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端木家事的记忆，或来自祖母昔日的家常，或来自和父母平素的交谈，也或来自我自身仍存的一些零零星星的印象。
“端木记”那张招牌，寿终正寝的严格日子，应该是始于公私合营那刻。而“端木记”有模有样的那些日子，我尚还不在这个世上，当然就没见到那张“端木记”招牌的脸儿。“端木记”是属于即时灭亡的，导致“端木记”灭亡的一个充分条件是当时治国方略中的一条：社会主义改造，而其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尤为剧烈，作为私营工商业商户的“端木计”，别无选择，唯有选择服从政府改造的一条光明大道，祖父也因此挂上了私方厂长的头衔。
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即知，1955年冬，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化，于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铺天盖地的改造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铺开，随即，全国几十万私营工商业户，便消逝于民族工商业的阵营，当人们还没回过神来，改造运动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即已经捷报频传，漫天飞扬了。
容易想见，百十天中，举国上下发生如此之大的震动，改造工作中的粗糙及政策性的偏差自然就在所难免了。其中主要表现在对一部分工商业者的“界定”存有偏差，被放大了的改造面，不仅把大量并无雇工行为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与私人资本家等同看待，同时也把不少本质上的民族资本家混淆于买办资本家。由于强调集中统一，盲目合营合并过多，个体经营被绝对禁止，使得一些工厂企业失去了原来的生产经营特点，阻碍了商品流通，这些都极不利于国民生产的发展，给社会经济造成了许多问题，更留下了不少后患。
当年的“端木记”，也即那年代的一个商号，按现在的话讲，是一家私营企业，祖父当然是私营业主。不过，所冠之“端木记”的招牌字号倒称货真价实的民族性质。其实，真要是按现在“企业”的概念加以衡量，“端木记”充其量就只能称得上是一家区区作坊了。
既然祖上带有那么一点读书人的血脉，故而“端木记”的经营里，多多少少也染上了一点文化的味道，专一生产之“毛边纸”，便成为了“端木记”之主要营生。曾几何时，“端木记”规模不大，但名气不小，在那个弹丸之地的边远县城里，“端木记”可谓是商号中出头露脸的常客而风光无限。由于“毛边纸”是当时印书的上乘原料，且“端木记”所产“毛边纸”于九省驰名，故而，常年累月都有远远近近的书局的订单飞来。只是后来战乱频发，民不聊生，吃饭活命都成问题的国人，哪有许多精力还放在印书上？那印书的“毛边纸”自然也就无多少人问津了。到新中国成立前的那几年，“端木记”的经营已经陷入极度低迷，祖上的家道产业竟快到了破落的边缘，昔日的“端木记”风光不再。
新中国成立至公私合营前那一段日子，“毛边纸”的经营在时代的需求中，又有了新的起色，“端木记”作为民族工商业之一分子，为新中国的造纸事业，不遗余力地作出了贡献。公私合营以后，由于祖父的产业没有丝毫买办的性质，那条街面上虽然一夜间少了一块挂了几十年的“端木记”的老字号招牌，惟祖父又从私方厂长的人选中脱颖而出，头上居然又被戴上了一顶县政协副主席的头衔，配合政府做起了统一战线的工作，这倒实在是端木家族始料不及的事情。旧日的“端木记”里走出了一位县政府里的“官员”，这也确实成为了那条街上的一件大事！当然，也谓端木家族志里的一件值得书写的大事！
1984年，我受某个社会调查课题之托，走进了北京图书馆。工作余暇，在浩如烟海的家族志的史料中，终于翻到了最新的端木家谱的研究资料，喜出望外之际，尤让我难以置信的是，关于祖父生前身后的文字，在端木家谱中也一字不落地介绍得翔实有加。
长久以来，于我的印象中，来自端木家族的学人官宦，虽少见华夏民族史上之呼风唤雨者，但其中，也屡见达官贤士，更不乏风流人物。其中端木族之始祖端木赐，即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个非凡人物。作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端木赐，是为孔子最为得意之门生。端木赐不仅文采飞扬，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而且才能卓越，极能料事，将仁爱、贤智、济世、巧辞融为一体，纵横于列国之政治、外交圈中。此外，端木赐又善于理财经商，且能力高超。以为仁、为智、诚信、善谋之经商理念，端木赐开创了中华儒商文化之先河，史上有中华儒商鼻祖之称，也是中华“文化人”中的第一个博济广施的首富。在孔门弟子中，端木赐是把学和用结合到极致的门生。
端木赐一生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终名扬天下，故而，司马迁在其所作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对家富千金、学富五车、官至鲁卫等国之宰相的端木赐，所费笔墨最为浓重。
自古言：宰相肚里能撑船。作为一朝宰相之端木家族始祖端木赐，或为其万世子孙作出了前无古人的榜样。仁爱、诚信、豁达和宽容，这也或是端木家族从始祖那儿得来的真传？后面的日子，让我真的还相信了这一点。
祖母生前说过，在祖父最后的岁月里，他总是极认真地守着两样东西：一件是与政府所签的定息合约，由其自己亲自妥善保管，家中始终没有人知道放置何处。直到患食道癌的祖父躺在床上快闭眼那一刻，才就着一点微弱的气息，吩咐伏在床头的父亲，打开一口尘封的木箱，然后取出一只上了锁的檀木小盒，定息合约就静静地躺在里面。宣纸上写就的合约被一块手绢大小的红色丝绸仔细地包裹着，被病痛折磨的祖父，挣扎着亲自摸摸索索展开包裹，看了几眼定息合约后，随即亲手交由了祖母接管。
或许祖父已经感觉到自己完成了他人生历程中的最后一桩事情，随即便缓缓闭上双眼，安然归西去了；另一件便是祖父出入于县政府的通行证，春回冬往，夏去秋来，在祖父人生最后的整整三年里，那本通行证须臾不离，一直装在自己的上衣口袋中。可惜的是，在文革中，一生谨慎的父亲迫于当时千钧一发的态势，在红卫兵抄家的时候，作出了他人生中屈数的果断决定之一，交出了祖父曾在政协工作时的不少遗物，其中就包括那本通行证。我想，如果那些东西留到今天，是否属于文物，或是比文物更有价值的实物历史资料？我敢肯定的是，这些东西的价值可以写进近代中国的政治史，其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故而我也决不会送其到央视的鉴宝节目中。我还敢肯定，祖父若泉下有知，当也是会和他的子孙们有同样想法的。
如今想来，即使按最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看，祖父对物质和精神于人生的意义，已经了然在心了。而我，直到念完大学，才始对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有了一点皮毛般的认识。然而，只是摸了一辈子“毛边纸”的祖父，又是如何懂得了马克思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哲学？假如祖父不曾懂得哲学，那么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又如何能那般驾轻驭熟？这或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永远不解的谜。
对于只能称作打入另册的“国家干部”，祖父自然不拿分文薪水，但家中尚可以靠祖父那点不薄不厚的“定息”过点相对从容的日子。若干年后，对祖父的人生变迁，对其晚年里政治上所获得的殊荣，我还在企图用辩证法来解释，但总是无功而返。于是，我便怀疑那年月的祖父是否真正能读懂政府关于民族工商业的统战政策。不过，我同时却敢肯定，生意做得不太大，而又爱出点风头、好点面子的祖父，对政府的各项法令政策，一定是不折不扣的执行者。
祖父生前也称两袖清风，公私合营前，看上去生意红红火火，招牌也风风光光，但家道从未有过十二分的殷实，因为祖父有点爱摆阔，遇事出手大方，不聚财。听祖母说，连场子里做饭的大师傅回家过年，祖父也要备上不薄的年货，叫上一个伙计专程送大师傅回家，而且过了十五，还要安顿伙计再接回大师傅，当然也要带上一竹筐子的杂糖和布匹，谓之“年小月半大”。祖父爱听戏，有时预约两个包厢，家人一间，掌作的师傅门一间，高兴起，见到泡堂子倒茶水的小二，祖父的赏钱就如流水，口里还不停地说，这孩子乖伶。
祖父一去世，祖母便名正言顺地当了家，但世间之冷暖，无非也是人在人情在，端木家自然萧条了不少。尔后不久，家况便急转直下，祖母除了空落一身县政协副主席遗孀的称谓，从政府那儿每月拿到的“定息”就少得更可怜了。到我能打量这个世界时，父亲已经成为了正儿八经的“工人”，母亲也成了有一天、没一天的“临时工”。准确地说，于父母身上的那“工人”二字，也只是某种意义上的定义而已，他们压根儿还称不上那年代“工人阶级”的一份子，因为他们的身上已经从其上辈那儿烙上了身不由己的资产阶级的印记，而那印记，在血统论一统天下的日子里，在阶级斗争风起云涌的年月里，你是死活也擦不净、甩不掉的。甚至，“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我，来自家族的那点资产阶级的染色体，也总是褪不去，掉不了的。
至文革，“封资修”被一应打入十八层地狱时，“定息”那玩艺儿的历史使命，也便走到了终点。而祖传下来的那幢曾经住过县政协副主席的老宅，顷刻间，也被一场疾风暴雨般的革命所涤荡，从此，靠租房过日子的端木家族便开始了东门三年，西门两载的日子。还有南门的风，北门的雨，那些日子，便成为了携刻在我脑海中之童年最深刻的印象。如今，我拥有了属于我自己的私宅，我懂得了衣食住行中的那个“住”字，于我、于家庭、于孩子是如何的重要！但父母亲对祖上留下来的那幢在文革中不翼而飞的不薄的房产，总是缄口不语。
隐约记得文革落幕后，家族中有人跃跃欲试，想讨回那份“端木记”的房产，不料父亲和母亲在这件事上的一致和果断，令我们兄妹都不敢置信。几乎是在没有和尚还在世的祖母商量的情况下，母亲便不容置疑地轻轻一语：算了吧！自那一刻起，母亲于人世间的超然姿态和处事中大智若愚的智慧，便开始进一步深深地影响着我。那一刻，我也便记起了一句古训：宰相肚里能撑船。
从我儿时所存的对祖上房产的些微印象看，那种用多厢多堂环抱一个庭院、背靠一个后院，并用上色杉木和红木建造的民居，其结构已非晚清建筑的主流了。房屋的风格、形态或应更逼近明末清初。但是，隶属于端木家族的那件房产，究竟始于哪年哪月？到我们这儿到底是第几代人了？父母亲至今都没有向孩子辈说起过，兄妹中或有人提起过话端，但母亲似乎总是漫不经心的一句话：现在不是蛮好吗？或许祖上根本就没有向一脉相承的父母亲讲述过端木家族的房产地业的渊源？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路走来的华夏文明又喻示这种可能性不大。而从常理看，父母亲也断不会忘宗忘典的。那么，父母亲对端木家族身后的房产家业的归属，始终避而不言之唯一解释，那即是“存在的便是物质的”。
难道母亲也懂马克思的哲学？这点我也是全然不会相信的。但是，从我识得一点人生的事理以后，我对长于女红而短于文化的母亲，便不断地生出了我的崇拜。能带着她的儿女们，从容地把握“端木记”陷入困境后饱受磨难的日子；能引导着她的儿女们，泰然解读复杂错乱的人生哲学，这便是我对母亲真真切切的认识！故而，我又坚定不移地相信：在母亲的人生信条中，智慧是比之物质和金钱更重要千百倍的东西！在她的心目中，“端木记”之未来奋斗和未来图景，才是她的子孙们更应该追求之至高无上的东西！
“宰相肚里能撑船”，那便是母亲驾驭日子的真经。 |
雷达卡
发表于 2011-4-11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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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从心底敬重海拔先生的，像敬重高原老师一样。只是我的大学老师叫高原称呼起来极顺口，海拔先生貌似叫海拔更亲切。虽然嫣兒在文字上只是个爱好者。但读得懂一些文字。高原老师的文字与海拔先生的文字貌似同出一人之笔。或者说同是我最爱读的文字。
又见海拔五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