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韻壘石、抱布二兄戲和《染頭有感》一個兼談詩中用典 [复制链接]

庖丁解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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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18 23:15 |只看该作者 |正序浏览 |

本帖最后由庖丁解羊于 2013-5-19 08:13 编辑

七律·次韻壘石、抱布二兄戲和《染頭有感》一個

霜風慣會戲蓬頭，常使佳人黯帶羞。
發冢原來多巨子，探囊總是缺名流。
偏宜歲月糊塗過，難得紅顏自在畱。
不用蔆花憑日照，應須痛哭學冠猴。

附原作：

染发有感
壘石
谁把霜风染白头，髭毛每向镜中羞。
荣枯错愕尝无绪，良莠滋生共九流。
一点脂膏缘份浅，数重梳齿锦华留。
差将老脸输颜色，者或人前可沐猴。

次韵戏和《染发有感》
抱布貿絲
君叹无情霜上头，苍颜不必黯含羞。
花开花谢寻常见，月缺月圆寂寞流。
啼破红尘甘与苦，堪怜岁序去还留。
真心绾得新天地，莫惧人前偶沐猴。

壘兄的《染髮有感》，因為染髮而引起了對人生的感歎，歲月的風霜已經將滿頭青絲染成了蒼蒼白髮，對作鏡子中的髭毛，真是五味雜陳啊，人生就這樣老去了，卻是一事無成，似乎有點不服老，那麼，不妨將頭髮染黑吧，這樣忽須還可在人前裝裝樣子。全詩的基調是低沉的，滿腔郁抑不平之氣，盡從尾聯而出。（次韻戲和《染髮有感》）是和前面的《染髮有感》的，全詩的風格較之原作的低沉是積極的，不管歲月如流，世事變幻，我輩何須含羞，不必慚愧，只要真心在，就是一番新天地。

   我的（次韻壘石、抱布二兄戲和《染頭有感》一個）就是在上面兩首詩的基調上寫成的。對於這首詩，我不做細解，以免王婆賣瓜之嫌疑，只是對詩中涉及的幾個典故略作解釋。蓬頭《魏書·封軌傳》：“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為賢？” 一般用來指社會底層的人。佳人：一般人都以為佳人是指漂亮女人的，其實不然，佳人也可以用來指男人。《隋书韦鼎传》“開皇十三年，（韋鼎）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淸靜。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為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奸謀逗遛，其人驚懼，即自首伏。 “卿是好人，那忽作賊。”演變到後來就成為了：“**，奈何作賊。”承接起句，這裡的佳人當然是詩人自己了。“發冢原來多巨子，探囊總是缺名流”。發冢：《莊子·外物》： “儒以詩禮發冢。”郭象注：“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奸，則迹不足恃也。”成玄英疏：“是以田恆資仁義以竊齊，儒生誦詩禮以發冢，由是觀之，聖迹不足賴。”莊子在這裡是諷刺那些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僞君子的。探囊：蘇軾《西新橋》詩：“探囊賴故侯，寳錢出金閨。”東坡在詩中所要表達的是希望當時的名望之流能夠給他以幫助。那麼，頜聯所要表達的是什麽呢?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都是那些道貌盎然高居上流者。見義勇為，救人于危難的又往往是那些底層的總是遭霜風（為富不仁之輩）蓬頭之輩。所以古人有“仗義每在屠狗輩”，而那些大人先生們呢？他們即使在干作像盜墓掘財這樣陰暗勾當的時候，嘴裡還還不念念忘仁義道德。頸聯是自嘲語，亦是自傲語。對影照鏡，本是自惜自憐，有自愛之意，然世事如此，又何必空照菱花鏡，還是去學那戴冠的猴子吧。《漢·司馬遷·史記·卷七·項羽本紀第七》：“人或説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説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説者。 ”後來人們就用沐猴而冠來比喩虛有其表，形同傀儡的人。注意這裡的"痛哭"，形容了詩人對現實的一種失望。

   因為這首詩中有了幾個典故，如果對典故沒有一個正確的瞭解，那麼就不能完全理解詩人所要真正表述的是什麽。所以，在這裡，也兼談一下詩中的用典。
   典，典故也。《辭海》中對於典故的解釋是這樣的：（1）典故和掌故。（2）詩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來歷出處的詞語。本文的典故，專指後者。用典又稱用事、使事、隸事，指在詩文中引用歷史故事和前人言語來表情達意的創作方法。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有專門的篇章論述用事。
   典故在詩中的出現始於文人詩的出現。可以說是自有文人詩後，詩中用典故的歷史就開始了。在用典的歷史上，東晉應該是第一個高·潮。後來，南朝劉宋的詩人們爲了糾正東晉輕率、粗俗的玄言詩風，意欲復古，使詩風回到建安、西晉時期崇尚典雅的審美格調，用典故遂成為當時的一種風尚，顏延之因為用典多而成為歷史上第一個以文人用典而著稱的人。此外，謝靈運、鮑照、謝莊等結喜用典，以至於鐘嶸嘲笑他們為“文章殆同書抄”。後來的齊、梁、陳也是用典不衰，還是那個鐘嶸，在《詩品》中說任昉、王融“竟須新事”。“王融博物，動輒用事”。《南史·王僧孺傳》：“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這個時期的詩人們用典的目的，主要還是使詩歌增強意象美、含蓄美、凝練美，以獲得一定的審美效果，沒有後來的那種炫耀學問的因素。詩歌基本上還是以抒情為主的詩人之詩。到了唐代，杜甫、李商隱，詩中用典抒情已經很普片了。如果說在宋代詩歌的產生之前，典故只是作為詩人們用以抒情的手段，那麼到了宋代，則將用點變成了為用典而用典了。王若虛在《滹南詩話》中說黃庭堅“鋪張學問以為詩，點化陳腐以為新”。王若虛所說的“鋪張學問”就是指黃庭堅的用典過於密切。對於黃之用典過多，清人趙翼在《甌北詩話》中也有提到“山谷書卷比坡（東坡）更多數倍，幾於無一字無來歷，然專以選材庀料為主，寧不工而不肯不用典，寧不切而不肯不奧，故往往意為詞累，而性情反為所掩”。趙翼雖然有點言過其實，但確實是觸到了的黃庭堅的痼疾。到了清代，因為清人重學問，在詩歌上更是大講學問根底，歷鶚就是典故學問為詩才：“夫黏，屋材也：書，詩才也。屋材富，而杗廇桴桷，施之無所不宜：詩富，而意以為匠，神以為斤，則大篇短章，均擅其勝”。他從理論上認為學問（典故）詩歌的材料，並且強調這種材料必須富足。
   詩發展到清代的道光、咸豐、同治、光緒時期，這個時期的詩人們普片推崇宋詩，用典，再一次達到高·潮。汪辟疆總結這一時期的詩時這樣說道：“近代詩家，學貴專門，偶出緒余，從事吟詠，莫不熔鑄經史，貫穿百家”。說出了道咸以來的詩人熔鑄經史百家入詩的風氣。石遺老人陳衍作為宋詩派的推崇者，對近代詩人用事、用典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在他的詩學理論中多次論及，如“用事精切”、“用事甚切”、“用事貼切”，這些都是對詩中用典的肯定和認同。
   今人每見詩中入典，則目為堆砌、掉書袋。從以上所述前人對用典的推崇可以看到，除了極少數為用典而用的外，極大多數的詩人都是通過用典來增加和豐富詩的意蘊，以達到含蓄精煉、耐人尋味的藝術效果。所以，用典，沒有什麽不好，但無論前賢典要之語，還是古今人事，都關乎知識學問，前人貴熔鑄，對於今人來說，如果缺乏一定的知識和學問，則以不用為好，以免“意為詞累，而性情反為所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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