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 姑
苏力/文
我有两个姑姑,一个有精神病,另一个,也有精神病。
最初有病的是我大姑,她年轻的时候就“疯”得远近皆知,当时最常见的节目就是她披着床单站在村口的氨水池上,为大家唱《红色娘子军》,唱着唱着会串到《沙家浜》或其它戏上去。本来观众都是些小孩儿,可是有一回她脱了上衣,于是从此每逢她唱戏,氨水池下都人山人海,好几个村的男人们眼巴巴地瞅着她,期望能饱一回眼福,她却再也没脱过。
我大姑嫁到了二十里外的毛举村,跟了一个姓胡的男人,这个男人老实巴交,寡言少语,三脚踹不出个屁来,却做得一手好瓦匠活,因为太木,所以娶不上媳妇,因为娶不上媳妇,所以找了我大姑,因为找了我大姑,所以不光没花一分钱,还得了一口袋棒子,一口袋地瓜和两床被子,一个柳木箱子的陪送。
我大姑嫁人之后病情好了一些,但还是时不时地发作,用床单花布裹得花枝招展的在村里唱那么几回,这些发作随着孩子的出生嘎然而止。大表哥出生后,我姑姑好象睡醒了一般,仿佛对所有事物都明白了过来,于是婆家娘家俱各欢喜,趁着这股欢喜劲儿,我大姑又一气给我生了四个表哥,一个表姐。
我开始记事的时候,我大姑已经有了白发,看上去明显苍老了,每次过了年我们去毛举看她,她都欢欢喜喜地在村口迎着,拉着我们的手回家,然后捧出花生给我们吃,还记得我们在村子里跑来跑去,她站在铺满阳光的土墙后面大喊:慢点!慢点,别跌着......稍大点之后,我就问我妈:谁说我姑有精神病?这不挺好吗?
后来有病的是我小姑,但是年轻的时候,大家,包括她自己对此都一无所知。每次大姑犯病的时候,都是我小姑羞愤欲死的时候。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去拉我大姑回家,每拉我大姑一次,她的脸上胳膊上都会被大姑挠得一道一道,而头发则被抓得象鸡窝。
大姑嫁人了,最高兴的就是我小姑。
可是,她并没有高兴多久,因为别人给她说的对象,那个在沈阳当兵的人,在部队提了干,找了首长的闺女,不回来了。
谁也不知道我小姑想了些啥,然后,有一天,她就忽然对着镜子唱起戏来,那身段和表情,跟我大姑如出一辙。我奶奶坐在地上就哭开了,天爷爷,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啊?
大爹去高青那边出夫挖沟,我小姑非要跟着去,谁劝也劝不下,于是兄妹俩上了路……一望无际的黄色的河滩上,人多的象蚂蚁一样,我大爹一抬头,咦?小姑呢?……第二天,大爹怀着一线希望回到家里,一看家里也没人,脸就白了。我奶奶疯了似地拿着苕帚抽我大爹,跟他要人,大爹就往外跑,一开院门,看到我小姑静静地站在门外,手里拿着两包饼干,饼干是当时很高级的点心,当时一家人就愣在了那里。
一个月后,我小姑开始恶心,我奶奶开始紧张。
谁的?究竟是谁的?我奶奶压低声音小心翼翼问她的小女儿,她的手哆嗦着,当时肯定跳井的心都有了。
小姑倒是很平静,说出的话也很雷人:明天我们去找!
第二天,我大爹和我奶奶陪着我小姑跑到高青,又从高青跑到北镇,天黑的时候,总算找到了钻探队的帐蓬,而且,很顺利地找到了一个黑脸的小伙子,我小姑说:就是他!
黑脸小伙的北京话说得我奶奶我大爹一愣一愣的,怎么跟戏匣子里一个动静啊?小伙说:我承认,是我,是我!我娶她。你们别找我领导了!
我小姑就这样嫁到了北京!
1971年,冬天,他们结婚后的第七年,我小姑夫带我小姑来到山东,跟我奶奶说:想把我小姑留在家里。当然不是因为什么七年之痒,而是因为我小姑犯病越来越频繁了,一犯病就到处乱跑,有一回还差点儿掉到河里淹死。虽然我小姑夫没提离婚两个字,我奶奶也明白他这是退货来了,当即把他怒斥了一通。当时无产阶级文 化 大 革 命正如火如荼,我奶奶把伟大领袖的语录用山东土话深入浅出地演绎了一番,把我小姑夫听得瞠目结舌,第二天就拉上我小姑落荒而逃回北京了。
那一年我刚刚出生,什么都不知道,如果能思考的话,我会马上想到家族精神病史这样深刻的问题,并对自己和家族的未来产生担忧———当然是杞人忧天,迄今为止,这病只限于我两个姑姑。原因是什么,没人说得明白。
一九七五年,济阳县的民兵抓住一个可疑的女人,女人一口普通话,说是北京来的,但具体到山东来做什么,却吞吞吐吐,说不清楚,民兵立即向上级做了汇报,上级很重视,派人来进行调查,调查者先听女人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又听女人说了下新形势下的世界格局和无产阶级 文 化 大 革 命的可喜成果,肃然起敬之余得出结论:这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但也不敢慢待,那时候普通话还没普及,能把普通话说得那么标准的,谁知道是什么人物?
最终,调查者从女人嘴里知道了我爸的名字和工作单位,一个电话打到邹平,于是我爸坐着212吉普把我小姑接回了家。
小姑是怎么一步步从北京走回山东的?走了多久?谁也不知道。
那天晚上,是我第一次见小姑,我第一次见小姑,就被小姑迷住了。
我对小姑的崇拜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不光那声音象中央人民光光腚台(广播电台),连内容也象收音机里说的一模一样,太牛了!太高级了!
小姑对我们也很亲,晚上非要跟我们弟兄三个睡一个被窝,结果第二天我妈把所有床品全部扔到院子里拍打暴晒,并把我们(包括小姑)一个个扒光了扔到大盆里洗澡,衣服全部烫一遍!
没办法,虱子太多了!
第三天,我妈听人说小姑领我们去黄河边上玩了,急得直跺脚,从大堰上拦了个自行车就追了去,结果小姑一点儿也没让她失望,正领着我们在小河沟里摸鱼,四个人一人一身黑泥,鱼没摸着,摸了一些大河蚌。
还有一次,小姑把我们领到了学校的围墙上面,并从那儿上了屋顶,从屋檐底下,掏出了光屁股的小麻雀。
我妈快疯了,从此专职盯着小姑,形影不离。
可是小姑就喜欢呆在城关,送她去大爹二爹三爹那儿,她呆不够一天就回来,还顺便把我奶奶也带过来……
小姑走的时候,我妈松了口气,我们却依依不舍,掉下了眼泪。
第二次见小姑,是在一九八三年左右,她是在小姑夫的陪伴下坐火车来的,穿着呢子大衣,头发烫了,显得很洋气,只是手里老捏着一根烟,不时抽一下,感觉象电影里的女特务。这一次小姑话很少,也不太跟我们玩,我爸我妈都很高兴,说她比上次来好得多了,胖了,也精神了,云云,我却很失望,相比而言,我更喜欢印象里跟我们上树爬墙,胡吹海谤的小姑。
后来,断断续续地传来一些消息,说小姑又经常犯病。
倒是大姑一直很好,虽然姑夫去世早,但儿女们还算孝顺,儿女们大了,有了孙子,现在孙子也大了。
每次见大姑,她都拉着我手,抬头看着我笑,表情有些木,也不说什么。没事时坐在那里,她就抽烟,烟雾里,她的目光宁静而平和,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1989年,6月,小姑早晨出门,她想像以前一样,步行一个小时到苹果园,然后坐一号线地铁,到复兴门站下车,再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在金水桥上冲毛主席像敬个礼,然后原路返回。可是这一天,小姑走出复兴门站之后,在如潮的人流中迷失了方向,再也没有找到回家的路……
2008年11月12日,立冬后的第一场雨笼罩了毛举,我大姑去院外面的草垛下扒柴火,想烧点儿水,可是大表嫂不知道大姑在外面,把门从里面插上了……晚上大表哥打电话给我爸,说找不着我姑。我爸拿电话的手气得直抖,大声吼:给我找!从村里叫人给我找!一边叫我妈让我备车……第二天早晨,人找着了,在离村五六里的野坡里,一棵大树底下,大姑满身泥水,赤着两脚坐在那里,沐着肉红色的阳光,微笑着,象睡着了一样,只是身子已经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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