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泼雷 于 2024-1-20 10:40 编辑
曾经想当然地认为，49年跟着老蒋败退台湾的国军是幸运的。那些滞留大陆的降兵，历经了抗美援朝、文革的洗礼，基本上非死即残晚景凄凉。更别提另一些拒绝投降，由大西南撤到金三角的残兵，若干后裔至今无国籍的存在。
但是看了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后，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当年的台湾，是如何消化这骤然逃难的100万民众的呢。住房、就业、物资、本省人的抵触、、、原来退驻台湾，并非想象中的安逸。
片长四个小时，基调阴暗压抑。影片开头，天南海北各地口音的群演来回穿梭--上海话/河南话/陕西话，这是当时混乱无序的一隅写实。走街穿巷卖馒头的小贩原本是班长，小四好友是马司令之子、、、小四的母亲匆忙逃难来不及携带证件，因而影响聘任。一派兵荒马乱的迹象。
于是知道了眷村这样一个词。1949至1960年代，为了安置从大陆迁至台湾的国军及其眷属而兴建的房舍--隐约记得邓丽君便是眷村长大的孩子，还有本片导演杨德昌。这也是剧中男主杀人少年小四的生活环境。这些类似部队大院中长大的小孩，由于本省孩子的敌对，往往结成帮派以自保。
影片中，眷村外省帮217和本省小公园之间的黑帮争斗，是五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的真实写照，因为冲突频繁而激烈，导致那个时代的少年，青春期的叛逆往往与帮派争斗交织在一起。大街上时不时驶过的坦克，反攻大陆的军事备战宣传，整个社会被惶恐不安的气氛笼罩，成年人有点哀莫大于心死的麻木，孩子们则受之影响加剧了躁动与迷茫。
小四原本是个好学生。考夜间部的通知下来后，父母觉得难以置信，恳求学校重新核实成绩。这是他经常倒霉的插曲之一：从不主动惹事，本分老实，与哈尼一样，胸怀对正义理想的追求和坚持，却屡遭莫名针对。
用成年人的眼光来看，单枪匹马找“小山东”讨说法的哈尼，颇有自不量力寻死的意味。他的形象，是纯粹意义上的精神符号，一身海军服，那样不切实际的理想化。然而在不择手段的“小山东”面前，只需阴暗地轻轻一推，推向疾驰而来的汽车，随即终结。
小四困顿的苦难显然没那么短暂，父亲涉嫌郑智问题被关起来写交代材料，被迫害解聘后变得神经质，母亲受牵连丢掉工作，小四自己因为冲撞校方被开除，在无力改变现实的多重逼仄中，听到小明“我和这个世界一样不会改变”的拒绝后，怒不可遏，连刺女孩数刀，被怎么努力都无望的现实压迫到极限、爆发。
无论哪个时代的青春，都有一丝清新与美好的气息。早熟的女孩小明便是男孩子们记忆中，那个集体暗恋的女生。现实的漂泊，使得她每挪地方换个户头，是迫于生存，抑或本性如此，不得而知。小四在邂逅小明后，麻烦接踵而来，他义无反顾地试图保护她，然而，还是遭到背叛，倔强的少年终于绝望。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这是国民党当局退到台湾后，发生的第一起未成年杀人事件。初审小四被判死刑，各界纷争后，台湾高等法院改判为15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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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24-1-19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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