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堂叔的院落里,冬日一丝一缕的暖意荡漾着每个角落。公鸡和母鸡相互嬉戏逐食,堂叔的孙子孙女们发着童音吵闹着。不时有人上门请堂叔看病,堂叔忙完之后给我续水,让烟,腊梅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堂婶在灶间准备午饭。尽管她还是那么利索干净,可我从她的耳鬓间看出了隐隐的白发。她的女儿已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在灶间烧水,我想,她的母亲当年也如此清新动人吧。
上个世纪60年代,堂叔和堂婶本来是相隔二十里两个村子的青年。公社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他们相识。我曾设想他们认识的许多过程,也曾小心翼翼地问过堂叔,堂叔总是淡淡地一笑,日子长了,忘了。
堂叔忘记了许多在我想象中那种微妙的感觉。但是堂叔没有忘记煤油灯下的那个夜晚。堂婶把他约到了教室里,跳跃的灯花映得堂婶的脸上象三月的桃花。堂婶说她怎么也找不到尽脉的位置。于是堂叔的双指搭上了堂婶的玉腕。堂叔对堂婶说:你的心跳得很历害。堂婶颤抖地说,你用听诊器给我听听吧。堂叔的手勇敢地伸了上去。。。。。。
堂叔后来给堂婶做了全身“检查”,呵呵!
堂婶的父母无论如何也不能应允这门婚事的。他们早已把女儿许配给公社的一位副书记的儿子。其结果是:堂叔和堂婶双双被学习班开除了。堂婶的父母日夜看守着女儿,全家人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单等着书记的公子前来迎娶。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堂婶破窗而出。二十里的泥泞路,她只用半个小时就“走”完了。当她如出水芙蓉般出现在堂叔的家里时,堂叔一下子就从半个月没起来的病床上“腾”地一下子站起来了。
堂婶的父母家还有公社副书记来了一百多号人前来“搜捕”堂叔和堂婶。但他们搜索了村子里的所有房子,包括茅厕。但是他们失望了。公社副书记用盒子枪指着村支书的脑袋说:把人交出来!老支书把旱烟袋向腰里一别,说:你打呀,小日本没打死我,蒋介石没打死我,美国鬼子没打死我,你打死我吧!一百多号人只好悻悻而去。
其实堂叔党婶被乡亲们转移到村后的玉米地里。
喝酒,喝酒。堂叔的劝酒话把我从那个年代拉回来。你吃饭咋走神?堂婶问我。我在想当年你和叔在玉米地里下那么大的雨咋过呀?这孩子,怎么没大没小?堂婶嗔怪道。
吃过饭,堂叔堂婶送我回城。面包车穿过枯叶飘落的杨树林,绕过青青的麦草地,擦着翠绿的竹杆园,离村子越来越远。
我一回头,见堂叔堂婶并肩站立在平原的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