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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大学
大学是什么? 《大学》首章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百度百科上说:“大学,指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和授权颁发学位的高等教育机关。” 人人上网友戏称:“用四年的时间,打磨你锐气,消耗你的梦想,拆散坚定过的爱情,然后才能放心地把一个足够圆滑和现实的你,送到社会,婚姻,现实里。大学,多可怕,但必要的存在。” 中国古代的大学称之为太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汉代始设于京师。汉武帝时,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古代太学秉承孔夫子“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为统治阶级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如此看来现今的大学倒是继承了先人的理念,很多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学者纷纷被官场权位所吸引,更有甚者连成就都没有便能踏上仕途,在大学里呼风唤雨。权术凌驾于学术之上,这样的大学能培养出的是预备役政客,而不是拥有独立学术精神的学者。真正的大学是能够培养出敢于以天下为己任的有识之士,亦或是能在某方面有所作为的真正的人才。 也许是上天注定,中国大学最辉煌的时候既不在天朝上国的古代,也不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代,而是绽放在国将不国的近代。当国土一天一天沦丧时候,中国大学的希望却在这无尽的黑暗中冉冉升起。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没有催化出真正的大学,但是一百来天的戊戌变法却开启了中国大学的开端,1898年7月3日,清光绪帝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虽然康梁的维新运动只持续了短短的一百来天,但是这所大学却影响了中国一百来年的历史。 风雨飘摇的近代,虽然国土备受蹂躏但是中国学子的人格却出奇的完整,虽然身体柔弱,但是他们却以不屈的精神挺起了中国近代的脊梁。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也正是这些被人视为百无一用的书生唤醒了这个浑浑噩噩的民族。 那是一个充满了责任感与使命感的时代,每一个有志青年担心的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幸福,那更是一个充满血性的年代,他们敢于火烧赵家楼,他们敢在在军警的机枪和棍棒下为民族大义振臂高呼,他们敢在天安门城楼前一遍遍的向懦弱的政府,更是向这个悲壮的时代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他们敢于指点江山,敢于激扬文字,敢于抛开一切,把万户侯视作粪土。在如此混乱的时代,在如此贫穷的国度,青年学生却依旧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是何等的勇气与魄力,这是何等奋发有为,就算食不果腹也能用自己最后一丝气力为中国未来高声疾呼,而这种发自内心的呐喊,往往比枪炮,比强权更能震慑人心。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很庆幸中国近代史并没有像鲁迅先生所言“为庸人所设计”,更为庆幸的中国几千年的骨气和魄力能被一群有赤子之心的青年学生所继承,让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能够在民族最危险的时候迸发,让四万万中华儿女能够摆脱亡国奴的阴影。得一国之青年如此,国家甚幸,民族甚幸。 已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1931年在清华的就职演说中说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近代几十年的历史也验证了梅贻琦先生的那句名言,博学鸿儒,学贯中西的大师如繁星般照亮了近代的夜空。 1917年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从此中国大学精神为之一 新。李大钊、胡适、鲁迅、徐悲鸿等大师纷纷执教北大,北大也成为中国文化最激进的中心。 191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 如此多的大师,如此密集的出现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中,他们因时代而生,时代也因为他们而变得无比的伟大。韩愈在《师说》一文中写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他们传授的不止是学术上的精华,更是为人上的精华。 那个年代的老师很多都没有所谓的学位证书,但是他们的博学却能让国外很多著作等身的教授为之汗颜。陈寅恪先生归国之时无一头衔,也没有著作,但是他却能让像梁启超先生这般著作等身的大师敬佩,也很幸运那个时代是教授治校,没有官场的那般等级森严,如果把那些大师放在如今也许连大学的门都入不了,更不要说领导学生为家国前途和命运而大声疾呼。龚自珍先生也曾经说过:“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一个宽容的时代,一个不拘一格的时代必然也会创造出一批批足矣让历史为之颤动的人物,创造出这个时代的辉煌。 回望大学,我备感幸运,因为近代有一个叫大学的东西就此诞生,因为有一群伟大的老师和一群热血的学生为我们民族撑起了一片天空。回望大学,我又备感遗憾,因为曾经真真切切的大学也只是昙花一现,随后便伴着时间流逝湮没在历史当中。回望大学,我能够看清大学过去深深烙印在近代史上的足迹,但是我却看不到大学未来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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