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资料】 HEN217华人佼（郑州）

失败的匈奴

姓名：华人佼
出生年月：1923年
居住地：河南郑州
原属部队及军衔军职：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美军第2巡回训练组、53军130师联络组少校翻译

失败的匈奴

三、滇西作战

   那个机场在怒江上游，只有一个四百米的未加整修的草地作为跑道，飞机是只有一个座舱的小飞机，自保山飞来后在跑道东端垂直下降，落地后东摇西晃的滑行，有时飞机翻身驾驶员爬出座舱也满不在乎。所运物资是邮件、包裹、香烟、口粮等。机场有四个帐篷，分别为电台、伙房、仓库和办公室，除少校外还有一个中尉通讯军官和几个士兵，是电台通讯员和伙夫，还有一个译员，名字我已忘了。所有人都住在悬吊在两棵树之间的吊床上，那里是亚热带气候，蚊子和各种昆虫比较多，使人无法承受。开始每晚有美国士兵值班放哨，大家睡在吊床上，武器放在床上，如遇袭击可在吊床上开枪反击，不致因蚊帐拉练拉不开而束手待毙。其实所谓冷枪是过境后续部队乱放空枪，有一次枪响，那个少校从帐篷里跑出来，拿起铁锹就挖起散兵坑来，结果是一场虚惊。

    飞机二、三天来一次，大家都去搬运货物，一个军用口粮箱二十公斤，烈日下扛在肩土很沉重。每次山上下来搬运货物，都由我陪着美军到附近村庄去雇佣牲口，当时马匹早已征用一空，只好雇牦牛代替，牦牛走的慢但能负重。美军与村民讲好价钱付钱。最后一次来时带来了130师弗特立克上尉给我的信，说部队已经越过高黎贡山，路途遥远，要我就留在机场，不必返回师里了，我很感失望。

    我在机场停留了近二个月，因战线前移机场撤消，又奉命去保山20集团军报到。机场的生活条件是战场最好的，有飞机带来的新鲜食品，但远离硝烟，消息封闭，我感到十分寂寞和孤独。机场附近二十里内没有村庄，我每天常坐在怒江边，观看对岸山上成群结队跳跃的猴群，一群有几百个之多。机场的美军通信中尉唐纳逊是个电气工程师，美国名牌大学普陀大学毕业的，苏格兰裔，此人文质彬彬态度和蔼，与我很谈的来，开始我们谈谈中美的大学学制，课程等，以后就话题广泛。苏格兰人一般政治上是保守派，他曾谈到“该死的共产党”，我问他为什么该死，他说共产党人经常闹罢工，社会就不安宁了。大约是美国中产阶级怕罢工，要守住饭碗吧！

    我们从机场向南方步行两天，来到保山西北部的一个村庄，20集团军的所在地总部住在一个土司的大庄园里，有好多进深的瓦房，每天有二三十名农民蹲在大门口等待头人无偿劳役；集团军后勤机关住在一个气势雄壮的大庙里，美军联络组单独占有一个二层楼房。这个村庄是保山盆地的产粮区，土地肥沃，农村比较富裕，在偏僻的保山地区有这么好的房子也出于意料之外。美军联络组组长是一个中校，任命后未来就职，由一位姓陶的少校代替，此人原是服装店的老板，组内有军官和军士十多人，分管通讯、训练、后勤等；译员原来就有四五人，机场的人一来就更多了。我被分配翻译每天由20集团军总部送来的战报，战报十分简略，只有三四百字，内容是我军到了哪里，作战伤亡情况等，对敌军番号和伤亡情况很少报道，最后常是一句要求美国空军支援，甚至在腾冲城内进行巷战时，敌我双方犬牙交错也要求空军轰炸。这项工作每天只要半个多小时就完成了，我将译文送给美国军官，也从无回复。我工作了一个阶段后，逐渐觉得这里不是一个指挥机构，而像一个留守处。20集团军所属部队均在腾冲前线，与保山总部相距有二百多里地，中间夹着怒江和高黎贡山。我随美国军官去总部联系工作时，见到的是副参谋长、参谋处长和官阶很高的高参(据说是监控军队的高级特务军官)，从未见过霍揆彰司令、参谋长等高级将领，而在集团军的机关大庙里和大街上都能看到盛装的随军家属，所以猜想在前线另有一套真正的作战指挥机构。

十月初，我随唐纳逊去龙陵前线。唐纳逊自机场来保山后任联络组副官，由中尉升为上尉。去龙陵是因11集团军在前线缺粮，要去中方粮站了解情况。我们从驻地驾车先进入中缅公路，走了二十多里到达怒江上的惠通桥，过去日寇深入到怒江西岸，与我军在惠通桥夹江对峙，这次战役发动后，11集团军渡江作战，很快收复了惠通桥，并将桥全部修复。过桥后不断盘旋上坡，走了四五十公里就到了滇西战役中最为激烈和规模最大的松山战场。

在松山战役中，因日寇构筑了十分坚固和复杂的碉堡群，集团军在攻击时受到顽强抵抗和很大的牺牲，后来紧急调援第八军，经过艰苦战斗才全歼了敌人。我们经过松山战场时，战场己清扫干净，只看到公路旁有山炮和卡车的残骸，日寇的碉堡群在公路远处的松林中未曾见到。经过一个空投场，有一架美国运输机正在空投弹药，晚上我们住在山上一个小村子里的原日本军官宿舍，这间长方形的宿舍里整整齐齐放了五六个床铺，墙上挂了一些日本书画和纸制饰品，家具和杂物排放得整齐清洁，据说那些日本军官出去作战就再也没有回来。当地驻军告诉我们，松山少数被打散的日寇现躲藏在附近乡村，村民发现有晚土到农田挖东西吃的，还放冷枪，告诫我们晚上不要外出。

第二天又走了半天，到达离龙陵县城十多公里的一个叫温泉的地方，那里集结了11集团军和第八军的几支部队，我们在山坡上找到了我们要去的兵站，并住了下来。我们每天向兵站了解存粮和来粮的情况，并经过附近的美军联络组发报回去。当时由于前线粮食短缺，部队已停止攻击。缺粮的原因是泥石流破坏了澜沧江的桥梁和附近公路，引起交通阻断。

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温泉，可同时供二三百人洗澡，水温很高水质也好，在那里可以遇到各部队的官兵。我遇到不少部队的译员，很多是西南联大的同学。那个兵站主任自我介绍是广西人，黄埔五期的．在中央军和广西部队都作过事，但均未取得信任，也当过税警发过财，对现在只当了个中校兵站主任很有牢骚。在他的办公室常有一个穿军装但没戴领章帽徽的人找他，一来就窃窃私语，我也无处可回避，所以听到他们说的是一笔几十个军用轮胎和几十桶汽油的生意，都是松山战役缴获的战利品，如果倒运到昆明就发大财了，这种往来战场的特殊商人和特殊交易是我难以想象的。

在温泉住了二十几天，公路修复军粮运输畅通后，我们就返回保山。回到保山不久就知道20集团军的腾冲战役已经结束，全歼了敌人。这个战役敌我兵力之比为1：5，日军无制空权，我们打了五个多月，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喜悦之余我也感到一些惆怅。1945年1月下旬，驻印军和远征军完全肃清缅北和滇西的残敌，并在中缅边境城市畹町会师，随战随修的中缅公路（又叫史蒂威尔公路）也正式开通，每天都有大型车队满载物资经过保山运往昆明，我在保山的街上看到过车队的雄姿，一批有四五十辆十轮卡车和中型吉普，车轮滚滚，不断驶过，开车的大多都是黑人，司机在车上不断欢呼并用手指作成V字型，大家都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四、贵州整训

    滇西战役一结束，远征军部队就立刻东移，20集团军美国联络组随即解散，所有人员重新分配，我和唐纳逊上尉、徐永强译员同被分配到36师。这个师是所谓“中央嫡系部队”，宋希濂曾任该师师长；滇西作战属54军，现在是一个独立师，未来驻地在贵州贞丰。

1945年2月我和徐永强及去贵州的其他译员一起六七人，自保山乘飞机去昆明，机上没有降落伞和氧呼吸器，飞近云南西康边境时遇稀薄气流，飞机失控下坠500公尺，我们从座位上翻落于地，并被行李架上掉下来的行李压住，正惊慌之时险境已过，飞机又正常飞行了。在昆明休息了三四天，我与徐永强二人乘火车至曲靖再到沾益，与36师美军联络组的美国人会合以后，乘车经贵州盘县、兴仁等地到达贞丰(这条路与现在的南昆铁路线十分接近)。36师美军联络组组长波特立克上校是美国玛里兰大学法律系在校学生，被征入伍后升官之快是少见的；美国军官有五六人，大多是训练军官，译员有五六人。联络组住在一幢新楼房中，据说是盐商所有（贵州缺盐，最大富商是盐商）。贞丰是个小县城，苗族聚居处，当地耕作方法还很原始和落后，生产杂粮多，居民生活很贫困。

部队到贵州是为了整训，当时德日两国已面临崩溃，但中国的战场形势仍无决定性改变，湘贵地区日寇仍呈进攻姿态，部队东移是为了参加未来的湘桂战役。我们先分散到各团参加训练，以后集中到师部，办了重机枪和通讯训练班，然后就开始正规部队训练。我每周随波特立克少校找师参谋长递交一份美军草拟的训练计划，实际是一张表格，上列每日训练课程，是从班至排、连的制式训练。每次都获得师参谋长的欣然同意，于是美国人就以营为单位，分工至各连训练场所观察训练情况。因各团都通汽车，每人一天可以跑三四个连队，每处停留二十多分钟，看到中国部队按计划训练，美国人就心满意足的走了。我感到当时双方都是应付差事，都是形式上执行所规定的义务、权利。

关于美国军事装备，除了驻印军队是全套美械配备外，国内部队看不到美国装备，部队用的还是汉阳、巩县造的步枪和国产的机枪、追击炮等。36师是嫡系部队，与53军不同，但配备也是如此。我在贞丰时美方曾要求中方填写一张所需美援物资的表格，中方报来的是布匹、蚊帐、武器等，其中布匹数量很大。填表后一直没有下文。一天，一个美国军官告诉我美援武器到了，我就随他去了一个小屋，地上有几个长木箱，有一个已打开盖子，从形状看来是步枪。不一会36师师长李志鹏披着一件风衣，步履轻快地来了。于是拿出一支步枪拆开包装油纸，用煤油洗净保护油脂，就看出是一支M1型步枪，但金属零件有锈痕，枪托上有凹痕，显然是旧枪，李师长骂了一声“真不象话”，扭头就走了。

1945年7月，经过6个多月的整训，部队奉命开拔到广西。我看到各团都忙忙碌碌的派遣武装小组，下乡去抓逃兵。原来一些下级军官到贞丰后有与当地妇女结婚的，被抓壮丁中的苗族士兵家乡就在附近，都乘机逃亡，这些人如果被抓回来，后果不堪设想。

部队从贞丰到兴仁，又乘卡车到兴义，；然后再步行去广西。美军乘机在兴义休息了一个多星期，住在法国天主教堂里。这个教堂很大，大厅有五彩缤纷的玻璃窗和灯饰，有一个几十间客房的招待所，供应的伙食是地窖下存满的葡萄酒、奶酪和香肠等。教堂里常来一些穿绸缎衣服的华人教徒，看来都是依附教会势力的“假洋鬼子”，贵州是一介偏僻而贫困的地方，我在贞丰、兴义等地都看到教堂、医院等，可见渗透之广。

我们从兴义乘车，不久就赶上了正在步行的队伍。八月初到达黔桂边境的南盘江，无意中听到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的广播消息，大家都拍手叫好。渡江以后，又听到苏联红军打垮关东军和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胜利来的如此之快，实在出人意料。在广西乐里 (现为田林)，联络组休息了一个星期等候消息，最后宣布联络组解散，美国军官和译员分别去百色，美军人员到百色以后就乘飞机回国了。在乐里去百色的路上，我们与正在行军中的36师告别。我们从百色经南宁到柳州，住在机场附近的帐篷内等飞机去昆明。飞机是在凌晨4点多钟，看到很多部队集合在机场，排着队走上一架架美国运输机准备去上海，因为胜利来的太快了，国民党只好依靠美国人运兵去接收。

我在九月中旬回到昆明，学校已经开学。我不敢怠慢，第二天就回学校上课。十月下旬在翠湖西路一幢房子里外事局昆明办事处，为在昆明的译员办了离职手续，发了两个月工资的遣散费和一张证书，这样就结束了我近700天的译员生活。

感慨

译员生活对我的最大收获是第一次深入社会，经历了从所未有的生活经历。强烈感受到的是国民党政权的极端腐败和人民生活的极端贫困。就我对国民党军队的极为表面的接触，就能感到因政权腐败而滋生的种种腐败现象。在贞丰时，两个美国军官找了两个师部军医和我，去看被虐待的士兵。他领着我们到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在两间房间里看到躺在砖地上的十多个衣衫褴褛、两眼深凹、皮包骨头、浑身是疮，犹如活僵尸一样的士兵。我问他们，他们回答，每天吃不饱，有病也不给药。这个景象使我十分震惊，久久难以忘去。以后有师部军官到我处聊天，我就问起此事，他也实言相告，政府抓壮下补充兵源，到了师管区，为怕逃跑都关在不见阳光的屋子里，也不让吃饱。部队去领新兵时，很多新兵已奄奄一息，领新兵的军官为了谋利，要新兵挑运自城市购买的百货，一路又是打骂，所以倒毙在路上的就不少，到了驻地很多新兵身体虚弱得不像样子。我在贞丰也问过吃空额情况，据一位团长讲，一个连定员是200多人，吃空额有三四十人，自连、营、团、师逐级上缴一定人数的空额集中到师部，空额总数就十分可观了。在贞丰时也遇到部队点验兵员，听说师部采用重复点验方法去应付，即使一团士兵凑足，点验完毕用汽车运送部分已受验过的士兵，到另一团去凑数，如此倒腾，各团就都足额了。这种应付方法上级点验官也是熟知的，双方都是应付公事而已。平时兵员不足，上前线时嫌兵少，就采用派武装小组到乡间路上公开拦截，将老百姓强行劫持到部队，在云南驿待命上前线时，我就见过这种挂着驳壳枪在路上等待行人的劫持小组。以后在昆明听说第八军被紧急调往前线时，路过昆明就公然在大街上进行武装劫持，将一些店员、理发员、居民等都掠走了，到兵营将头发一剃就拉上前线，弄得昆明一时人心惶惶。

除了克扣军饷还倒卖军用物质。云南疟疾多俗称瘴气，美援物资有奎宁丸，我在130师看到患疟疾的士兵，从未得到过奎宁丸治疗。在一个团部却看到成箱的奎宁放在地上，显然是准备倒卖的。在昆明西南联大附近有一个36师驻昆明办事处，我复员后有一天正在实验室做化学试验，一个士兵拿着师长李志鹏的名片来找我，说李师长请我吃饭；我看到那个办事处就是一个汽车运输行，堆满了汽车轮胎、汽油等，这些都是军用物质，这种官商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部队经商更是无本生意。国民党军队战斗力低，最重要的原因是其腐败，在滇西战场上很多战士都是英勇作战流血牺牲，在平时却饱受虐待，部队指挥又常失误，常常使士兵蒙受无谓的牺牲。

译员生活使我深入偏远地区，所以另一个感慨是强烈感到人民的极度贫困。在祥云时曾看到从山区背肩一担柴火或蔬菜，走一二天山路到县城赶集，在集市上将柴火等卖出换回来的仅是相同数量的大米，一家人就在地上挖个洞，用随身携带的铁锅煮饭，炒一盘辣椒加少量盐作菜，蹲在地上就吃饭，这种极端原始和贫困的生活使我很震惊。在怒江机场时，我曾数次去附近农村雇用牲口，到村后都要先找保长（当地为少数民族地区，但保长均为汉人），跑了几个房子全是门户洞开，了无人迹。据保长讲，军队过境几次老百姓也弃家上山几次，来不及带走的粮食和牲口都被国民党军队抢走了，耕马也被全部征用，明年春耕还不知道怎么办。这使我想起小时候读书时读到的“兵过如簏”，深感中国人民真是苦难重重。

因此，通过译员的工作经历，使我实实在在地了解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黑暗，人民的深重苦难，也就促进了自己的政治觉醒，孕育了以后投向革命的思想基础，回忆这段经历，距今已57年了，联系到当前日本统治集团日益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幽灵的复现，我觉得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十分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全文完)。

失败的匈奴

译员生活700天



               作者：远征军译员华人佼 [1]



抗日战争后期，即1943年秋至1945年日本投降，我国有约4000名大学生应招或应征从事随军英语译员工作，为来中国战区参加对日作战的美军作翻译，我是第一批志愿参加者，曾随军参加滇西反攻作战。至今虽已相隔半个世纪（此文原写作时间在抗战胜利50周年即1995年后），但有些情景仍历历在目。

1943年冬，我国抗日战争已进行六年多，因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而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也已将近两年，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中，欧洲战场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也已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节节胜利。但在中国战场，半壁以上的河山仍陷于日寇占领中，所有出口港也为日军占领。此时随着全球反法西斯军事同盟和中缅印战区的建立，大量美军自印度飞越驼峰，来华支援中国抗日战争，这是一件十分有利于我国抗日的事，但美军来华后，因缺乏译员无法分配工作，滞留在昆明的有数千人之多，因此国民政府教育部作出决定，所有1994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必须先应征担任译员，服务完毕后才能取得文凭。昆明西南联大则是第一个号召大学生志愿参加译员工作的学校。

1943年11月上旬，我正在西南联大就读大学二年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校长在学校新校舍（文、理、法、商等学院）和工学院分别召开大会，号召大学生参加译员，报名的以二年级学生为多，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的心情是望眼欲穿的盼望抗日战争胜利，想能尽自己的一些力量促进胜利。

昆明译员训练班

报名后不久，即进入昆明译员训练班受训，这个班位于昆明西郊一被称为美军总部的院内。是军委会外事局主办的。班主任名义上是黄仁霖（美国留学生，少将军衔，据说是蒋介石的马弁式人物），班内的实际工作由分别担任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的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吴景超、会计学教授戴世光、地质系教授鲍觉明和政治学教授樊际昌等人负责，并有联大的一些名教授如闻一多、潘广旦、华罗庚等来班授课。一些美军军官和军佐来讲授军用术语（兵种、兵器、战术）、美国历史、地理和口语等等。由于昆明当时为出国的唯一通道，来往过境的一些达官贵人，也有被邀来做报告的，如国民党宣传部长董显光、外交部次长沈昌焕均来做过报告，内容是宣传抗日战争的大好形势，实际上两人都是展现其英语演讲水平。英语大师林语堂也来做过报告，当时林在美国的著名报纸、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文章，抨击美国重欧轻亚的战略方针并鼓吹美国援华，因此我对他是有好感的。林个子不高，戴金丝眼镜，头发整洁，风度翩翩，一副洋博士的样子，他讲演声音不高，但对英语的轻重音和节律掌握得很好，字字清晰流畅悦耳，使人听后有一种美的享受。班主任黄仁霖也来做过一次参加开罗会议的报告，足足讲了三个多小时。1943年11月23日，在埃及开罗召开了由中、美、英三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这是反法西斯军事同盟成立以后第一次邀请中国以平等的成员参加。黄仁霖刚参加会议回来，对此感到十分兴奋。一开讲，黄自称是做侍从工作的，所讲内容也是一些会议的花絮故事，他演讲中比较投入的，是他与外交部长王宠惠如何品尝雪茄烟和威士忌，在开罗如何重温绅士生活，他也讲了不少英国首相丘吉尔如何歧视中国，宋美龄如何开展夫人外交等。

训练班学习期限为三个月，但因工作需要，一个多月后就陆续进行分配，我是在12月下旬被分配的，先到美军总部一个挂A（人事）牌子的地方，一个美军军官一看名单，告诉我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上车，前后不到两分钟就分配完毕了。1944年1月1日上午八时，我按时到美军总部一个楼前上了一辆中型吉普车，行使了200余公里，到了滇西大理附近的弥渡，开始了我长达700天的译员生活。

巡回训练组和130师

我在弥渡温泉旁一个帐篷内报道，才知道我被分配的单位是美军第二巡回训练组（TIG），它是一个流动性的训练机构，当时在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负责训练。

珍珠港事件后，日寇侵入香港、新加坡、缅甸、泰国等地。1942年春，中国组成有十万人的远征军，进入缅甸，支援英军抗击日军。因战争失利，部分军队由美国史蒂威尔将军率领，穿越原始森林撤到印度，其余军队历经艰难攀越高黎贡山，回到滇西。去印度的中国军队，经国内空运补给兵员和获得美援武器装备后组成驻印军。国内又第二次组成远征军，由11和20两个集团军组成；11集团军司令由宋希濂，下辖三个军驻扎保山地区怒江以东，是参与缅甸战役回来的队伍；20集团军司令霍揆彰，下辖53和54两个军，54军驻扎在中缅边境城市镇康，53军驻扎在大理地区，集团军总部在弥渡，远征军司令为卫立煌将军。当时驻印军和远征军的共同任务是歼灭缅北、滇西之敌，重新打通中缅公路，以取得急需的美援物资供应。

巡回训练组的对象是集团军营以上军官，训练内容主要是美式武器的应用和战术训练。美式武器主要是m型半自动步枪、汤姆式冲锋枪、61迫击炮、勃朗宁水冷式重机枪、火焰喷射器和火箭筒等，除最后两种外，都是国内有的常规武器；战术训练为班至连的进攻和防御，此外还有对空联络课程，铺设空投标志。上课都在野外小山坡上进行，每班三至四十人，由团级军官带队，席地而坐听课，讲课的美国军官都是参战后被征调的美国老百姓，只经过二、三个月的军事训练，没有任何作战经验，而听课的都是久经战场的老兵，为了接受美援礼貌性听课。

巡回训练组和130师

我到弥渡时，训练计划已执行过半，到二月中旬进行了一次各兵种协同作战演习，枪炮齐鸣，打了两天多，又举行一次分列式检阅，训练就结束了，巡回训练组也立即宣布解散。所有人员被分配到部队，我被分配到53军130师的美军联络组，驻地在祥云，没有公路，步行了六七十里才到达，当晚报到，第二天清晨就到一个乡村，与一个过去没有译员的美军军官一起工作，在一个迫击炮连进行训练。这个连所用的迫击炮还是国产的60炮，并没有美援61炮，训练内容是反反复复的基础动作，因为弹药奇缺，实弹射击时只发射了几发炮弹，也谈不上距离校准和命中率了，工作了大约二十多天，训练结束我被分配为师部一个美军少校军医波斯丁作翻译。

回到师联络组，才陆续知道53军是东北军，军长周福成，绰号周大麻子，据说是绿林出身。全军有130和116两个师，加上直属部队，编制约有两万余人。我逐渐认识了一些师、团军官。看来都是饱经战争磨练的老兵，如副师长王理寰左眼是假眼，398团魏团长脸上由很长的刀疤，很多军官都腰杆笔挺，身材高大，很有军人风度。他们讲话时东北口音很重，偶尔谈到张学良时，都尊称少帅，态度十分尊敬。队伍中老兵多，看来是能打仗的，但53军不是中央嫡系部队，在杂牌军中又属于东北军，其中酸甜苦辣就非外人所能得知了。

我和那个少校军医一起工作了约三个月，每天的任务是骑马去各团检查营房卫生和急救训练，并去师野战医院检查病号。那时部队士兵都睡在砖地或泥地上，铺的盖的都是稻草，因此很多士兵生了疥疮，有的混身溃烂流脓水。为了应付美国人的检查，团里就在稻草上铺上洁白的床单，床上摆了一床床叠的方方正正的干净簿棉被，门窗和地上都撒上白石灰水和消毒药水，并给士兵洗澡和发硫磺制剂的疥疮药膏，美国人看了也深信不疑。在急救训练时美国军医发现没有一个卫生队长知道在战地就地取材做急救器械的，就拿出随身带的简易工具进行示范表演，但要卫生队长模仿操作时却没有一个做得像样，受到批评后，那些军医惶惶不安，有人叹气说：“看来这碗饭是吃不成了。”但美国人说完就算，从未向上告状。师野战医院设在一个大庙内，那时没有伤员，病号都是疟疾、痢疾、疥疮等，是营养不良和卫生条件太差引起的，美国军医每次都逐床检查病号，并给补充处方，但因药品奇缺，病人能否获药就不得而知了。那个美国军医曾为一个病人开盲肠炎手术，野战医院没有开刀房和消毒器械，是用流动的沸水喷洒手术器械进行消毒的，照明是用一个煤油充气灯，并加上手电筒，麻醉用克罗仿滴注，切开腹部后发现盲肠已完全溃烂形成腹膜炎，于是就用磺胺药品反复擦洗和清理，开刀时间长达二个多小时。手术以后美国军医去看病人，拿出自己的牛奶和水果罐头，一口口地喂病人吃，终算平安无事救了一条人命。

滇西作战

    1944年5月上旬，11和20集团军分别自怒江南段和北段渡口渡江，开始了目标分别为歼灭龙陵和腾冲两地敌军的滇西作战，同时驻印军已突袭缅北重镇密支那机场，开展了著名的“密支那战役”。20集团军的攻击第一梯队54军于 5月10日渡江，第二梯队53军于5月12日渡江。130师在渡江前，先在大理附近的云南驿集结，是一个大运输机场所在地，美军联络组在此将所有成员重新分配，大部分人员被分配到战斗团，我仍分配在师部与美国军医一起工作，但波司丁少校不去前线，由一个年轻少校军医代替，两人仅匆匆见了一次面，相互都没有什么印象。5月11日部队分乘100多辆军用卡车出发，所有译员都是跟着部队乘卡车走的，途经澜沧江看到滚滚急流，听到汹涌的奔流声觉得很为壮观。傍晚到达保山以东约20里的板桥镇，是渡江前的集合点，以后没有公路就是徒步行军了。板桥镇很小，大家只好在野地露宿。第二天清晨，我正在集合点等待出发，师联络组中尉兽医阿道夫找到我，说他奉命留在板桥看守汽车办移交，经联络组长和少校军医同意，要我留下来一起工作，并再三说其他译员都分配到团里，实在无法调剂了，我虽然万分不愿意，但也无可奈何，只好限睁睁看着大队伍出发。

我跟着阿道夫来到一个很大的停车场，有六七十辆吉普车和中型吉普车丢在那里，都是美军乘坐来的，车上都有钥匙，我花了五分钟知道了开车的基本动作，就随心所欲的将两种吉普车都试开一番。在板桥停了两天，办完移交，第三天清晨出发去赶队伍。这只队伍约有五人，美军一个中尉，一个中士，两个民夫和我，并有马匹驮运路上吃的给养。我临时要了一支步枪兴致勃勃地走上征程。自板桥向西北方行走，走的都是上下起伏而很窄的山路，有的地方两个人对走都要擦肩而过，但驮运给养的马匹是走惯滇西山路的，却行走自如。一路上只遇到几个徒步的军人，在崇山峻岭和一片寂静中行军，我感到既兴奋又新奇，大约走了十个小时，就到了怒江北段突击渡口的瓦窑。下山前在高处就眺望到回转曲折犹如白色练带的怒江及在怒江对岸绵延迤逦，高耸于云雾飘渺之间的高黎贡山了。

走到渡口，看到江上有座铁索桥，铁索很粗，桥面很宽，上铺厚木板，可平行三四匹马；桥下水面不宽但水流湍急，名为怒江可能就是形容其急流奔腾吧！我缓步过桥，一路仔细观察，桥身完整无恙，无任何弹痕；过桥后就往山上爬，天已经黑下来，我们只好在离渡口不太远的山坡上就地露宿。因正值雨季，当晚大雨，在泥泞中泡了一晚上，第二天仍然下雨，道路泥泞不堪无法行走，只好就地等待，发现昨晚住在我们周围的有七八个不同单位走散的美国兵。第三天天气晴朗，这次队伍出发有七八个人，还有两匹驼马，一路往山上爬，路上经常遇到一些从山上下来换防的队伍，中午在一个小山坡支锅用少量大米做稀汤(因大军云集，依靠人力和畜力难以保障供给)。走了一整天在一个小山麓上找到部队集合地，并找到了54军的一个美军联络组。在帐篷里我们看到联络组上校组长正在大声叫嚷：“我一直坚持要迂回，为什么不迂回作战？迂回!迂回!”帐篷内几个下级军官都屏息倾听，没有一个敢答话。上校的翻译是我认识的西南联大同学马维周，他轻轻的告诉我，这个地区的日军总兵力约5000人，在我军渡江时未作任何抵抗就撤退到山腰，依靠地形和坚固的工事，组织交叉火力封锁上山通道，我军正面仰攻损失很大，所以上校大发脾气；他又告诉我这个上校是美国的职业军人。因他们不知道53军在何处，我们就告辞出来继续寻找，在一个坡地上，见到很多士兵围在一起推牌九和玩骰子，战场变成了赌场。我问了一个看热闹的士兵，他告诉我因为弹尽粮绝，停止进攻几天了，正在等待空投。当晚，我们找到130师上尉副官弗特立克，并就地宿营。第二天清晨，天气晴朗，一早就听到空中的飞机声和空投物资的落地声，山上没有合适的空投场地，只好向部队集结地附近的密林里投；一有空投很多士兵就争先恐后的抢物资，据说有的大米包降落时伞未打开坠落时将士兵压死，弹药箱落地就爆炸。第三天上午阿道夫中尉告诉我说，要到飞机场运物资，是临时任务，我就将步枪换成卡宾枪，随着他和三四匹马五六个民夫一起出发。那个机场在铁索桥以北，下山时走的是另一条路，走了五六个小时到达那个很小的简易机场，在那里将马匹装满东西准备回程，这时，那个机场的一个美军少校从帐篷里奔出来，与阿道夫中尉谈了很久，原来这个少校是从西南太平洋战场来的，在那里吃足了日本狙击手冷枪的苦头，现在机场周围时有枪声，他感到害怕，虽然机场已有一个译员仍要我留下，阿道夫中尉十分不愿意，但对方官大只好答应；这样我被留下，他一个人带着马匹和民夫回去了。我当时感到很突然也很不愿意，但无可奈何，未曾想到就此失去了与130师的联系，并失去了爬高黎贡山，行军作战的初衷。（未万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