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屈子投江；两千年后，伯隅投湖。两个长衫飘飘的诗客，隔着两千年的历史苍波，同在五月之初，抱紧一种绝望，纵身而下，激起浪花千朵，陨为投水之魂。
屈子生年六十有二，宦海浮一沉九，四成时间在贬谪路上，五成日子在流放途中，唯那一成与楚王的君臣相得，却成了死前怀念时的深痛。
灵均生于楚国之衰始，大国泱泱，却君庸臣佞，扶之愈倾。先有怀王被掳，惨死咸阳，后有郢都沦陷，楚祚毀废。按说，看到昔日冤枉自己的昏君、谮害自己的奸臣，今儿个人仰马翻、失措无路，屈原应该像楚奸伍子胥一样大笑开怀、举杯唱一曲“苍天饶过谁”才是。但他却伤心欲绝，悲戚流壑，盖因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而已。
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从不以自己得失为计较，满眼都是民生前途，国家命运，他或能含恨忍受内争的迫害，却不堪承受国破人奴的侮辱，更不会凭着自己被流放的身份，反楚迎秦，搏个伪权的爵位来翻身。这种高贵的人格，不但为楚民所歌泣，还为秦民所钦敬，更沉淀为我华夏民族的一种精神，传承至今。
抱石临江，屈原哀声吟其绝命之《怀沙赋》“…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歌消风起，决然殉楚。
王国维，字伯隅，生于清末书香门第，十五岁便考得秀才，博览群书，博闻广记，诗文皆美，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他目睹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失败，经历了辛亥革命和清廷的灭亡。天翻地覆的时局变化，给他的世界观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伯隅先生少年时便家道中落，青年贫困，四处带书谋生。轮番干着书记员和门房的工作，后遇清朝学者罗振玉提携，开始研究西学。辛亥革命开始，与惊慌失措的遗老们窜留日本，重新研究国学戏曲。后在回国后聘为溥仪之师，流寓北京，研写国学。
辛亥革命前后，鉴于国人对中国落后的懊恼，对现代西方科学的饥渴，西学迅速崛起成中国的时尚文化。同时，一些人把儒学视为清廷腐朽的象征，大加鞭挞，使得国学处于一种分裂的尴尬境地。在这样的环境下，排除外界喧哗的干扰，潜心研究国学的人已经寥寥无几，而王国维恰是这寥寥中的一个。
伯隅专于国学，并不是因为他不善西学，恰恰相反，他对西学的研究之深，非一般人可比——他曾把西学跟国学结合起来，找到了一种历史的统一。他只是觉得，我们数千年的国学，并不是糟粕，而是一种宝贵的传承，不能随着一个王朝的灭亡而丢失，越困难的时候，越需要有人撑住这面将倒的旗帜。在当时文化教育体系中，言必西思，学必西学，很多文人墨客靠附众舞刀、屠戮传统文化而赚得盆满钵满，颠沛惯了的王国维觉得，也就他这样的穷骨头、犟儒生，适合继续维护着这个只有唾沫飞来的寥落之地。
王国维曾先为溥仪之师，后作清华导师，有些许收入，但家里饭口多、应酬频，生活仍然非常拮据，赊赊欠欠，积账满屋，索债之人长年出没巷前街后，经常让这个很是自尊的人尴尬。
另外，鉴于他在清朝灭亡后，又作了“皇家御师”，所以被列为清朝遗老一族。罗振玉这些遗老，想自杀殉清，过来请他加入；学术对手讥讽他为前朝忠奴，也“督促”他殉情。他意志坚定，不作辩解，也不为所动。
1926年，国共合作开始北伐，第二年，北伐军在湖南辱杀了两位名儒，原因众说纷纭，罪名千奇百怪。消息传到北京，伯隅忽生同病之虞，纠肠战胆的四处打听，思来想去的论证求伪，终未得脱。
五月之初三，他凄惶地走入颐和园，来到昆明湖畔，默默抽完一袋烟，回首看了看这个乱世，便一头扎了下去。
他的遗言里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王国维不因穷羞，不怕人枉，却惧义辱，是因为他把钱财和地位都看做身外之物，却把自己信仰的东西看成命之所在，儒学受辱，命又何惜。于是，他也学了两千年前的屈原，投水涤魂而去。
陈寅恪先生说:伯隅以身成殉，祭了我们的国学和传统文化。我深以为然。
两个投水之魂的离去，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预示了一个时代的重生。亡秦必楚，几十年后，楚人火焚咸阳，终究平了屈子之恨。而这些年我们传统文化的复兴，也应渐渐瞑了伯隅的泉下之目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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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22-6-4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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