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泌水 于 2017-4-13 22:51 编辑
马国立走上了告状的路。
一九五七年的冬天寒冷的要紧,阵阵北风簸着碎雪直往人脖领子里钻。
马国立起个绝早,来到公社书记葛海金的住室门外,敲了两遍门,没人应声,马国立就去窗台前大声喊葛书记。屋里瓮声瓮气问道,谁呀,啥事儿?马国立答道,是我,马国立。葛书记你开开门,我给你说个事儿。葛书记突然不耐烦起来,望明早起的,啥事不能等天明再说么!马国立说,是这,葛书记,我要去北京告状,你是书记,得给你请个假嘛。葛海金的床咯咯吱吱响起来,马国立,我给你说,你戳的纰漏还小么,我可事先警告你,诬告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等葛海金开门来看,马国立早已没了踪影。
马国立找到委员吴多福家,老吴,腰里有钱不,借给我三十。吴多福抱膀子掩着棉袄,冷得呲呲哈哈地问,要恁多钱干啥?
我得上北京告状。像这样处处给小鞋穿,谁受得了。
国立不是我说你,天底下挨饿的人多啦,单单是咱这一片?你往北京写信,老辈子那叫攒御状,弄不好丢官罢职小事,拉到西门听炮响都有可能。
你啰连恁些干啥,有钱你借给几个儿,没钱我扭头就走。
吴多福瞪着眼上下打量马国立,天爷,你真是铁了心了。钱给你三十,另外再给你十斤粮票吧,光有钱没粮票照样饿你小子。
马国立五三年师范没毕业,得了神经衰弱的毛病,休学回家治病。乡里缺少识字的人,干部到家里三番五次地做工作,动员他回乡当干部,支援农业建设。爹娘就他一个独生子,心疼他为学业使坏了脑筋,又顶不住干部来家软缠硬磨,也劝儿子停学回来当干部。马国立点头答应了,三天没过,就去区政府下辖的信用社上了班。
大跃进的浮夸风刮得人都昏了头,生产队的亩产数字报到大队里,大队向公社报时挨了批评,说是右倾机会主义,人家旁的大队亩产都超千斤了,你们是干啥吃的!结果亩产数字普遍翻番,上级就按亩产数字核算应缴的公粮。生产队把社员口粮都交了公粮,有的生产队把种子饲料都交出去了。农村吃饭的问题立马紧张起来。
书生意气的马国立按捺不住焦急郁愤,写了一封关于农村粮食情况的信,向国务院反映,投递了几回,都因地址不详给退了回来。恰巧村里有个邻居,他妻弟在国务院某个机构干事儿,马国立就央邻居把信寄给妻弟,让妻弟给呈上去。
半个月后,突然有三个人找到马国立,其中有个本地口音的人介绍另外两个人,这两位同志是国务院派来的,了解一下咱农村的情况。马国立你要注意了,如实地反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北京来的那两位横了本地人一眼,你先暂时出去一下,有事再喊你。马国立定了定神,把反映信上说的话,如数说给他俩听。然后二人中一个提出询问,另一个做笔录。事情完毕,二人站起,面无表情,不置可否,淡淡地和马国立握了一下手,匆匆去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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