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可能还是春天,我记得从我家屋后的山脊梁上挥舞着树枝赶着一头黄牛飞奔而下的二哥,穿了件宽大的黄色上衣,那件衣服是上高中的大哥穿过的,套在瘦弱的二哥身上,显得很肥大。
现在的我给那一年的那一天单纯地凭着对二哥温柔的感情想要增添一抹暖色,那一天应该有晚霞,橘黄色的落日之光笼罩在从山坡上跑下来的二哥身上。我看不见二哥的表情,隔得有点远,我在山脚下通向我家的泥巴路上远远地眺望,我不知道那时的二哥脸上的表情是欢喜还是悲伤或者是毫无表情。
可是,我悲伤了,我看见夕阳中的那个少年,内心的悲伤有点挖心挖肝,不像一个十四岁女孩子的悲伤,可是至今我回想起那个镜头,依然抑制不住的悲伤,我还是像三十年前的我那样心里默默地说:
“二哥,你糟了,你这一辈子只能当农民了,你会一辈子生活在这个山卡卡里,你莫法当工人了。”
我现在才知道,我那个时候是因为二哥的命运而悲伤。
那一年,二哥离开了学校,以一个我不知道是温情还是冷酷的名义----“勒令退学”。
其实直到现在,我也不记得二哥的调皮,但是短短不到两年的初中,我妈或者我爸去了很多次学校,每一次去,我们家鸡圈里就会少一只鸡,墙上也会少一块腊肉,回家后,我爸或者我妈就会黑着脸通报情况:李老师说那就再观察几天。
李老师是二哥的初中班主任,我这样写他,不知道现在我那个大腹便便的二哥看见了会不会埋怨我,后来,他说过,不怪老师,要怪就怪自己。
在二哥的叙述中,李老师是喜欢二哥的,二哥刚上初中时成绩很出众,写得一手好字,尽管每每捉弄美丽年轻的英语老师,我还是听见英语老师由衷的赞美:
“你二哥真聪明,英语板书比我写的还好。”
我和二哥同级不同班,但是他的英语老师也是我的英语老师。
李老师出于对我二哥的喜欢,于是常常在小卖部的妻子拉回货后,就喊几个学生去帮着下货,下完货还请他们吃饭,还扔一两根烟。一来二去的,二哥不喜欢坐在教室里了,学校围墙外的涪江河滩成了他主要光顾的地方。
于是,我的二哥就这样被“勒令退学”了。
我妈哪怕成了现在的老太太,说起李老师也是一肚子的火,她很多次都对我说:
“你二哥成绩比你还好,要不是他那个班主任,他现在日子比你好过,学生娃娃不读书去下啥子货嘛,本来男娃娃就坐不住。”
二哥是我爸爸骑着自行车来学校接走的。
我躲在学校的黑板报后看着校门口的那一对父子,我那个乡村教师的爸爸一言不发地在自行车后座上捆绑着一口黑色的箱子,那是二哥住校的家当。我的二哥就乖乖地站在我爸爸身边,看着,也是一言不发。不一会,爸爸推着自行车,二哥跟在后面,一起走出了校门,头也没回。他们肯定不知道我在一边偷着看他们,他们走出我的视线再也不见的时候,我听见了我肚子里的肠鸣音,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了一个不好的习惯,一旦心里难过,就像几辈子没吃过饭一样,难受的饥饿感让我不停地寻找可吃的东西。
1989年,还没有那么多的零食,我只能任凭我的肚子咕咕咕地叫着。
周六回家,我就看见了那个手持树枝追赶着黄牛的小小少年从我家屋后的山坡上跑下来。
1989年的那一个黄昏,就这样以一副静物画的形式永远地停留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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