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里有三个人物，老大“我”，老二大强，老三本初。故事开始于大强和“我”，纠结于本初的青花瓷与“我”母亲。
“我人生的前三十年里她几乎不存在，直到有一年我因为什么事回到故乡时发觉她确实存在，而且很真实，那一次给我的感觉是我他妈的也是一个女人生养的，不是从石头里崩出来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很奇怪。”
读到老大“我”如此描述其病危之母，产生联想：想到《局外人》及其主人公默尔索，也想起《罪与罚》及其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三人似乎都秉持存在主义人生观，“我”更阳刚一些而另二位阴柔。
联想促我读下去。读到后文写老三及其青花瓷，发现小说于此前后格外别扭：一个对母亲之死也不在意的人，怎么可能那么在乎一件与自己没有什么情感联系的青花瓷？于是有此第一个疑问：青花瓷为什么重于母亲？
联想和疑问令我回顾全篇，略加整理文脉。注意到老三本初说青花瓷出土于三星堆附近，我认定老三故意惑乱他人。
小说煞尾处，老二大强语焉不详地告诉老大“我”青花瓷的去向，并承认“青花瓷盘的事我当时说了谎”，发现大强是个骗子。
几十年来“我”结交的俩弟兄，一个是傻子，一个是骗子，而“我”自称“是一个可靠的、简单的、能掌控自己世界的人”，有什么隐喻和意味呢？
细思乃见老大“我”是个自欺欺人的人：因为自欺而重视俩哥们的愚弄与欺骗；因为欺人而忽视生母，“她死了我倒省了一块心病。”于是有第二个疑惑：为什么结交骗子和傻子重于依恋母亲？
“我”主动遮蔽生母的意义，切断先天性的意义联系；“我”乐于向傻子和骗子敞开自身，构建基于骗和愚弄的世界图景。“我”很放松地接纳欺骗与愚弄，却坚拒母亲。这种张力分布于母亲与青花瓷两个焦点。攸关母亲的种种叙事有两个来源：
一者来自“我”本人。读及“我”意识到自己“也是女人生养的”那一刻，便暗想这是老大将从虚无里展开存在者的觉醒，向存在的意义绽放自身。然而“我”并没有在向母亲及其意义绽开自身，只是努力以“我”的存在主义叙事语调营造母亲的疏离感。
一者来自善愚弄的老三。他对老大说：“摊上那样的老太太谁受得了？”老大“离开村子三十几年中间只回来过几次”，“一转眼人间的事就相隔万年”，自己也承认“不能决定自己的大脑想什么干什么”。于是借善愚弄的老三的话构建母亲的虚幻感，同时无条件接受老三的青花瓷叙事的真实性。小说如能明示或暗示老大“我”对生母的欺骗性和愚弄性叙事并坚持不懈，则小说将深具《佩德罗·巴拉莫》之美，一切皆自指，一切皆轮回，一切皆自我否定，便能假作真时真亦假，彼亦一幻，此亦一幻。
疏离感的前提是真实性，所以疏离感和虚幻感不能并存，小说应该删去一个分支。然而小说选择花开两枝，不惧失焦而维持两个焦点，一方面坚持对母亲表现疏离感，一方面努力通过青花瓷的真实性来塑造母亲的虚幻感，似乎想实现后现代主义叙事的野心，然而，错以叙事混乱性为叙事多义性。
老大“我”和老三本初对母亲的两种说法在小说里并行并重，从“怎么说”的角度造成叙事混乱，进而在“说什么”层次上造成意指互相冲突，意味互相冲销。第一疑和第二惑，归根结蒂兴于小说叙事混乱。且对照《等待戈多》“怎么说”。《等待戈多》最终“誰也没有等到”，仿佛《蒲公英》最终“什么结果也没有发生”。然而《等待戈多》并不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因为读其文者也情不自禁一直在等待，等待戈多。读者共时性等待戈多，便是《等待戈多》一文的意义：读者虽未等来戈多，等待戈多却已成为心事甚或心病，已经向戈多深度开放并生成意义。俾读者耐心并积极地等待戈多者，是《等待戈多》的辞气与节奏。《等待戈多》的叙事在内容上实属废话和空话连篇，而其叙事方式则意味隽永，以“怎么说”取代“说什么”，成功地使读者体验等待在生命和生活的意义，文本因读者的存在而生成意义。
《蒲公英》“怎么说”？自始至终，“我”辞气急躁，平铺直叙，在朋友和母亲之间亲疏上没有半点的犹疑和困惑以及无助感，现代主义叙事残留传统的尾巴，而残缺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难以产生隽永意味。在情感上也分不清老三和老大誰更可信，难辨孰轻孰重。小说自身的叙事脚踏两条船，没有勾勒渲染出可触可感的意境与自足的节奏，在“怎么说”层次上是失败的。读来全身陷迷叙事阱障而不知来路与出路，何能有余力使我从容共休戚？
苛察缴绕，已不像读小说，如此分析也读不出小说之美。总之，由于作者叙事笔力太弱，“我”自心的感受与老三的愚弄混淆在一起，于“说什么”层次上无法呈现真相，于“怎么说”角度也不能展示真情，于“教人怎么想”方面难生默契之感，最终只留下一种印象：“我”很放松地接纳朋友的欺骗与愚弄，却苛责母亲，拒绝母亲。莫名其妙，唯见小说样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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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25-9-6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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