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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时，意外地收到一封老友的贺卡，感觉竟有些失措，这个年头，能收到一封手写的问候如何不令你惊喜四顾呢，贺卡中短短的几句祝福让我回味许久，感喟良深。
站在电话机前，想给这位老友通个电话，按键的时候突然醒悟，自己的这种做法是否自私呢？为什么不同样给他写封信让他也感觉其中的温情与喜悦呢？看着弯曲盘绕的电话线，不知怎的，脑海中竟出现了“结绳记事”这个词语。电话通讯和结绳记事何其相像——想必绳结一开，或者一断，留给你的，还有什么呢？
如此想着，竟然有些魔怔。
电话是种属于什么性质的通讯手段呢？它是使我们彼此更接近还是更疏远呢？接近的话，有没有给我们带来“寒夜客来茶当酒”的意外之喜呢？疏远的话，十几步即可面对的距离如何变成深不可测的鸿沟，需要电话来代劳呢？
1992年的某天，接到姐姐从美国打来的电话：“今天我收到爸妈的信件了，爸妈要你和你哥寄一封信回去，如果时间忙无甚话写，直接寄个信封就好。”我有些诧异：“爸妈要信封做什么？”姐姐说：“申请电话时要用的，证明我们都在国外，需要电话进行联系。”
九十年代的中国，电话尚不普遍，是个很时髦紧俏的物件，电话的初装费（不包含电话机）是五千多元人民币，即便如此昂贵，还需要拿着钱、礼品去走后门，托相关人员写条子后才有机会安装，确定可以安装的时候，要填写一份申请表，表内重要的一项就是要你说明安装电话的理由。层层审批下来，一个月时间里将电话安装完毕已经算是快捷的了。已安有电话的人家，电话也必放在独立的显要位置，如若一件哥窑精磁那般供奉着。
再往前回到八十年代，除了一些国营单位外，私人安装电话的简直是异数，如果到了某人家中，看到几案上摆着一台电话，这户人家中的某个成员必定是局处级干部。电话，在那个时代不仅代表着尊崇、象征着地位，更有另外一层难以言说的神秘于其中。
掀开蕾丝花边的手帕，一部红色的电话出现在眼底，圆圆的拨号盘下那几个熟悉的阿拉伯数字竟也显得陌生起来，只要拨动几个数字，就可以与千里之外的人交谈，而本来听熟的问候语若在通话中说出，旁观者也会觉得这些话语有了更深的意义……
八十年代中期，姐姐出国了，开始时候每个月都有三两封信写回来报个平安顺至问候，逐渐着信件稀疏起来，父母开始担忧，毕竟年轻的女儿独自漂流异国，安否成为父母煎熬的牵挂，实在忍受不住，便在晚上带着我和哥哥骑车去大邮局，在柜台那边缴上一笔押金，把姐姐的电话号码告诉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说：“等五分钟，接线成功后通知你们。”几分钟后，服务员会喊：“电话接通了，去X号亭子里去接。”不足一平米大的亭子里挤着我们一家四口，纵然线路通畅话语清晰，父亲还是无意识地喊着：“喂，听见了吗，你还好吧……”这样的情形很持续过几年。
有一天，隔壁街道办事处的值班室安装了电话，父母听说后便商量起来，猜测着借用的可能。第二日夜晚，父母带着一盒子蛋糕敲开了值班室的门。我趴在窗户外看着父母谦恭的微笑，在值班室唯一的桌子上，一个挂锁的木盒子端放着，木盒的一侧开着口，肥肥的红色话筒露在外面，而拨号的键盘则锁在盒子中——只能接不能打。良久，父母才出了值班室，走出老远还要回头微笑致意。随后我们来到大邮局，记得那次父亲很开心，在电话中喊着：“咱家隔壁不是办事处嘛，人家刚安装了电话，你记一下电话号码，以后随时可以打电话过去，我们已经和值班室的老张通过气了，接到你的电话就通知我们。记得打电话一定要在晚上七点半以后。”电话号码是6位数字。
之后的几年，街道办事处的这部电话成为了父母维系姐姐的唯一方式。之前母亲买了几打的国际信封三十年后依旧原封未拆。
“你女儿打来电话啦，快点去接！”值班的张大爷一边敲门一边喊着。
“来啦，来啦……”父母欣喜地回应着。
隔三差五的，父母总会买上几包香烟送给张大爷。
那时候，自己家安装一部电话，想都不敢想。
……
我联系了哥哥，各自寄了一个信封回去，一个半月后，接到了来自父母的电话，从声音中可以想象出父亲在那端开心的模样，父亲依旧喊着：“喂，听见了吗，你还好吧……这是家里的电话，你记一下号码！”电话号码是七位数字。
1995的时候，我回到国内，那时候，电话差不多已经普及。
而另一种通讯设施BP机替代了电话成为身份的象征。
一部摩托罗拉数字BP机价格是一千四百多元。走在大街上或商场，总会听到“P-P——”的声音从某人腰间响起，而这人会立即放下手边的事情，从腰间取下BP机，在显眼处拿到眼前看信息，然后仿佛忙碌万分地到处找电话亭，四边的人们也会送上羡慕的眼神。
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到处都传出了“P-P——”的声音。
一个贩卖汽车配件的同学W君听说我回国了，打电话约我去一家当地有名的酒楼聚餐，他说：“就咱们当年那几个要好的同学，我做东。”
那天临时有事耽搁了半个小时，我去到酒楼时几个老同学恰好刚刚到齐，寒暄落座后，我发觉，餐桌上几乎每一个人面前都放着一台BP机，除了坐我右手边的L君。我笑着说：“看来在座的只有你我没有那玩意儿了。”闻言发觉L君的面色有些不自然，对面的一个同学插口说：“他那台是数字的，不好意思拿出来了。”我觉得我刚才的说话有些孟浪，正想着如何挽回李君的面子，一个同学面前的BP机突然响起来了，他拿起来瞅了一下，说：“哎哟，忘记接女朋友了。”上座的W君佯怒道：“从此刻起，大家全部关机。”
服务员上菜，我见他们虽然将BP机关闭了，但还是放在桌面上，我说：“都把BP机收起来吧，倒酒的时候别淋上了。”W君“扑哧”笑了，说：“腰间不响没有关系，但是得让人知道咱有这玩意儿。”哄笑声中，大家收起了BP机。
席间，不经意的说起了一些BP机的事情，什么某人BP机上的暧昧信息被老婆发现了如何如何，W君便说：“还是L聪明，打死也不换那台数字机。”一直闷头吃饭的L君抹抹嘴，说：“某天大街上熙熙攘攘，忽然有BP机响，众人查看皆不是自己的，正疑惑着，看到在垃圾箱边捡破纸的老太太撩起破棉袄，露出一汉显BP机，老太太边看便读——公园有纸，速打的来。”
众皆爆笑。
假期完毕回到日本，公司的老板给下面的每个职工都配备了携带（手机）。款式是大揭盖，很是小巧。与来自台湾的李桑闲聊，他说，60年代，手机在台湾第一次出现，他的叔叔购买了一部，大约是600万日币（约折合目前人民币40多万）。当时的手机不是以“部”来计数的，单位是“台”，因为手机实在巨大无朋，必须要有一个跟班提着或背着，一旦有电话，取下话筒后，跟班要把下面沉重的机座不断调整位置方向才可能有信号。李桑的叔叔是台湾一个著名的资本家。
使用了一段手机后，觉得这实在不是一个好东西，因为你无处可逃，仿佛随时随地你都在某人的掌控之中。于是，关机装作没电。
99年再次回国，在街上偶遇一个同学，浑身珠光宝气，神情言语颇为傲慢，闲聊数句，知晓这位同学自己开了一个金店，生意兴隆日进斗金。在与我不到3分钟的对话中，他无数次拿起大哥大端详，仿佛唯恐信号不好耽误了某个重要电话而影响他百万元的生意。看他业务繁忙，我知趣地找个由头告退，他拎着大哥大矜持地颔首，昂首阔步，走出很远突然如同领袖般地将右臂挥起向我致意，右手中，摇晃着的大哥大成为我记忆中一个难忘的片段。
2005年，这时候，各色各样的手机已经充斥市场，手机本体的价格已经不再成为负担，用户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套餐的实用程度。当年我开金店的同学所说的“每个月通话费低于三百元的不配使用大哥大”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个无比荒谬的理论。
有时我会想，科技的发展在某个方面来说是否就是缩短空间的同时制造距离呢？如今在电话中称兄道弟亲热无比的朋友，也许你们已经有数年未曾谋面，那么，你若有事相求，如何指望对方倾力相助呢？电话那端的对方是否姿态端庄的报以袖手旁观的态度呢？
冲上一杯清茶，从字台里取出一沓信纸，吹去上面的浮尘，此时此刻，我只想给老友写封回信，一封长长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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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1-3-19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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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想来难忘也可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