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 by 关河五十州

蟾宫折桂

正面抗日战场（中国第一部全民开放解说正面抗日战史)
关河五十州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关于正面抗日战场的长篇历史故事，它以皇姑吞事件和“九一八”事变为发端，以东北沦丧为起点，对国民党及各派系力量在正面抗日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做了真实的历史还原和充分的肯定。


闯关东(1)


他曾是一个差点被冻死在雪地里的流浪儿，一个声名狼藉的红胡子，但在过五关斩六将之后，却成为东北大帅和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个掌权者。“东北王”一路过来，少不得要借助日本力量，但他又对日本保持着足够戒心，他是如何在狭小的空间内施展自己的智慧和谋略的呢？
一切都得从那个被旗人称为龙兴之地的满洲（东北）说起。
日俄战后，日本从俄国手里拿到了南满铁路和旅大（旅顺、大连）的租借权。这就是所谓“满洲权益”的由来。
刚开始，日本人脑子还算清醒。一手策划甲午战争的伊藤博文就说过这样的话：“满洲不是日本领土，满洲是清国领土，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伊藤并没好心到要做清国的发言人。只是当时稍有见识的东瀛政治家都知道，日本要想独吞东北尚无把握。
但是日本已经取得的“满洲权益”必须有人维护。换言之，他们需要在中国找一个自己的利益代理人。
于是，列出了海选名单。其中有一个候选人的名字叫做张作霖。
日本人对“满洲权益”如此看重，是因为他们对“满洲”这块黑土地充满“感情”，甚至他们认为，“满洲”比他们自己的东瀛国土都强上好几倍。
“满洲”好到什么程度。据说当年到山中打猎的人，只需在途中把随身带来的菜籽一撒，过段时间下山就可以去收菜了 那些青菜每棵都是大块头，没个七、八斤重下不来。
更不用说那些数也数不过来的矿产，这么说吧，日本缺什么，那里有什么。
然而让人哑然的是，中国的南方革命党人却曾有过一个看上去完全匪夷所思的想法：让满人滚回东北去，东北我们不要！
为什么？

罗兰

南沙贝

嘿嘿！今后，咱可以常常来拜读蟾宫的帖子，学些了解许多历史知识

一色

所以，中国解放军应该大胆出击，用军事手段反制对方，反正日本已经犯下错误，不要顾虑因一时放弃了我们的和平发展外交战略会带来的负面效应，毕竟我们是被逼的。不要担心与日本恶化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毕竟尊严比金钱重要。更不要害怕会出现国内不稳的局势，毕竟国人都是有血性的，会看到政府的努力。

    中日一旦交手并且最终胜利，对中国而言，无疑还有多重看得见摸得着的重要利好。

    一可以让中国的多种新式武器得到检验，让解放军官兵获得实战经验。

    二可以振奋国人之心，增加民众对政府的向心力，可以进一步缓解国内的一系列矛盾，尤其是贫富差距造成的内忧。

    三可以威慑亚洲蠢蠢欲动各国，起到一石数鸟之用。

    四更可向全世界宣示中国不可欺负之决心，这一事件定会成为中国在国际立威崛起的标志性转折点，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灿烂起点。

    因此，只有打，打痛日本，让其老实点，中国才有可能最大程度获取甚至完美收获因钓鱼岛事件带来的一揽子政治财富。

一色

    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确立很大程度上与战争有关，基本都是打胜仗，尤其是二战，实力超群完全是依靠拼出来的，不是说自家有钱有势，在家放着，别人就承认你了，酒香也怕巷子深的。

    君不见，日本在近代的强大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打败了中国而确立其亚洲地位的。特别是1895甲午之战，国力比中国还弱的日本竟然冒险与中国决斗，一战而让中国损失惨重，台湾竟然脱离祖国50年，对中国来说太可悲了，对日本来说其亚洲大国的地位因为这一标志性事件而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实际承认。

    这就是残酷的历史，如今跨入了21世纪，我们中国又站在了新历史的拐点上。

    日本人又开始挑衅了，而且是公开将钓鱼岛合法化，出招有点搞笑做戏，自己花钱购买，视中国为无物。

    在日本看来，中国人从新中国建立以来除了几场自卫的战争之外，还真没有与外国主动交过手，而且中国一向是强调和平，在国际社会中一向以很能忍受著称。日本人的本性就是欺软怕硬，自以为揪住了中国的软肋，中国总是喜欢维护稳定的局面，绝对不敢动武，日本这一招真是够狠的，不愧是中国多年的学生，挺了解中国的。

    中国在此际，应该如何做呢，笔者以为，这恰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现在的中国确实需要一场现代化的战争了。正愁没有机会呢，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况且这一次还是日本主动搞事，国际社会都看着呢，真是苍天所赐。要是换作帝国主义国家，当国力强盛之后，想着点子还要找借口揍别人立威呢？

    例如欧洲强国德意志帝国统一过程中，普鲁士铁血首相俾斯麦就是是通过战争来扩大国家的影响力，有时都是想方设法让对方落入圈套主动攻击自己，然后自己以受害国的身份进行反击，得了便宜还卖乖，从而达到震慑他国，提高国际威信的政治目的。

    中国何不学一学呢，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崛起不能总是指望着发展经济来震慑国际吧。

    有些时候动武应该是更为直接有效的办法，正如教育一个小孩子一样，光说服教育有时不是办法，孔子不也有时用尺子打学生几下以示惩戒吗？何况现在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呢？

一色

自古以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强大之路总是有一系列震撼世界的政治军事事件相伴，因为国家强大必然要有标志性事件。

    如果是一个经济强国，肯定在国家财富层面上让人瞠目结舌，与别国贸易往来财大气粗，举手投足之间都看得出来有的是钱，而且一出手都是大手笔的投入，财富的巨大气流正是经济强国的标尺外衣。

    如果是军事强国，那么军事力量一定让人不能小视，肯定时不时来一场象征该国军事实力的标志性战争，不然光公布几个军队的武器数字，别人很难相信你是军事强国。

    那么对于像中国这样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综合力量都日益强大的国家来说，在与外国交往中如果没有丁点摩擦来树立威信，国家的力量是很难让人真实看到和感受到的。但是我们不能主动挑起争端，那是不道德的，有侵略之嫌疑。可是从一个国家崛起的角度来说，没有一次大规模的历史事件，如何证明你是一个大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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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夫人也在身边陪他搞这种封建迷信活动。此时提醒他，也许银元背面较重，影响了下落轨迹。
张司令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把默念秩序重新颠倒过来：正面处决，背面扣押。
连抛三次，全部是正面！
一个人的生死问题就这样被别人用一种极其荒唐的办法确定下来了。
一生之中，张学良对自己作出的这个决择从来没有后悔过。
如果我还是当初那个地方部队的长官，即使有“讲武系”与“士官系”的矛盾，即使亦师亦友的郭老师死于你下达的一纸命令，我也绝不会痛下此杀手。但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我现在是东北第一人，这一点不容任何质疑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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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赌定生死(3)




张司令惊讶的场面出现了：所有围桌赌钱的官员，齐刷刷地站了起来，肃然而立（请注意，不是半起半坐），其中很多甚至是政府大员，官衔远远超出杨的督办职务！
直到杨宇霆笑着和大家逐一握手寒喧，众人方才落座。
震惊了。
我说的是张司令。
说了几句套话后，他就匆匆离开了。
一个小小的兵工厂督办，竟然比总司令还吃香。他们到底听谁的？东北又竟是谁家之天下？
撤掉他的督办？！
有用吗？没用。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来，众人不是因为他这个督办职位才对他敬畏三分的。换句话说，这个人可怕可恨之处不是那个小小的职务所能容纳得了的。
真是忍不下去了。所有的前尘旧事都一股脑儿涌了上来，它们被统一打上了标签，上面一共八个字：“奸险性成，日甚一日”。
奸臣啊，这样的人不除怎么得了。杀机就在这一刻汇聚于心。
但是杀一个人，不等于宰一只鸡，何况是如此举足轻重的人物。
万一事泄不成功怎么办，万一引起骚乱如何处理，想想杨宅祝寿那一幕，张司令自己也紧张起来。
万般无奈之下，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向死去的老爸学习：赌！
杨宇霆，是生是死，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他掏出一块银元，当空抛出，心里默念：银元落在正面，最多扣押（反正不能放过），如果落在背面，死路一条。
连抛两次，均为背面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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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坐下，对方便毫不客气地数落开了：各位厅处长有公事等待你裁决，你却好几天都不露面，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的！
又来老帅老帅的，还嫌刺激人不够是不是。少帅当下就来了脾气：我不干了，你来干吧！
主公对属下说要撂挑子，那话里都是饱含杀机的。
杨宇霆作为一个政治老手，哪里能听不出来，但他不怕。
他只是觉得好笑，自己现在就是靠一张嘴说说而已，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小家伙，你学着吓人还早点。
杨宇霆对面前这位脸红脖子粗的领导说了这么一番话：别提这个了（提了对我也不起作用），如果你身体真的不好，遇到事情，我可以帮你张罗张罗，出出主意，这比什么都强。
杨先生，这话错了，真的错了。
我们要记住，如果你想帮领导张罗一切（在违背领导意愿的情况下），领导一定会想方设法预先帮你“张罗”一切。
那些看好杨宇霆的人们猜想的不错：创业难，守业更难，一旦东北政局需要，像杨宇霆这样的股肱之臣，国之栋梁，不可能没有用武之地。
但是，“改旗易帜”实现了。经过各种挫折和交锋后，少帅终于冲了出来，并取得了成功。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他能力的一种认可，而这种认可，对好为人师的杨宇霆来说却非常危险。
易帜典礼（就是老杨不给面子的那个典礼）举行后一个星期，张学良以东北边防公署长官的身份，亲赴杨宅为其父祝寿。
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件令他刻骨铭心的事。
东北文武百官都来了，张司令到时，大家正围着桌子赌钱（纯属节庆娱乐，不属查处范围）。
听到总司令到了，虽然赌兴正浓，多数人还是赶紧欠起了身，以示尊敬。这种姿态相当于半起半坐，因为还得时刻准备着坐下来继续赌呢。有的人虽然脸上毕恭毕敬，眼睛却还都描着赌盘，惟恐有不上路的家伙乘此机会耍点老千什么的。
这种时候，自然是显示领导亲民作风的最佳时机。张司令亲热地拍拍手下们的肩膀，示意赌局可以继续。众人如遇大赦，欢天喜地地继续投入赌局。
就在少帅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厅堂里司仪喊了一声：督办下来了！ 也就是杨宇霆本人下来了，他是东三省兵工厂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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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知名学者郑浪平先生的父辈曾在东北军中任职，对其高层内幕有所知晓。他就此评论说，少帅由于年少得志（东北易帜时尚不满三十岁），生活中的确少不了一些男女之间的故事，但如果从当时民国的环境来看，其行为并不算特别出格。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这些事情也只是在小报登登，属于明星闹绯闻一类的花边。
但郑浪平也不得不承认，真正影响张学良处理政务乃至后来紧急情况的，还是他的体能问题 这时候的少帅已经染上了毒瘾，而且渐呈加剧之势。
说起来，那时候的东北将帅包括张作霖本人，多多少少都跟鸦片这些东西有染。张大帅在世时，一高兴，有时也爱弄根大烟抽抽，提提精神，不过他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知道把握尺寸，抽虽然抽，但从不因此耽误公事。
杨宇霆作为跟着张作霖打江山过来的老臣子，免不了会拿从前的标准来要求现在的新人，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当年老帅在时可勤奋，可威严了 （意思谁都听得出来）。
说说也就罢了，老杨头急起来，有时甚至可以在公开场合下，置领导的面子于不顾。
有一回，一个处长因接连几天碰不到少帅，公文也批不下来，就只好找到杨宇霆，把情况如此这般地说了一下。老杨一冲动，竟然带着这个处长直接闯到人家家里去了。
看到门口的卫兵，也不转弯抹角：司令起床了没有？
卫兵老早就领教了老杨的厉害，知道这位极不好惹，连少帅平时都畏他三分，只好如实回答：还没起床。
日上三竿，还在睡觉，你当自己在幼稚园啊。老杨听了巨愤怒，推开卫兵就往里闯，冲着张司令的卧室就杀将过来。
卫兵猝不及防，拦又拦不住，只好一边喊，一边劝。杨宇霆正在气头上，也顾不了礼数，“咚咚咚”地就敲起了门：我是杨邻葛（邻葛是杨宇霆的号，取效仿诸葛之意），你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
这边少帅披着衣服就跑来给老杨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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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杨宇霆自己并没有听到过这个故事，也许是听到后也只付之一笑。他关心的还是如何维护张家江山。
一开始，他认为张学良“仔肩”还难当重任，及至权杖交到了少帅手里，虽然明着受到冷落，但他却仍然拿出托孤老臣的模样，执意要把皇子扶上马，再送上一程。
张学良嫌他唠叨，曾有意送他出国考察，他却没有答应，或许还指望着少帅再授他以总参议的要职吧，要说这人“愚忠”，也真是够愚的。
其实当时周围很多人都这么想，但由于杨宇霆多年在朝野积累下来的声望，让他实际上仍然处于显要位置，所以大家暗地里又都公认他是只潜力巨大的绩优股，少主以后可能真的还要予以重用。
平时谁对领导有意见，也不敢当着面公开提，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这位老革命诉苦，因为谁都知道老杨能讲，敢讲，也最有资格讲。
文武大臣对少主人的一个最大意见，就是时有找不到他的情况发生。
民国时候的狗仔队其实是很活跃的，八卦新闻也非常之多。据说有好事人士还弄了一个美男排行榜（与现在的超男好有一拼），隆重推出四大天王，当年的风云人物老汪（汪精卫）、周公（后来的共和国总理）、梅兰芳都赫然在列，其中排第四位的就是小张（张学良）。这里插一句，窃以为年轻时候的老蒋也很有型，不知为什么没能挤进前四就被PK掉了。
像少帅这样，要地位有地位，要人才有人才，他不惹别人，别人也得狂追他，因此有时候走走神，跑跑调，开不了会，上不了朝也是免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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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舆论一片欢呼，包括《大公报》在内，都认为全国能够得以统一，张学良功不可没（“张氏数年来反对内战、促成统一之功，终有不可淹没者在 ”）。
东北易帜了，老杨却危险了。
在是否易帜这个问题上，杨宇霆的态度始终是不积极的。
等到事情已铁板钉钉，他知道大势所趋，阻止不了，就干脆来了个非暴力不合作。在宣布易帜的典礼上，当众拒绝参加合影，并愤然离席。当时在场记者极多，小张领导又一向以好面子著称，被部下当众给甩脸子，可想有多么尴尬。
当时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东北易帜”的老臣子不少，但像杨宇霆这样令张学良印象如此“深刻”的却绝无仅有。等到发生老虎厅事件，杨宇霆的罪状之一就是“破坏统一，阻挠新政”。
命运早已亮起了红灯，可是杨宇霆并不知道。
三国时代有个著名谋士田丰，因劝阻其主公袁绍进攻曹操，而被袁一怒之下关入大牢。不久袁军果然惨败。消息传来，监狱的牢头认为田先生这回肯定能得到平反，连忙给他道喜。
田丰却一反常态，说出了一番令牢头大吃一惊的话：
“如果前方部队打了胜仗，我还有活命的机会。现在打了败仗，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
话没说完，负责给田先生催命的使者果真就到了。
杨先生的情况正好相反，假如易帜不成，他的下场或许还会好点，现在易帜成了，阎罗王可就得向他频频招手了。
现在的杨宇霆，早已不是什么三军参谋长了，他只有一个职位：东三省兵工厂督办，管管兵工厂而已。
杨宇霆的被闲置，既是派系斗争的结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张学良一山不容二虎式的疑惧。
在郭松龄被杀后，东北军中真正力能扛鼎者，就只剩下了一个杨宇霆。事实上，当时日本人里面的确曾有过把杨宇霆推上台的意见，只是顾虑此人能力太强，恐难以驾驭才做罢。
林权助在与张学良进行谈话时，为了施加压力，就曾提到过一个“关原之战”的日本历史典故。在这个故事里面，丰臣家族和德川家族是两个死对头，丰臣里面当家的不是那个跟明朝对打的丰臣秀吉，而是他的幼子。最后小孩子终究玩不过德川家康这老头子，被后者设计给除掉了。意思当时就摆在那里，你张学良就是小孩子，而杨宇霆自然就是德川家康了。
小心啊，我们有一天也可以把德川扶起来干掉你。
这话听着如此渗人，怎么能再让杨某人手握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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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8年底，已有12个国家承认中国关税自主。
这是什么意思？
南京政府在国际上长脸，有地位了，同时也是对日本的一种明确制止：小心了，别在满洲玩得太过火。
田中傻眼了。
日本人嫌贫爱富的思想根深蒂固，它在亚州可以耻高气扬，但在西洋鬼子面前，甚至比中国人还自卑。
现在，美国带头，大家都做了表示，日本人的思想不通也得通了。
于是田中内阁开始采取所谓务实主义，即在能保住“满蒙权益”的条件下，可以默认东北易帜（“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既得权，即不反对”）。
一切OK。
民国十七年（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穿起了中山装，对着中山他老人家的相有模有样地宣了把誓。
易职了。
由于对华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直接导致田中内阁于第二年早早地就垮了台。某种程度上，这一届内阁实在是被爱闯祸的关东军给硬拖下水的。
日本人的脾气，失败以后是一定要秋后算帐的。“皇姑屯事件”的策划班子村冈和河本等人此时又被“挖”了出来，都受到了转预备役或直接停职的处分。罪名却很是滑稽，说他们没有对“张作霖专车安全”起到保护之责 再尽责，老张估计连尸骨都要找不到了。
其中村冈最亏。日本历史上，凡是当过关东军司令官的，不管能力大小，看在长期留驻国外，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份上，后来都被晋升为三星大将，只有村冈再也没有获得过晋升，到死都是一个二星中将。
关东军上下也是一片唉声叹气。东北改旗易帜，这是河本策划“皇姑屯事件”之后，他们所能估计到的最坏结果。费了这么大的劲，却换来了东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干了。
就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而言，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一生中干得比较漂亮的一件事。自此，这个一直陷于分裂和内战的古老国度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基本统一。
北洋政府的最后痕迹正随着五色旗的落下逐渐消失，而奉军，这个曾叱咤风云的军阀私家卫队，则成了国民政府的地方部队，我们从此该把它叫做东北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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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朝枢何许人也？
他是民初外交家伍廷芳的公子。
伍老当年因为维护华工权益，敢于设计吓破墨西哥人的胆，大骂美国议员“不似人类”，却还被对方视为中国第一流人物，称得上中国外交界巨擘，连李鸿章都对他器重有加。到了儿子这里，也毫不逊色。孙中山生前就说过，中国有三个半精通英文的，其中一个就是伍朝枢。
通过伍朝枢在美国的运动，中美关系开始热络起来。
美国此前由于看不清中国的形势，一直不敢下注，索性对南北纷争采取了中立政策，谁也不帮，但此时也看出了国民党即将取得天下，加上南京政府采取了外交主动，因此双方越走越近。
在易帜问题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老蒋决定从美国这里找到突破口。
经过他的授意，伍朝枢给美国务卿凯洛格提出，希望双方能够商订新的关税条约。
凯洛格马上给美国公使马慕瑞发电报，让他尽快与中方签新约，而且时间限定得非常紧，不是几周，而是几天。
马慕瑞觉得凯洛格这家伙一定是酒喝得太多了，在胡言乱语。
中美进行修订谈判并不是第一次，在这之前，美国同北洋政府谈了好多年，始终敲定不下来，原因就在于始终拿不到最惠国待遇。在马大使的眼里，南方的那帮人都是地道的“革命党人”，前不久还唱着歌要打倒列强呢，就算对方现在态度转变，但谈判毕竟是个技术活，必须选定时机，没有说让人限期完成的。
可是凯洛格似乎对签约已经迫不及待了，一个劲地来催，弄得马慕瑞相当郁闷，直到财政部长宋子文赶到北京。
宋子文可不是来逛故宫的，他来就是要签约，而且一口答应可以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条件是恢复中国的关税自主权。马慕瑞喜出望外，两人加班加点，真的用几天时间就把谈判给搞定了。
民国十七年（1928年）7月24日，中美在北平签定关税新约，美国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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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老蒋一声令下，宣布发动对热河的进攻。北伐军在进攻热河方面没有什么顾虑，因为日本眼下只能关注一个东北，于热河方面一时还插不上手。
张学良趁机对内部反对派们显示一下：你们看看，我说的吧，早点易帜早点易帜，多好的一热河啊，眼看着就没我们的份了。
跟着他还发一个通电，说我现在好难，不易帜不好，易帜也不好，好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弟现在实处两难，不易帜无以对我兄，无以对全国；易帜则祸乱立生，无以对三省父老”）。
大家还在犹豫，这位老兄已经在做挂靴状了：实在没办法，我还是辞职吧。
没等众人劝阻，那边老蒋的“安慰电”飞也似地就来了：我不打热河了，有事好商量。
经过这么一折腾，支持易帜的意见开始占据上风。好了，都没想法了吧，那我们再翻翻老黄历，定个好日子：8月初。
田中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再派人去东北做“狼外婆”。
鉴于奉天领事馆已被指名道姓地抗议过了，同时也为了提高吓人指数，这回田中派的是关东厅长官林权助。
林权助到奉天后，四次与张学良进行密谈，明确要求东北当局采取观望态度，不要和南京国民政府“携手”。
如果我不听，就要易帜呢？
那对不起，我们要采取“自由行动”了。
在这几次谈话中，林权助甚至用到了“即使冒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亦在所不避”这样的措辞，且语气和态度从未有过的凶狠恶劣，这让张学良甚为难堪，不得不告诉对方：我和你们天皇一个年龄好不好，你知不知道
喂，我好歹也是东北最高军政首领，说话能不能客气或稍微婉转一点？
张学良回到家后，仍气得要命，说日本人真是欺人太甚，我一定要易帜，偏要，就是以后死在青天白日旗下，也没关系。
话是这么说，但他没有办法真的不把林权助的威胁当回事。关东厅跟关东军司令部一政一军，原来都属于关东军系统的，林权助就差没让关东军直接跳出来大嚷：我们要“自由行动”！
易帜，只能又拖了下来。
再拖下去，胡子估计都要给拖白了，老蒋决定去找外援。
“济南惨案”发生后，老蒋除以欧美背景的王正廷替换黄郛外，还任命正在美国游历的伍朝枢为国民政府专使，专门负责和老美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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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簧戏(1)




同一时间，田中内阁也在担惊受怕。
搞完“皇姑屯事件”后，关东军就一边歇着去了，擦屁股还得政府来。
得知国民党方面正在跟张学良秘密接触，田中又着急又恼火，赶快派人登门打招呼。
张学良就职前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三次拜访，要求张学良不要和“南方合作”或“轻与南方妥协”。
理由是南方政府一直标榜革命外交，吵着要单方面废除以前与各国签的那些条约（当然是不平等的），还要用武力收回租界，跟英美都曾闹得不愉快。
你说只是形式上的“合流”？那也不行。会导致东三省的“组织和内容”都走向“南方化”的，我们日本也签了条约，也有租界，肯定要倒霉的。
最后结论：你跟他们搞合作，就是跟我们对着干。
原先张学良已经和老蒋派来的代表谈妥，在北伐军不得进入东北以及把热河划归自己辖区的条件下进行东北易帜，连大喜日子都订好了，是7月底。
林久这么一发话，张学良不能不有所顾虑，加上内部还未能完全摆平，易帜的事就只好延缓下来。
这么拖着毕竟不是办法，为了摆脱困境，老蒋和张学良很有默契地唱起了双簧。
张学良首先把受人威胁的事捅给老蒋，后者随即约见南京政府驻日公使，抗议奉天领事馆干涉中国内政：我们自己人挂个旗而已，干卿何事。
田中没有想到南京政府会来这一手，赶紧分辨说，林久只是和张学良私下交交心，给两句忠告而已，绝不是干涉中国的内政。
这一下子就把林久的嘴给堵住了 你看看，我的压力也不小啊，南方政府抗议了都。你们外务省有本事应该跟南方政府扳手腕较劲去，别一天到晚没事来吓唬我。

蟾宫折桂

同样是战绩等身的大将，杨宇霆则表现得能屈能伸，很懂权变之道，这种“讲政治”的风格在张作霖生前是最受欣赏的。
话说当年辫子军领袖张勋邀请奉军将领开会，杨宇霆和郭松龄都去了。会前议程没透风，开着开着张勋却说到搞复辟的那档子事上去了。杨郭都是见过世面的人，留辫子搞复辟对他们来说如同让死人还魂，是不可思议的事。
但两人临场表现却大相径庭：郭松龄马上起身退出。杨宇霆却坚持留下来，继续听姓张的在上面胡言乱语。因为他认为，听你讲是一码事，我是不是要跟着你做，那是另外一码事。彼此都留个面子，以后才好做事。
张作霖对杨宇霆此举颇为赞赏，认为有大局观，而对小郭的表现，只用了四个字形容：书生之见！
在东北军政界，杨宇霆不仅是将才，还是帅才。
说如果不马上易帜，北伐军就要打过来，大家都得到大海里去做渔民的说法对他根本不起作用。
他当时已经看出国民党色厉内荏的一面：这个后起的“中央政权”实际并无足够实力进入东三省。
大家都说北伐军势不可挡，可杨宇霆认为并没有那么可怕。所谓的北伐四巨头，又不是真的亲兄弟，虽然都声称是为信仰三民主义而战，现实生活中却都是奔着自己利益而来的。
照杨宇霆看来，北伐军看似凶猛，其实是个很容易散伙的团队。奉军强悍时，大家不得不多卖点力气，等到眼看着奉军不行了，自己抢地盘还来不及，根本不可能全力以赴来打奉军，说不定哥几个自己闹起来，倒反而要找奉军帮忙呢（后来果然言中了）。
至于日本人，杨宇霆自信不难对付。当初张作霖跟日本打交道，幕后都有这个超级智囊在支招。“皇姑屯事件”的主谋河本就认为，张作霖的主意很多来自于“他的股肱杨宇霆”。进京后张作霖曾试图采取用英美来压日本的策略，这个计谋最初也出自于杨宇霆。在关东军眼里，没有比这两个人更可恶的了。
杨宇霆的思路实际继承了张作霖“联合统一”的想法：都是统一嘛，为什么就一定要让你国民党一家坐天下呢？统一，那也不等于我要举手向你投降啊，都是内战，胜不足武，败亦不辱。
这时候虽然杨宇霆已被免除奉军总参议的职务，但以他的身份和资历，讲话还是有人听的，一些老派新派的人也跟着出来发表异议，这让张学良很是头疼。  

蟾宫折桂

老蒋连华北都没能真正控制得住，东北更是鞭长莫及，因此对夺人地盘一说兴趣没有那么浓厚。
尽管如此，工作还是要做的。开了几个会，说了一大通道理后，大家总算统一了思想，同意用改旗易帜来解决东北问题。
与老蒋相比，张学良这边更难。
最有意见的是跟老张打江山出来的那帮人。一听就不同意。
什么叫合资上市他们不懂，只知道老张带着他们辛辛苦苦办的企业要被别人合并了，这可是他们当年一块砖头一块砖头砌出来的，就这么没了？
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没少骂：败家子一个！
以张作相为首的老派人物主张：东北只需保境安民，并且“善处东邻”（日本），至于关内发生什么事咱们别去管它。
不过这帮老头子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好糊弄的，几句话就能把他们给“将死”：你们说不易帜，那试问北伐军来了，谁能出去挡一把？
老头子们面面相觑，都傻眼了，论指挥打仗，还是当胡子时候的那点本事，怎么干得过气势如虹的北伐联军。
见大家都不吱声了，再晓之以理就容易多了：想当年老爷子那么强悍，还不是退到关外来了，现在人家已经打到家门口，我们要是再退，就只能到大海上做渔民去了。
再继续忽悠：所谓易帜嘛，其实只是换个旗，把原来东北的旗，改挂成南京的旗，重新装修个门面，挂个新招牌，看上去是联营了，其实里面经营照旧。
听到原来是换汤不换药，老头们都不吵吵回家了。
接下来的就不那么好骗了。此人就是杨宇霆。
杨宇霆之所以要反对易帜，从根子上说，主要还是出于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 要为主子守住江山。
这种“忠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有渊源的。这里所谓的“君”并不一定是指皇帝或中央政府，也可以指地方长官。
民国史学大家吕思勉曾指出，汉代郡守里的大小公务员们，就是尊太守为君的。在他们眼里，郡机关就是自己可以倚赖的朝廷，所谓“有事为之尽忠，死则为之持服（即守孝）”是也。这跟日本幕府时代，属下武士只知有幕府将军而不知有天皇，颇为类似。
到三国时代，中央政府土崩瓦解，威信扫地，忠于“主公”的思想达到了巅峰。诸葛孔明、关二爷口口声声都要“兴复汉室”，其实“汉室”的末代皇帝汉献帝压根就没能沾着他们什么光，他们忠来忠去，忠的还是自己的主公 刘皇叔。
最有意思的是，《三国演义》走红到现在，从来也没谁觉得这二位不忠于汉献帝却忠于刘备就不算“忠”了。
当年张作霖在世时，杨宇霆最得信任，据说连私人印章都是交托给他保管的，而杨本人也素有愚忠思想。当然，他“忠”的是老张家以及他们打下的这座江山，而不是国民党或南京政府。
与只知道说易帜不好，却糊里糊涂提不出任何办法的老派人物相比，东北军中“士官系”的代表人物杨宇霆更具韬略和政治眼光。
前面说过，杨宇霆是个军政全能的人。他和奉军悍将郭松龄相比，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是两人在军事指挥和部队训练上都有一套。不同点在于，郭为人过于冲动，最后什么事都没办成，自己死得很惨不算（“枪击，曝尸三日”），还差点连累了张同学和“讲武系”的其他师生。

蟾宫折桂

奉军不是真正被北伐军打退的，而是主动撤退的，也就是说人家的实力还在，并非强弩之末。出关后，奉军占有地势之利，以逸待劳，背水一战，就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了。更严重的问题是，日本人为此发过觉书，只要南北双方打起来，哪怕是沾着东北一点边，都会给他找到借口，趁势侵入东北，这在“济南惨案”时，早已领教过一回了。
不能打，那就只有用和的办法。这个“和”可不是张老爷子提出过的那个“联合统一”，用老话来说，叫做“归顺”，所以难度不小，然而老蒋别无选择，必须一试。
派人与东北方面一接触，让他大喜过望，原来对方也正有此意。
此前的张学良曾面临着三个选择：其一，就是听日本人的话，接受日本的“保护”与“合作”，其二，既不进关，也不“归顺”，继续保持名义和事实上的独立，其三，实行改旗易帜，成为国民党这一新朝廷下面的诸侯。
第一个选择是不用考虑的。张学良晚年说，在“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当他了解到父亲之死是日本人所为时，由此就“种下了我对日本的仇恨”。显然，无论是国仇，还是家恨，都不容许他走这一条路。
第二个选择没有把握。老爸在世时，光对付一个日本人就千难万难，如果要同时抗衡国民党和日本，别说年轻且立足未稳的张学良做不到，即令老张复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权衡利弊，只有取其三。
通过改旗易帜，以“中央”来对付日本，既顺民心和天下大势，又可以把自己置于新政府的保护伞之下，有什么不好呢？
蒋张都想到一块去了，但真正要想把这件好事办成，面临的内外部压力都不小，非得花点力气不可。
先搞定内部。
老蒋在国民党内部一商量，说准备正式和张学良商定改旗易帜。没想到四巨头里面，冯头和阎头都不同意。
就光换个旗，改个名称就算啦？！地盘还是人家的，什么实际好处也没有，这怎么行呢。就应该继续进军，把东三省全都夺过来。
这两人说了半天，就没离开过地盘两个字，摆明了就是乘自己靠得近，又是北方部队，得陇望蜀，想在瓜分华北后再把东北顺手捞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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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帜不易(1)




五色旗是北洋政府的标志，蒋介石要求张学良更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但是对于“改旗易帜”，不仅日本政府竭力反对和阻挠，在东北军内部，反对的声浪也很高。
现在悬在日本首相田中心上的，是张学良在坐稳头把交椅后，究竟何去何从。至于兑现他老子的那些画饼式的协议，则还是其次了。
早在张老爷子准备退出北京时，他就面临着一个“息兵”后怎么办的问题。
统一大家都说要统一，不然无法一致对外。问题是让谁统一，讲穿了，就是谁领导谁，谁服从谁？老蒋自然是认为应该由国民党来领导老北洋。张作霖一方虽处于下风，却也言之凿凿：我是因为不想内斗才退到关外去的，不是真的就打不过你，所以不应该是让我臣服你，最好的办法是能联合统一，和平解决内争，大家平起平坐，谁也不欺负谁。
争来争去，意见最后都集中到一个旗帜问题上去了。张作霖希望能保留原先北洋做老大时的五色旗，蒋介石则坚持要换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民国时代的这南北两大冤家，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号召，老北洋拿发扬国粹作掩护，看起来一新一旧，究其实，却都跳不出吾国最古老的朝代更替的历史循环。
老祖宗告诉我们，自古以来，皇帝只有一个，所谓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容他人鼾睡。
国民党既然要坐天下，当老大，那就只有委屈北洋的最后一根独苗 奉系做小弟了。
旗帜问题很重要，哪怕只是一个名分，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态度历来坚持，所以直到张作霖离京，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在奉军陆续撤往关外，特别是张作霖命丧皇姑屯后，国民党内部也曾有人提出，东北刚失领导中心，士气又处于涣散之中，此时正是进兵关外，一举削平奉系，永除后患的绝佳时候。
然而老蒋自己就把这个提议给否决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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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与老帅八拜结交的资历，又有平叛立功的业绩，还不会为难兄弟们，这样的人，不选他，选谁？
在会议召开前，已经有人把总司令军服送到了张作相府上。
但是张作相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进入会场后，他手捧那套保安总司令的军服，把它放在了张学良面前。
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人人面面相觑。小张本人也手足无措，连忙站起来表示自己太年轻，各方面经验不足，还是敦请老叔（张学良对张作相以叔伯辈相称）统管东三省军政大权为好。
当着众人的面，张作相声泪俱下，动了真感情：老帅在世时，经常要我关照汉卿，我如就任此职，无颜面对九泉之下的老帅。汉卿年轻有为，子承父业名正言顺，大敌当前不能再拖了。
这些话入情入理，真是说到小张心坎里去了，一时间既感动又激动。
对会议的选举结果和任命，张作相表示实难从命，理由是要赶回锦州给母亲办丧事（“作相不孝，家母归天，作相随即赴锦治母丧”）。
一个多星期后，即民国十七年（1928年）7月，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推翻举手表决的方法，改用选票推举，结果张学良顺利当选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 实践出真知，谁说二者不可得兼的。
毫无疑问，在时年二十七岁的少帅走上红地毯的那一刻，他心里一定充满了对那个被他称为老叔的人的无限感激之情。
大家没有看错，这确实是一个天底下少见的忠实厚道之人。
当东北王的桂冠向他招手时，他毅然选择了放弃，只为了一句承诺：老帅在世时，我答应老帅要关照汉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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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大逆转




此时，张学良的心一定已经悲凉到了极点，但他只能选择被动接受，此外没有其它任何办法。
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就要新鲜出炉了，这个人却不是他。
就在这时，历史的天秤又一次发生了惊人的逆转，一个人忽然出现在会场门口，并引起了一片惊呼声。
此人身着孝袍，腰系麻绳，脚蹬麻鞋，不像是开会来的，倒像是奔丧来的。
张学良人生中第二个贵人来了！
张作相，时任吉林省督军兼省长，老派代表人物之一，曾担任奉军第二军军长，是张学良的顶头上司。
听名字，你可能会认为他与张作霖有什么亲戚关系。其实不是，两人同姓纯属巧合。尽管不是血缘上的亲戚，但这两人绝对有过命的交情。历史上，张作霖两次结盟，张作相均榜上有名。
张作相之所以能“众望归一”，说得直白一点，是因为只有他才是当时各派均能接受的人物。
郭鬼子造反，十万精锐直逼奉天，形势危如累卵，幸亏他和吴俊升两人拼死护主，才转危为安。此事不仅使老张感慨系之，认为关键时候还是几个老兄弟最忠心，而且为他自己在老派中赢得了信任。
郭部兵败，除处决郭鬼子外，老张气恼之下，还准备将叛乱将领一律处死。幸亏张作相以平叛功臣之身再三苦谏，才保住了他们的性命。
郭老师闹事，小张同学自然不能免责，用老张的话说，自己儿子“信任郭鬼子已经胜过信任他老子”了。按照老张的性格，死罪虽可免（总要有人接班），活罪却难逃，也是张作相充分发挥好人做到底精神，使尽浑身解数，做工作，说好话，总算让小张得以全身而退。
无论老派还是新派，对张作相只有两个字的评价：厚道，三个字的评价：真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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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会场上“适时”地出现了一份《大元帅遗嘱》：
我在回来的路上不幸挨了炸，现在快不行了（“今病势已驾，殆朝暮人间矣”）。我成人当兵后就发誓要以生命报效国家，所以早就不怕死了，现在我已经五十四岁了，死了倒也没什么，就是还没完成我的救国志向（“惟是救国之志未遂”），太遗憾了。现在我把守卫治理奉天的重任，交给我儿子张学良，你们要帮我多料理他。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这绝不是张老爷子的语调，倒是很像孙老爷子（孙中山）的绝笔。如果老张当时还能撑着立下断气遗嘱，绝不至于这么假文酸醋，他只会说：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老子今天是过不了这一关了，弟兄们带着小六子好好干吧
杨参议到底做过秀才，愣是无中生有地把老张打扮成了个文化人。
“假遗嘱”的前段部分明显是在应付差事，任何一个当过兵的人死翘了以后都可以加以套用（只需修改一下死亡时的岁数）。
实质体现在后面那句话：守卫治理奉天。
摆明这是个地方官，没有谁做了省长还兼国家主席的道理，所以这就意味着小六子的东三省总司令肯定是当不成了。
这就是杨宇霆和会议参加者们准备留给张学良的面子。
有人说，这份《大元帅遗嘱》是杨宇霆之流违背张学良意愿偷偷炮制出来的。
违背张学良意愿，这可能是事实。因为他并没有明确主动地表示过不想继任掌门。但“偷偷”就谈不上了。毕竟事关重大，大帅没来得及留遗嘱这件事在内部知情人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如果这份假遗嘱不是得到了与会的大多数人（包括张学良）同意，谁敢再重新捏造一份出来并当众宣读？
就像任何一次颁奖一样，安慰奖总是放在最前面的。
大家都把期待的眼神投向了杨宇霆，等着他宣布那个特等大奖的获得者。
谜底随即揭开，果然是他！
会议主持人随后提出表决，一切毫无悬念，因为赞成的人远远超过半数。
但是人们发现，偏偏这个人没有到场。立刻有未举手的人提出，鉴于被选举人本人不在场，这样推举有欠妥当，不合规矩。
杨参议不愧是官场老手，回答从容不迫：本人不在而推举甚多，说明众望归一。
再没有任何异议。
主持人当场宣布：选举结果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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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争暗斗




东三省议会联合会的核心是出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人选名单。
此前，这个保安总司令的头衔是属于张作霖的。也就是说，谁当了这个总司令，谁就真正继承了老帅的衣钵。
事实上，在会议前，各派经过明争暗斗、相互妥协后，已基本内定了总司令人选。
会议只是走个过场而已。只有不明真相的少数人需要猜谜。
不过谜底很快就要揭开。
我可以告诉诸位的是：这个人绝不是张学良。
因为皇姑屯事件是个猝发事件，张作霖中招后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昏迷状态，几乎什么都没交待。他身前也未指定任何人接班。毕竟帝制早已废除，共和也已实行多年，虽然子继父业趋势十分明显，但不到那一步，谁也不好意思把话说得过于明白。
老张在世，小张承继大统自然毫无悬念。但现在老张不在了，大家都得继续端碗吃饭，谁能保证自己这碗饭继续吃香吃好，就得好好惦量惦量了。
别怪世态炎凉，只能说人性本来如此。
杨宇霆认为，小张肩膀尚显稚嫩，恐怕暂时很难胜任老张留下的这副担子。
不是他一个人这样想，相当多的人都作如是观，特别是在平定郭松龄一役之后。
接着，杨先生又把自己给排除了。他有自知之明，既然是“小诸葛”，角色定位就是辅佐型的能臣，在心理上就没有“登大宝”的准备和打算。
更何况，他也知道这么多年来，自己在朝野上下树敌颇多，即使有这想法，成功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
他需要提出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名单。
在宣布这一名单之前，这位大管家也充分考虑到了小主人的情绪和心理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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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杨先生也有缺点，而这个缺点后来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那就是与处理军政方面的能力相比，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似乎要差一点。
往好了说叫做对人严厉，往坏里讲就叫心胸狭窄，总之人缘很不好。当然这也与奉军内部派系太多，关系太复杂有关。
奉军里面，随着历史的沿革，粗粗一分就可以分成两派：老派和新派。
以跟随老张打江山出来的老兄弟为一派，称为老派，代表人物是张作相、吴俊升、张景惠、汤玉麟这些人。他们大多属于草莽英雄，早年打打游击劫劫粮草还凑合，下了山后打正规战就不那么灵光了。
除了老派，就是新派。但新派内同样还能分出三六九等。
一派称为“士官系”，军官大多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代表人物为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一派称为“讲武系”，汇集了东北讲武学堂的精英，代表人物就是郭松龄，其背后实际支持者为张学良。
杨先生的做事原则是对事不对人，除了老帅，哪门哪派都敢招呼。
这是一个牛人：我是孔明，我怕谁？
作为新派的杨宇霆曾利用“整军经武”的机会，大胆树立新派，把老派人物都排挤在外。毫无疑问，老派人可都不是吃干饭的，这梁子算结下了。
同是军校出来的，作为海龟的“士官系”与土鳖“讲武系”素来明争暗斗，隔阂很深，到“讲武系”的郭松龄搞叛乱被捕后，“士官系”的盟主杨宇霆又以总参议的身份下达了对他的处决令（其实就是他不下，老板张作霖也会逼着他下），这可就把“讲武系”全给得罪光了。
就连“士官系”内部也有一些人对他不满意，认为他性情高傲，喜欢高高在上，颐指气使。
怪来怪去，什么都不怪，就怪奉军里山头太多，庙不算挺大神仙却不少。要想在这个蜘蛛网里做老好人，除非什么都不干，做个真正的和稀泥的老油条。
偏偏杨宇霆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换老板的时候，大家也很想把这个过于严厉的管家一并换下去。
可是现在局面如此诡异，遍观东北军政各界，除了他杨某人，没人能压得住阵脚。于是，人们只好又把他推到台前，由他来主持这个对于东北命运来说极其重要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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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雷轰顶，万箭穿心，心如刀割，这些都能用来描述当时小张的心情。
但我觉得，在巨大的悲痛和震惊过后，留在小张脑海里的，更多的恐怕还是一种茫然和无所适从。
毕竟事件太突然了，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不管怎样，还是回去再说吧。
治安恶化到这个地步，不化装是不行了。
想来想去，现在只有当兵的最安全，而当兵的里面，又只有伙夫最不引人注意。于是小张乘着天色昏暗，剃了头（只有长官才留长发），带上饭勺，扛着大锅，在几名得力卫士的保护下，混在撤退士兵中间，坐上闷罐车就回了奉天。
在那里，他将接受一场严峻的考验，并迎来他人生中的第二位贵人。
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大帅走后，必须有人主持大局。
在此背景下，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召开了。
会议主持人是一直担任奉军总参议（相当于总参谋长）的杨宇霆。
如果说郭松龄是奉军中不可多得的军事干才，那么这位杨先生就是奉军中首屈一指的军政两用人才。
人送杨宇霆绰号：小诸葛。
请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么一个名号。虽然平时我们给别人起外号往往是件不礼貌且不受欢迎的事，但“小诸葛”绝对是个例外。
根据历史记载，真实的诸葛孔明其实未必如《三国演义》和传说中那样英明神武。但经过人们几千年来的演绎和想像，这个形象已被大大神化，成了上知天文地理，下懂鸡毛蒜皮的世纪完人和超级偶像。
能被人冠以诸葛称谓（哪怕是小诸葛），就表明这个人本身也有点接近神人了。我只知道，要论有影响的人物，在此之前，湖南的左宗棠算一个，在此之后，只有广西的白崇禧获得过这一光荣称号。
杨宇霆，少年时即有过目成诵之才，十六岁考中秀才，废科举后，入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是奉系高层中绝无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士官系”的代表人物。
此人有宰相之才，善于军事政治两手抓，是老帅张作霖生前最为器重和仰仗的“大管家”。张作霖时代，台前是老张在指点江山，幕后却是他杨先生在出谋划策。
在任期间，大管家忙着帮老板搞装修，创家俱，可谓劳苦功高，成绩突出。简单收集一下，至少包括以下“四大件”：制定田赋制度、修筑战备公路、督办兵工厂、创建东北海军。
定田赋，钱有了；修公路，路有了；办工厂，枪有了；建海军，水路优势也有了。
所谓高手一亮招，便知有没有。四件不多，但件件抓到了点子，捏住了要害，远虑近忧，一网打尽。
若论治军理政和战略眼光，其人超出郭松龄远甚，可算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第一人！
老张在选贤任能方面是从来不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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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当如孙仲谋。自己再英雄一世也有尽头，只有接班人长能耐了，自己以后睡觉才能睡得踏实安稳。
可惜张学良的过分纵容与信任反而害了自己的老师，郭鬼子翅膀硬了，他要取代自己的老板，由自己来当主角唱大戏，结果被更会唱戏的张老板把性命都给开掉了。
对郭松龄，张作霖可谓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因为他认为，自己除了老婆之外，什么都给了对方，连今后将要继位的儿子都托付给他，实际居于太师之位，而郭却迫不及待，恩将仇报，竟然要取自己“主公”的性命，那还了得。
少了郭松龄这个生命中的贵人兼导师，张学良从此就难了。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以搞定的困境（包括“九一八”），他都会喃喃自语：要是郭松龄在，就好了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大帅府内对于张作霖的去世一直密而不宣。
有时候一个人活着与否，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私事，而是关系无数人升沉祸福的公事。
人们从大帅府的公告中了解到，“大帅”只是在爆炸中受了点轻伤，现在安然无恙。不仅能吃能喝能听小曲，隔三岔五还要应小报的要求，在八卦新闻版登张生活照什么的。
轻松和假像只能用于表面维持，大帅府的人其实早已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在等待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仍留在关内的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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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打出头鸟，这个规律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郭老师一走红，便引来红眼病无数。周围闲言碎语不断，说郭某人的部队，军纪当然是好，可是好看并不一定中用，真打起仗未必能行。（“异口同音，谓公所练之军队，纪律虽佳，未必善战。”）
很快，郭老师就用战场实绩说话了。在直奉历次战争中，郭松龄的第八旅战斗力之强，不仅令老派人马瞪目结舌，就连同为新派的“士官系”也刮目相看。
老师照应学生是理所应当的。张学良当时带的第三旅，经常和第八旅一起作战，甚至被混在一起，统称为“三八”旅。
“三八”旅打了胜仗，大家心里都明白郭松龄功劳很大，但就是没人肯说郭老师好，都夸张公子用兵有方。
理由非常简单：嫉妒加拍马屁 嫉妒郭松龄，拍张家父子的马屁。
“三八”旅打得好，长官就升得快。张学良不久就因功而由少将晋升为中将，成为第三军团军团长。
不管别人怎么吹捧，小张自己还是拎得清的。他对郭老师十分器重，有时甚至到了纵容的地步。
民国十一年（1922年），奉军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败北。老张当时很郁闷，不知如何才能走出困境。这时，张学良及时献上了“整军经武”方案，即重新改良和整顿军队一揽子计划。
老张虽然是胡子出身，却阅历丰富，非等闲之辈，马上大加称赞并予以采纳。
经过“整军经武”，奉军力量大大增强，成为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得以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上，“整军经武”的很大一部分智慧都来自于奉军中的高手 郭松龄和杨宇霆。
对于郭松龄来说，“整军经武”是奠定他地位和实力的一个新起点。师徒俩从东北讲武学堂中提拔和重用了一大批年青军官，形成了在奉军中有一定影响力的“讲武系”。
这个门派挂的是小张的牌子，实际掌门人却是已由郭老师转变而来的郭将军。
儿子有进步，老子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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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诸葛杨宇霆(1)




对于继位者，张作霖生前未留任何遗嘱。围绕这个宝座的归属，东北军政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小诸葛”杨宇霆主持会议，公布了所谓的“遗嘱”，但“东北军总司令”却不是张学良。名单上的人选究竟是谁，张学良又是如何最终上位的？
东北的平静绝非偶然，它缘自于一位新人已挂上帅印。
张学良，字汉卿，一般人称他为“小六子”，其实是喊他的乳名，并非指他排行老六。
老张除了在外面英雄一世外，在家里的业绩也堪称优良，共有八子六女，十四个孩子。张学良是长子。
小张十九岁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训练，第二年即毕业入伍。作为东北第一公子，当然不可能屈尊去当兵，而是直接担任了老张卫队的上校旅长。在乃父光辉的照耀下，小张肩上的牌牌是以火箭速度更换的，短短几年，就升为了东北第三混成旅旅长，授少将衔。
在从军到接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小张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当然旁边也少不了有人辅佐，或者说是贵人相助。
张学良人生中的第一个大贵人自然非郭松龄莫属。郭是东北讲武学堂的教官，长得人高马大，得了个外号“郭鬼子”。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师生情谊十分深厚。后来郭鬼子被张作霖抓住要杀头的时候，张学良还曾想方设法要通过送老师出国的办法予以搭救。
人都说小张敬师如父，有情有义，孰不知除师生情之外，小张实际对郭老师也依赖甚深。
郭松龄不仅是位优秀的军事教育工作者，真实战场上也一样不含糊。他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军校教官，一跃成为奉军中的主要将领，虽不排除小张在老子耳边经常吹风说好话的因素，其自身才能突出也是主要原因。
当时奉军中的大小军官多为胡子出身的老派人物，打仗就知道拼命往前冲，根本不知道什么练兵方法、指挥艺术，属于一帮典型的不懂科学的大老粗。
郭松龄不一样，他训练得法，自成体系，经其一手带出来的部队不仅技战术动作娴熟，而且纪律严明，成绩冠于全军。

蟾宫折桂

回国后，几个狂人为了将这玩意真正宣传发动起来，就成立了二叶会。后来很出名的土肥原、板垣征四郎都是里面的铁杆成员。
这么催人奋进的组织，一贯以愤青形象示人的河本自然不会落下。特别是他对制造皇姑屯事件一直自鸣得意，不在二叶会里吹吹简直就太对不起自己了。
吹来吹去，会友们都知道了。事情随后又传到了参谋本部耳朵里：皇姑屯事件原来是关东军弄出来的。
田中首相虽然不是二叶会成员，却是陆军里出来的，还在参谋本部干过，有的二叶会会员就是他曾经的战友。他当然也没有不知道的道理。
偏偏这时候，天皇召见了。
走在路上，田中遇到了元老西园寺公望。四顾无人，他就给西园寺咬了耳朵，说皇姑屯这件事十有八九是日本军人干的。
西园寺的脸马上就扳了起来：要真是这样，你可要严惩不贷啊，否则国家还有什么纲纪可言。
等田中进了宫，裕仁果然没放过皇姑屯事件，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政府出面让人干的。
田中赶紧矢口否认：政府哪能那么弱智啊，新人还没挑出来就把旧人给宰了。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的，便把他知道的情况都一五一十地捅给了天皇。
天皇听完汇报也来火了，这不是典型的不把政府当干部吗，这么大的一件事，不请示领导就给办了，以后还怎么得了。
这事一定得处理。
有西园寺支持，田中就当着天皇的面信誓旦旦地做出了保证：对此等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决不姑息，不把那个叫河本的混蛋送上军事法庭，老夫这首相就算白干了。
但等他到了国会一看，才发现事情远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政府的反对党不用说，当头一炮，指责政府在“满洲某重大事件”（大家当然心知肚明是什么事件）中充当了谋杀犯的黑后台。
你们也太过分太愚蠢了，这种干法，以后还怎么跟中国人打交道？
田中汗下来了，他意识到，这些人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打“黑”是假，倒阁是真。
军部（在日本陆军中，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统称军部）在听说政府准备在军队中进行事件的调查时，更是大为不满。他们认为，关东军干得没错，本来维护“满洲权益”就是日本的国策，你们政府肚子里不也在打这个主意吗，哦，现在天皇发了话，就想把我们军人踢出来当替罪羊，真是岂有此理。
可怜的田中一时骑虎难下。调查看来是进行不下去了，别说查别人，自己反而还要引火烧身哩。
这下完了。老板那里话也说过，牛也吹过，现在倒把自己逼上了独木桥。
这老头子也真够犯贱，实在不行你就回家装孙子算了。他不，他还跑回皇宫跟天皇纠正：前面我说的全部收回，这事跟我国军人没半点关系，还是中国人他们自己干的。
裕仁当时就愣在那里了：怎么着，把我当猴耍哪，一会这个，一会那个。当着这个老糊涂的面，又不便发作，只好挥了挥手，让他滚蛋了。
不管怎样，日本军政各界对皇姑屯事件之后的东北局面还是有所期待的。那就是随着老张这个“大头目”升天后，一定会出现大乱，然后由他们派兵干涉，从中混水摸鱼，实现“大治”。
但事与愿违，满洲风平浪静，奉军严整以待，日方没有任何空子可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