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花园口--抗战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失败的匈奴

1938年蒋介石为了阻遏日军的进攻锋芒，在花园口决堤放水，致使黄河改道南流，豫皖苏三省数十县（市）受灾，这就是在历史上饱受争议“花园口事件”。

此事件已过去70多年，但仍有些问题被大家争论不休，比如国民政府是早有打算还是仓促决定？决堤前是否有疏散百姓？洪水到底有多严重？花园口决堤给日军造成了多大麻烦？

今天让我们在一组资料之后，也讨论下，花园口决堤是功不可没还是收效甚微。

冷血箭

请勿对号入座

一口田

请文明评论

冷血箭

对那些SB和汉奸，我只有一个动作，。  呸

五石之瓠

冷血箭 发表于 2013-4-26 20:08
任何时候，任何状况下，不顾民众死活的行为，都是罪恶。粉饰辩解掩盖不了其罪行。

   汪精卫、殷汝耕、王揖唐没有那样的“罪行”

冷血箭

任何时候，任何状况下，不顾民众死活的行为，都是罪恶。粉饰辩解掩盖不了其罪行。

五石之瓠

汉唐魂 发表于 2013-4-24 08:05
鬼子自然是罪魁祸首，不过国民政府难逃其咎，政府的责任是保境安民，而不是损民以为政府。

牺牲物资， ...

70年后喊口号比打“死老虎”还安全{:soso_e120:}

五石之瓠

色妞妞 发表于 2013-4-24 12:17
我也同意五石兄的客观说法。
当时战场，也非今日我们坐在电脑前就能想像的。

{:soso_e183:}

五石之瓠

冷血箭 发表于 2013-4-24 21:23
去看看，黄泛区地方志，看后再闭着眼睛说……。我是河南人，灾民后代，我诅咒任何粉饰这个事件的人，不顾百 ...

   没有人可以“粉饰”历史，只能进行相对客观的分析，既不一味颂扬，也不能一味贬斥{:soso_e181:}

冷血箭

去看看，黄泛区地方志，看后再闭着眼睛说……。我是河南人，灾民后代，我诅咒任何粉饰这个事件的人，不顾百姓死活的行为，必被百姓唾弃。

汉唐魂

五石之瓠 发表于 2013-4-23 18:12
1938年6月，35万日军集结徐州地区，准备与国军决战，妄图消灭国军精锐，逼迫国民政府投降。国军刚刚 ...

鬼子自然是罪魁祸首，不过国民政府难逃其咎，政府的责任是保境安民，而不是损民以为政府。

牺牲物资，建筑，家园都可以理解，唯独牺牲人民不能。

五石之瓠

冷血箭 发表于 2013-4-23 21:21
不顾国民死活的做法，无论何时都应受到谴责，任何粉饰都掩盖不了其罪过。

依你之见当如何？

冷血箭

不顾国民死活的做法，无论何时都应受到谴责，任何粉饰都掩盖不了其罪过。

五石之瓠

汉唐魂 发表于 2013-4-23 10:01
只讲实用，不顾道德甚至人性的做法什么时候都会被诟病，反对！

     1938年6月，35万日军集结徐州地区，准备与国军决战，妄图消灭国军精锐，逼迫国民政府投降。国军刚刚经过儿庄会战，而且发现敌人意图较晚，部队也没有部署完毕，蒋介石命令军队撤出了徐州城，调整战斗部署。这时，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郑州附近，为阻止日军南下，国军决堤。当时，黄河水奔流直泻1000多公里，困住了4000多日本先头部队，及时阻止了日本军队南下，迟滞了敌人进攻时间近2个月，为我战略部署赢得了宝贵时间。           但是，在决堤放水的同时，1000多平方公里的百姓惨遭洪灾，伤亡不计其数，财产损失亦无法计算。      
    也许，把日本鬼子放进来才是真正的千古罪人，最后终于决定炸堤。这为徐州会战中消灭200000日本鬼子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失败的匈奴

2、洪水到底有多严重？


从决口处的水流情况来看，在花园口，到1938年6月下旬，花园口缺口已过百米，后经洪水不断冲刷，最宽时达1460米，口处被冲刷成13米深、250多亩的深潭。在赵口，1938年6月15日扩大到120米。就波及范围来讲，此次决堤影响范围总面积3万平方公里左右，实际受淹成灾面积1.3-1.5万平方公里，390万人外逃，淹没耕地1993.4万亩，经济损失折合银元11亿元（韩启桐、南钟万：《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第18页）。根据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统计出来的数据，黄泛区受灾人数在500万人左右。遭受洪水冲击最大的地区有44个县：河南20个，安徽18个，江苏6个，它们是黄泛的重灾区，也是迄今为止大多数的人们所知道的黄泛区。那么这些地方受到的灾害有多严重呢？

仅以河南为例，决堤两个月后的1938年8月5日，黄泛贩灾工作人员呈报郑州专员罗震的赈灾及调查报告称：“近日曾详细查调黄灾各县灾民数目，虽不十分准确，但亦无大出入。据查最重灾民（水小灾轻者不计），尉氏7万口，通许2.5万口，开封西南突出部分有5000口，扶沟7万口，西华有5万口，商水有3万口，淮阳有7万口，沈丘有6万口，共计38万口。”据河南省政府当年9月上旬的统计，该省受灾者共15县，被淹面积25909方里，财产损失法币约6300万，待赈难民122万余。
在紧靠黄河的郑县，据《沿黄溃水各县被灾报告》称：“郑县淹没计达数十里，牲畜庐舍尽付波涛，嘉禾良田悉成泽国，所有流离失所之难民，即蹲居树梢、屋脊，或其他高处。”在中牟，“中牟城西十里铺处，水流湍急，己冲刷成槽，河面约宽1500多米。黄水自中牟横漫而过，县城四面皆水，全县2/3陆沉。其中，沉没村庄7个、沉入河底后又重建的村庄40个、淹没村庄167个、被淹村庄293个。”到尉氏，“泛滥区域南北长44公里，东西宽己超过50公里，计792平方公里，全县48个联保中有42个被淹，县城四门皆进水。”据当是日军上等兵东史郎日记中所载在尉氏遇到黄水的情况是：“许多村庄和树林几乎就要被洪水淹没了。铁路的左右都是水，水流得很急。上下游水连着天，天连着水。到处都行驶着帆船。奇怪的是，水并不浑而是很清。农民撑着小船或木筏在收割露在水面上的高粱穗。电线杆在水向上也只露个头。……一个个村庄，如同孤岛，在洪水中星罗棋布。在铁路附近还没完全淹没的村庄里有农民，他们眷恋着自己出生的土地不忍离去，都呆在各家较高的地方。”到太康，涡河以西全部被淹，全县没于洪水者公1/2以上，太康县城西、北、南三面都被洪水包围，只有东门还可通行，水深有1米到4米不等。”

至于花园口决堤造成的经济损失，据韩启桐、南钟万于1948年《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提供的数字，河南因黄泛淹没土地650万亩，涸出土地267万亩，房屋毁损146万栋。安徽的情况也还不了多少，以受灾最重的阜阳县为例，据国民党阜阳县政府统计，“全县120个乡镇，80个乡镇埋于黄涛之中，最深达6米以上，淹没了268万亩土地，漂走了17万间房屋，淹死3053人，有57万人无家可归，僵卧街头，惨不忍睹”。

当时灾区老百姓生活如何呢？由于资料太多，在此仅选取《豫省灾况纪实》里一段概述的文字加以说明：“泛区居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有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荡魄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几几。幸而勉能逃出，得达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艰苦备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至于株守泛区者，更是迫于饿馑，无暇择食，每多以含毒野菜及观音粉争相充饥，草根树皮，亦被罗掘殆尽、糠粕杂食，反为上撰，饥民面目浮肿，肤肌绽裂，或便秘脱肛，伏地惨呼……，并有以树枝勾取腹粪，俾免秘结胀死。蔽体益属鹑衣百结，栖身不外野处穴居，厥状之惨，未忍卒述。因之卖儿鬻女，率缠号哭，难舍难分，更是司空见惯，而人市之价日跌，求售之数愈伙，于是寂寥泛区，荒凉惨苦，几疑非复人寰矣！”

3、到底死了多少人？
由于百姓没有及时疏散以及洪水引发的瘟疫逃荒等情况，有很多人死在了洪水中：比如据闫景文回忆说：“6月9日的晌午，忽然洪水就涌了过来。几分钟的工夫水就涨到齐腰深。没过多久，大水呼啸着冲下来，几米高的浪头跳起来，我的姑姑一家7口人眨眼间就被黄河水卷走了……”再如据1938年7月5日的《申报》（香港版）报道：“黄水肆虐，污坑遍地，蚊子多，死尸多，难民们又经常露宿在外，遂致瘟疫流行。患霍乱、伤寒、痢疾的人很多，特别是得了霍乱，上吐下泻，有的人半天时间就死去。花园口决堤不久，在黄水包围的开封就发生了霍乱，死亡者众多。”

还有一部分人因为没有及时逃出，为黄水所困，被逼迫在树上、高地、屋顶、木筏等危急地点，或者飘荡在水中，等待救援，却又在饥饿、困顿、蛇蝎咬咀和紧张、恐惧、绝望中死去。据扶沟县的一位幸存者回忆说：“黄水进村的时候，他们一家没有逃走，因为她父亲相信很快就会过去，不用大惊小怪。但为防万一，还是把值钱的东西搬到了村头高地，还有三、四家也跟着这样搬去了。出乎意料，黄水越来越大、越来越猛，结果全村被淹没，连他们聚集的这块高地也被完全包围起来。吃完了搬来的熟食，火源也用完了，只好干吃粮食，粮食吃完了，就挖高地上的野菜吃，等到野菜也吃完了，就挖土里的蚯蚓、老鼠、蝼蛄等虫子吃。望着四周黄乎乎的世界，恐惧感就直涌而来。于是，大家开始企盼能被人发现、救走。而且，无论白天晚上，谁也不敢睡觉，唯恐错过了逃走的机会。处于这种境况，人们没有语言，唯有混浊、绝望、无奈的目光有时候对碰一下，连小孩子也没话可说了。几天后，果真有当地政府派出的巡逻搜救船只发现了他们。但是，船太小，人太多，离安全地方又远，关键是他们呆的高地周围有很多大漩涡，船不敢靠近。船来船又走，大家一下子绝望了。又熬过了两天，找来了撑船高手才分批把他们接走。可是，等到了安全的地方，她的父亲忍受不了这些天的饥荒和心理折磨，没几天就去世了。”

逃出去的人也好不了多少，卖儿、卖女、卖妻子、卖壮丁，饿死、冻死、病死、被害死，比如据许守谦讲：“那时，我们住在六堡，天天软埋死人。好多死去的难民，连条盖尸的席子也没有，就被埋在荒堤上了。俺王庄村因得霍乱死绝的就有50户。加上其它原因，全村总共死了二、三百口人。邰玉堂一家6口人，他娘得了霍乱，无钱医治，死后被软埋。邰玉堂被日军抓去用刀砍死。他的大儿子被抓到日本国内做苦工，至今没有音信……”

那么因黄河决堤而死的人到底有多少呢？根据韩启桐、南钟万于1948年出版印行的《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提供的数字，从花园口决堤到1947年堵口，九年间黄泛区河南因黄泛而死亡人口有325598人，江苏死亡人数为160200人，由于安徽省并没有详细的统计数据，所以他们在书中根据河南与江苏的灾区人口死亡比例推算出安徽死亡人口在40万左右，因此他们得出黄泛共有89万人死于黄泛的结论。根据1945年12月国民政府深入豫皖苏泛区进行的灾情调查结果显示：“河南黄泛20个县截止到1944年底，共淹毙人口325037人，逃亡人口约631070人。”可见韩启桐、南钟万二人所引河南与江苏的死亡人数还是比较准确的。但他们关于安徽死亡人数的推算并不确切，因为安徽的受灾面积、受灾程度和受灾人数都比河南小，但其测算出的死亡人数却比河南死亡人数还要高8万人，这有些夸张。至于安徽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无法查实。而1938年当年因黄河决堤造成的直接死亡人数，由于当时调查环境所限，更是无法查实。

失败的匈奴

三、花园口决堤到底给豫皖苏百姓带来多大灾难？

1、决口前国军的确采取了一些疏散群众的措施，但效果不大
花园口决堤显然是经过国军长时间的权衡做出的决定。那么，国军在决口前是否采取措施疏散百姓了呢？时任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魏汝霖回忆说：“黄河决口成功……灾区人民，扶老携幼，均平安逃至平汉路豫西地带，政府分发大量救济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事实真的如此么？

不可否认，国军在决口前的确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通知了花园口和赵口附近的百姓进行疏散，比如据陈慰儒回忆：“6月1日下午往郑州长官部见程潜，程说：‘蒋委员长命令掘开黄河大堤，放出河水阻挡日寇。’我说：‘河兵都是沿岸农民，深知黄河掘堤的严重性，他们世代守堤，是不会动手掘堤的。’程潜随即说：‘那么我派军队去掘，请你们去指导。’我说：‘既然一定要掘，请先发迁移费，让堤下居民搬家。’程即批发万元，交郑州专员罗震发放。……6月2日早晨，罗震带领郑县县长全百慈发放居民迁移费，中牟县长沿贾鲁河通知两岸居民迁避。”再如唐永良回忆说：“第一战区长官部规定：每人发迁移费10元，叫农民迅速搬家。”据王果夫说：“郑州的专员和县长组织代表团到工地来慰问，并到掘口附近一些村庄发放款，每人发五元逃荒费，动员老百姓限两天内一律迁出去。下午在大堤上即看到老百姓扶老携幼大车小辆的向西逃难，一直延续到第三天上午才逃完。”

但从这些人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疏散措施的范围仅限于花园口和赵口附近的县市，与后来受灾的数十个县市相比，这些疏散措施仅仅是做作样子而已。另外，迁移费程潜仅给了“万元”，每人仅有5-10元，这点费用根本不够背井离乡的人生存，即便如此，能领到的人也极少，多数人都是在没有任何迁移费的情况下被逼着逃难的。

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疏散被大水冲走或者病饿而死。比如据唐永良回忆：“附近的农民正在打麦子。第一战区长官部规定：每人发迁移费10元，叫农民迅速搬家。但农民故土难离，谁也不肯走。”据王小秋回忆说：“开始大家还想着水不会流多长时间，等打住了黄河口，就有法生活了。全村几乎没有一人一想到要出外逃荒。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这是一场人为的灾难！后来水越来越大，两三个月后，村里人就把仅收到手的那一点点麦子给吃光了，只好出外逃荒。由于黄水很大，波浪滔天，一人们坐在船上非常危险，有许多整船的人都被恶浪打翻在黄水里，在一片呼救声中一个个被黄水夺去了生命。那凄惨的清景真个是目不忍睹。老人们不愿意离开故土留下来了。谁知亲人们刚刚前脚离去，土匪们后脚就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被抢走，连儿女们留下的一点点保命粮也被抢光。有许多老人为了护粮被土匪活活打死。七月份国民党当局曾派人到泛区来放赈，每入发给一块大洋，但在那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汪洋大水之中，一块大洋又有什么用。可是当局头一天发钱，土匪第二天就挨家挨户地搜，先问家有几口人，再要几块钱，少个角也不行，动辄就打人，许多人被打得遗体鳞伤，钱也被抢了个精光。冬天来了，留下来的老人们，连草根树皮都找不到，连冻带饿，没有一个活过来的。

失败的匈奴

二、蒋介石将决堤罪责转嫁给日军，带动了国人抗战热情
人们后来经常引用一首“当时的民谣”痛责蒋介石：“蒋介石扒开花园口，一担两筐往外走，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但实际上这首民谣在1938年出现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当时中国的宣传和舆论环境中，花园口决堤乃是日军飞机炸塌的，是让国人咬牙切齿的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之一。那么，这种移花接木的舆论是如何形成的呢？


1、决口时为防止被日军发觉，把决堤现场周围十华里以内的百姓隔离以防泄密

当时中国军队决策层很清楚，决开黄河大堤放水既可以打击敌人，但也不可避免要祸害百姓。作为紧急的军事措施，花园口决堤的真相一旦泄露，对中国的民心士气势必造成沉重打击，而且国民政府的形象和威信也会荡然无存。因此，抗战时国军对花园口决堤的真相是严格保密的。这种保密从策划决堤时就开始运作了：
在赵口决堤时，由于黄河北岸的日军时刻密切注视着南岸的中国军队，白天常常使用飞机和望远镜、夜间使用探照灯进行侦察。因此参与决堤作业的国军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在所决堤岸的内侧，构筑了必要的掩蔽部和交通壕，并设置伪装被覆等，并告诫决堤官兵在遇到日军空袭或探照时，一定要肃静沉着。在花园口决堤时，国军专门抽出一个团的兵力在附近警戒，并谎称日军将至，把决堤现场周围十华里以内的百姓隔离，以防泄密。对于下层官兵，则宣称决开黄河是为了水淹日军，并乘势歼灭之。
另一个措施是，在决堤成功时发电报将此灾难的责任推向日军。据熊先煜回忆：“第20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魏汝霖将军来花园口视察，见掘堤成功有望，和负责决堤的新8师师长蒋在珍商量，只有把决堤事嫁祸于日寇轰炸所致，才能暂时掩盖天下人之耳目。随由刘松生秘书长拟一电稿。大家过目后，待放水时发向武汉。内容是：‘上午8时，敌机3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6月9日上午花园口决堤放水后，蒋在珍将事先拟好的电报发往武汉，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随后便对全世界发布黄河大堤被日军炸毁的讯息。


2、蒋介石批示：“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

决堤当晚，程潜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特别指出：“此间己拟定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掘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1938年6月11日，蒋介石复电程潜，指示如下：“（1）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2）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3）第一线各部须与民界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人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
　　 这就为花园口决堤的对外宣传确定了基调。根据这一口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迅速展开宣传攻势，连篇累赎地宣传日军炸开黄河大堤，水淹我抗战军民。在中央社的引导下，国内各大报社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纷纷谴责日军的严重暴行。中共的《新华日报》也在6月12日发表题为“豫东战场：敌因屡犯被阻，竟决黄河大堤，黄水汹涌处庐舍荡然，敌妄图消灭我战斗力”的电文，声讨对敌暴行，号召赈济受灾同胞。《申报》（汉口版）还振振有词地详细分析了日军炸堤原因：“敌开掘黄河之企图不外：（一）冲毁我军在中牟郑州等处紧固阵地，淹没我大军。（二）将郑州开封及其以南地区造成泽国，借以掩护其侧背，俾以全力进犯武汉。（三）我豫东民众素称强悍，敌此次侵掠豫东后，均纷起抗战，故企图淹没我武装民众，以免后顾之忧。"


3、为了应付记者采访，决口部队仿造被轰炸现场，并“表演”抢险救灾

为了把戏做足，以便应对中外记者的采访：“花园口决堤刚刚放出水来，商震就电令新8师用炸药将决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民房、大树炸倒，伪造日军炸毁黄河大堤的现场。当一些新闻记者要求前往花园口进行实地采访时，新8师又奉命编造了一套日机轰炸的材料，伪造了一个被轰炸的现场。”
同时，国府还组织群众和军队“表演”抢堵缺口，据新8师副师长朱振民回忆：“中央社的消息发出后，果然引起国际上的注意，外国新闻记者要来花园口实地采访，拍摄照片，这又给新八师出了难题。战区司令部转令下来，要编一套日机轰炸的经过材料，伪造一个被轰炸的现场，还要假做一场军民抢堵缺口的真样子出来，以备外国记者的访问察看。在外国记者确定要来花园口的前几天，郑州专员公署调集了2000名左右的民工，新八师也动员全体官兵，按照上级指示的要求，做出像真的样子进行抢堵黄河缺口。有的运来高粱杆，一大捆一大捆的捆起来，里面塞上石头之类的重东西，沉下水去，堵住激流。有的拖来木船，装上石块去堵塞缺口。另外还准备许多麦草，砍了好多根堤上的柳树，作为堵塞缺口的材料。在外国记者要到现场的前一天，我们还进行了一天抢堵缺口的演习。当记者们来的那天，我们就更加紧张了。真像煞有其事一样，许多群众和军队“表演”抢堵缺口给外国记者看。有的在水内把装石块的船拖的拖，推的推，有的把草捆子抛下缺口去填塞。有的搬运泥巴倾下去。一场假戏真做，乱成一团，以致不少人受到伤害，或是撕破衣服。……有的记者一路走一路问，好些提问使我们很难回答。有的问：为什么日本飞机来轰炸距离兰封100多公里的花园口（当时日军已陷兰封）？有的问：堤岸约有20米厚，而炸弹的弹痕（假弹痕）不过1米左右深，即使6架轰炸机（介绍的是6架敌机）所负载的炸弹都集中投在一点上，是否能炸垮河堤？有的向临时召集来表演抢堵的人，问这问那，他们只好装着不懂话，而未答复的居多。看样子那些外国记者似有怀疑，国民党中宣部同来的人怕露马脚，就在现场席地而坐谈了一阵，算是勉强应付过去。经过大约半天光景，这些记者才离去，我们也各自叹了一口气。”后来中宣部及中央电影制片厂人员前来花园口，拍摄敌人炸堤和我军民抢堵缺口的新闻记录片以扩大宣传，当时苏联军事顾问也来视察.


3、舆论的确引发了国人对日军的仇恨，带动了国人抗战情绪

国内舆论大力宣传日军轰炸致使赵口和花园口决堤，给处于抗战中的中国军民极大震动，激发了国人对日军的仇恨和抗战热情。据《申报》报道：“敌此种惨无人道之暴举，既不能消灭我抗战力量，且更增加我杀敌之决心。”6月19日，河南省率先组办了全省范围的社会各界声讨日军轰炸黄河大堤运动，临时省会洛阳成立反日决堤运动会，并在《行都日报》出版《反日决堤运动特刊》，该刊除发表《揭穿日寇掘堤阴谋》的主题评论外，还配发了史梅填词的合唱歌曲《黄河之水》。其中歌词写道：“可恨鬼子掘黄河，惨啊！我像丧家犬失去了窝！田园财产赴洪波，洪波里有我们父和母，还有弟妹和哥哥！我们再也不能退让一寸土，退让就有灭亡大祸！我们快快杀上去，不让他们留一个！不让他们留一个！”
　　 7月16日，《新华日报》发文称：“黄水泛滥，灾况奇重，郑县、中牟、白沙、尉氏、鄢陵、太康、西华、沈丘等县，就是说整个中原已成泽国，受灾人民起码在二三十万以上，这是日本法西斯强盗炸毁堤防的结果，要报这个仇，要清算这笔血债，只有加紧抗战。”
由此看来，可以说在这一事件上国民政府的公关策略还是相当成功的

失败的匈奴

花园口决堤淹死多少百姓？

一、国军将领用黄河决口来阻止日军进攻的谋划由来已久
花园口决堤其实并非蒋介石和国军高级将领心血来潮的仓促之举，根据现有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用黄河决口来阻止日军进攻锋芒的想法在国军将领中由来已久。


1、中日全面开战前已经有人开始谋划以黄河决堤来阻挡日军

其实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5年左右，在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和国军将领中就已经有人开始谋划一旦中日开战，必要时可以挖掘黄河大堤引水御敌，比如1935年8月受聘于中国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在《关于中国抗日战备之两份建议书》中就曾建议蒋介石利用江河阻敌：“北方则须掩护陇海路及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在国军将领中这种想法也比较常见，据战时任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晏勋甫讲：“当1935年我在武汉行营任职时，曾经拟过两个腹案：（一）必要时，将郑州完全付之一炬，使敌人到郑后无可利用；（二）挖掘黄河堤。最后认定掘堤有两利：甲、可以将敌人隔绝在豫东；乙、掘堤后，郑州可以保全。”据郭汝瑰回忆说：“我们在中国陆军大学当学员时就曾研究过日军作战情况，那时就有人说黄河决口可挡一百万大兵……当时已有许多人都想到了‘黄河决堤’”。
当然，这些在当时还仅仅是想法，而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这些想法与三年后的花园口决堤存在直接联系.


2、1938年4月陈果夫为防止日军决口淹国军，建议在武陆县沁河口决黄河北堤以占先机

中日全面开战后最早提出以黄河决堤阻敌的是陈果夫。1938年4月初，正当举国上下因台儿庄大捷欢欣鼓舞之际，陈果夫建议蒋介石在河南武陆县的沁河口附近决黄河北堤防患未然：“台儿庄大捷，举国欢腾，抗战前途或可从此转入佳境。惟黄河南岸千里颇不易守，大汛时且恐敌以决堤致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水反攻致敌。盖沁河口附近，黄河北岸地势低下，如在下游南岸任何地点决堤，只须将沁河口附近北堤决开，全部黄水即可北趋漳卫，则我之大厄可解，而敌反居危地。”对于陈果夫的建议蒋介石还是很重视的，4月19日蒋批示军令部和程潜说：“查所陈颇有见地，预制机先，实应注意，特电转达，即希核办为盼。”但由于当时徐州会战战事正酣，且日军尚未对黄河南岸的国军构成真正的威胁，所以陈果夫的建议并未立即实行。
那么，陈果夫和刘献捷的这种忧虑是否杞人忧天没有道理呢？其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日军当时的确有掘开黄河、构成泛滥的企图。据当时担任日军第1军参谋长的桥本群称：“第2军要渡河进攻山东，是大事业；如果黄河水涨，华北五省则以天然大障碍隔绝。但谋略须呈报中央。这是樱井最得意的地方，不料敌方先下手。”由此可见，陈果夫还是有先见之明的。


3、徐州会战失利，有人建议在河南铜瓦厢和黑岗口等处决堤，决堤渐成国军将领共识

徐州失守后，提请决开黄河的呼声再次高涨。5月21日，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琼首先十分鲜明地提出决开黄河大堤的建议。他在致军令部次长熊斌的电文中说：“黄河旧险地方在考城以东中牟，如河北省之刘庄、鲁省之朱口，倘即施以决口工作，更于旧河道下流多抛埋柳枝，则河必改道南向，一时造成泛滥区域，至少可使其行动困难，全战局情势必将改观，而于我有利”。大致在此前后，罗仁致电蒋介石，建议在开封东铜瓦厢决口：“徐州沦陷，豫东紧张，可否采用水攻战略，就兰仪下游铜瓦厢之间决黄河水，由旧黄河故道顺流而东，直攻徐州，截断津浦、陇海，阻寇西进，我方亦可从容布置，挽此颓势。”
1938年6月1日和7日，黄新吾和陈诚向蒋介石提请在开封黑岗口决堤：“查黑岗口地方，如尚为我方掌握，即由该处掘堤，则溃决之水，可冲至杞、淮、拓城、涡阳、蚌埠，而入洪泽湖。是水线经过之处，即敌人主力所在之地，其受创必无疑议，如我方再加以有计划之反攻，即可以致敌全军覆灭，不推陇海线之威胁可减，整个战局可望好转。虽此种办法不免有若干县催于水灾，然为整个国家着想，亦不能有所顾全，与其失陷后受敌宰割，不若用此非常手段而歼敌寇。”6月2日，豫西师管区司令部的刘仲元、谢承杰也致电蒋介石提请决开黄河阻挡敌军：“徐州失陷，敌主力深入豫东、鲁西，若不破釜沉舟，中州将不守。生等拟掘黄河之水，陆沉敌主力。明知牺牲惨重，为急于救国起见，易忍痛为之。”
此外，据说冯玉祥、何遂、白崇禧也有过决堤建议。因此可知，随着徐州会战的失利，在国军高层内部，用在黄河决堤放水的方式迟滞日军进攻已经逐渐成为共识。


4、兰封战役失利，蒋介石为保郑州和武汉在花园口决堤

日军攻占徐州，并沿陇海路向西进犯，攻占开封，直逼郑州。面对豫东战役的失利，越来越多的人建议决堤，蒋介石终于在6月1日武汉最高军事会议上“决定黄河决口，企图作成大规模之泛滥，阻敌西进”。决堤的任务由第1战区司令长官负责组织实施，地段选在中牟与郑州之间的赵口。
但赵口决堤没有成功，据当时负责决口的第二十集团军总部工兵营营长蒋桂楷回忆说：“1938年6月的一天，我同刘建萍赶到赵口，商震和五十三军一个团正在那里挖掘黄河堤，向石坝施工破坏，进度很慢。我建议用炸药爆破。爆破成功，开始流水。因为河堤多系沙土而且开口太小，不久就倒塌淤塞。后来我又建议用挖坑道的方法挖掘。到次日中午11时挖通后放水。水流由慢转急，畅流无阻。经过三小时后，又行坍塌。赵口挖掘工作算是始终没成。”
由于赵口挖堤进展缓慢，驻守花园口的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建议改在花园口决堤并得到蒋介石及程潜的批准。花园口决堤于6月7日开挖，9日9时完工放水。当时正值大雨，决口愈冲愈大，水势漫延而下，12日又与赵口被冲开的水流汇合，沿贾鲁河南流，使贾鲁河、涡河流域的乡村、城镇一片汪洋。7月13日冲断了蚌埠淮河大铁桥，蚌埠至宿县一带，亦成泽国。

汉唐魂

五石之瓠 发表于 2013-4-22 18:43
一切抛开历史背景的议论，都是“隔空论史”

只讲实用，不顾道德甚至人性的做法什么时候都会被诟病，反对！

五石之瓠

一切抛开历史背景的议论，都是“隔空论史”

冷血箭

抗战救国，就是为保护人民，不顾人民死活的做法，都应受到谴责，。三国给刘备很高的评价，就是因为刘备得民心。

五石之瓠

   我认为，主观意图应该是正确的，战略作用也是有的，但客观上确实造成了民众流离失所。

   我认为，一切抛开历史背景的议论，都是“隔空论史”

失败的匈奴

洪水中的日军



灾区

失败的匈奴

三、蒋介石笃信黄泛“阻敌西侵”，命国军保证黄水泛滥
尽管从当时的客观效果上看，所谓黄泛区阻敌西进的说法并不靠谱，但当时军事决策的国军高级将领不可能完全掌握日军情报，也不可能完全了解日军作战意图和作战能力，因此他们根据日军动向和情报，几乎都笃信日军不能西进皆因黄泛区所阻，因此，保证黄泛区洪水泛滥并以此消耗日军成了国军的法宝。


1、蒋介石多次命令国军保证黄河决堤口不断流，此后国军还多次决口消耗日军
花园口决堤后，中国军政当局根据军情变化的态势，不断修理、疏导花园口决口与豫东地区的各种河沟水道，想充分发挥黄水的地障作用，威慑和牵制日军。中国第1战区与黄河水利委员会制定了以黄治敌策略是：“（一）不使溃口断流，亦不使溃口集流。（二）东坝头以下之缺口听其自然，俾泛水分散成滩，使敌军重兵器不易运输，阻敌西进。（三）加强花园口溃口西坝头，设法相机挑溜分入故道，破坏敌方之新汴铁路联络运输之企图。”直到1940年2月7日，蒋介石还致电黄河水利委员会令其维持花园口决口和黄泛区现状：“（一）查黄泛所以阻敌西侵、屏蔽宛洛，而大河北岸数十万国军之后防补给及陪都外围翼侧之安全，胥赖此保障，故依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原则，不能以民生关系分疏黄泛归槽，减少阻敌力量；（二）且黄水泛滥就现有形势已将三载，沿泛居民或已迁徙，或已习于沿泛围筑堤垛保护田亩，无复当年痛苦，如使黄水再改流，反使人民重遭流离之苦……基于上述对豫、皖黄泛应维持现有形势。”

由于坚信花园口决堤对阻止日军进攻的作用很大，在后来的抗战中，只要有机会利用决堤威胁日军，中国军队是绝对不会含糊的。比如1940年5月，第一战区“泛东游击队”阮勋在西华郭屯决开新黄河大堤。1943年8月，同福喜部在太康、通许等地两次决堤十八处，逼使水流东去，压迫日伪的占领区域。1943年10月2日，薛广汉决新黄河东岸中牟至大康11处，宽7500米，仅杞县境内就淹没了100多个村子。在1944年日军开始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的时候，中国军队在扶沟、西华、淮阳三县主动决堤十余次。1944年9月，大陆交通线战役期间，第一战区“泛东挺进军”耿明显、张公达部在太康决堤两处，以后又曾四次决堤，用来阻止泛区以东的日军过河策应平汉线上的日军主力。可见，战时为了消耗敌军，决堤成了家常便饭，但从效果上来看，很难说有多大作用。


2、日伪军也常用黄河决口来给国军制造麻烦
当然，不但国军会决堤，日、伪军也因为兵力不足，经常会利用黄河水力打击的中国军民。1939年7月间，日军为防止黄河水回归故道，保护通过故道的汴新铁路，决定扩大花园口口门。其趁进犯花园口之机，在1938年的决口处以东另挖一个口，当地人称之为“东口门”，东西两个口之间相距100多米。1939年之前花园口以下黄河故道尚有20%的水流，日军决口后，自1940年起，故道呈现断流状态。到1944年8月大水，两个口合而为一，最后花园口决口宽达1460米。1944年8月16日，日军同时在西华和商水两个县掘开黄河大堤，宽度分别达到五十和八十米，直到两个月后方才堵合。

失败的匈奴

3、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并没有因花园口决堤而推迟
还有一种说法是花园口决堤“使日军华中派遣军被阻挡于黄泛区以东”，从而为武汉会战赢得了5个月时间，使中国军队有充足的时间备战。那么事实真的如此么？

其实日军早在1937年底攻占南京后就已经开始研究进攻武汉的问题，并于1938年5月底制订了作战准备方案：“华中派遣军在6月中、下旬占领安庆，做好以后的作战准备。……6月底将第二军转属于华中派遣军，再加上第十三师团，担任沿淮河作战。”6月1日，日军命令第六师团南下攻占安庆，并命令波田支队协同海军溯江攻占安庆。波田支队于6月12日3时在安庆东北岸登陆，接着于当日攻击安庆，13日将安庆占领。而直到1938年6月15日日本大本营在判断“苏联在此时不能参战”，并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后，才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了进攻汉口的作战”。而当时，花园口决堤的洪水也就刚刚给中牟的日军造成麻烦，这怎么可能成为影响日军大本营决策的因素呢？三天后的6月18日，日军大本营发出命令指出：“大本营准备以初秋为期攻占汉口。”7月4日，第二军归华中派遣军序列并组成新的第十一军。8月22日大本营发出攻占汉口的命令。

由此可见，日军完全是按花园口决堤之前所计划的时间完成进攻武汉的作战准备的，对武汉发动进攻也是按照决堤仅10天之后发布的时间进行的，可见，日军并没有因为花园口决堤黄水泛滥而改变或推迟进攻武汉的时间，也就根本谈不上决堤为中国军队保卫武汉赢得准备时间之说了，更别提什么“换得最珍贵之五个月”了。


4、中日两军长期沿黄泛区对峙主要原因是日军兵力不足和军事上无必要，而非黄泛区阻挡对花园口决堤的军事效果，另一说法认为“黄泛区造成了天然的屏障，使得国军依黄河与日军对峙，日军在之后的六年中未能越过新黄河一步豫中、豫西得以保全”云云。事实上，这种说法显然不靠谱。中日军队之所以隔黄泛区对峙，使得国军保住了豫中、豫西及陕西等国土6年未被侵占，根本原因是日本兵力不足无力攻取且无军事上政治上的必要，并非是花园口决堤的功劳。
首先，由于兵力不足，从1938年开始日军除了发动武汉会战想迫使蒋介石屈服外，在其他地方都采取了守势，根本没有扩大占领区的打算。比如1938年7月31日参谋本部对武汉会战的定位是“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的统一中枢——武汉三镇……对配置于该地防御线上的敌方兵力，尽力给予重大损害，以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及时地结束这次事变（即侵华战争），而不是占领所有的地区。”因此，参谋本部明确规定在华日军“以后竭力限制战局的扩大，采取紧缩持久的阵势……河南省黄泛区以西的地方，概予放弃。”1938年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更是决定：“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豫中、豫西及陕西等地才得以保全。
　　 其次，是否进攻郑州和豫西，完全视日军战局需求而定。比如1938年6月18日武汉会战前，日军为了牵制河南的国军防止其南下增援，就曾命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就策应华中派遣军向汉口作战，研究并准备以一部兵力向郑州方面前进牵制敌军的作战。”同时为了不至于使华北战场扩大，以便集中兵力应对武汉会战，在8月22日武汉会战开始当天，大本营又明确规定：“华北方面军不得越过黄河及黄河汜水地区进行作战。”

再者，如果军事上有必要，黄河和黄泛区根本挡不住日军。比如，1941年，日军第35师团为策应长沙会战，仅以5个步兵大队、3个骑兵大队，于10月2日强渡黄泛区水障，10月4日即攻占郑州。再如1944年日军发动的豫中会战，其第12军第17师团于4月17日由中牟强渡新黄河（即黄泛水障所形成的），19日即占领郑州，仅30多天就攻占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所在地洛阳及豫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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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花园口决堤对整个抗日战局的军事作用被严重夸大了
从花园口事件发生时起，就不断有人为其辩护，甚至有人上升到了“挽救国家危亡”的高度。从现有的观点看，人们多认为花园口决堤对抗战有三大贡献：1、“阻敌西进，保障豫中、豫西及西北，功不可没”；2、使得“通往武汉之最佳接近路线——平汉路在武汉会战中未为敌所用，反而须绕越崎岖难行、道路稀少之大别山区……换得最珍贵之五个月时间”；3、使“我东凭汛区障碍，北连黄河天然地障，与敌对峙达六年之久”。然而，花园口对整个战局的影响真的有如此重要么？显然不是！


1、日军停止西进与花园口决堤基本无关
花园口决堤阻止了日军西进，这是许多人的共同观点。但从当时日军的作战计划和实际行动来看，事实并非如此。这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是日军攻入河南只是沿陇海路追击从徐州会战中撤出来的中国军队，其目的不在于扩大占领区。尽管日军在徐州会战中并没有达到“围歼在徐州集结的国军主力，及早结束侵华战争”的目的，但日军占领徐州后，大本营认为徐州会战基本结束，因而于5月21日下达命令：“一、越过兰封、归清、永城、蒙城、正阳关、六安一线进行作战，须经批准。二、华北方面军随着华中派遣军的南下，命令第二军占领徐州以南的津浦沿线。”遵照大本营的指示，华中派遣军各部大体在5月29日以前完成了集结任务。但是，华北方面军却不顾大本营的决定，于6月2日将第十四师团配属给第二军，并下达了向兰封以西地区追击的命令：“一、敌主力有开始向平汉线以西后退的模样。二、方面军决定首先向中牟、尉氏一线追击敌人。另外，令一部迅速挺进切断平汉线。”尽管如此，当第二军第14、第16师团推进到中牟、尉氏一线时，华北方面军在6月6日就已经下达了停止追击集结兵力的命令：“一、由于各兵团的果敢神速地急追，敌已溃乱，其大部逃入平汉线以西，开封亦已陷落。二、方面军决定将在陇海沿线作战的兵团，逐次集结在开封、杞县、亳县、宿县一带，准备下期作战。”而日军下令停止追击时，中国军队花园口决堤还未开挖。花园口决堤是在7日开挖的，9日才出水，而日军停止西进的命令在花园口决堤前3日就已经下达了。因此“日军进攻被花园口决堤阻止”的说法完全不靠谱。

二是当时日军根本就没有攻占郑州的计划。据日军华北方面军在1938年5月28日向第二军下达的命令称：“攻占郑州，不是本战斗的继续，要按另外命令进行，但不妨相机以一部占领开封（30日，另令攻占开封）。”而且，当时参加徐州会战的日军是八个师团五个旅团共23万人（一说30万人），如果日军真的想攻占重兵把守的郑州并控制陇海和平汉线的话，如此大的作战计划肯定不会只派出14、16两个师团五六万人来执行，更别提什么进逼西北了


2、所谓日军占领郑州并沿平汉线进逼武汉只是国军将领的军事研判，日军当时并没此打算
很多人在谈及花园口决堤前的军事态势时，都认为日军的战略目的之一就是要攻占郑州并控制平汉线，以便沿平汉线南下进攻武汉。之所以做出此类判断，原因有二：（1）、当时几乎所有的的国军将领本来就对日军沿平汉路南下抱有极强的戒备心理，而当是日军的沿陇海线追击日军的进攻方向又强化了中国军事当局的此种判断。比如徐州会战后期，1938年5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致电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皖北鲁南作战推移，判断敌必乘我皖北鲁南撤退，一面行猛烈超越，一面沿陇海线向西追击突进，企图攻略郑州，转窥武汉。”同一时期，国军统帅部在对武汉作战的指导方案中也说：“敌人打通津浦线后当以郑州及武汉为其作战目标，且判断其侵袭郑州及武汉之路线约有三：……待陇海一路占领郑州后，再沿平汉线南下取信阳、武胜关……攻武汉。”时任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的晏勋甫后来回忆时说：“如果我军此后不能确保自黄河南岸起经郑州至许昌之线，不惟平汉铁路郑汉段的运输和联络线将被敌遮断，而且此后敌人南进可以威胁武汉，西来亦可进逼洛阳和西安，最后由西安略取汉中，进而窥伺我西南大后方。”（2）、国军截获的日军情报也加深了国军将领的这种判断，6月10日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给蒋介石的电报说：“据报敌拟分四路会攻武汉，与我作最后决战。并预计在本年底将战事结束。一，攻取郑州，沿平汉线南下……”决堤之后的1938年6月19日，李宗仁收到的一份松井石根提出修改进攻武汉路线建议的日军情报称：“黄河决堤，皇军受意外挫折，余意补救军事困难，得两项孤立武汉战略：（1）郑州急不能下，可调主力军利用平汉、道清路之便，在黄河北岸之温县强行渡河，以最大之努力抢占巩县两重要据点，东向背击郑州，与中牟、开封我军集结西向，或迫陕州（即今日豫西陕县），策应运城、平陆，我军集合此四路日军，以占领西安为最大目的，截断西北与汉口方面之敌一切连络为止点。”这些情报恰恰印证了国军将领事先的担忧，因此几乎所有的国军将领即便是数十年后仍然认为当是日军是想沿平汉路进攻武汉。后世的很多学者同样持此看法，并以此为基础认为花园口决堤阻敌居功甚伟。
　　 那么，日军未从“最佳接近线的平汉路”进攻武汉，是否是因为花园口决堤呢？事实上，日军会沿平汉路南下武汉只是国军将领的担忧和情报判断，从当时日军的作战计划和作战行动来看，其并没有攻占郑州的打算，更没有控制整个平汉线然后南下武汉的计划。据日军战史记载，1938年4月上旬，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研究汉口作战的计划时，开始确曾“计划以1个军沿平汉线南下，1个军沿扬子江进攻。但由于考虑到沿平汉线作战，及该方面敌情等缘故，需要很大兵力，而且华北治安不良，抽调兵力也有困难。因此，这一计划被推翻，改变计划，决定以主力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面地区，以1个军沿扬子江进攻……这个方案除节省兵力外，还利于华中派遣军统一指挥作战。”从当时的情况讲，日军如沿平汉路进攻，就要保障以平汉路为后方补给交通线的畅通，这必需有大量兵力，这对当时已经兵力不足的日军来说是很困难的。由此可见，早在国民党决堤放水之前，日军就已经决定不从平汉线南下进攻武汉了。

花园口决堤对日军进攻武汉的方向到底有没有影响呢？有！据日本战史记载：“黄河决口，使得淮河泛滥，作战军主力若利用淮河水运前进，实为困难，因而确定主力沿扬子江前进。”花园口决堤的确促使日军将主攻方向从淮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但这跟平汉线又确实没什么关系

失败的匈奴

3、给日军华北和华中战场的沟通带来了一定困难
决堤除了给日军带来直接打击外，在整体战局方面也有一定的军事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此后中国战场被黄泛区分割，给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方面军的相互呼应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比如由于黄河改道造成了淮河泛滥，津浦铁路和蚌埠铁桥被冲垮，给日军从华北运转兵力和物资支援华中战场增加了很多障碍。日军自己也承认黄河决堤后，武汉会战时“淮河沿岸浸水严重，作战行动十分困难。”

二是黄泛区改变了一部分平原地区的地貌，增加了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行动难度。这对中国军队来说的确是有利的，这一点蒋介石很清楚，就在花园口决堤当天，他在武汉接见外国记者时就说：“今后作战地域的形势，利于我而不利于敌。……今后战事，即将转入山地与湖沼地战，天时地利，均于我为有利；我之所利，即敌之所害也。”（《蒋委员长与外籍记者谈目前抗战形式》，《新华日报》1938年6月10日）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当时中国战场有利于日军的平原地带基本都已沦陷，未沦陷区多是山地和湖泊等复杂地形。

三是花园口决堤的确对日军的进攻有迟滞作用，也有利于国军保住河南中西部不丢失，河南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在此后的七年中有力地支持了抗战，使第一、五战区在八年抗战中得以力拒敌军。抗战八年中国军光河南征兵就达221万人，仅次于大后方的四川省。

四是蒋介石将决堤罪责转嫁给了日军，的确加深了国人对日军的仇恨，带动了国人抗战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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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口决堤给日军造成了多大麻烦？

一、花园口决堤的确给部分日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从直接军事效果来看，花园口决堤的确对豫东地区的日军形成了威胁，突入豫东地区的日军，有一部分士兵和辎重被洪水淹没，有的士兵因伤病所累而被丢弃，还有一部分为中国军队所歼灭。同时，洪水迫使日军停止追击向西溃败的中国军队，给了国军以缓冲、休整和重新部署的机会。


1、决堤的洪水的确拦住了追击国军的日军，并给他们造成了很大困难

1938年花园口决堤时，向西追击中国军队的日军已经占领了开封、中牟并已经停止了进攻。6月9日花园口决堤后，12日，宽达数里的洪水包围了中牟县城，日军第14师团被困城内，他们只好以麻袋装土堵塞城门，等待救援。15日，黄水流经开封，侵占开封的日军即大规模搜集麻袋准备堵水，以防城内遭水淹，但仍有一部分日军溺死，同时由于交通阻断军需供应中断，其大炮与机械化装备基本上都失去了用途，他们在逃离时不得不大批丢弃。16日，黄水泛滥至尉氏县，集结在尉氏城西的日军第16师团被黄水阻隔。日军开始想办法营救因洪水受淹被困的各部。华北方面军“命令临时航空兵团全力以赴援助第16师团方面的补给。用运输机、轻重轰炸机在6月16日至24日之间，给两个师团投下补给粮秣、卫生材料等、合计六十一吨半。” 日军第16师团主力直到25日夜才渡过尉氏东面宽达600米的大泛滥地带，直到7月7日到达通许后才脱困。

那么，洪水到底给豫东的日军带来了多大的困难呢？据黄水泛滥后开封居民亲见的日军惨状是：“败兵已陆续不绝，退回省城，状极狼狈，自由分住于本城东北各街户……，大抵裸身者十居八九，枪械等更属不伦。后闻黄水到时，驻军均在睡梦中，除被淹毙者外，存者均赤身逃出……后闻驻予西席家之敌军士言：我军共一小队，计百二十五人，现所剩只七人，官长均死，正留待改编云云。要之，是役敌兵死于水者虽不及万人，而军器等损失十之八九。又闻河边居民目睹者谈，全师团之机城化军器，过去时，计大炮七八十尊、坦克二百余辆、卡车数百辆，迨撤退时，仅轻型坦克一辆、卡车数辆而已，其他军械辎重，无一还者，足以知其损失之重大矣。至一部最前线敌军未道水淹者，被河道隔断，不能退还，则顺河东窜，至豫东永（城）、夏（邑）之境，始得返汴，数在六七千之众。此出自随军被抓夫役之口，殆也非虚。此后敌军至者，莫不先找黄河委会，对于河水必深加研究，益已成惊弓之鸟。……次晨八时，敌束装欲行……去后，予返家检视，该队所弃各物散于院内，极为凌乱.乃先将所余食品及布被等分赠郁居及仆役与帮忙各人，更在各房暗处发现各军士所遗弃之枪弹及其他不知名之军用品，聚之约有一筐之多。”（赵隐侬：《梁园沦陷前后》，《河南文史资料》第55辑）

对于洪水泛滥后的情况，日军士兵也有记载。据第16师团第20联队上等兵东史郎记述其在尉氏县遇到黄水的情况说：“湍急的浊流滚滚而来，冲走了一个个村庄。顷刻之间出现了一潭湖水。在南京战役时，我们遇到了火攻，现在又因遇到了水攻而奔逃。我们选择较高的地方。急急忙忙地跑向3里以外的尉氏城。……6月27日，每到傍晚，粮食就所剩无几了，每当旭日东升，我们就出去找粮食。与后方的联络完全中断的时候，一发子弹、一粒大米都不可能送来。我们必须珍惜每一发子弹、每一粒米。香烟也全部抽完了。……我们到处转来转去找食物，旱田里开始还有土豆种，不过，没几天就被吃光了。把南瓜秧弄来煮着吃，但马上就被各分队抢光了。很快田地里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了。洪水又切断了我们前后的道路，一连过了好几天，粮食都没有送来。十五六天之后，战斗机空运来了一些粮食，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是肚子里总算填了些米饭。我们开始了行动，进行转移……敌人知道我们粮食不足、弹药缺乏，像饿狼似的穷追不舍。我们后退一里，敌人就前进一里，可以说在战场上后退比前进更困难。士兵与士兵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了，中队长和小队长也找不到了。……不久我们就来到了一条大河边。这条河大约有3000米宽，十几天前这里还是农民们祖辈传下来的赖以生存的早田，还是成熟的高粱地。农民撑着小船或木筏在收割露在水面上的高粱穗。电线杆在水向上也只露个头。”（东史郎：《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此外，在中牟日军撤退的过程中，一些伤兵因行动不便，被就地处死了。据安庆福回忆说，他亲眼看见“日军像湿毛狗一样大批大批地逃跑，有几个伤兵不能跑了，就被他们的同伴绑在椅子上，一个个绑得像杀猪一样结实，在麦场上放着。不一会，他们身上就被浇上汽油，然后点燃木柴往他们身上扔，呼一声，火窜得老高，几个伤兵在椅子上哇哇大哭大叫，意思是还能为天皇效力。我还看见一些日本兵都低着头，不敢抬头看。也不知道这些被活活烧死的士兵是不是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