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归隐宋朝 于 2013-2-7 22:06 编辑
先从佛教说起吧。佛家有四法印之说。所谓四法印（也有说三法印的，其中少了诸漏皆苦），其实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见于《杂阿含经》。佛经阿含部有四部经：《杂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增一阿含经》。
所谓法印，就是佛法的印记，或说是佛教的证据。所以，中国佛教也以此来作为判断佛教经典真伪的一个依据。实际上，四法印是北传佛教的说法，南传佛教都持三法引之说，南传佛教不承认《增一阿含经》为佛教经典，所以，诸漏皆苦一条就去掉了，因为《杂阿含经》里只说“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寂静”。北传佛教主要是指中国大部分地区朝鲜日本等地佛教，基本持大乘教，南传佛教就是泰国缅甸及中国西南傣族居住区等地的佛教，基本持小乘教。藏传佛教也属于北传佛教，所以也就持四法印之说。
佛法的基本教义有四法印、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无蕴论。所谓四谛，就是苦谛（人生的痛苦），集谛（人生苦恼的原因），灭谛（断除痛苦，达至涅槃的最高境界），道谛（进入涅槃的方法）。道谛，也就是达至涅槃的方法，就必须要循八正道：正见（正确的见解），正思维，正语，正业（业意为行为），正命（正确的职业和生活），正精进（正确的修为），正念（对四谛的正确忆念），正定（正确的禅定）。因此，所谓正见，是正确的见解。佛教的各种经典理论，都被视为正见。当然，其中小乘大乘因为对原始佛教经典的理解不同，其正见也会有冲突。比如对于法我二执（认为我是实有的是我执，世上现象是实有的是法执）。
小乘以为我是虚幻的，但法体恒有，也就是所谓法执。而大乘认为“法我二空”，也就是我是虚幻的，法（现象）也是虚幻的。同样，在大乘的中观宗和维识宗之间，也各有不同的“正见”：藏传佛教以及汉传佛教的华严宗，天台宗，包括禅宗等，都认为创始于龙树的中观性空为佛教的最高正见，所谓的空宗。简单说就是一切皆空，所有都是因缘（万物相对依存，共生共灭），假名（假借的概念或说是名相）,无自性（没有不变的实体和自性）。而源自无著菩萨，世亲菩萨等的瑜伽行派的唯识宗认为，什么都是空，但世界上所有的现象是由人的“识”的转变而显现出来的，识有“八识”，万法唯识，称为有宗，因为承认了思的存在。西方哲学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与此类似。唐僧玄奘就是唯识宗的集大成者。瑜伽行派还发展起了因明学说，也就是逻辑学。因此，唯识宗看起来更有现在哲学意义上的逻辑思辩因素。故，近代的欧阳竟无，熊十力等都宣称佛学不能等同于佛教，佛学就是哲学，其立足点就是唯识宗。
说起来有意思，佛学里，藏传佛学看不起中土佛学，更看不起禅宗，虽然禅宗与藏传佛教同属中观派。据说以前禅宗有个大师去西藏和藏传佛教辩论，结果输了，自此，藏传佛学界把中原的佛学都看低一等。
但其实，佛教传到中国，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中土佛教已经不是印度佛教的原来面貌了，这大概也是藏传佛教看不起中土佛教的一个原因吧。佛教在印度已经式微了，而在中国经久不衰，是有深刻原因。
佛教在隋晋时进入中国，可以说是正逢其时，因为正好碰上魏晋清谈风起，而彼时的玄学与佛学正好有契合之处。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玄学的缘起。玄学中心在于辩论“有”“无”问题，“言”“意”问题，名教和自然的问题，与佛教的空，有，法，相等都有暗合之处。特别是玄学的自然主义和精神超越，与佛教的出世有很多相似。可以说，魏晋玄学为佛教的进入打下了基础，而道家的精神财富很多又为在中国的佛学所用（似乎冯友兰说过，中国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我也慎用），道家的很多概念被佛经的翻译者用到了佛学经典中。其实，佛学进入中国，真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利。其他宗教就没那么幸运，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象稍后在唐朝进入的景教，也就是基督教涅斯多留派就没这么幸运。虽然象著名的将领郭子仪，坚决不纳小妾的房玄龄都是基督徒（传说中的吃醋典故恐怕不实，不纳小妾实是因为基督教教义不许），但基督教没在唐朝时传播开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因为与中土习俗相抵，而是有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没有在中土象佛教那样找到一个对应的文化形式：理论上的，概念上的，文字上的。景教甚至只能把上帝翻译成佛，很多概念也不知道怎么翻译过来；还有琐罗亚斯德教，也称祆教或是拜火教，进入中国其实很早，周朝末年时已经通过犬戎对中原文化有影响，但终究，其教义与中原文化有抵触，所以，也难融入中原主流文化中，最后的变种白莲教，更是被视为异端，惨遭镇压。
中国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中，讲究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正名是仁义礼智信的基础，正名的背后是要纲常有序，是要等级严明。而道家则从道法自然出发，认为“名可名，非常名”，自然永恒，而名只不过是人为的，因而，可以为人所“名”的自然中存在的东西，是永恒的，而人所赋予的那个符号“名”，却不会永恒不变。儒家从没有对世界和人的存在产生过质疑，认为这一切都是实有的，所以，对一切要予以正名，以此理清其中高低远近。格物可以致知，名正可以言顺，其政治和伦理的理想也就是秩序，让世界有条不紊；而道家认为自然本就有其自己的秩序，人为的秩序是因为人自己弄乱了那种秩序而不得已之为，所以，“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自然地，道家主张效法自然，顺道而为，而天下万物本生于无，无是有（万物）的本来面目，无为也就是恢复自然本来面目的一种尝试。
儒家的关于名的种种，被汉朝的董仲舒发展成了“名教”，定名分以教化天下。到了魏晋时期，王弼通过重新解读《易经》《老子》，提出“贵无”思想，凡有皆始于无；郭象提出“独化论”，认为世界是产生于本无差别的无言无意之域的混沌境界，所谓的玄冥之境，郭象的理论已经是高度抽象化了；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和自然的争论，归结到“有”“无”之争，并从而发展起了玄学清谈的抽象思维形式。
佛教这时候进入，佛教般若学的出世主义与玄学强调的自然主义和精神超越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佛学早期为顺应中国本土文化，也是以清谈的面目出现，并明显在论辩中占了上风。打个比方说吧，儒家学说就象是要把一个屋子里的东西整理得有序；道家说，那些东西都出自无，不用那么刻意，这个屋子里的东西从产生到存在，都有其与生俱来的的“道”，只要顺着这个“道”并和那些东西合为一体，就可以无为，不用那么操劳；而佛家说，不用说那些东西是从无而来，本身就是虚幻的，连那个屋子也是个幻影，不是实在的，是空。儒家说有，道家说没有，佛家说没有“没有”，并且，连没有“没有”最后都无法说，因为既然是空，那么，一旦说没有“没有”，那就要接着说没有“没有‘没有’”，那就永远无法空。语言在此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不说吧，解释不了；说吧，就扰动了那种空境。佛祖拈花，伽叶只能微笑。
佛教的进入，带来了一种新的思维角度，也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比如，五行学说在中原盛行，而五行学说的根本，在试图揭示物质本有的属性，那就是说，凡物皆有自性，而佛学说，无自性。儒家说，正名，道家说，名可名但非常名，而佛家说，名是假名，金刚经里说“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则非世界，是名世界”，世界本来是空，用个名字来说，只是假借个符号来说事，真以为世界实有，那就是妄执。这种思维角度，是中原文化以前没有的。
大乘佛学有两个基本潮流，一个是中观般若理论，另一个是瑜伽唯识理论。中观般若的般若，也就是摩诃般若，大智慧，是明了一切洞见一切的大智慧。而这个大智慧，是心的灵动，是无影无踪稍纵即逝的。《金刚经》里说，“诸相非相”，也就是说，一切现象都不是真实的实有的，“离一切相即佛”，所以这个智慧不是思考事物的现象本质，因为世界没有本质，有本质就是执有，一切，包括佛法本身在内，都是因缘，也就是互相依存的共生共灭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假合。一切事物都是因缘的假合。在这种假合中，人的知识其实都是不可靠的，只有智，才能帮你进入涅槃。禅宗的顿悟，其实是中观般若学在中国的发展，禅宗六祖就是大字一个不识的文盲。而这种重视“智”轻视“知”，却与中国文化的知见相矛盾。儒家讲格物致知以达到平天下的目的，三十而立是知途，四十不惑是知事，五十知天命是知理，六十耳顺是知人，七十从心所欲是知“道”，以知来达成人生的理想。也因此，要学而不倦。古希腊也有相似的观点，苏格拉底就认为，知识是最高的善。而佛学却讲智，讲因智而有的“悟”，这是很大的不同。
五行理论讲事物有相生相克的属性，知道这些，就能把握世界的发展规律。因此，中国文化崇尚“求道”：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文化中的人讲“求”：求道，求学，求教，直至求官，求名，求利。而在佛家看来，那一切都是因缘假合，求不来的，有了那是因缘际会，没了也是因为无缘。佛教进入中国后，已经大变样了。净土宗的创立者善导将世亲菩萨的《往生论》发扬光大，把称名念佛称为正业，把读经礼拜称为助业。结果，念一声阿弥陀佛就能去往生净土，而实际上，这却有违原始佛教教义，也是一种执，佛教本就戒执着。而中国信众却信以为真，“求”念泛滥。愚以为，现在庙里烧香拜佛看起来最虔诚的，却是最贪的，皆是求福求财，求官求子，无事不登三宝殿。
佛家本不讲偶像崇拜，而算命求签，那其实本是中国阴阳家的招数，是不入流的方士的方术，却登了大堂。佛祖看了，怕也是要哭笑不得了。对佛像鼎礼膜拜，我看是源自殷商的祖宗神崇拜情结。以此嫁接到礼佛上，有点不伦不类。呵呵，不说了，再说下去有点对祖宗不敬，对佛不敬了。
儒家文化讲等级，讲礼制，讲尊卑。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是为了更上一层楼。而佛家讲众生平等。这个众生，不光是讲人，是讲一切生命。所以不光不能杀人，还不能杀生。西方动物保护主义兴起说明了开始有了这个观念，由此看来，佛家早了两千年。而西方社会的民主，其实是有基督教的源头的。基督教讲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这个平等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信，信上帝，因信称义。教内一家亲，而对于异教徒，以前则是连人道都不给予的。所以，西方社会的双重标准，有其内在的根源。那个民主，也是有限的民主，是一个集体的内部民主，而不是普世性的。佛家的这个平等，则是无条件的。
基督教讲人的原罪，这个原罪是人抹不去的与生俱来的，伴随着这种原罪，是人的负罪感。在基督教中，这种负罪感人是自己不能解脱的，只有依靠上帝，人才能赎罪。也就是说，人是不能自己实行对自身的救赎。在这种负罪感中发展起的，是一种工具理性，作为上帝的工具，去改造世界，去行善，去宣扬上帝的正义，即便是爱世人，也是要以上帝的名义，否则就是一种华丽的罪恶。而佛教讲人的苦，这个苦不是因为人的有罪，是因为妄执，执着于妄念。所以人是可怜的，要给予慈悲。给予快乐就是慈，拔除苦恼就是悲。在这种慈悲中发展起的，是一种宽容心，让人自己能从这种苦中解脱出来，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也就是说，人不用靠谁，能自己解救自己。所以，禅宗说：自性迷，佛也是是众生，自性悟，众生就是佛。佛并没有基督教上帝的那种威严，而只是一种境界的象征。禅宗可以说逢佛杀佛。这种自我解脱之说，与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恻隐之心相结合，使得中国文化有一种理念，就是在包容中的和谐，人改造周围的环境，是为了达到天人合一，让自己精神超越于肉体之上。这样，在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方面，基督教中，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人为了自己的救赎，可以各尽所能自由发挥，只要凭着上帝的名义；而佛教中，特别是大乘佛教，不光要渡己，还要普渡众生，再加上中国文化的宗亲因素，更容易使人对所在的集体有强烈的归属感，把集体当家，把国家当成一个家族，并期望能在这个集体中，与众共渡。哎，这个话题可以说很多，打住了。
此外，中国本土文化，包括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都要追求真理。而在佛家那里，没有真理，一切是因缘假合，诸相非相，诸名非名，大智慧摩诃般若不是为了洞见真理，而是让人入寂静的涅槃。这种对洞见一切的智的追求，在中国的文学艺术方面尤其表现得出色。诗歌讲境界，文章讲意在言外，绘画，特别是王维以后的文人画讲妙趣神韵，都是这种智的表现，当然，不可否认，这里有许多是本土文化因素，但佛学的进入，不可谓影响不深。
玄奘创立的唯识宗，也叫法相宗，源自大乘瑜伽行派。大乘瑜伽行派发挥了古印度的逻辑学，发展起了因明学说。这种逻辑方法在玄奘创立唯识宗后相当一段时间没能对中国文化产生直接的巨大影响，但在近代却颇受重视。因明学说没能早点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有点让人可惜。不然，中国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该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玄奘的唯识宗也是大乘的有宗一派。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简单点说，就是世界本是空，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相，现象，是因为人们的识。笛卡儿的我思故我与此相似。而其对三类八识的深究，却与西方精神分析学的一些东西有暗合之处。维识宗的很多东西，已经是对人的认识本身进行研究，也因此，欧阳竞无等认为佛学不能等同于佛教，是哲学。而从理论体系看，佛学似乎难达到西方哲学体系的标准，但从思想性看，佛学中的许多思想，有些却是走在西方思想的前面了。包括对存在的认识，对认识能力的认识，对语言的认识。有兴趣的可以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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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3-2-7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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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14 1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