以治他的病,于是,不管谁家杀猪,都要事先通知他一下。当猪被捆了四条腿搁到石头台子上的时候,它也知道生命的末日来临了,于是拼命地号叫,屠夫却毫不手软,雪白闪亮的刀子无情地捅进他的脖子,霎时间,鲜红的雪流了下来,染红了刀子和屠夫的手。苏三爷的碗递上去,接了满满一碗猪血,那血还冒着热气,带着猪的体温。苏三爷仰头把它喝下,花白的胡子上残存的血使他显得非常狰狞。所以,我平时见了他都是躲着走的。后来读鲁迅的小说《药》,我眼前出现的不是瘦弱苍白的华小栓,而是满脸皱纹的苏三爷。
煮肉是重头戏,通常是很少下厨房的父亲亲自上阵。腊月二十八或者二十九的晚上吃过晚饭,父亲就开始忙活了。开始的时候我还兴奋地帮着往灶膛里填柴火,慢慢的就在那有节奏的“呼哒呼哒”的风箱声里闭上了眼睛,当我被诱人的肉香唤醒的时候,父亲正慈爱地看着我,手里端着的碗里正是那条我梦寐以求的猪尾巴。
远处传来零零散散的鞭炮声,“钻天猴”清脆的响声和“滴滴金”耀眼的光芒把“年”的感觉越拉越近。浓郁的肉香和淡淡的硫磺香交织在一起飘散在空气里,飘散在我儿时的记忆里。
很多年过去了,去得如河水滔滔不留痕迹。如今的年味儿越来越淡,我很怀念,很怀念小时候那种感觉,那种充满了期盼,充满了向往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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