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美丽的无根之花,被囚禁在冬季里,在寒风中飘摇,飘不到春天的温暖里来。
我的姥姥便是这样的花,开在漫长的严冬里,却奢望着熬到梅靥羞开,奢望着熬到燕子归来,纵使那时自己已经化为一溪东去的春水,还是要奢望着。
我的姥姥出生在冬天,名字里有雪,她妈妈叫她雪妮,叫了十年,便闭口地下,从此再没人这样叫她,她的哥哥和父亲叫她三妮。她想,世道已便这般炎凉,又何必在名字里添加苍白的雪色呢,于是,她美丽的名字一直被遗忘在童年,直到解放后登录户口,她嗫喏的告诉问询的人她其实叫雪妮,但那人拿着笔想了想,还是给他写了个“三妮”,或者他一时想不起来“雪”字怎么写,或者是嫌笔画太多,或者压根觉得一个地主家的女儿就该有一个随便的名字。所以,知道我姥姥真名字的人很少,她羞于告人,只偶尔在我们小孩子面前说起她的童年,和她妈妈如何唤她去园子里捡红枣。她说,捡完枣子,吃着吃着天就凉了,大雪魇住了村庄,像一场漫长的梦,有枪声,有叫喊声,还有北风吹来的血腥之气,不知道是土匪的,是鬼子的,还是八路的,或者二大爷手下的人的,她是一枚安安静静的雪花,伏在窗边,睡不去,醒不来,困在人间的冬季里...
作为一个没落时代地主家的女儿,姥姥九岁开始裹足,日夜有撕心之痛。然而,第二年妈妈的病逝,却用一种新的无助和恐惧治好了她身体的痛,她忽然不再娇弱,放弃了抱怨和反抗,翘着脚尖不停地走路,执着地跟在哥哥们后面给妈妈送葬,在丧乐中干嚎着,没有哭出一滴眼泪。姥姥说,她妈妈葬礼上熬的一种杂菜豆腐汤,可好喝了,她喝了三碗,撑得肚子溜圆,都吐了一次,可还是想喝,她哥哥打翻她的碗,哭着骂她,但她一点都不害怕,她只是想多喝点汤...,那年的冬季,太冷,太长,她等到春天,却再也没有人唤她雪妮了。
姥姥说,她爷爷有八百亩地,六个儿子,一两百帮工,是当地不大不小的地主,她爸爸排行老四,跟着二大爷带着人护庄子,每人都有一条猎枪,二大爷和她爸还有两把盒子枪。她记忆里,鬼子来过,叽叽咕咕说话很快,进村给小孩发糖,八路也来过,会和蔼的摸摸小孩子的头,这两种人都带着高级点的枪,但脸上含笑。严肃的只有土匪和二大爷的人,土匪有土枪土炮大刀片,人多的时候傍晚来,人少的时候半夜来,二大爷在土垛之上,对着土匪,打一枪骂一句“草你奶奶”,来回打半个小时,土匪没啥伤亡回去了,二大爷也只是骂了一身汗。但笑嘻嘻的人来过一次,二大爷死了,第二次,她爸爸死了。姥姥说:那些糖我吃过,有水果味,与我们的糖瓜不一样,很甜,就是二大爷和爸爸太严肃了,不会笑,如果也跟那些人一起笑,可能就不会死了,土匪不会笑,二大爷跟土匪学,学岔了。
姥姥学会了对人笑,但这明显不够,一个地主家的小脚女孩,没有了土地收入,又不能下地干活,做家务都磕磕绊绊,整天的傻笑,甚至不如西北风挡饱。所以解放后的姥姥,年近三十都没有嫁出去。直到我的穷汉姥爷,死了老婆三年,找不到合适的续弦,才“上了媒人的当”,娶了姥姥。姥爷目不识丁,脾气暴躁,有着极强的大男子主义,动不动就对姥姥拳打脚踢。对于这样的男人,不知道姥姥有的是恨?爱?还是怜悯,护养着自己的三个孩子,姥姥总是笑着对人说:早习惯了!习惯,是化解一切的良药。
在我很小的时候,姥爷就去世了,我依稀记得这个粗大的老头,说话瓮声瓮气,有着恶霸的声调,有时会把妈妈训哭,所以我心里挺讨厌他,但姥姥说:不能这样,他是你姥爷呀。在姥姥的世界观里,爱恨似乎也应该和和善善,规规矩矩,按照礼法抒发,不能自私由衷地乱发挥。我觉得,姥姥是真的忘了她曾是一朵自由的雪花了,她或者已经习惯了冬天的严肃,那些对外人的笑,都瞬间没有了温度。
姥姥曾对我说,等你上了大学,姥姥估计也熬到头了。后来又说,等你工作了,姥姥就熬到头了。最后还说,等你结婚了,我就到头了,值了...。姥姥踮着小脚,行走在老家的巷子里,背熬驼了,牙熬掉了,眼熬花了,我打电话,除了笑,她也听不懂几句。那个春天,她终于不想熬下去了,我带着爱人和一岁的孩子给她送行,她在医院里摩挲着小孩的手,忍着病痛笑着,呜噜着一些难以解读的言辞,此时病院外的一株高大的梨树,正怒放着如雪的花。
姥姥终究熬进一个春天,飞花而去,虚岁八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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