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公理力 于 2025-9-6 01:17 编辑
【陈独秀-1】北大教授嫖妓改变历史走向 文：公理力
不久前，有版友发文谈陈独秀晚年的“自我救赎”，想起多年前公某也写过几篇关于这位东大当代史无法回避的人物。另在日前讨论绘画大师范曾话题时，我也提及过由陈独秀引发的一场公德与私德讨论。
红星公社在飘过开版之初的热闹后，日渐平静下来。聊发此文（略有文字编辑），权作话题或消磨时间吧。
该小文首发于新浪杂谈，被推荐到新浪首页，录得点击量22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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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某大学副教授马尧海因组织换妻被判聚众淫乱罪获刑三年半。这个关注度不亚于重庆打黑的特殊案件，在包括新浪杂谈在内的网络平台引发广泛讨论，包括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在内，获刑者有不少同情者、支持者。
这令公某想起百年前发生于北大的一起重要性大过此案千倍、万倍的教授嫖妓案。
古代中国直至民国初年间，两性地位严重不平等，男人去花柳巷本不算什么事儿，甚而至于在文人骚客圈被称为“雅事”，以至于前些年戏说剧中出现皇帝老儿微服逛青楼的桥段——有人说是史实，公某没考证过。
然而，1919年3月，北京报界却曝出北大教授陈独秀嫖妓行为过分的新闻。据称，陈“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指陈]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此事在那部堪称上乘的《觉醒年代》（于和伟担纲饰演陈独秀）中亦有多点间接暗示。
当时，陈乃北大文科学长，引领时代潮流的政治刊物《新青年》的创办者和总编。不仅深得著名教育家、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器重，且在青年学子中有很高威望，拥趸、粉丝、钢丝不计其数。此新闻一出，坊间议论纷纷，可谓非同小可。
1919年3月26日晚间，一个有些古怪的四人会议决定了陈独秀教授的命运。四位与会者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唯一名正言顺有资格讨论陈命运的与会者；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北医大前身）校长汤尔和博士——当年在北京教育界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另外两位则是并无管理职权的北大教授沈尹默和马叙伦，他们与汤尔和私交甚笃。不能不提的是，此四位乃浙江同乡。会议地点也不是在北大办公室或会议室，而是在汤尔和家中。
这一同乡会式的“三·二六会议”一直开到午夜十二点，方才散去。虽没能留下关于会议讨论情况的具体资料，但从结果看，在陈独秀的去留问题上，他们达成了共识，并敲定了陈离开北大的具体方式。
不久后，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决定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教务长代替学长”这一体制更改原定于暑假后实施，现在突然提前，成为一场体面的人事变动。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虽未解除其教授职位，但校方“给假一年”。陈独秀与北大的关系从此破裂。
这个“放逐”陈的决定，除了“三·二六会议”本身的不正常之外，四人的作用也很值得玩味。蔡元培先生是一位蜚声时代的大教育家，他担任北大校长期间被公认为是北大最辉煌的时代，大师云集，人才辈出。蔡先生的过人之处，除了教育大家的远见卓识，更体现在对人才的尊重和宽厚上。不难推定，他本该不愿“放逐”陈，从他回复之前论战者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出其立场：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无疑，是有人说服了蔡校长。这个人会是谁呢？只有在教育界有广泛影响的汤尔和有这个可能。当然与之私交很好的另两位教授也会帮腔汤某，倒也不奇怪。因此，最大的可能是在一对三的局面下，蔡被说服，最终统一了意见。
此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前夜，陈在五四运动中因散发传单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20年初带着他心爱的《新青年》回到上海。全身心投入到马列主义的宣传和实践中。1921年，他和他的同志们在上海创建中共，陈本人虽未亲自出席建党会议，仍被选为首位领导人，直至1927年四一二时变后被取代。
陈因嫖妓事件被北大放逐16年后，曾同为北大教授和《新青年》同仁的胡适与当年的关键人物汤尔和有过一场通信讨论。当时中共创建的红军挫败了蒋的五次围剿，经过两年多的长征，九死一生，最终到达陕北。这对国统区震动很大。胡与汤的争论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
有人将这场争论归纳为两点。
（一）“胡适认为陈独秀嫖娼属个人私德，是“私行为”，陈被迫离开北大，是“外人借私行为攻击”。胡适主张把公行为和私行为分开：一方面认为公共人物应注意自己的行为，其私行为也可能对公众产生影响；另方面不赞成任何人把私行为当作攻击武器。在胡适看来，借私行为攻击陈独秀的真正用意是变相攻击北大新思潮的领袖！汤尔和则认为，陈独秀既然身在教育界，尤其身为北大文科学长，理应做到最基本的为人师表，嫖娼行为不可接受。
（二）胡适还认为，3月26日的去陈会议导致了“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事实也是，陈独秀离开北大后，也就脱离了自由主义阵营，然后迅速左倾。汤尔和则认为，陈独秀本为“不羁之才”，不会安于教授生涯。即使没有这件事，他最终也会离职而去，其思想左倾同样无可避免。
公某以为，这种对历史进行假设的推演式争论，虽于事无补，但对正确评价历史、理解现实、关照未来，并非没有参考价值。
首先，顺境容易消磨人的意志。陈作为北大名教授、青年学子们的精神领袖，还有自己心爱的刊物，更不必提以胡适为代表的那帮大师级的才子意气相投。想想，这是一种怎样的意气风发，志得意满！假如没有非常特别的打击，他有什么理由愿意离开北大？
陈如果没有离开北大，他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到胡适等人的影响、甚至掣肘。胡与陈曾是新文化运动中志同道合的战友。另一个事实是，《新青年》自1919年1月第6卷起，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主编，直至陈离开北大。由此可见同仁们相互的平衡与妥协。只是陈离开北大后，胡的自由主义与陈的红色革命思想无法调和，两人才最终分道扬镳。
其次，陈离开北大，重返上海，继续出刊《新青年》，才得以全身心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成了职业革命家。客观上为其认识共产国际代表（李大钊介绍），思想上进一步左转，并成立中共创造了条件。
第三，挫折对一个人的影响往往很大。笔者相信，在某种意义上，嫖妓挫折才是陈独秀横下一条心投身风险极大的红色革命事业的契机，才是他思想激化的最后动因。关于这件事对陈的打击之大，可以从汤尔和的日记中看出端倪。两人在路上相遇，汤看到陈“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
因此，一个算不上离谱的推论是：北大以不恰当的方式放逐了陈独秀这位才高八斗的风流才子，才导致他回到上海后仅一年多一点时间很快成立中共，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现代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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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25-9-5 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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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9-6 1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