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发现
文/马成云
周武王灭商后,商人失去了政权,政治地位骤降,只能从事商业经济。最初地位低贱的“商人”,后来却因此演变成了人的一种行业称谓。
探寻古滇国历史,无法回避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商贸活动千丝万缕的联系。古滇国,北通中亚、蒙古,西涉骠、身毒,南与东南亚诸国贸易频繁,东与汉帝国和平相处,境内居住着众多民族,属下有不少外国侨民,接纳了太多的文化,孕育了多姿多彩的传奇故事。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见到了来自中国的两样东西:蜀布和筇杖。他吃惊地发现,西南早已有一条大汉帝国并不知晓的“秘密通道”——“蜀身毒道”。蜀即四川成都,此地在战国时已被秦所灭,成为秦国属地;“身毒”是印度古称。当时的“秦汉王朝”与印度的“孔雀王朝”并未发生过“官方”之间的接触,而属地所产的优质丝绸和用“人面竹”做成的手杖等珍贵物品却不可思议地从印度传到了大夏。
张骞带着这一重大发现回国后,汉王朝从此知道了四川商人到云南进行贸易时,已打通了中国与缅甸、印度之间的通道,形成了一条北起四川成都,南下云南大理,西经保山、腾冲到缅甸,接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等国的陆上贸易通道,四川物产才得以远达这些国家和地区。
中国的丝绸、茶叶、白铜、食盐等物品随即大量流向缅甸,流向西方。其中,白铜是一种银白色铜镍合金,是云南人对世界冶金史的一大贡献。用白铜制作的器具到了波斯和阿拉伯地区后,被那里的人以异常崇敬的口吻称之为“中国石”。这种器具最后传到了欧洲,成为贵族之间用来炫耀的奢侈品。
起源于云南楚雄的太阳纹铜鼓,同样随着马帮的脚步走出云南,走向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走向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那里生根,以其神秘无比的形象和咚咚声响,震撼那里的山谷、田野、心灵,征服了那里人的灵魂,改变着那些国家和地区关于播种、收获和欢乐的各种仪式。
江川李家山51号墓出土的“蛇形镂孔铜器”,高24厘米,长31.7厘米,整体作圆形网兜状,器身遍布方形镂孔,一侧为直立的圆口形銎,另一侧为昂首鼓目、曲颈露齿的蛇头,用途尚不甚明确。既不见于商周青铜文化,也不见于东南亚青铜文化,然而,在欧亚草原的斯基泰艺术中却有类似的器物,不能不说留给人们太多想象的空间。
有了这条“西南丝绸古道”,中原文化、滇文化和海洋文化在古滇国这块土地上交汇、融合及延伸成了顺理成章之事,而最早往来于这条通道的是商人。他们通过马帮把成捆的丝绸带到了东南亚、南亚,甚至欧洲、非洲等地区。商人也把外面的宝石、琥珀、珊瑚带回云南,辗转销往内地。
那是一段朦胧的历史,正因为朦胧,我们才会在想象中看到了遥远的古滇国时期,王公贵族们迷恋上那些外来的海贝、琉璃珠、绿松石等奇珍异宝的情景。也许是生在高原没见过大海的缘故,滇人特别喜欢那些来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暖水地区的小巧、坚硬、散发着迷人光泽的海贝,并视之为钱币。他们在举行“祈福”、“报祭”和“祖盟”等活动时,以贝做商品交易。从那时起,贝币就一直作为货币使用到了明代。
在滇国古墓群中精美绝伦的青铜器上,有一些豹咬鹿、老虎吃野猪、战争、骑士、狩猎等惊心动魄的图像,以及那些穿兽皮长裤,佩戴铜短剑,深目高鼻,蓄长须,盘发髻的“异乡人”形象,还有汉式铁器、五铢钱和摇钱树等,表明中亚文化、中原文化和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脚步已走到了这里,并在这里生出多彩的寓言和迷人的神话。
此外,还有一条“南方丝绸古道”的东路,其北段被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经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到达谷昌(昆明)。南段叫“步头路”或“通海城路”,从昆明往南,经过蒙自,至中国蛮耗,再到越南老街、河内,主要出口云南大锡,进口煤油、燃料和棉纱等。传说,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马,沿着这条线路进入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故越南历史上也称之为“蜀朝”。
触摸古滇文化之脉络,感知古代商贸活动之纹理。“西南丝绸古道”的开辟,是商人活动的见证,也是商人对古滇国地理发现的重大贡献。
尽管,“西南丝绸古道”不如北方古丝绸之路有名,但其悠远的历史足以让今人充满种种“猜想”和敬仰之情。它比北方古丝绸之路早开通了两个多世纪的意义是无法忽略的。“西南丝绸古道”雄奇、险峻,跨越四川、贵州和云南三省。在云南境内地段,平均海拔在1000至2000米之间,沿途经过许许多多诸如“五尺道”、哀牢山、高黎贡山、澜沧江、怒江、红河等艰难险阻的生死考验。这条古道既是商贸通道,也是文化教育、政治活动以及战争的见证。它以其特有的方式静静地诠释着无法用文字表述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