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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兄弟三人,大哥比小弟大17岁,大哥在村里当支书,二哥和小弟都是80年代鲤鱼跳龙门的大学生。
90年代初,村支书犯了点事,要去劳改农场“锻炼”四年。村里人担心大哥楼梯样上着小学初中高中的三个的孩子会“撂荒”,就有平常日子瞧着他们家人丁兴旺不带劲的人指手划脚地说,这个家从此就要玩完了。在武汉一所子弟学校任教的二哥回来了一趟,啥话也没说,让大侄儿收拾几件衣服跟他走。于是一间单身宿舍每月二百块钱的工资,只大侄儿十岁的二哥担起了一个半大小子的高中教育和吃喝拉撒之责任。
二哥长得像演过《庐山恋》的郭凯敏。喜欢二哥的武汉姑娘真不少,条件也不高,有套房就行。那时候房价并不高,四五万就能买套。有位执着的姑娘说,没房咱们住宿舍,买套家俱、电器就行,那时物价并不贵,几千块钱就能搞掂。二哥回了趟老家,老老少少一大群呼拉拉围上来,小的都指望着他从瘪瘪的包里能翻出点啥来,老的指望他从半新不旧的西服口袋里掏出点啥。在家睡了三天,二哥就回去了,给姑娘说没钱,姑娘说他没诚意,哭着走了。
大哥去劳改农场的时候小弟刚大学毕业,分配时,同学大都选择去大城市涅磐去了,他直接打道回府。小弟每月工资70多块钱还有粮票35斤,一个月分二次送到县一中,给二侄儿交伙食费和零花钱,老爹老娘带着大嫂伺弄着几亩地,那点出息勉强够全家人吃饱。
钱和粮票都出去了,小弟的吃饭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每星期骑自行车回老家一趟,自行车前篓装咸菜疙瘩,后座一摞劈柴上横着一袋米……每每到了吃饭时间,别的单身汉都敲着饭盆去食堂吃饭了,空荡荡的宿舍门口,总有一个瘦得跟电线杆子似的大小伙子蹶臀拱腚,拿把破扇子对着一个小煤炉煽风造火煮饭。
那年冬天,飞雪飘飘,小弟在树林里捡到一只刚刚冻死的斑鸠,钳了剖了,切几坨儿放陶罐里用炭火慢慢煨了。等到下班回来,已经满室飘香,扔几根面条进去,鲜美无比……多少年以后,小弟谈及此事还在咂嘴,仿佛那场盛宴还在口舌唇齿间猎猎生香。
四年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大哥回来了。大侄儿已经高中毕业在东莞一家电子厂当线长,二侄儿考入一所师范院校,小侄女正在上初中。大哥对两个兄弟并无多言,好像自己只是去旅行了四天,老三和二哥也淡淡得,仿佛他们给哥也不过养了四天的娃。
……
兄弟之间的关系一直轻松、和谐、融洽,没有人觉着要感恩也没有人想着要承恩。过年的时候,三家人必携家带口聚在一块,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
有人对兄弟仨感叹地说,这一家子,不见外,不容易呀。
三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是兄弟啊,又不是外人。
真兄弟不但可以临危授命、千里托孤也可以涌泉之恩,滴水相报或者不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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