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47| 8
|
苦难的承传———读古歌谣谚记(6):读《桓帝初天下童谣》 |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仅保留发帖内容
了解真相的难与易
国人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历史,要想了解全部的真相,通常是非常困难的。譬如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网上就常常争得一塌糊涂。有人说是四千万,有人说是三千万,有人说是两千万,也有人说应当减个○,不超过两百万。由于官方一直没有公布权威性的数字,因此网民的争论时起时伏,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近读了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载《回眸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才知道当年即使是官方想要了解“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真相,也是困难重重。 廖伯康当年是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处于枢要位置,但他也很难得到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可靠数字。因为民政厅有一个数字,公安厅有另一个数字,两者相差了四百万人,竟然整整相差一倍。后来,他经过独立的研究,确认了一个数字,但要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中央,还要由几个“半勇敢分子”通过特殊管道才能实现。 受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鼓舞,重庆团市委的几位书记副书记商量后决心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省的真实情况。为了防止查对笔记,这封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团委副书记于克书为了更加保险起见,安排了一名哑巴打字员,决不可能说出去。托人从重庆带到武汉交邮局发出的信,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此处心积虑地进行的“地下工作”,最终还是被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指令公安部门查获。 1962年6月,廖伯康到北京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期间,向老同事、老朋友向洛新夫妇、曾德林夫妇谈到四川的情况。“我说死了一千万以上啊!并对中央封锁,下情难于上达,许多情况不为中央所全知。这次小聚中的谈话,引起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曾德林的高度重视和深深忧虑,随即向耀邦同志作了反映。”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专门约谈了廖伯康,又安排他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直接汇报。“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对我们这次汇报采取了一些保密措施,以调我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也请了假。去之前我同于克书商量,全面情况由我汇报,涉及农村某些具体情况由于克书补充。在当时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还要如此遮遮掩掩,形同地下状态,这说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种程度!当然我们也理解,这是团中央对我们的保护措施。” 《杨尚昆日记》下册1962年6月28日记载:“下午约重庆青年团二同志来谈话,谈农村工作问题,由三时到六时半。”谈话时有杨尚昆,中央办公厅的群工组组长、两位书记处工作人员(三个人作记录),加上曾德林、廖伯康、于克书,共七人在场。多年以后,廖伯康对杨尚昆说:“‘大跃进’时期提出一天等于二十年,我比‘大跃进’还要‘大跃进’,我当年只向你汇报了三个多小时却挨整了二十年。” 杨尚昆首先说:你们省里李大章、廖志高我都同他们谈过。重庆的廖苏华我也找她谈过,不过她不了解情况,谈不出什么来。我也找任白戈谈过,他有顾虑不敢讲真情。最近我还找了一位你们四川来京开会的省委部长谈,他环顾左右而言它,同我打太极拳,也不得要领。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鈎,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然后他问廖伯康,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伸出一个指头说,四川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死了一千万人。“他问我,你这个一千万是怎么来的?我说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他说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性质,我看文件要贯彻执行,为了贯彻执行我就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身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六千二百三十六万,而另一个材料《户籍年报》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我又说,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字。杨尚昆问为什么?我说从1957年到1960年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1961-1962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 廖伯康举了几个典型例子: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后到重庆,萧泽宽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兰戈请他吃饭。吃饭时问他涪陵死人情况怎么样?他说他们问了一下,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二百多万。1962年省委工作会议期间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还描绘说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反映荥经县情况的这份简报按规定要发到各组,还应上报中央,但廖伯康刚看到就接到通知要收回去。杨尚昆当然就不可能看到这份简报了。“我说,四川死人最严重的地方,一个是雅安地区的荥经县,一个是涪陵地区的丰都县。……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死的人还应加上二百五十万,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再加二百五十万。我说,我认为这个数字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一千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并立即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一折打开看了后说:‘就是你这个数字!’” “告别时,我对尚昆同志说,今天我们反映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建议中央派人去四川进一步深入了解。我还说,我们今天告别时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事希望保密,万一传到省里,我们便活不出来了。”“后来知道,我们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7月2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参加。杨尚昆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我们希望中央派人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遂决定派一批司局级川籍干部以返乡探亲访友为名进行调查。派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调查,也是我们当时的建议。因为部长一级的干部到四川要报告省委,司局级干部来不必上报,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可以自由找人谈话。当时杨尚昆也分管组织工作,他便要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中央机关司局长一级的四川籍干部中提个名单。安子文专门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了一些部委党组书记会议,提出了一个十六人的名单交给杨尚昆。这次西楼会议是保密的,除参加者外,其他的部党组成员都不能告诉。后来到四川调查的是十七个人,多了一个唯一不是四川人的萧风。萧风原任人民日报社总编室副主任兼报社机关党委书记,当时刚调到中央办公厅任财贸组组长。”萧风行前,“杨尚昆和中办副主任、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分别与他谈过话,都说,四川农村情况严重,七千人大会时没有完全把问题揭开,会后有不少干部群众来信来访反映问题,因此中央要组织一些干部到四川了解情况。”但是,这些司局级干部的调查结果出来后,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扭转了政治潮流,本应受到惩处的人再度受到重用,搞调查的人和向他们反映情况的人则成为罪人,所谓“四川萧李廖反党集团”就是这么来的。 2002年下半年,廖伯康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与九十三岁高龄的萧风取得联系,并得到了萧风当年调查报告(《四川情况》)的底稿。这个报告记录了四川灾情的基本情况: 1958年以来的四年中,四川的人口、粮食、征购、生猪、耕牛都是大幅度下降。 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省委组织部批转各地编制时6200万人,再加上1961年、1962年春、夏荒死亡数,以及生死相抵,共约减少1200多万人,减少17%左右。 粮食。1957年465亿斤,1961牟260亿斤,减少40%。 征购。1955~1957年三年平均每年96亿斤。1961年65.5亿斤,约减少1/3。 外调。1954年以来平均每年38亿斤。1961年原计划12亿斤,后改为上调4亿斤。 口粮。1959年计划每人每天1斤。1961年后,规定贸易粮6两、4两(16两秤,下同),有600万人口的特别严重地区,每天只有2~3两。 生猪。1957年2500万头,1959年底3000万头,1960年底1700多万头,1962年7月1030万头,比1957年减少40%,比1959年减少约2/3。 耕牛。1957年515.5万头,1959年556.3万头,1961年469.5万头,1962年5月底452万头,比1957年减少12.3%,比1959年减少18.8%。过去每年出生小牛40多万头,近两年平均每年少生20多万头。 以上数字,除人口减少外,都是从省委历次的讲话、指示等文件中摘出的(按:萧风当年共查阅四川省委下发的362份文件)。 ……至于非正常死亡率的数字,据说“因为保密”,“因为讲了小资产阶级害怕”,各方面都不了解。四川的同志们反映,死人多的主要原因:一是高指标,大改耕作制度,造成大减产;二是高估产,大压口粮标准;三是执行标准政策“左”,扣得死,转得慢。 当时,连中央书记处的邓小平、杨尚昆都难以全面掌握农村的真实情况,需要采用秘密派人微服私访的方式来了解真相,就更不用说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里的普通市民了。很多地方的红卫兵、造反派对于“走资派”的满腔愤怒,是由于他们在运动中了解到一些大规模饥馑与饿死人的情况。譬如笔者所在的中学,是在一位校工上台控诉他家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悲惨生活而校方没有给予任何帮助时,气愤的初中生才开始打校领导的。四川的造反派特别痛恨李井泉(大跃进时期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晋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因为1959年、1960年的时候,他为了讨好最高层,在四川已经饿殍遍野的情况下,还慷慨地向外省大批调运粮食,加剧了四川的灾情。当然,红卫兵、造反派对于历史真相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和片面的,否则,他们就不会只把怒火发泄到“走资派”身上同时又盲目地崇拜这场“人祸”的始作俑者。不过也有少数例外。原“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司令、北京地质大学“东方红公社”头头朱成昭,在与被他们从四川押回北京批斗的彭德怀促膝长谈,并看了彭随身携带小箱子里的一套绝密材料后,就成了彭德怀的拥护者和毛泽东的反对者。据说文革结束后,上面曾准备树两个反文革的典型:一是死去的张志新,二是活着的朱成昭。但是最后被叶剑英一笔勾去,因为朱成昭曾经和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有过一段无果的恋情。 时隔四十多年后,寻觅当年大灾难的真相似乎更加困难了。但是,廖伯康回忆录其实已经指出了走出历史迷宫的路径。首先,虽然由于最高领导人的蓄意掩盖和压制,当年各地都没有上报正式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但是,在各种各样的内部文件中不难找到相关的头绪和线索,只要像廖伯康、萧风那样作一番认真的梳理,再由专家对所得数据进行适当的审核与推断,就可以得到各个地方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其次,由于保密期已过,现在可以把“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将那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中的数字公之于众了。这套数字是当时杨尚昆领导的中央办公厅通过各种明察暗访得来的,尽管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可以与根据各地内部文件整理出来的数据相互参照。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肯下功夫,解开“非正常死亡人数”之谜并非难以企及。而让国人了解历史的真相,有助于今后防止发生各种新的“人祸”。 (原载广州:《随笔》,2007年第1期) | |
| ||
Copyright ©2011 bdlxbbs.cn All Right Reserved. Powered by Discu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