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小说】《黄河殇：1938·花园口》

失败的匈奴

第一章 燃烧的土地

1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初，“台儿庄大战”胜利捷报传来，举国欢腾万民同庆，抗战中心武汉连夜举行火炬大游行，彻夜狂欢庆祝胜利。但是随后形势急转直下，日本人大举反攻，徐州前线局势岌岌可危。

    局势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日本飞机开始实施对后方城市的大规模空袭。四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是日本“天长节”，也就是日本国民庆祝天皇裕仁诞生日。头天日本电台宣称，为了以胜利向天皇陛下祝寿，日本飞机将毫不留情地轰炸支那（中国）城市武汉，直到把它从地图上抹去为止。

    这是残暴的日本强盗向这座人口稠密的华中大城市公开发出的第一张死亡名片。对于生活在武汉三镇的我父亲一家和数百万中国人来说，和平的日子屈指可数，敌人的节日成为他们的受难日，他们无法逃脱一场来自天空的血光之灾。

    上午八时，日本海军重型轰炸机十八架，在三十六架战斗机掩护下气势汹汹地朝武汉方向扑来。气焰嚣张的日本电台还威胁说，这将是一次“无区别”大轰炸，无区别的意思就是不用区分军事和民用目标，换句话说就是进行一场随心所欲的野蛮屠杀。五个多月前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就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抗战中心，不仅国家机关和战争大本营迁至该市，各国驻华使团、外交机构和来自全国各沦陷区的内迁机关、工厂学校和民众团体亦云集武汉三镇。对日本人来说，武汉不仅是长江中游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更是中国抗战的心脏，摧毁中国必得先摧毁武汉，摧毁中国抗战必得先摧毁武汉抗战。

    这就是日本人发誓要把武汉“从地图上抹去”的原因。

    根据汉奸提供的情报，日本人事先已经对驻守汉口机场的中国空军了如指掌，不仅掌握这些部队的番号和动向，知道这些部队对外号称三个战斗机大队，实际上只有不超过十几架作战飞机，而且刺探到这些飞机多已超期限服役破损严重的军事机密。抗战十个月来，以弱击强的中国空军已经濒临消耗殆尽的境地，因此占据绝对优势的日本人非常自信，在强大的日本护航机群面前，中国空军的残兵败将还不得赶快逃得远远的吗？

    这一天，覆盖在华中地区上空的积云忽然散开来，一轮红日从厚厚的云层里露出笑脸来。九时许，我十二岁的父亲邓述义正在汉口圣保罗小学的教室里背书，他至今记得那天上的是一堂国文课，国文先生诵读的课文是《论语》。

    这时候城市上空响起刀子一般尖利的空袭警报。

    圣保罗小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校址在汉口的英国租界里，这条马路现在仍然叫做鄱阳街。学校标志是一座尖顶教堂，每逢周日汉口的教友便要来到教堂做礼拜。抗战之初，教堂尖顶被涂抹上红白相间的十字标志，这是在华的外国机构按照国际惯例向交战双方表明的中立立场。但是空袭警报一响，课堂秩序还是大乱，小学生像受惊的小鸟一样纷纷奔出教室，挤在乱哄哄的操场上看热闹。

    有个眼尖的同学最先发现敌机，他尖叫起来：啊……日本飞机！我父亲循着同学手臂望出去，他果然看见一群像马蜂一样的小黑点出现在太阳下方。后来这些黑点渐渐爬高起来，一直爬进太阳里，叫人感到有些恐惧，好像太阳已经变成一个恶毒的蜂巢。

    日本飞机眼看就要逼近这座不设防的城市。

    忽然低空传来一阵沉重有力的马达轰鸣，又有同学惊呼起来：快看啦……飞机！于是我父亲赶快掉转脑袋，他看见从江岸火车站方向飞来一队银光闪闪的飞机，当机群呼啸着掠过城市上空的时候，他们都看见飞机翅膀下面有一枚醒目的青天白日机徽。

    中国飞机升空迎战了！

    抗战以来，老百姓最大心愿莫过于盼望自己军队快快强大起来，好把万恶的日本强盗赶出中国。这一天他们的愿望部分地得以实现。我父亲说，从前中国飞机少得可怜，听说汉口机场的飞机多是用来蒙骗日本人的木头飞机，一旦敌机来犯天空便很难找到中国飞机的踪影。但是这次不同。随着雷鸣般的马达震撼长空，他看见一队又一队中国战机升空迎战，其数量之多，阵容之庞大前所未见，已经大大压倒敌机，好像一夜之间战争天平已经倒向弱势的中国一方。

    我查阅当时的报刊史料，以证明父亲的讲述并非一厢情愿的想象。《国民党空军抗战实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载：“四·二九武汉大空战”中国空军出动新式战斗机达六十四架，占据绝对优势。另一本《蓝天碧血扬国威——中国空军抗战史料》（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载：中国空军四大队、三大队和五大队共起飞苏制战斗机“伊尔15”、“伊尔16”……共计六十四架，分别从汉口和孝感机场起飞迎敌。

    这真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场面啊。

    父亲说，学校立刻沸腾起来，学生欢呼雀跃激动万分，许多老师仰望长空热泪滚滚，他们期盼的复仇时刻终于到来了。地面人们目送排出战斗队形的中国机群直插蓝天，然后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向着不可一世的残暴敌人扑去。

    其实日本人的情报并没有出错，汉口机场确实只有十几架中国战斗机，而且由于长期苦战和缺少零配件，这些伤痕累累的飞机战斗力大减。但是令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苏联（俄国）援华空军也就是斯大林元帅派出的“苏联志愿军”已经秘密抵达中国，两个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战斗机大队连夜转进武汉外围的孝感机场，成为这场出奇制胜的抗日大空战的绝对主力。

    于是“四·二九武汉大空战”变成日本侵略者的一场噩梦。

    这天武汉民众万人空巷，人们不顾危险涌出家门，百万民众在地面为中苏空军呐喊助威。抗战以来，凶恶的日本飞机在中国天空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轰炸中国城市和村镇，把成千上万吨炸弹倾泻在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头上。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一天作恶多端的侵略者终于受到正义的惩罚。当第一架日本重型轰炸机拖着滚滚浓烟坠入长江并溅起高高水柱时，久埋在人们心中的仇恨立刻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惊天动地的怒吼把武汉三镇变成埋葬日本侵领略者的汪洋大海。

    但是疯狂的日本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的战斗机拼命开火抵抗，试图掩护轰炸机突围。尽管中苏空军的密集炮火不断击中敌机，打得敌机起火爆炸，还是有几架漏网的敌机蹿至武汉上空扔下炸弹，炸毁一些房屋并导致地面民众伤亡。

    激动人心的武汉大空战历时约四十分钟，中苏空军击落日本重型轰炸机十架，战斗机十一架，自己也损失十二架飞机，牺牲多名优秀飞行员。中国飞行员陈怀民在负伤之后驾机撞击敌人，成为血洒长空的抗日英雄；苏联飞行员舒斯捷尔也英勇撞击敌机不幸牺牲，被授予苏联功勋飞行员称号。

    当日，武汉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集会和民众游行，史称“四·二九空中大捷”。

失败的匈奴

５
　　公元１９３９年的新年钟声在飞机空袭警报和大后方民众的和平祈祷中敲响，新的一年伴随着更加深重的苦难和同样更加顽强的希望悄悄来临。

　　我爷爷张松樵的裕华纱厂终于在重庆江北窍角沱开工，当年边建设边投入生产。在此后艰难困苦的抗战岁月里，工厂同后方人民一道经历了中国抗战史上最为恐怖的“重庆大轰炸”，厂房机器几乎毁于大火。更为悲惨的是，我爷爷的妹妹也就是我父亲的姑母全家五口不幸被敌人炸弹夺去生命，只有一个小名叫做“咪咪”的未满周岁的表妹奇迹般获救，她是被我父亲从火场里奋力抢救出来的。咪咪姑姑虽然捡回一条性命，但是智力受损，从此成了孤儿。张松樵也在轰炸中受伤，大腿盆骨多处粉碎性骨折，但是他老人家以惊人毅力重新站立起来，伤愈以后就再也离不开拐杖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松樵开办的另外两座新厂，成都裕华纱厂和广元大华纱厂也相继建成投产，加上原有的西安大华纱厂，至抗战结束，裕（大）华纺织集团垄断大后方一半以上的纺织品市场份额，并为大多数中国军队生产和提供军品，远远超越其他同行，一跃成为中国四十年代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集团。

　　我父亲在重庆继续念完初中，他的学生时代是伴随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不屈反抗一起度过的。他亲眼目睹１９４０年震惊中外的“较场口大轰炸惨案”，那次惨案共有万余平民妇孺在敌机空袭中窒息身亡，那种尸体成山的惨烈场面如同燃烧的弹片一样嵌进少年的幼小心灵，令他常常在睡梦中被疼痛和心中迸发的怒吼所惊醒。少年积蓄的民族仇恨终于在１９４３年的深秋像火山一样爆发，这个只有十七岁的高中生背着自己的父母投笔从戎，经过举世闻名的“驼峰航线”空运来到南亚古国印度，成为中国驻印军一名普通士兵并从此投入波澜壮阔的中印缅盟军大反攻。

　　１９３９年，苦难深重的四万万中国民众在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声中默默坚持，黄泛区人民在饥寒交迫和流离失所的泥泞道路上坚持，我爷爷张松樵和他的工厂也在敌机轰炸和死亡威胁下坚持。他们决不向敌人低头屈服。

　　这一年，他们终于迎来一个足以改变欧洲和中国命运的重大转折，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两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

失败的匈奴

４
　　１９３８年岁末，蒋介石夫妇在随从幕僚簇拥下登上重庆黄山别墅观景台，凭栏远眺，蜿蜒长江和山城风景尽收眼底。

　　纵观即将过去的一年，抗日战场发生许多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惊涛骇浪乱石排空，但是中国抗战的航船毕竟还是渡过重重危机驶入安全的大后方港湾。尽管中日战局仍然波澜起伏错综复杂，但是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国民政府或者说蒋介石都成为这场对外战争的最大赢家。

　　来势汹汹的日本人虽然占领武汉，但是他们的攻势已经得到遏制，战力已达极限，尤其在北方战场，黄泛区已经变成一道天然屏障，令精疲力竭的日军短期内无力发动大规模攻势。空间和时间是蒋介石对付日本人的制胜武器，“以中国之广大，令日本人顾此失彼；以中国之四万万人口，陷日本人于长期抗战的泥淖之中”，说明蒋介石彻底完成对日作战的战略思想转变，决心以抗图存，以抗求变，等待国际局势变化。

　　与此同时，蒋介石借抗战之名一举完成梦寐以求的两件大事，即实现对南方各省的控制和排除党内异己。此前国民政府只是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实际控制范围只及江苏、浙江和华中地区，不到全国五分之一，而东北、华北、西南、西北还有华南各省军阀拥兵自重，听管不听调，令蒋介石无计可施。但是日本入侵打破这种占山为王的封建割据局面。民族危亡之际，从前那些戒备森严的疆界壁垒一夜之间统统被打破，一盘散沙的各省军队不仅在抗战名义下归于中央政府统一指挥，而且中央军还能名正言顺地进驻华南、西南、西北诸省布防。“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抗战结束，已被牢牢控制的各省军阀还能独立得起来吗？他们还能逃出蒋委员长的手板心吗？所以从任何意义上说，尽管日本入侵是件坏事，但是蒋介石却把坏事变成好事，中央政府的实际管辖地盘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好几倍，成功地实现又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军“北伐”。

　　另一个胜利就是挤走党内最大的政治对手汪精卫，实现真正的权力统一。自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多次遭遇危机被迫下野，虽然大难不死化险为夷，但是每每处心积虑欲将他置于死地的危险敌人就是这位笑里藏刀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谁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政治本身就是一场赌博，只不过这一次精明过人的汪精卫押错宝，他把赌注押在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人身上。

　　根据多年后披露的文件，汪精卫出走疑点多多，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蒋介石究竟知情还是不知情？据说蒋介石明知道汪精卫私下与日本人谈判却未加制止，对高宗武秘密访日以及此后“重光堂会谈”洞若观火，甚至还有史料称，蒋介石“本来完全可以阻止汪精卫外逃却佯作不知”，如此等等。这些学者据此推断，戴笠情报机构不仅完全掌握汪的动向，而且设下种种陷阱逼汪外逃，甚至派特工追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姑不论这些说法最终是否成立，现在汪精卫终于跳进火坑，蒋介石岂能不笑？

　　委员长终于笑出声来，笑得踌躇满志气象万千。

　　这一天蒋介石在黄山别墅接见多批客人，其中有一位衣着朴素神采奕奕的来宾，他代表一支来自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的红色队伍来同蒋介石会面，协商国共合作抗日事宜。历史的端倪已经显现，来宾和他所代表的新生力量日后注定要取代国民党统治，造就一个跨世纪的红色共和国。来宾获准在重庆曾家岩开设八路军办事处，后人称其为“红岩村”。

　　来宾名字叫周恩来。

失败的匈奴

３
　　汪精卫下决心脱离重庆政府。

　　史载：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国民议会议长汪精卫邀蒋介石单独会谈，双方究竟谈些什么语焉不详，但是“语气激烈，不欢而散”。（《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这段文字记载的是蒋、汪最后一次会面的准确日期。两天之后的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等人悄然出逃越南河内，并于二十九日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正式走上投靠日本人的不归路。

　　据说蒋介石得知汪不辞而别的消息，连连冷笑，全无惊讶表情，令许多人深感意外不寒而栗。

　　汪精卫在越南河内一呆就是五个多月。

　　据２０００年台湾出版的史料称，汪精卫出走其实是上了日本人的当，掉进日本人设置的谈判陷阱中。惯于玩弄阴谋诡计的日本人从来不是正人君子，他们根本不打算兑现“重光堂会谈”的和平诺言，即“停战”和“撤军”两条，他们向汪精卫开出的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已。当汪精卫明白上当受骗为时已晚，据说他脸色惨白仰天长叹，对他的追随者表示，这辈子就是流亡国外也决不去日本，不同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日本人打交道。

　　这就是汪精卫长时间徘徊河内进退两难的原因。

　　但是此时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汪精卫一旦出走决无退路，他就像一条上钩的鱼儿只能无望地挣扎蹦跶。而已经达到目的的日本人则稳坐钓鱼台，他们清楚这个公开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的国民党第二号人物迟早必将就范，所以索性把他晾在河内暂不理睬。

　　一个意外事件的介入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僵持。

　　戴笠派特工潜入河内实施暗杀，不料阴差阳错地杀死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侥幸逃过一劫的汪精卫明白蒋介石决不会放过他，除了死心塌地投靠日本人别无选择。

　　丧家之犬的汪精卫终于全面妥协，接受日本人的苛刻条件，这个自称“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反清志士终于完成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最后演出，沦为日本侵略者手下的一条乏走狗。日本人对这个傀儡头子唯一作出的安抚性让步就是，允许其在协议书中保留一项所谓“爱国条款”：“南京政府（即汪伪政府）军队不与国民政府军队直接作战”。

　　汪精卫至此沦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失败的匈奴

２

　　公元２００３年，我为写作本书到黄泛区采访，行前父亲忽然讲起老家的事来。如今父亲已是将近八十岁的老人，他说很想知道那个地名叫做“邓氏宗祠”的老家究竟还有没有，是个什么模样？我理解老父亲的心愿，我们家族五代以内，唯一回过河南老家的人只有我爷爷张松樵，而且还是在上个世纪初叶，但是他老人家已于１９６０年去世，因此连我父亲也搞不清老家的确切位置和来龙去脉，所以我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念头踏上开往北方的火车。

　　一连几个月，我奔走在千里黄河故道上，虽经多方寻访，但是无论在今天的郑州还是开封、周口等地，要找到一座大半个世纪以前消失在黄水里的小村庄如同大海捞针。《黄河水利志》载：１９３８年花园口决堤，泛水淹没的各省、市、县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村庄遭到泛水直接席卷而去，民众伤亡惨重无法统计。仅以郑州郊区的郑县（现已划为郑州市）为例，泛水卷走大小村庄达二十三座，这些曾经人丁兴盛的村庄如今已经了无踪迹。另有遭到泛水严重冲毁的大小村庄七十二座，遭泛水浸泡受灾的大小村庄四十五座，共计一百四十余座，约占当时该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我寻根无果。

　　根据国民政府抗战胜利后发布的统计称，据不完全统计，泛水淹没冲毁村庄三千余座，房屋数百万间，死亡民众达八十九万人，逃离家园达三百九十一万人，受灾人数超过一千二百万。

　　《郑州文史资料》第二辑（黄河花园口掘堵专辑）载：黄泛区淹没豫、皖、苏三省总耕地面积的将近百分之三十；逃亡人口占三省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死亡人数为三省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七；损失财产总数为四万七千八百零七亿元（均按抗战前币值计算），农业收入减少四万七千四百七十四亿元，仅此两项相加即为九万五千二百八十一亿元。

　　黄河泛滥面积之大，淹死人畜之多，危害之烈，决口时间之长，以及损失之巨大，实为千古未有世所罕见。在中牟县，人们告诉我，这里许多村子都是抗战结束后由外地移民新建的，除了一眼望不到边的漫漫黄沙什么也没有，一年四季大风起兮尘飞扬，恍如来到西北戈壁滩。在周口，一位姓宋的农业技术员说，历史上黄河泛滥大都当年决口当年封堵，所以未留下严重后患。但是抗战时期的黄河改道达九年之久，不仅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空前损失，而且导致生态严重恶化，土地大面积沙化和盐碱化。在黄泛区，许多地方黄沙深达数米，已经不适宜耕种，这是致使该地区长期贫困落后的主要历史原因。而要改造这片面积几乎相当于台湾省的黄泛区，变沙滩为良田，至少需要好几代人的跨世纪努力。

　　在国家发改委，官员告诉我，黄河故道为中、东部贫困带走廊。由于历史原因，该地区多数县和县级市均为国家级贫困县。

　　在许多贫困乡村，我看见那里正在发生一些令人欣慰的变化，村民开始建起小楼，有的外墙还贴上闪亮的瓷砖。老人有活动中心，孩子们在村小教室里朗读课文，尽管一张张可爱的小脸蛋在寒风中冻得通红，他们清脆的声音还是像小鸟一样在初冬的阳光下张开翅膀高高飞翔。

　　我返回成都，把中原见闻如实禀告老父亲。

　　次日我看见客厅里多了几件东西，那是父亲把我从黄泛区拍回来的照片和一捧黄沙摆放在爷爷遗像前，相信爷爷的在天之灵也在注视着人世间的沧桑巨变，为中国和他故乡人民的幸福祈祷。

失败的匈奴

第二十六章 东方黎明
　　
　　１
　　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七月的一天，也就是黄河大水在中原大地泛滥一个多月之后，肖老大最早带走的那支船队意外地出现在武昌码头上。原来肖老大得知武汉形势危急，当机立断把机器卸在中途的宜昌码头，然后星夜兼程赶回武汉来救援。

　　八月初，我父亲一家遂得以撤离武汉。

　　当萧瑟秋风吹落遍地梧桐树叶的时候，日本侵略军的铁蹄终于踏上空荡荡的武汉大街，而此时满载裕华纱厂机器的庞大船队已经抵达上游数百公里外的宜昌码头。

　　宜昌为古往今来长江上最重要和繁忙的水运码头之一，也是长江航道的一个分界线。宜昌以下水面宽阔水势平缓，可通航千吨巨轮直达长江口，但是往上则是以滩多流急和航道险峻闻名天下的长江三峡，只能航行吃水浅吨位小的船只，人称“川江鬼门关”。由于大量内迁政府机关、学校工厂、人员家属以及撤退物资一齐涌来，狭窄的川江航道如同患上“肠梗阻”，每天限量放行船只，所以多数难民只好滞留在宜昌、沙市，沿江码头上货物堆积如山。日本人侦察出国民政府的撤退行动，他们从地面追击无望，于是天天派出飞机轰炸扫射，企图把转移入川的中国船只统统炸沉。

　　张松樵船队多次险遭没顶之灾。

　　最大一次灾难发生在万县。

　　敌机三十架轰炸万县，烧毁半座县城，码头船只亦不能幸免。裕华纱厂近半数机器设备被炸沉，人员多有伤亡，令张松樵百折不挠的建厂计划险些功亏一篑。直到次年元月，这支历尽千难万险伤痕累累的船队终于陆续抵达目的地重庆，据不完全统计，裕华纱厂在西迁途中损失惨重，幸存的机器设备只有不到迁厂前的五分之一。

　　史载：裕华纺织公司，厂址设在武胜门外中（下）新河，民国十年创设，资本额三百万元（银元），机器马力一千七百六十匹，员工二千四百余人，纱锭四万枚，布机五百台。每日出产粗、细棉纱一百二十余件，粗、细布一千余匹。武汉转进时因交通工具缺乏，仅纱锭布机拆迁重庆，其余机件均告损失。房屋亦拆毁过半。（武汉市档案馆、武汉市图书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合编《武汉抗战史料》５６２页）

　　史载：武汉入川的裕华纱厂，使四川从此有了机械化纺织业。（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汉抗战史略》３８０页）

失败的匈奴

５
　　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十月末，当第一支风尘仆仆的日军先头部队小心翼翼地出现在汉口郊区的马路上时，他们发现这座被称作“抗战心脏”的华中重镇空空荡荡，中国人把一切可资利用的东西统统搬走了，武汉已经变成一座名副其实的空城。在天河机场外围，日军遭到火力阻击，指挥官举起望远镜，他发现机场跑道上竟然还停泊着一架未及起飞的飞机。

　　他判断这是一架临时发生故障的飞机。

　　日军指挥官喜出望外，下令向机场全力攻击，此时他的部队距离机场跑道只有不足两千米，如果他们运气好的话，完全可能赶在飞机修好之前占领跑道控制机场，然后在地面上俘虏这架银光闪闪的大飞机。

　　但是日本人毕竟还是晚了一步。

　　不等他们冲进机场，飞机已经重新发动，并且开始沿着跑道缓缓滑行。日本人眼看到手的猎物就要溜走，急得哇哇直叫。但是此时他们鞭长莫及，因为他们只是一支先头部队，没有携带远程火炮和高射机枪，无法实施火力阻拦，所以只好眼睁睁看着飞机在跑道上渐渐加快速度，然后像一只姿态优美的大鸟迎风起飞。

　　等到日军俘虏了几个未及撤退的中国地勤人员，指挥官才懊悔万分地获悉，原来，他们与一个天大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因为飞机上的重要乘客不是别人，正是被日本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蒋介石夫妇。

　　飞机在空中平稳飞行。

　　随着下面那座城市越来越远，危险已经留在地面上，客机上的人不由得大大松了一口气。按照计划安排，飞机本应径直往南飞，第一站目的地为湖南长沙，蒋介石将在那里召开重要的衡南作战会议，亲自部署即将打响的长沙保卫战。但是一直闭着眼睛没有说话的蒋介石忽然睁开眼睛说：告诉机长，让他往北方飞。

　　随行人员大惊失色，因为此前并未安排飞机北飞，北方上空敌机活动频繁，一旦发生敌情后果不堪设想。侍从室主任林蔚频频拿眼睛去看坐在一旁的蒋夫人，他结结巴巴地请示说：北、北方？什么目的地？

　　只有夫人明白丈夫的心思，她替蒋介石回答说：就到黄泛区上空转一圈吧，让委员长看看那条河。

　　于是，飞机划了一个大大的弧形，轰鸣着掉头北上，朝着一个古老民族刻骨铭心的黑色噩梦飞去。

　　飞临黄泛区，人们纷纷透过舷窗俯瞰地面。

　　人们的心一瞬间被刀子刺穿了。

　　黄河改道是刻在中国母亲胸膛上一道深深的伤口，那汹涌而出的分明不是什么黄水，而是浓稠得化不开的鲜血和泪水啊！蒋介石是个基督徒，他面无表情地在胸口画个十字，然后闭目养神。

　　飞机在黄水之上划了一个圈，然后向南飞去，渐飞渐远。
　　
　　６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７日下午，日军占领汉阳，武汉宣告陷落。

　　武汉会战从日军进攻安庆算起，历时四个月又二十七天，距离蒋介石“坚守五个月”的命令只差三天，基本上算得上胜利完成任务。国民政府军委会发言人称：中国抗战方针为持久抗战，不在一城之得失，亦不在一时之进退。（《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关于武汉会战的战报，中日双方出入较大。根据战后日方公布的资料，日军阵亡约九千五百人，伤二万六千人，共计三万五千五百人。（见《简明日本战史》（日）桑田悦、前原透编著，军事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中国方面统计，毙、伤日军约二十万人，缴获甚丰。而第九战区司令陈诚将军发表战报称：我军取得重大胜利，敌军伤、病、死亡人数当在三十五万左右。（见《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日军侵华势头受到遏制，中国抗战由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失败的匈奴

４
　　汪精卫得知高宗武赴日本成行的消息，不由得欣喜若狂。

　　高宗武给汪精卫的密信称，日本方面确有诚意结束战争，重新缔结中日提携的友好条约。对于汪精卫提出的和平条件，日本方面称凡不违背中日提携的精神，都可通过谈判来实现。

　　高宗武信中还透露说，日方期待组建一个对日友好的新政府来取代蒋介石国民政府。只要汪精卫同意出任新政府首脑，日本方面将全力支持并维护与新政府的友好关系，实现大东亚共荣等等。

　　这就是说，“和谈派”的坚持不懈终于获得突破。日本人开战初期那种目空一切咄咄逼人的战争态度开始有所转变，至少不再最后通牒和漫天要价。日本人愿意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第一次明确回应并向汪精卫伸出了和平的橄榄枝，说明他们需要“和谈派”，需要通过包括和谈在内的手段来解决争端。

　　日方态度的一百八十度转弯令汪精卫大有绝处逢生之感，经与周佛海、陈公博等人紧张研究，他们共同起草一份《对日和平之原则》的文件，提出响应日本人和平谈判三大主张：第一，中日一旦和谈成功，汪精卫等人即脱离国民政府，并发表公开声明。第二，联合南方各省公开通电“拥汪反蒋”，重组一个真正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第三，日本方面为显示和平诚意，应尽快停止其军事行动，放弃主权要求，并且逐步实现从华中、华北撤军。

　　按照汪精卫的如意算盘，如果通过谈判而不是战争来实现和平，实现日本停火撤军，不费一枪一弹收复国土，岂不是证明“和平救国”路线的英明正确？汪精卫岂不是成为拯救四万万中国民众于战争水火的大救星？而假日本人之手来取代蒋介石和帮助自己上台更是梦寐以求的心愿，否则这个号称“爱国者”的国民党副总裁何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偏要去做日本人卵翼下的傀儡首脑呢？

　　经过反复磋商和讨价还价，１９３８年秋天，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汪、日正式会谈”在上海秘密举行，因会址选在一处名为“重光堂”的日本会所，所以又称“重光堂会议”。出席会谈的汪方代表是高宗武、梅思平和周隆庠，日方代表为陆军大本营情报军官影佐帧昭大佐、今井武夫大佐等人，双方签署《日华协议记录》的秘密文件。该文件出笼标志国民政府内部两大阵营彻底决裂，作为“亲日派”代表人物的汪精卫终于迈出投靠日本人和卖国求荣的关键一步。
　　出逃之前的汪精卫一如既往地扮演着国民党副总裁和政府领导人的重要角色，他依然出席各种抗战集会，到处发表抗日演讲，大声疾呼抨击时政，抨击各种社会弊端。但是这个披着抗战外衣的大人物内心立场已经发生彻底转变，成为一头披着羊皮的狼。他指示手下不遗余力地刺探国家机密，大量收集情报，包括黄河决堤的事件真相等等，只待时机一到，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投降派就要彻底撕下伪装，暴露出认贼作父的庐山真面目来。

失败的匈奴

３

　　１９３８年６月，武汉大本营下令集中一百多万部队，其中包括几乎所有中央军主力迎击来自长江下游的日军进攻。

　　中国抗战史上最大规模的武汉会战拉开序幕。

　　站在作战沙盘跟前的蒋介石目光灼灼信心百倍，他看到他的对手正在由一种主动进攻变为被动进攻，从两面夹击变为单路出击，说明日本人的战场优势遭到大大削弱，战争形势由此发生转折。他看见长江两岸的鄂、皖、赣诸省，从北向南分布着重重叠叠的大别山、霍山、九华山、庐山、幕阜山，百万中国大军构筑多重坚固防线，居高临下严阵以待，而敌人华中派遣军则只能被迫沿着崎岖狭窄的长江水道向上仰攻，这些地势险要的高山大川必将大大削弱敌人战斗力，令敌人先进的飞机、坦克、大炮和机械化部队难以发挥作用。这样就等于中国人替他们的对手选择了一个最为不利的作战方案，然后把被动进攻的沉重包袱扔给像蜗牛一样在山区爬行的日本人。

　　当时有苏联军事顾问询问蒋介石：日军只有四十万人，百万中国大军是否有可能战略性歼灭一部分日军？

　　蒋介石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回答说：您说得很对，日本人很快就会感到捉襟见肘，我们一定会用时间和空间来打败日本人。

　　记者问：国民政府是否准备放弃武汉？

　　蒋介石则以坚定的语气表示：你错了。我们一定要保卫大武汉。敌人的企图不可能得逞。

　　记者追问：您的意思是，国军要与日军进行战略决战？

　　蒋：是的。我可以公开地告诉你，国民政府已经调集百万大军，此外还有二百万预备队，他们都部署在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沿岸。任何来犯之敌一定会遭到迎头痛击，被无情消灭。

　　７月６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参政大会第一届会议上信誓旦旦地保证：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一切的奋斗，要巩固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

　　他还宣布决不姑息任何背叛国家和人民的败类，任何人与敌人和谈都将被视作叛国通敌，都将以汉奸罪论处，云云。

　　其实上述舆论都是蒋介石公开施放的烟幕弹，作为军事领袖，他自然深谙“兵不厌诈”的谋略之道，这种高调决战的姿态都是做给日本人和党内政敌看的，换句话说就是恫吓他的敌人。事实上号称“百万大军”的中国军队并未全部参战，他们相继投入的许多番号都是用以迷惑敌人的手段，西方媒体信以为真，争相报道中国大军云集武汉，将与来犯日军进行战略大决战的重大新闻。而不明真相的国内舆论和民众也一派乐观，以为日本人必败，武汉从此高枕无忧。

　　在随后召开的大本营作战会议上，蒋介石严厉训斥了那些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军队将领，把他们的脑袋比作“蠢驴脖子上的那个东西”。蒋介石总结说：去年“淞沪会战”打破日本人速战速决的神话，这是我军取得的第一个阶段性重大胜利。不久前结束的“徐州会战”，我军成功突围，致使日军捕捉我军主力的战略企图破产，特别是黄水泛滥打垮敌人华北派遣军，等于折断敌人最具威胁的一把尖刀，这是第二个阶段的重大胜利。现在我们必须争取第三个也是最关键性的胜利，就是成功实施战略大转移。因为民众撤退需要时间，转移工厂机器需要时间，后方建设也需要时间，所以你们的任务就是阻击日军，延缓他们的进攻步伐，争取宝贵的时间，那么我们就将取得第三个阶段乃至整个抗战的彻底胜利！

　　蒋介石向空气中伸出一个巴掌来，他宣布说：五个月！这是我对你们唯一也是最后的要求。你们必须用决死的抗战精神，坚决从敌人手中夺回宝贵的五个月时间，那么我国民政府就守住了中国抗战的半壁江山！

　　根据蒋介石指示精神，会议确立会战原则如下：

　　第一，实施层层防御，将阻滞日军的时间从原先三个月延长至五个月，也就是说日军突破武汉防线的最后时限不得早于十月底。

　　第二，全面加快战略大转移的步伐。将原定计划十个月的撤退周期缩短到五个月。组织全国交通工具支援武汉，按照军工、民用、社群的顺序进行有序撤离。所有撤退工作必须在十月底之前完成。

　　第三，组织华中各省抗日武装，在敌后发动持续有效之袭击，破坏公路桥梁，烧毁仓库粮草，配合正规军实施武汉战役。等等。

　　蒋介石任命第九战区总司令陈诚、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为前敌指挥官，自己则坐镇武昌，亲自统领三军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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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来自北方的战争压力一旦缓解，陷入瘫痪的政府职能迅速恢复运转，武汉街头的电灯重新亮起来，商店开门做生意，郊区的粮食蔬菜摆上市民的餐桌，警察上街巡逻，像流行病那样蔓延的恐慌和犯罪势头得到有效控制。一些已经转入地下的抗日救亡团体重新活跃在街头上，抗日集会和群众游行再度呈现轰轰烈烈之势，社会秩序不再混乱，人心得以稳定，不再那么谈“日”色变和惊慌失措。

　　政府部门组织的撤退工作也大有起色，每天都有来自全国的空车皮和车辆源源不断地驶入武汉，而从长江上游赶来支援的机器船和木船的队伍也络绎不绝。交通委员会每天都要发布交通公示，将政府机关、工厂学校、社会团体和民众纳入分期分批的撤退计划，组织他们分别向湖南、广西、四川和西北地区疏散。总之，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获得一个来之不易的喘息之机，从而避免重蹈南京陷落时那种争相逃命的悲剧覆辙。

　　抗战前夕的１９３６年，国民政府发起一场旨在筹集抗战资金的“献机祝寿”运动，湖北省总共捐献飞机三架，其中一架为张松樵个人认捐（十万大洋）。１９３８年７月７日，武汉各界隆重纪念抗战一周年“国耻日”，同时宣布发起为期三天声势浩大的“抗战献金运动”，这次捐款的主要用途是救济灾区。

　　据《新华日报》载：毛泽东等中共参议员宣布，将国民议会的当月薪水捐献出来救助黄水灾区。许多社会贤达、知名人士纷纷慷慨解囊，市民踊跃认捐，连乞丐和监狱里的犯人都掏出身上仅有的硬币，还有一群小学生主动绝食一天，把饭钱捐给灾区。

　　总之，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事迹比比皆是。

　　这时张松樵作出一个惊人决定，宣布要向黄水灾区捐献一笔巨款，这笔巨款的数目相当于救助一万个难民吃整整一年的粮食。

　　张松樵的决定遭到所有亲友反对。

　　当时裕华纱厂搬迁受挫前途未卜，远在重庆的新厂区还是一片空地百废待兴，而张松樵的个人资金状况也相当不妙：战争不仅破坏工厂生产，而且令他失去许多市场，固定资产大大缩水，流动资金捉襟见肘等等。此时人人都很清楚，工厂搬迁过程中每分钱都很重要，都应当花在刀刃上，何况流动资金等于工厂的血液，是工厂重建和恢复生产的根本保证。他们纷纷劝阻道，灾区那么大，受灾民众那么多，你就是把工厂全部捐出去也不过杯水车薪啊！何况抗战是全民族的大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你捐出那么一点聊表寸心就行了，何苦把自己填进战争的无底洞里去呢？

　　但是张松樵是个固执的老人，他早已过了那种心血来潮的年纪，一旦作出决定便很难改变。只有我奶奶柳韵贤理解她的丈夫，她清楚这个比她大三十二岁的男人永远都是河南老邓家的血脉传人，他的血管里流淌着比火焰还要炽烈的血液，这片热血炙烤着他的灵魂，令他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所以他必须以这种超乎寻常的方式报恩。于是我奶奶当着全家宣布一个决定：工厂是你的，我和孩子也是你的，我们跟你一道捐。

　　我奶奶再次变现了属于她个人名下的全部财产，包括房屋、嫁妆和私房钱，变卖金银首饰，从而使我爷爷捐款赈灾的心愿得以圆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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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大撤退
　　
　　１
　　我父亲一家直到七月末也没能撤出武汉。

　　大撤退伊始，由于船只车辆都被政府征用，裕华纱厂机器设备堆积如山，但是我爷爷张松樵回天乏术，眼看日本人逼近却难有作为。如果没有足够的船只和运输工具，我爷爷和他的家人还有他视同生命的工厂就等于统统判处死刑。
　　这时候他看到黄河决口的悲惨新闻。

　　我父亲说，六月中旬武汉各报纸纷纷报道了日机野蛮轰炸花园口大堤和黄河决口的重大事件，还配有若干记者发自郑州前线的照片。我爷爷一打开报纸就惊呆了，他连忙派人前往河南老家打探消息，过不多久那人回来报告说，火车只开到鄂、豫交界处就不走了，听说河南方向桥梁坍塌，豫中、豫东已成泛区，而铁道沿线所见都是逃难灾民，如此云云。另有消息说日本人亦为洪水所阻，已经退回徐州去了。日本人撤退的消息虽然令张松樵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是那段时间老人家忧心忡忡愁眉不展，常常独自站在江边发呆。

　　黄河改道的消息震惊全国，黄泛区立即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黄泛区的种种惨况，武汉各慈善机构和社会团体纷纷组织赈灾活动，呼吁救助无家可归的黄泛区同胞。不久就有成群结队的北方难民出现在武汉街头，他们沿街乞讨其状甚惨，令人不由得一掬同情之泪。父亲说，有一天家门外来了一个陌生人，他拄着一根打狗棍，身披破麻袋片，分明是个衣衫褴褛形同枯槁的白胡子乞丐。但是张松樵快步迎出门去，他老人家当场双膝下跪，抱住老乞丐痛哭失声。

　　白胡子乞丐就是来自河南老家的我大爷。

　　张松樵在家中设下灵堂，带领全家人面北而跪，朝着那片黄水滔天的祖宗血脉之地重重磕下几个响头。后来我大爷随我父亲一家逃难去了重庆，距离他受苦受难的中原故乡越来越远，直到１９４０年去世，葬于重庆黄角垭，日本人发动的侵略战争令这位饱受苦难的河南老人再也没能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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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心灰意冷的谈判代表高宗武准备搭乘法国客轮回国。

　　他本来可以直接经广州到武汉，但是为了掩人耳目，他必须绕道越南西贡再换乘法航班机回国。这是因为对日谈判是个绝密行动，万万不可引起外界猜疑。

　　法国客轮停靠在维多利亚港口，乘客多为前来亚洲旅游的西方游客。当高宗武匆匆赶到码头，殷勤的服务生准备将客人皮箱送上船时，一个西服革履的日本人像影子一样出现在他的身边。彬彬有礼的日本人手持一束鲜花，那束花既不是祝福朋友平安的石竹玉兰，也不是被西方人视为友谊象征的郁金香，而是被当作某种礼遇的黄菊花。高宗武几乎惊呆了，因为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久未露面的日本间谍头子伊藤芳男。

　　伊藤笑吟吟地说：我特意赶来给高先生送行，但是本人私下认为，阁下应该乘坐的不是这条法国船，而是另外一条。不知道高先生意下如何？

　　他用手一指，那条“另外的船”就是停泊在同一港口的日本客轮“日之丸”号。

　　高宗武大喜过望。他本来灰心丧气无功而返，不料最后一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当然不是他的所谓诚意感动日本人，而是日本人的需要成就了他的使命。

　　高宗武成为抗战爆发之后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国民政府外交特使，不过他代表的不是国民政府而是汪精卫集团。高特使秘密访日长达十七天，受到日本阁员亲自接见，并就汪精卫脱离国民党和重组南京政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初步协议，由此拉开一段大汉奸汪精卫出走以及投靠日本人的历史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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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东京皇宫，“御前会议”紧急举行。

　　会议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悲痛气氛所笼罩，身穿制服的将领个个如丧考妣，内阁大臣人人低头肃立，连一向高高在上的裕仁天皇也脸色铁青情绪不佳。来自前线的战报等于给了狂妄自大的日本君臣当头一棒，如果把北南作战的两支帝国派遣军比喻为一双铁拳的话，那么如今华北派遣军深陷洪水溃不成军，岂不等于废掉一只拳头？只剩一个拳头作战的日本军队再侈谈什么“三个月灭亡中国”、“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岂不等于痴人说梦吗？照此下去，日本帝国不仅离“速战速决”的目标越来越远，而且必将在中国战场的泥淖里越陷越深最终难以自拔。

　　更大的打击远不止于战场失利。

　　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指出，中国“花园口事件”第一次重创和动摇了日本朝野的战争信念，野心勃勃的日本人与其说遭受军事失利还不如说遭受精神挫败更为恰当，因为他们被看似落后的中国人身上所迸发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所震慑。我同意这位西方学者的观点。

　　全体内阁成员向日本天皇叩头谢罪。

　　年轻天皇并不体恤群臣，陛下对陆军的表现极为失望，他以从未有过的严厉口吻责问近卫首相和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华北派遣军为何越权作战？为何对敌人的卑鄙阴谋毫无察觉？为何要把成百上千吨宝贵的圣战物资统统扔在洪水中？陛下还听说有的皇军官兵做了敌人俘虏，被游街示众，他生气地质问道，他们为什么不“玉碎”？真是帝国的耻辱啊！

　　面对天皇的愤慨呵斥，近卫首相几乎无言以对，坂垣陆军大臣则吓得战战兢兢不敢出声。天皇终于不耐烦了，他扔给众臣一个大大问号，然后拂袖而去。宫内史官连忙记下天皇玉音，将这个最高指示载入史册。

　　天皇责问大臣：圣战何时休？

　　在随后进行的内阁会议上，大臣围绕天皇玉音进行深入领会和激烈争论，天皇的意思当然不是要休战，更不是要失败，而是要尽快解决支那事变，也就是取得胜利。内阁会议检讨从前的战争政策，决心立即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同时决定放弃“第一次近卫声明”的主旨即“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确定在占领武汉即捞回失败面子之后重提“国民政府倘能抛弃原来之错误政策，则帝国亦不加以拒绝”。也就是愿意坐下来认真和谈。

　　这便是后来发表的“第二次近卫声明”。

　　短短数月时间，日本政府一反常态出尔反尔，接连发表内容自相矛盾和无法自圆其说的所谓“近卫首相声明”，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侵略成性的日本人已经陷入难以承受之重的战争困境中。

　　日本情报部门根据大本营指示调整对华方针，采取分化瓦解国民政府的政策，重开与反蒋势力的秘密谈判大门。

失败的匈奴

５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和军部对于华北派遣军的失败一直遮遮掩掩讳莫如深，从日本当时发行的各种报纸、画刊、专刊和书籍来看，日本媒体除了异口同声地揭露蒋介石的谎言，声讨其自掘黄河大堤，置千百万民众死活于不顾的残暴行径外，对于他们自家的罪责和战败损失只字不提。许多日本“笔武士”奉命从黄河灾区发回报道和照片，宣传日本军队如何发放救济粮和衣物，对灾民实施人道救援，好像这些全副武装的日本侵略者都是慈悲天使，他们到中国不是去杀人放火而是专门去做好人好事一样。

　　历史真相被重重迷雾掩盖起来。

　　直到半个世纪后，随着深藏于密室的战争文件逐渐解密，我们终于有机会还原那段被隐瞒的历史本来面目，揭穿日本人自吹自擂和战无不胜的弥天大谎。
　　
　　中国史学界的说法比较笼统，如《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北岳文艺出版社）：花园口决堤后日军损失约两个师团。

　　《日军侵华战争》（辽宁人民出版社）：位于泛滥区中心的日军，来不及撤走的车辆、火炮、战车等均沉于水底，不少人员、马匹被水冲走，部分日军在树梢、高冈上晾晒衣物等待救援，有些则在飘浮的草屋顶上随水南流。

　　《武汉抗战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黄河未决口前，一个敌人骑兵支队已进至新郑附近，而黄泛以后，这支骑兵后路被遮断，全部被我歼灭。计掳获４００余骑，大炮４门及其他战利品。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编著《大本营陆军部》承认：中国军队采取水淹战术，淹没自己广大沃野，形成了经中牟、蔚氏、周口、阜阳连接淮河的大地障，情况严重，前进似有困难。

　　日本军事史专家桑田悦、前原透编著《简明日本战史》：６月１２日，中国军队破坏黄河南岸堤防，引起特大洪水，彻底遏制了日军前进。

　　由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载：６月１０日前后，中国军队在京水镇（即花园口）附近掘开黄河南岸的堤防。因此，黄河浊流向东南奔流，中牟首先进水，逐日扩大，从朱仙镇、蔚氏、太康，一直影响到蚌埠。第二军６月１３日为救援孤立在中牟的第十四师团一部，从第五、第十、第一一四师团兵站抽调工兵各一个中队及架桥材料一个中队，配属给第十四师团。随后于１６日又从第一军调来独立工兵第二联队主力及渡河材料一个中队。６月１５日以后，由于泛滥的河水扩大到蔚氏的第十六师团方面，第二军除调回第十四师团两个中队外，又逐次增加架桥材料两个中队，折叠船四十只，独立工兵第十一联队主力支援，然后向泛滥地带以外撤退。方面军于６月１７日命令临时航空兵团全力以赴援助第十六师团方面的补给。用运输机、轻重轰炸机，在６月１６日至２４日之间给两个师团投下部计粮秣、卫生材料等，合计约１６１.５吨。２９日，方面军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会。第二军死亡人数达到７４５２名。（中华书局《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１１辑，转摘自《郑州文史资料》第２辑）

　　这是目前为止日本官方解密的最高级别的档案资料。

　　另需说明的是，上述死亡数字并不包括第一军以及数目不详的受伤者和失踪者在内。

失败的匈奴

４

　　花园口决堤之时，距离最近的中牟县城首当其冲被洪水包围，而驻扎在县城里的日军就是土肥原第十四师团司令部。半夜里正在熟睡的土肥原师团长被一个电话吵醒，部下紧张地向他报告说，西门进水了。

　　当时外面天降大雨，令日本将军一时不明白西门进水是什么意思，难道雨水不是水吗？部下只好解释说，不是雨水，是河水。城外护城河涨水，一直漫进城里来。

　　土肥原是个有名的“中国通”，他不仅学习中国历史文化民风民俗，还知道中国人的城市建设比较落后，只有所谓“阴沟”而没有西方的下水道，所以一旦下大雨河水就会漫进城来。他认为下雨涨水是个正常现象，何况所谓护城河其实只是一条小河，实在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于是他命令部下用沙袋堵住城门，雨住后河水自然就会退去。

　　但是不久后他的睡眠不得不再次被打断，部下惊惶失措地报告说，四门都在进水，沙袋已经堵不住了。

　　这回轮到日本将军大吃一惊，反倒摸不着头脑了。

　　按说中牟地处中原腹地，四乡八野沟壑纵横，一场雨水不大可能造成洪涝之灾，那么是何原因导致河水猛涨呢？师团长连忙起身视察，此时天色朦胧，他看见城门口沙袋已有一人高，城外河水还在继续上涨，城内多数民房已经进水，日本将军这才意识到问题恐怕不仅仅像“阴沟”那样简单。

　　他一面命令部队向高地转移，一面向华北派遣军紧急报告。派遣军回电说，目前各师团都遭遇暴雨和涨水的困难，气象观测暴雨已有减弱趋势，不日天气将转晴。派遣军已经调动工兵联队和舟桥部队前往支援，云云。

　　天亮后大雨果然减弱一些，可是城外河水却丝毫看不出消退的迹象来，土肥原登上城墙举目远眺，看见到处洪水滔天，中牟县城已成孤岛矣。他痛心地看见，由于来不及转移，日军引为骄傲的重型大炮和坦克汽车统统浸泡在大水中，还有很多无路可逃的日军官兵纷纷爬上老百姓屋顶，但是那些泥糊的民房根本经不住洪水浸泡冲刷，随着房屋垮塌的轰然巨响不断传来，日本人纷纷落水，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

　　一向老谋深算的土肥原忽然产生某种不祥预感，他意识到这场突起的大水也许同黄河有关，于是连忙给派遣军拍发电报，请求派飞机侦察。几小时后侦察有了结果，飞行员报告说，黄河大堤多处决口，黄河已经改道，大水淹没郑州以东大片区域。

　　土肥原大叫一声，瘫软在地。

　　自“七七事变”以来，华北派遣军攻城略地无坚不摧，仅仅十个月就占领包括北平、天津、济南、太原、徐州、开封在内整个华北，这是一片足足比日本领土大好多倍的中国大陆，因此日本国内兴高采烈地将其称之为“蛇吞象”。包括土肥原在内的日本蛇犹贪心不足，他们还想一口吞下整个中国，甚至亚洲大陆。

　　但是这条蛇的胃口终于被撑破了。

　　日本人被黄河打败了。

　　寺内总司令派出飞机紧急空投救援物资，几支增援的工兵舟桥部队和橡皮船队也连夜赶往洪区抢救，但是遭受洪水袭击的各师团还是溃不成军，淹死者失踪者不计其数，各种装备丧失殆尽。其中尤以土肥原第十四师团首当其冲，损失最为惨重，基本上失去战斗力。华北派遣军至此元气大伤，他们损兵折将狼狈逃离黄泛区，退回开封以东地区从此再难发动新攻势。

　　这是自“七七事变”以来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首遭惨败，不是局部失败，而是全面溃败，连日本大本营也不得不承认，“华北派遣军从此丧失全面进攻能力。”土肥原成为这场令日本帝国丢尽颜面的失败战役的头号替罪羊，他被解除师团长职务，调回东京审查。而他的顶头上司，第一军军长香月清司将军此前也被解除职务，编入预备役。虽然野心勃勃文过饰非的寺内总司令把失败责任推给部下，但是他仍然难逃“越权行动”和指挥不当的罪名，因此也被解除军权，召回东京赋闲。

　　六月末，华北派遣军在徐州举行“联合慰灵祭”，随后残破不堪的各师团返回驻地休整。次年东京大本营干脆将这支一蹶不振的华北派遣军撤销合并，统称“中国派遣军”。

失败的匈奴

３
　　另一位反战和平人士池田先生亲身经历六十多年前那场特大洪水。

　　本来池田小队奉命深入郑州城区，任务是夜袭敌人指挥部，炸毁弹药仓库，但是出发前忽然天降冰雹，后来又下起倾盆大雨来，给这支夜间急行军的小队伍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本来坏天气应该是日本人的帮手，开始并没有人怀疑下雨是一种运气，是上帝对大和勇士的特别奖赏，因为下雨将会掩护他们顺利穿越敌人防线到达目的地，然而当这支满怀信心的特遣分队在天地漆黑的雨夜中行进时还是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走在前面的勇进曹长迷失了方向。

　　勇进曹长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兵，携有作战地图、防水手电和永磁性指南针，当吃惊不小的池田队长赶到队伍前面，曹长惶恐地向他报告说，前方为一片沼泽地，该不是误入黄河滩涂了吧？

　　从作战地图上看，勇进曹长并未走错路，因为郑州位置当在队伍西北方向，且作战地图上并未标出沼泽或者湖泊的记号。同样感到困惑不解的池田指挥官只好下令调整行军路线，他对此能够作出的唯一合理解释是，大雨或者不知名原因导致指南针发生错误，引导尖兵偏离前进方向。

　　队伍改向西南方向前进，但是他们并未走出困境。

　　黑夜仿佛是一道变化莫测的魔障，无论日本人怎么左冲右突还是难以冲破沼泽的迷魂阵。相反迎面水流越来越大，有的地方水深齐胸，还有阵阵激流涌来，冲得队伍摇摇晃晃站立不稳，说明他们不仅没有退出黄河滩涂，相反极有可能继续误入黄河水道。当时天降大雨，天地漆黑，四周没有可供辨向的参照物，唯一能够帮助他们脱离险境的指南针却在关键时刻错误百出，令他们陷入困境不能自拔。这回池田队长别无他法，只好被迫下令取消任务原路返回。

　　但是这个决定还是晚了。

　　原路早已不复存在，大水从四面八方涌来，慌乱中的日本人先是互相紧紧拉住手，但是他们的队伍很快就被洪水冲散了。池田拼命挣扎，他感到自己身体变得轻飘飘的，好像一片落叶在洪水中打着旋。幸运的日本人在绝望之中抓住一捆麦草，他就是靠了这捆救命麦草才勉强支撑到天亮。

　　天亮之后的日本人已经分不清方向，他不知道自己被洪水冲了多远，也不知道身在何处，只是赫然看见眼前变成一片洪水浊流的汪洋世界。放眼望去，滚滚洪水从天边涌来，水面漂过许多人畜尸体，村庄只露出屋顶和树梢，而他的那支负有神圣使命的特遣分队已经无影无踪。随着时间推移洪水浸泡，那捆赖以活命的草捆浮力越来越小，眼看就要托不住他的沉重身体了。

　　这时候一只木筏出现在他的视线里。

　　日本人赶紧挥动手臂呼救，木筏发现了趴在草捆上的人，慢慢向他靠拢来。原来这是一群逃难的中国老百姓。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当人们发现落水者是个快要淹死的日本兵时，这些中国人的表情立刻变得复杂和犹豫起来，谁都不难从这些憎恶和仇恨的眼光里读出背后的内容。池田心里很绝望，他当然明白中国老百姓是怎样看待他们这些耀武扬威和凶残野蛮的侵略者的，他想起日本军队给中国人带来罄竹难书的灾难，想起他亲手刺死中国俘虏，枪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烧毁村庄奸淫妇女，即使这些中国人弃他而去，或者干脆动手杀死他也是罪有应得。他闭上眼睛，心想如果中国人动手他也绝不求饶，绝不能贪生怕死，要像一个真正的日本武士那样含笑去死，绝不让敌人耻笑。

　　但是善良的中国人还是把生的希望抛给落水者。

　　当获救的日本人终于踏上坚实的陆地时，他忽然有些站立不稳，支撑身体的那根精神支柱轰然倒塌。他明白自己被彻底打败了。不是洪水，而是比洪水更加强大的中国人民。中国人本可以轻易杀死他，向侵略者复仇，但是他们以宽厚仁慈的胸怀接纳了他，以德报怨救济苍生，他们救赎的不仅仅是他的身体，而是那个海岛民族的精神和心灵。于是感恩戴德的日本人跪倒在地上，以这种隆重和虔诚的匍匐姿态，向所有的中国受害者和救命恩人重重地磕了几个响头。

　　战争结束池田返回自己家乡宇都宫，成为一名反战人士。他在晚年多次到中国谢罪，用自己的战争经历驳斥了日本右派的胡言乱语，表达对战争的真诚忏悔和永不再战的和平愿望。

失败的匈奴

２
　　日军重炮大队是在黄昏前抵达郑州前线的。

　　阵地构筑在一处隐蔽的河岸边，弹药手花田次郎将炮弹箱堆放完毕，挖好掩体，然后帮助战友支起野战帐篷来。做完这些工作天已经黑了，指挥官津口大尉宣布说，师团将在明天早上八点钟发动全面进攻，炮兵的任务是轰击郑州火车站，一定要完全摧毁敌人的坚固工事。

　　官兵群情振奋，山呼天皇万岁。

　　但是不久天边响起阵阵雷声，听上去像是天神进行的炮战。具有丰富野战经验的津口指挥官下令给大炮套上炮衣，弹药箱覆盖防水帆布，拖曳大炮的骡马都被圈在河滩上安静地吃草。花田次郎还听见指挥官的声音说，不管怎么样，一旦发生情况也可以迅速转移啊。

　　大雨很快从天而降。

　　半夜里大水就下来了。

　　当尖锐的报警枪声再次惊醒花田次郎时，他看见帐篷已经被一股可怕的力量推倒，黑暗中的陆地正在下沉，阵地四面进水，好像他们已经变成一群水兵，而他们脚下的军舰甲板正在沉没一样。炮手一时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敌人打来了？自己在做梦？他们身在何处？大炮哪里去了？黑暗中传来许多人的惊慌喊叫，好像世界末日到来一样。这时候他听见津口指挥官镇定有力的声音传来：炮车！炮车统统转移！

　　但是指挥官的声音立刻被一排浪头吞没了。

　　历史记载，昭和三年（１９２８年）日本列岛遭遇恐怖台风袭击，引发海啸冲毁数万座房屋，夺走无数生命，这个来自大自然的噩梦从此就留在包括花田次郎在内的所有日本人心中。但是包括弹药手在内的许多日本官兵至死也无法明白，中国大陆怎么会发生像日本列岛那样的恐怖海啸呢？难道台风会跨越千里大陆来袭击他们吗？不管日本人如何拼命挣扎，滔天洪水还是毫不留情地席卷了他们，把他们一直冲下太平洋。

　　天亮之后，贾鲁河支流已是汪洋一片，日军炮兵阵地无影无踪。花田次郎抱住一棵大树幸运得救，他在战后成为一名慈善会工作人员，著有回忆文章《战场日记》等。

失败的匈奴

第二十四章 长河落日
　　
　　１
　　昭和十三年（１９３８年），破堤而出的黄水不仅淹没中原战场，也在日本国内引发一场地震。

　　日本报纸纷纷在第一时间推出来自中国大陆的洪水专版。《读卖新闻》以“支那军队暴行令人发指，流行瘟疫不可避免”为题，刊登随军记者发自河南开封的报道称：支那军队不惜掘开黄河，淹没中支数省。沿途洪水滔天，许多县城都进了水，沟渠变成河流，小河变成大河，低洼地全都变成湖泊，有的地方据说水深处达二三十米。人畜尸体随处可见，这些尸体或者像木头一样漂浮在水面上，或者停留在浅滩上。负责救援工作的井上部队前田中尉解释说，死人太多，根本处理不过来，天一放晴肯定要爆发瘟疫，所以部队官兵已经做好防疫准备。

　　《东京时事》发表“随军记者历险记”称：记者跟随舟桥部队的橡皮船前往灾区，沿途看见水天相连，中支大地已成泽国。在一处村庄，能看见屋顶上有一些人影在呼救，记者提议驾船的岛本曹长上前去看看。曹长机智地观察片刻答复说，房子快要垮了，橡皮船过去就会同归于尽。果然过了片刻，那幢房子轰然垮塌，屋顶上的人转瞬间就被大水卷走。

　　《朝日新闻》社：残暴！残暴！记者在陇海铁路东段沿线看到，遭到大水淹没的难民成千上万。根据军方估计，水灾可能已经造成几百万人无家可归，几十万人死于洪水。军方在克服自身困难的同时，调拨数列火车救济粮前往灾区救济支那灾民。

　　《东京画报》社则不惜连篇累牍刊发日本军队救济黄河灾民的新闻照片。

　　尽管日本媒体竭力掩盖事实真相和政府严密封锁对战争不利的消息，但是稍有头脑的日本读者还是不难从种种新闻报道中明白一个事实，那就是帝国军队通往胜利的脚步不得不停下来。中国军队虽然缺少现代化武器装备，没有足够的大炮、坦克和飞机，但是他们凭借五千年文明衍生而来的古老谋略，掘开一条世界上泥沙最多的大河来与日本人进行决战，滔天洪水已经变成华北派遣军的一场噩梦。

　　日本朝野为此震惊不已。

　　狂热好战的日本报纸和舆论终于开始降温，他们的沮丧口气与其说谴责中国人残暴，不如说哀悼日军失败，与其说渲染惨境，不如说心有余悸。因为他们赫然发现，尽管日本人崇尚战斗到底的武士道精神，以效忠天皇的所谓“玉碎”为荣，但是他们还是远远低估了海岛对面那个古老而顽强的大陆民族。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朝日新闻》开辟“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专栏，许多战争亲历者来信都提到昭和十三年那次黄河大水事件，他们纷纷承认日本官兵的战争信念遭受极大挫折，因为他们都无法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宁死不屈的中国人令他们心存敬畏。

　　一个名字叫松村雄龙的幸存者透露了当时战场实情：

　　河水淹没道路，低洼处河水过膝。天亮了，可以看见那些满身泥浆好像土偶一样的士兵倒毙在路上和洼地里，惨不忍睹。一夜行军，淹死冻死一百六十六人。军史提到这一事件只有几行字，报纸则根本不予报道，死者按“前线因病身亡”处理。（《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失败的匈奴

６
　　黄河决口为岌岌可危的郑州防线解了围。

　　正在坚守外围阵地的东北军一部已经弹尽粮绝，随着侧翼友邻阵地相继陷落，该部坚守的小镇被敌人团团包围。蒋介石从武汉下令，郑州守军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放弃，后退者一律以逃兵论处格杀勿论。援军迟迟未至，阵地变成孤岛，爱国官兵默默搜集最后的子弹，拔出大刀片来，伤员人人怀揣一颗“报国弹”（自杀手榴弹），决心与阵地共存亡。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突然发生了。正在起劲轰击的敌人大炮好像害了伤风一样先后哑了声，几辆气势汹汹的敌人坦克战车也陆续停止前进，随后掉转车头往回开，敌人步兵更是不攻自乱纷纷后撤，眼看一场迫在眉睫的生死之战自动化解烟消云散，令本已抱定牺牲决心的中国官兵莫名其妙目瞪口呆。他们不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难道我军抄了敌人后路，令来势凶猛的敌军阵脚大乱不攻自退？

　　次日军部派人送来进攻命令，他们才知道日本人已经连夜撤退了。原来是黄河决堤冲垮敌人主力，淹没敌人后路，把敌人变成一群不堪一击的纸老虎，这就是阵地得以自动解围的原因。爱国官兵士气大振乘胜出击，他们击毙一些未能逃过黄泛区的敌人，缴获战利品无数。

　　从天而降的大水冲垮了张牙舞爪的日本军队，使得本已陷入苦战的中国军队稳住阵脚。大本营向第一战区发布命令，至少四个集团军掉头扑向京汉铁路进行战略扫荡，横扫千军如卷席，对进犯我中牟、新郑、蔚氏、通许、陈留、杞县、扶沟、长葛、鄢陵、太康之敌发起全线反击。第三军团在蔚氏县城包围敌人第十六师团一部约千余人，敌人垂死挣扎负隅顽抗。战至第三日，一支日军工兵驾驶冲锋舟赶来救援，部分被困日军逃跑，剩余敌人抱了老百姓的门板木桶跳进滚滚洪水中。

　　第二十集团军在洧川（现并入蔚氏县）、新郑、中牟、通许各县与敌人发生激战，先后收复五峰山、冯村、韩庄、寄庄王、南寨等地，毙敌若干。

　　另有第三十二军、三十九军分别对郑州当面之敌发起反攻，组织数支水面机动部队，分别驾驶小船、木筏等，船头架起机关枪和迫击炮，专门消灭那些被洪水围困的日军残余部队。当是时，有成群结队之日军官兵受困于民房屋顶，或攀上大树，或躲藏于寨墙高地，这些侥幸逃生的侵略者如果拒绝投降，我军则一律以火力消灭之。

　　长葛县政府奉命组织抗日自卫团撤进深山打游击，不料花园口大水将日本人冲得溃不成军，自卫团趁势冲下山来收复失地。当地县志载：激战多日，缴获一大批敌人遗弃的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仅马鞍子就拉了三大车。自卫团官兵手中的“老套筒”全都换成日本“三八式”步枪，每个分队还配备了日本轻机枪。

　　贵州部队新八师成为黄河掘堤的头号功臣，国民政府除授予师长蒋在珍宝鼎勋章一枚外，还兑现奖金三千元。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蒋在珍意外登上历史舞台，扮演了一个历史轨道扳道工的角色。他在改变列车前进方向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自身的命运走向。

　　国民政府深知“花园口事件”的严重后果，蒋介石深谙这把双刃剑既能杀敌也将伤己的道理，所以采取的第一个防范措施就是把当事人调离河南，对新八师进行改编，调往山西作战。蒋在珍被宣布升任副军长，这道明升暗降的命令等于剥夺军权，宣告他的职业军人生涯走到尽头。果然蒋副军长很快在军队呆不下去，此时无论他的贵州老乡何绍周将军还是总参谋长何应钦都帮不了他的忙，这位在抗日战场上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只好提前告老还乡，回到贵州老家销声匿迹。

　　另外两位暗中抵制掘堤的刘和鼎军长和万福麟将军却未受任何追究，刘军长仕途顺利一直做到陆军上将，万将军虽未得势却也得保平安继续周旋于官场，两人俱于１９４９年携家人去了台湾安享晚年。

　　一个偶然机会我在贵州文史资料中查到，１９４９年１１月，蒋在珍在家乡宣布反蒋起义，被任命为剿匪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５２年被检举逮捕，同年镇压枪决。
　　
　　

　　７
　　黄河改道洪水肆虐，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洪水危害，国民政府命令在黄泛区西岸修筑堤坝，用意就是要把滔滔洪水赶往东边的日本占领区。对岸的日伪政权当然不甘束手待毙，他们也紧急征集民夫修堤筑坝，于是展开一场互相驱赶洪水的筑堤竞赛。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下令修复花园口黄河大堤，因工程浩大修复不易，至１９４７年春天始得完工。肆虐达九年之久的黄水终于复归河道，“黄泛区”终成历史名词矣。

　　长期以来，“花园口事件”始终迷雾重重讳莫如深，１９４９年蒋介石兵败大陆，“花园口事件”的历史真相仍然深藏在台湾的重重政治黑幕后面不许提及。直到蒋氏父子相继去世后，一些有勇气的当事人才陆续开口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内幕，让历史逐渐还原它的本来面目。这些已到耄耋之年的国民党退休官员和将领除了向社会打开一段埋藏心底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心结外，他们大多数人经历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对于那场惊心动魄的民族大灾难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思和重新认识。一位戎马生涯数十年的魏老将军沉痛地告诫后人说：尽管当时取得对日作战的部分成功，但是民众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对泛区人民造成的伤害难以弥补。余相信这也是国民政府兵败大陆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今屹立在花园口黄河大堤上的决口遗址如同我们民族肌体上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长久地向我们后人昭示那段空前惨烈和含意深远的苦难教训。

失败的匈奴

５
　　当中宣部长周佛海赶来向汪精卫报告花园口决堤的惊天消息，这个未来的大汉奸如同挨了当头一棒，重重跌倒在沙发里。此时他凭着从政多年的敏感嗅觉意识到，这场从天而降的黄水背后很可能隐藏着蒋介石的黑手，因为大水不迟不早，偏偏在关键时刻替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解了围，难道这一切皆为偶然？

　　周佛海还带来另外一个坏消息。据军方可靠人士称，蒋介石欲借迁都重庆之机对国民党中央党部进行大规模机构缩减，中执委权力将遭到进一步削弱，等于名存实亡。

　　汪精卫大怒，拍案而起道：他怎么敢这样？难道国民党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吗？他还要不要三民主义？他要是胆敢背叛总理遗嘱做封建暴君，我就要发动全体党员来推翻他。

　　周佛海忧心忡忡地说：如今蒋介石大权在握，一切都以抗战的名义进行，别人难以识破他啊。

　　汪精卫呵呵冷笑道：如果连我这样的老同盟会员都不敢起来反对他，国民党就变成他的一家之党，蒋家党，独裁党，法西斯党，倒不如灭亡的好。如果孙总理有知，九泉之下如何瞑目？

　　联系先前所谓“以战逼和”，焚烧城市的所谓“焦土抗战”，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集团终于发出某种一意孤行的战争信号，他要像最疯狂的赌徒那样在战争道路上越滑越远，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把数亿中国民众一起拖入水深火热之中。黄河大水淹没的不仅仅是中原大地，同时也淹没了通往中日和谈的道路，不难预料，蒋介石下一步动作当然就是全面实行政治和军事独裁。

　　汪精卫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他体内的枪伤仿佛提醒他有限的人生正在读秒，必须抓紧时间进行反击。汪精卫紧急召集心腹开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必须采取措施，“和谈派”眼下最大一张王牌就是抓住蒋介石所谓“以水代兵”的狐狸尾巴，力求变政治被动为主动。汪精卫对部下发出紧急指示：中央党部争取提前搬迁重庆，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以党治国治军的方针。要以国民党中央党部名义展开独立党务调查，一定要尽快查清黄河大水的来龙去脉，掌握证据并向全党全国公开事件真相，揭露蒋介石集团一手遮天，不顾千百万民众死活掘开黄河放水的弥天大谎。同时还要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方表明国民党内所保留的和谈立场，表明汪、蒋之间的政治区别。汪精卫反复强调说，只要还存有一线希望，就决不能放弃和谈。

　　忽然外面响起刺耳的空袭警报，敌机多架来袭武汉，于是这群未来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只好匆匆逃进防空洞躲避。

失败的匈奴

４
　　黄河大水成为中日战场的转折点，北方日军的快速进攻一旦受挫，武汉暂时解除战争警报，国民政府所有的战略部署撤退行动都变得从容不迫和井然有序起来。蒋介石一面下令在全国发动轰轰烈烈的抗洪救灾运动，这当然是亡羊补牢和争取民心，同时也为了堵住汪精卫的嘴巴；另一面则最大限度地利用花园口事件制造舆论，向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发动反击。军政部长陈诚首先出面在武汉召开中外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揭露黄河决堤的事件真相，他严厉谴责日本飞机无视国际准则，公然野蛮轰炸我河南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堤坝垮塌和黄河改道的人间惨剧。陈部长通报说，目前黄水已经淹没豫、皖、苏三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随着黄河汛期到来，灾情还将继续扩大，如此等等。

　　军方随即组织中外记者前往花园口参观。

　　记者在现场看到，黄河大堤决口已达百米之阔，黄水改道势不可挡，千里中原洪水滔天，这真是日本强盗灭绝种族的战争罪行啊！许多正义的西方记者深受震撼，他们无不为之动容，个个义愤填膺，许多人不仅连夜发出快讯和通讯报道揭露日本人的野蛮行径，呼吁对中国灾民进行人道救援，而且大声疾呼西方国家立即行动起来，制止日军继续侵略中国等等。

　　也有少数观察敏锐和独立思考的记者对中国军方的说法表示质疑。尽管此前郑州第一战区已经奉命紧急布置了日本飞机的轰炸现场，包括大堤上的多处弹坑、有日文字样的炸弹碎片以及若干现场目击证人等等，但是这些证据仍难打消外国记者的疑问。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詹姆士提出的尖锐问题可以看作部分国际舆论对待花园口事件所持的怀疑态度，这位大胡子记者刨根问底地追问道：请问，日军飞机为何要轰炸黄河大堤？黄河决口对日军作战有何意义？

　　中方解释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

　　但是同情的声音终归站在弱者一方。中国遭受野蛮侵略的苦难有目共睹，归根结蒂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黄河水灾的受害者是中国老百姓而不是东海之滨的日本国民，所以一时间国际社会的正义声音占据上风，世界各国舆论纷纷对日本人犯下的战争罪行予以强烈谴责，日本侵略者声名狼藉如老鼠过街，这是国民政府在外交战线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当然也是蒋介石期待已久的胜利果实之一。

　　最先意识到黄河决口事件背后隐藏的重大战略玄机的外国人是大洋彼岸一个名字叫做尤金•希蒙斯的美国亚洲问题专家，他在美国有影响的《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我相信这是中国人运用一种古老的战争谋略，人为地制造黄河改道，以遏制日本人在北方战场上继续进军的胜利势头。我认为这个重大战略显然已经奏效，而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日本军队在中国的进攻将显得力不从心和困难重重。中国人似乎已经找到了在战略上同对手周旋的方法，中日战争有可能进入一个微妙的阶段。

　　他还建议美国政府抓住时机援助中国，以中国来遏制日本人在亚洲的扩张野心。然而当时美国经济刚刚走出遭受世界性经济危机重创的阴影，欧洲局势已是战云密布山雨欲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在眉睫，亚洲问题专家的呼吁未能引起美国政府重视。美国人养虎贻患的政策终于导致后来珍珠港遭受日本袭击，他们不得不吞下自家种下的利己主义苦果。

　　与花园口决堤几乎同时，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也在延安发表著名的《论持久战》，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中日战争的特点，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必然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得出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和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的正确结论。该书成为指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文献。

失败的匈奴

豫、皖、苏各地文史馆有关黄河大水的资料堆积如山数不胜数，那都是灾区人民对于日本侵略者战争罪行的血泪控诉！
　　时任河南黄河总防段长的苏冠军先生撰文回忆道：河水暴涨，出口水流均挟建瓴之势，因之有些地带如中牟、扶沟夜间水到猝不及防，觉黄河水有如从天而降，人民死亡，房屋倒塌，财产损失不可数计，甚有全村随水漂流者。其幸未被冲漂而去的群众，则四散逃离，颠沛流离于西北一带，因而民有饥色，野有饿殍，造成亘古未有的黄泛奇灾。（《郑州文史资料》第二辑）

　　参与掘堤全过程的河防军参谋处长黄铎五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一转眼间，无情洪流滚滚而来，那里逃避得及？老百姓有的爬上屋顶，有的攀登树梢，一时号哭呼救之声杂成一片。那一望无际的浪涛中，只能见到稀疏寥落的树梢在水面荡漾着，起伏的波浪卷流着木料、用具和大小尸体。有孩子的摇篮随着河水漂流，还可以断续地听到啼哭声。全家葬身洪水者不知凡几，甚至有全村全族全乡男女老幼无一幸免者。（南京市《文史资料》第二辑）

　　我查阅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遭受的所有灾难，包括洪水、风暴、海啸、地震、火山喷发、原子弹爆炸等等，仅以一次性灾害之烈，受灾面积之大，时间之长，死亡人数之多，１９３８年的黄河大决口实属千古未有世界之最，令我怆然涕下！

　　
　　３
　　当千里之外那个“掘堤成功”的密电传到武汉，蒋介石把电报一连看了多遍，他明白自己终于赢了。

　　据说，蒋介石当时并无喜色流露，他把自己独自关在屋子里，让人难以捉摸领袖的复杂心情。我相信，无论委员长如何期盼胜利，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难以做到心情轻松。因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滔滔黄水虽将暂时阻挡日本人的进攻脚步，但同时也将造成旷世未有的严重后果，即淹没豫、皖、苏三省千里沃野，将千万无辜民众推向苦难和死亡的深渊。

　　来自北方战场的压力一旦缓解，蒋氏夫妇随即离开武汉，去到庐山别墅短暂休假。另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是，这位国民党领袖并非真正度假，而是独处山中闭门思过。当数日之后从庐山下来的蒋介石出现在武昌大本营，人们惊讶地看见委员长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但是只有细心的人才能发现，领袖眼睛里多了一份深藏不露的凌厉和杀气。

　　六月中旬，中国大本营召开紧急作战会议，全面检讨对日战略，同时宣布启动武汉战役。月末，蒋介石对英国伦敦《每日快报》记者发表谈话，除了谴责日本人之残暴侵略行径，重申国民政府保卫大武汉的坚强决心外，还指出日本人的侵略必将失败，“中国军队之后退，绝不能谓为日本之胜利，反之，日军之人数方面及经济方面，均将因之更感困难”云云。这个讲话初步传达出国民政府对日战略的重大转变，即放弃“以战逼和”的进攻方针，从而开始“长期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

　　黄河改道人为鱼鳖，汹涌泛水浩浩荡荡一泻千里，仅仅数日已经淹没豫中各县，前锋抵达周口地区。下旬洪水出豫入皖，高达六至八米的水头像一座移动的城墙迅速吞没平原和村庄，再现清朝末年黄河“夺淮出海”的惊心动魄一幕。
　　黄河决堤的消息如同一个晴天霹雳，震惊中国和世界。

　　（中央社郑州十二日电）豫北之卫河、广济河、莽河相继决口，泛滥之广，前所未有，各县城东十余村庄，悉被河水淹没，沁阳城东水深三四尺，哀鸿遍野，惨绝人寰。

　　《大公报》１９３８年６月２３日载：中牟全县三分之二地方陆沉，西北十余里之沙窝地方，集有难民三千余人，此十数日来，树皮草根已食之将罄，再有二三日，恐全饿毙矣！

　　《中国时报》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９日：黄河水利委员会发言人今日语路透社访员谓，目前黄河水灾，恐将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之浩劫，查黄河水位向于八月初旬达最高度，水流速度每秒达二万立方公尺。目前黄水溢流注入贾鲁河而入颍河，再经淮河而入长江，故豫省东南苏北几万被军讲授黄灾影响，所有淮河区域悉将波及，黄河、淮河及长江合流，势将造成中国历史上最严重之水灾。

　　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及时报道黄河灾情，比如１９３８年６月２５日载：花园口的决口宽度已达一百公尺，水势向东南直冲中牟，与赵口决口之水相回合，汪洋浩荡，黄河恐将改道入淮了。难民数目，就现在所知，计郑州两万，中牟十二万，尉氏等县尚无法统计。

　　７月２９日报道：目前灾情十分严重，中牟、尉氏、扶沟、西华等豫东十三县灾民达七十余万之多，房屋庐舍，漂流殆尽，牲畜牛羊，多被冲死。

　　整个世界都为中国发生的黄河大水所震动，各国记者纷纷抢在第一时间向国内发回来自中国的报道：

　　英国《泰晤士报》：中国武汉消息，位于河南省郑州郊区的花园口黄河大堤决口，目前水情严重，已经淹没大约上万平方公里平原，估计受灾人口将超过一千万。

　　美联社记者发自中国消息：据国民政府称，河南的一处黄河大堤汛期决口，水情极为严重。洪水已经淹没河南、安徽及江苏部分地区，造成至少数百万灾民无家可归。

　　法新社记者发自中国战区消息：目前正在与日本军队交战的河南省郑州附近黄河大堤决口，目前洪水已经泛滥数百公里，淹没中原地区三个富裕省份，据初步估计受灾民众将超过一千万人。

　　世界都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苦难的中国，一些正义的西方国家和慈善组织开始向中国灾区捐赠资金和募集救灾物资，表达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关爱之情。

失败的匈奴

第二十三章 乘胜出击
　　
　　１
　　在战争临近的日子里，我的中原族人怀着大难临头的焦虑心情，他们一面嗅着风里刮来越来越浓烈的硝烟气味，一面赶快行动起来把地里沉甸甸的小麦抢回家。

　　开镰第一天，人们还是充分享受了丰收带来的节日气氛。男人早早牵出牲口，套上大车，族人采取古老的换工制，即全村不分彼此互相帮助，从最早成熟的地垄开割，直到把所有麦子收完为止。女人负责供应茶水和饭食，家境富裕的还要杀猪宰羊，端出家酿的麦芽酒款待换工的劳力。

　　这时候一个吃喜酒的帖子传到我大爷手中。

　　吃喜酒在当地是件大事，并且很有讲究。这个喜酒帖不是结婚生孩子的“红喜”，而是有身份的高寿者驾鹤仙逝的“白喜”，因此这种意义重大的“白喜”是决不能不去的。于是我大爷连忙骑上一头杂花毛驴，族人看见毛驴颠儿颠儿地离开村子，驮着它的主人去赶赴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场喜筵。

　　喝得晕头转向的我大爷直到第三天才告别亲戚返回村子。

　　他已经记不得天气是在何时变坏的，只看见天空中黑云压顶雷电交加，滂沱大雨像利箭一样射下来。我大爷被雨水一浇脑袋就有些清醒了，他惦记地里的麦子，催着胯下的毛驴冒雨赶路。

　　其实，懂事的牲口比它的主人更加归心似箭，驮着我大爷一溜小跑往回赶，但是牲口的匆匆脚步在半道上被一片汹涌大水挡住去路。此时，我大爷的酒已经完全醒过来，他毫无精神准备，立刻就被眼前出现的这一幕大水景象吓呆了。因为仅仅几天前这里还是一片平坦宽广的田野，许多农人正在挥汗如雨地收割庄稼，农人身后则是一座座人烟稠密的熟悉村庄。但是，此刻我大爷看见天地间除了一片滔天黄水之外什么也没有，好像从前那些袅袅炊烟和丰收景象只是一个不真实的梦境。后来，他好容易找到一群衣不遮体的村民，那些惊魂未定的幸存者告诉我大爷，黄河大水从天而降，千里中原尽成泽国！

　　我大爷身子一软，跌倒在地上。

　　黄水转瞬间夺走了他的家乡和亲人，也夺走他在这个世界上赖以生存的全部依靠。尽管后来我大爷沿着滔滔黄水奔走啼号，一路苦苦追寻到周口地界，但他还是没能找到一个族人的影子。最后，心如死灰的我大爷只好卖掉杂花毛驴，辗转千里来到武汉投靠“旋字辈”的张松樵。
　　
　　２
　　夺命黄水从天而降。

　　千百年来，黄河沿岸人民在同洪水的斗争中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汛机制，比如汛期在河堤上竖起一根灯杆，紧急时刻以红色灯笼预警：挂出一个灯笼为警告，两个表示洪水超过警戒线，三个灯笼就是堤坝发生险情，必须马上撤离。各县乡之间也设有差役快马和专人传递汛情，情况危急还要放鸟铳，敲铜锣，点燃狼烟等等，总之中原人民创造的这种代代相传的洪水预警机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自身以及泛区下游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位黄河水利专家告诉我，黄河决堤本来应当有个缓慢加速的过程，不会瞬间解体。由于黄堤经年累月地维护加固，加之汛期护堤队伍的拼死抢险救灾，即使最终未能保住大堤也能起到延缓溃堤的作用，从而为泛区人民疏散逃生赢得一个短暂的宝贵时机。水利资料表明，近代以来两次最大的黄河决堤灾难，一次发生在清道光二十三年，特大洪水淹没二十个州县，受灾人口超过二百万人；另一次是清光绪十三年，过水州县达十五个，受灾人口一百八十万人。两次洪水中的直接死亡人数均未超过一万人。

　　但是战争彻底打破自然常规。军队为了保密不惜采取种种手段封锁消息，不惜以谎言欺骗民众，千方百计不让人们得知掘堤真相，致使沿岸大多数老百姓在洪水到来之际仍被蒙在鼓里，以至于连最后一线逃生的机会都彻底丧失了。

　　我在黄河故道采访时，一位经历过那场大水的八十五岁老人耿志根告诉我，他至今记得那场洪水是在半夜里下来的。劳累一天的人们睡意正浓，谁能想到数米高的水头竟然像猛兽一样闯进他们睡梦中来呢？由于事先无人发出警告，县乡各级政府也没有如往年那样挂出河堤告急的红灯笼，更没有敲响报警的铜锣和放鸟铳，好比毫无征兆之时天空忽然就塌下来了。然而最令人不解或者最容易令人放松警惕的是，往年黄河溃堤多发生在汛期的七八月，那时候河堤经过长时间浸泡易出险情，可是为什么这年头场大雨就引发洪水，而且来势那么凶猛让人毫无防备？老人说，解放后他才知道，原来是国民党军队挖开河堤造的孽。

　　一位死里逃生的老人至今仍心有余悸地说，那个水头子简直像座小山啊，他们家的土房子转眼间就被洪水冲走了，他是侥幸抱住一棵大树才得以活命的，可是他的家人全都无影无踪。村子原有几百号老小，活到抗战胜利的还不到十个人。

　　扶沟县还有一个名字叫“木盆”的老人，黄河决堤那年只有四岁，洪水到来时绝望的母亲仅仅只来得及把一只木盆推给孩子，他就这样在水面上漂流了几天几夜，当他得救时木盆已经随水来到了安徽地界。

失败的匈奴

５
　　土肥原师团长已经看见胜利之神在向自己招手。

　　担任突击任务的横山大佐报告说，先头部队已经突破郑州外围，但是中国人的堡垒工事十分坚固，急需重炮和坦克部队支援。

　　土肥原信心百倍，指示炮兵和坦克部队天黑之前务必进入攻击位置，做好发起总攻击的准备。对不可战胜的帝国军队来说，敌人的负隅顽抗已是强弩之末，随着强大增援和攻坚武器源源不断地到来，必将予敌人最后致命一击。现在他唯一担心的事情是一旦俘虏太多，再现攻克南京那种混乱场面，即使处理俘虏也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势必影响部队继续扩大战果。于是他指示各部队不得擅自追击向西逃跑的敌人，占领郑州之后立即准备挥师南下进攻武汉。

　　参谋长指着作战地图上一处目标说：根据搜索中队报告，郑州北面花园口地区可能埋伏有数目不详的敌军，而且附有大炮，推测也许是敌人预备队，是否派部队向北扫荡？

　　土肥原熊一样的身体慢慢俯向地图，一双鹰鸷的目光在花园口上空盘旋。他抬头望望天空，一轮红日高照，大地硝烟弥漫，他看不出这些死到临头的中国人还能玩弄什么诡计，等到攻陷郑州，任何来不及逃跑的敌人都将变成瓮中之鳖，不管他们玩弄什么花招结果都一样，那就是自取灭亡。日本将军冷冷一笑，他的犀利目光像一把果断的剪刀，放过花园口，咔嚓一声就把郑州西面而不是北面同外界的联系剪断了。

　　最后的历史机遇像条小鱼转瞬即逝，幸运之神最终与日本人擦肩而过。
　　
　　６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坐立不安的蒋师长一次次徒劳地朝夜空张望，天幕上的星星仿佛都在嘲笑地向他眨眼睛，而他期盼的乌云却连一丝影子也看不见，于是一阵急火攻心眼睛模糊，一跤跌在地上立刻昏睡过去。

　　一个霹雳刹那间撕碎黑暗，空气中弥漫开一股呛人的硫磺气味，闪电发出的惨白强光把现实世界变成一张白纸，蒋师长看见一个鬼魂样的人影无声无息地飘进来，他认出这个影子就是勤务兵李小三。李小三在努力喊叫什么，嘴巴一张一合，但是却没有声音，长官感到很生气，正要发火，忽然一阵狂风大作，紧接着天空响起天崩地裂的爆炸，就像天要塌下来一般。蒋师长跌倒在地上，他被恐惧紧紧捂住嘴巴，感到自己虚弱得像个婴儿。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也许几分钟，也许几年，一阵冰凉的东西从天而降，毫不留情地砸在他的脸上，砸进混沌的大脑深处。这时他听见一个声音断断续续地钻进耳朵里：
　　暴雨来了！

　　公元１９３８年雨季姗姗来迟。从太平洋上空赶来的暖湿气流挟雷带电源源而至，把一场罕见的夏季暴雨带给干旱已久的中原地区。当蒋师长率领师部一干人跌跌撞撞地扑向豪雨如注的黄河大堤时，他看见决口处洪水已经如同瀑布般汹涌澎湃。

　　他不由得双膝一软，跪倒在地上喜极而泣。
　　
　　７
　　上游洪峰是在半夜里下来的。

　　先前看上去萎靡不振的黄河一下子变得精神饱满，打着旋的洪水像无数狂野的马群奔腾而来，大堤决口之处，洪水的隆隆吼声数里外如雷可闻。

　　此时，再也无人能够阻止灾难降临了。

　　天亮以后，商震总司令冒雨赶到河堤上视察，对掘堤效果表示满意。蒋师长为了扩大缺口加速泄洪，当场命令炮兵将两门山炮推上大堤，直接对准缺口处轰击。许多年后，时任新八师副师长的朱振民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炮兵一连发射六七十发炮弹，缺口又被打垮了约两丈左右，这一来河水汹涌泛滥，堤岸不用炮打即自行崩垮，缺口也一天比一天更加宽了。（见《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炮击彻底动摇了本已摇摇欲坠的黄河大堤，千百年来维系中原人民安危的花园口大堤就像一个力不从心的老人，喉咙里只来得及挤出一声痛苦呻吟，随即轰然垮塌。
　　黄水滔滔，滔滔黄水！

失败的匈奴

４
　　皇天不负有心人，运气最终没有抛弃濒临绝望的掘堤者。

　　随着夜幕降临，一支费尽周折的小队伍终于找回蒋在珍望眼欲穿的“ＴＮＴ”新式炸药，这些炸药恰好是三个多月前爆破黄河大铁桥剩下来的，只可惜数量较少，不及专家要求的一半，令他喜忧参半。喜的当然是如愿找到威力强大的新式炸药，忧的是炸药不够必然影响爆破效果，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寻找更多炸药，日本人不允许，大本营也不允许。蒋在珍当机立断，命令从阵地上搜来许多手榴弹，连同炸药一道填入药室。

　　等到万事俱备，官兵全部撤下河堤，此时天色渐亮，朝霞初露，人们屏息静气，暗暗期待奇迹出现。

　　随着蒋师长挥手下令，工兵点燃导火索，一声闷响击碎黎明的空气，大地震颤，河堤上空腾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来。这朵黑色的蘑菇越长越大，渐渐就遮盖了半个天空。

　　一直在花园口工地现场监督的第二十集团军司令部参谋处少将处长魏汝霖回忆说：上午六时起，用炸药将堤内斜面石基炸坏，九时掘口工程完竣，开始放水。（见《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一位黄姓的贵州老人说，爆破成功之时，工地上一片欢声雷动，许多新八师官兵留下激动的热泪，祝贺这一胜利时刻的到来。

　　另有亲历者回忆寻找新式炸药的经过，他们说队伍遭遇敌人发生激战，许多官兵英勇殉国。连长沙无名身中数弹，仍吼声如雷死战不退，甚是可歌可泣。

　　还有一队官兵虽未找到新式炸药，但是他们还是力尽所能地搬运回来一些普通的黑色炸药，不料途中炸药爆炸，许多官兵粉身碎骨矣。

　　但是也有不同说法。

　　重庆抗战老人卢继东郑重向我出示一封信件，随信附有多张历史照片复印件。写信人名字叫熊先煜，时为新八师上尉参谋，也是花园口掘堤事件的亲历者之一。熊老先生已于１９９８年去世，他在１９９７年６月１４日写给卢老先生的信中说：花园口掘堤完全是人工挖掘，并没有使用炸药，部队使用的都是圆锹、十字镐、锄头、钢钎、二锤等。

　　我不打算纠缠历史细节，那是考据家的任务，因为过程有时决定结果，有时却无关紧要。当我们穿越岁月迷宫的脚步终于来到事件尽头时，看见那个载入史册的结果就是——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六月九日，花园口黄河大堤被拦腰切断。

　　掘堤成功的捷报如同一道劈开乌云的闪电，把人们对于胜利的企盼和希望重新点燃，无论郑州城里的集团军司令部、战区长官部还是远在武汉的大本营都为之振奋不已。程潜长官和商震总司令亲自赶到河堤工地视察，蒋介石闻讯打来祝贺电话，指示务必巩固和扩大掘堤成果，不使到手的胜利功亏一篑，云云。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古老的黄河再次捉弄了这些雄心勃勃的军人，同他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由于时值春夏之交的枯水期，黄河上游来水日渐萎缩，水流退缩至数百米外的河心。加上掘口处太窄，仅有几米宽，所以被导引出来的河水倾泻一阵之后便渐渐回落，到后来很快变成一股仅及脚背的涓涓细流。

　　程长官和商总司令眼看黄河无水可泄，失望至极纷纷离去，令蒋在珍的成功喜悦遭受重创，他的兴奋之情一下子从头顶凉到脚底下。这是一个摆在面前的严酷事实，如果老天爷迟迟不肯下雨，滔滔黄河不重现黄水滔天惊涛骇浪的一幕，你就是把河底掘穿也没有用。

　　这天日军攻势更加猛烈，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西段已经被切断，郑州事实上已成孤城。前线传来的消息瞬息万变：东面日军已经攻入郑州火车站，敌我争夺激烈，西面敌人则大肆放火焚烧民房，试图令我军不战自乱。不久又有消息传来，一股敌人企图偷袭我战区指挥部，幸好被识破敌人阴谋才未得逞。

　　武汉方面一日之内打来多个电话催促，侍从室主任林蔚的声调已经提高八度，他对蒋师长大吼大叫，听得出这个大权在握的家伙耐心已经耗尽。林蔚是蒋介石亲信，他的态度当然很能反映委员长此时的心情。问题在于，老天迟迟不下雨和黄河无洪可泄并不是蒋在珍的失职，蒋师长对于来自大本营的责难简直有口难辩，不堪重负的神经处于崩溃边缘。

　　整整一个白天过去了，中原上空依然万里无云艳阳高照，来自黄土高原的古老大河俨然如一个性格文静的小女孩，对发生在身边的战争充耳不闻，步伐不疾不徐，毫无紧迫起来的意思。心急如焚的蒋师长派人每隔半小时监测一次水量，他得到的却是水情不涨反降的坏消息，上游来水一日之内竟下降好几厘米，令蒋师长绝望得唉声叹气面如死灰。他眼看天空一碧如洗无计可施，只好听从参谋长的主意，派人担了供品亲自赶到关帝庙烧香求雨。

　　随着夜幕徐徐降临，市区内到处火光冲天，一阵紧似一阵的枪炮声渐渐疏落下来，但是这种不祥的沉寂表明敌人正在酝酿发动更加猛烈的大规模进攻。更多坏消息纷至沓来：十多里外的白沙镇已经失守，火车站发生肉搏战，还有一股数目不详的日军正在向花园口方向推进。种种迹象表明，郑州保卫战已经进入最后关头，花园口随时可能爆发战斗，命运成败也许将在明天或者后天见出分晓来。

　　此时被命运逼进墙角的蒋师长别无选择，古人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蒋在珍心力交瘁仰天长叹，如同笼子里的困兽。身心疲惫的蒋师长下达命令，外围部队提高警惕准备战斗，河堤上的官兵继续施工连夜扩大缺口，自己则返回到师部帐篷休息。

失败的匈奴

３
　　一支换上中国军服的日军特战队像一条舞动红色信子的毒蛇，悄无声息地穿过中国军队防线，成功地避开大路和城镇村庄，终于在太阳落山以前到达指定位置。

　　带路汉奸气喘吁吁地报告说，前面就是京汉铁路。

　　特战队奉命执行的任务就是炸断京汉铁路，以达到孤立郑州守军和阻断武汉方向增援的目的。由于中国人没能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使得这股狡猾的敌人得以乘虚而入，扑向他们垂涎已久的目标。

　　日本人奔上铁路，开始埋设炸药准备爆破。负责爆破工作的是一个刚从东京大学毕业的工兵少尉，他将电动雷管和引线一一检查完毕，然后连接好起爆器，最后一个撤退到路基下面准备起爆。这时候远处传来一阵尖锐的汽笛声，当工兵少尉看清那列冒出浓烟轰隆隆驶来的火车时，不禁大吃一惊。在落日的金色余晖映照下，越来越近的火车头和车厢顶部均能看见醒目的红十字识别标志，原来这是一列国际红十字协会救援的中国难民火车。工兵少尉知道，根据日内瓦公约规定，凡是非军事目标均应受到保护，禁止交战双方袭击。

　　但是指挥官还是毫不留情地下达了起爆命令。

　　工兵少尉以为指挥官没有看清目标，连忙报告说：请等等！这是一列红十字列车啊！

　　但是指挥官却训斥他说：你错了，这是敌人伪装的假象，企图逃过皇军的打击。

　　工兵少尉申辩说：可是车上都是没有武装的平民啊。

　　指挥官拔出手枪来吼道：混蛋！你敢违抗作战命令吗？你将被就地枪决！

　　工兵少尉屈服了，虽然他也是军官，但是按照军队条例他无权与指挥官对抗。

　　随着一声巨响，一团耀眼的火球腾空而起。那列正在快速行驶的火车好像一匹忽然失蹄的赛马，随即冲下高高的路基，笨重的车厢四分五裂，车厢里的乘客死伤累累。

　　日本人阴谋得逞了。

　　日军炸断京汉铁路，切断郑州通往外界的交通，完成对中原重镇的全面合围态势。

失败的匈奴

第二十二章 麦子黄了
　　
　　１
　　民谣唱道：麦子黄了，鬼子来了。

　　公元１９３８年，我的河南老家人心惶惶。眼看农历“小满”已过，双抢（抢种抢收）大忙季节随着日本侵略者烧杀掳掠的隆隆炮声越来越近，正如民谣所唱，麦子黄了，鬼子来了，辛苦一年的农民该怎么办呢？

　　村里的族长也就是我大爷连夜召集族人开会。

　　族爷会一致议决，对日本人先礼后兵，不卑不亢，不逞强，不示弱，如果来者井水不犯河水，则两相无事；如有侵犯，定以兵戎相见。于是男人在准备开镰割麦的同时也开始擦拭他们的武器：祖传的刀弩、长矛、土铳、火枪以及护寨用的独子枪、水连珠、汉阳造等等，一旦日本鬼子来者不善侵犯村子，他们将奋起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乡，与敌人决一死战在所不惜。

　　由于有战争硝烟作为时代大背景，这一年的麦收季节就变得格外地气氛庄严和不同寻常。按照当地习俗，开镰之前要举行盛大祭祖仪式，邓氏宗祠香烟缭绕旌旗飘扬，供桌上摆满供品，邓氏子孙心怀虔诚三叩九拜，祈求祖宗在天之灵保佑风调雨顺族人平安。但是这年祭祖时发生一件怪事，平地刮起一阵旋风，竟把祠堂里的长明灯刮熄了。族人纷纷大惊，视为不祥之兆，于是族爷会紧急决定，连唱三天大戏，替祖宗压惊祛邪。

　　后来历尽劫难逃到武汉的我大爷反复对人讲述这个藏有宿命寓意的故事，他老人家唠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那是俺祖宗在给后人提个醒，让俺逃命啊！可是俺！怎么就不开窍呢？

　　等到三天大戏唱完，日本人的太阳旗也相继插上了开封和中牟城头，战争硝烟就像天边涌来的乌云一样沉甸甸地压在我的族人心头上。但是对于祖祖辈辈与土地相依为命的农民来说，眼看就要收割的粮食不仅是他们用劳动汗水辛勤浇灌的果实，还是他们继续生活下去的全部理由和希望，所以无论这个世界上发生何种变故和大事，包括战争到来都不能阻挡他们把粮食收回家的坚定决心。

　　
　　２
　　赶来报告的村民是个放牛老汉，他慌慌张张说：不得了，日本鬼子进、进村了。

　　蒋在珍获报大吃一惊，因为此前情报表明，敌人主力还停留在中牟、新郑一线，郑州保卫战尚未正式打响，这些日本鬼子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军侧翼的花园口？难道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么？

　　那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放牛老汉显然被吓坏了，只说来了许多日本鬼子，一个翻译官还同他说了话，但是说什么却记不得了。蒋师长询问他究竟有多少日本鬼子？老汉浑身发抖，跟打摆子一样，到底也没能说明白。

　　蒋师长顿感形势严峻逼人，虽然他一时无法判明这股敌人的企图，他们究竟是有备而来，还是偶然过路？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敌人一旦越过村子继续深入，他们只消一刻钟就会发现隐藏在黄河大堤后面的秘密，那时候大队日军立刻就会源源而至，而我军“以水代兵”的战略行动就将功亏一篑。

　　经过初步侦察，得知这股敌人只有几十个人，他们好像经过长途行军，风尘仆仆疲惫不堪，所以防守也比较松懈。据一个村里偷跑出来的老百姓报告，日本鬼子并未修筑工事准备战斗，他们甚至没有封锁村子和小路，而是抓了几个老百姓烧火做饭，多数人一头钻进乡公所里睡大觉。

　　这个情报令蒋师长大大松了一口气。现在可以断定，这是一支敌人小部队，他们可能执行某种侦察或者探路的任务，并非专门针对河堤施工而来的，否则他们怎么敢在新八师眼皮子底下舒舒服服地睡大觉呢？蒋师长断然决定先发制人，一举消灭这股危险敌人，不放走一个日本鬼子回去报信。

　　战斗命令迅速下达，新八师紧急行动兵分几路，炮兵也将两门黑黝黝的七五山炮对准村公所。就在包围圈即将形成的时候，一个新兵因为神经紧张枪支走火，骤起的枪声惊醒正在睡觉的日本鬼子，部队不得已将袭击改为强攻。一时间田野里炮声隆隆杀声四起，抗日官兵同仇敌忾争先恐后，齐声呐喊着发起勇猛冲锋。

　　日本指挥官看见中国军队如潮涌来，而且还有大炮支援，明白中了埋伏，赶紧下令突围。于是这些吓破胆的日本侵略者连刚刚做熟的饭菜也没有来得及吃上一口，扔下沉重的武器装备和同伴尸体夺路而逃，侥幸逃脱被全歼的可耻下场。

　　新八师虽然大获全胜，击毙十多个日本鬼子，缴获一批武器装备，但是逃走的敌人却令蒋师长一颗心高高地悬起来。如果日本鬼子引来大队人马报复，掘堤工程就将功败垂成，可以说敌人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一面下令警戒部队严阵以待做好迎战准备，一面十万火急坐镇河堤工地，督促官兵争分夺秒，无论如何也要赶在次日天亮以前掘开河堤。其实他心里明白，仅靠人工和钢钎大锤是难以完成任务的，此刻他要兑现亲口向委员长立下的军令状唯有寄希望于那几支派出去的队伍。只有他们顺利找到“ＴＮＴ”新式炸药并且赶在日本人大举进攻之前运回来，蒋师长方能摆脱困境渡过难关。

失败的匈奴

５
　　随着中牟县城陷落，郑州在日本大军面前暴露无遗。

　　土肥原师团长快步登上城墙，他看见这座美丽的千年古城就像一枚熟透的果子，仿佛只消呵口气它就会自动落在手心上。土肥原哈哈大笑，他确信已经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挡日本大军的进军步伐。根据空中发回的情报，中国人还在加固城郊阵地，城内也有数目不详的军队活动，说明敌人并未放弃战斗。但是日本将军对此并不担心，他相信敌人已成惊弓之鸟，抵抗意志濒临瓦解，就像半年前守卫南京城的那些中国军队一样，他们在强大的日军面前除了举手投降别无选择。

　　派遣军发来急电，空中发现大批中国军队正从西安、洛阳、三门峡以及湖南和湖北方向往中原调动，郑州守军极有可能死守待援。第十四师团务必坚决切断郑州之敌退路，迅速发起进攻一举击破。

　　土肥原举起望远镜来观察。

　　远处一座飘扬着青天白日旗帜的钟塔进入他的视线，他知道钟塔所在位置就是著名的铁路枢纽郑州火车站，一团团腾起的烟雾表明那里正在遭受炮击。号称“中国通”的土肥原知道，十几年前郑州火车站发生过一场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那就是轰轰烈烈的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说明该地区铁路工人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和战斗力，不可掉以轻心。

　　土肥原把望远镜转向城市北方，他看见有一条若隐若现的巨龙从天边蜿蜒而来，氤氲雾霭给他的视线蒙上一层朦胧的奇妙色彩，那就是被中国人称作“母亲河”的黄河。本来黄河上有座著名的铁路大桥，可是早在几个月前已经被中国军队炸毁，土肥原毫不怀疑日军将会很快修复大桥，然后把东北、华北和中原地区连接成帝国版图上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

　　参谋长向他报告说，派遣军发来电报指示，第十四师团应派出有力之部队，迂回至黄河大堤进行侧翼攻击，以便尽快占领郑州市区。

　　土肥原皱起眉头来，感到十分恼火。这就是派遣军的无礼作风，那些总是围着总司令打转的参谋们常常越权指挥，对下级师团指手划脚，好像他们都是天才而师团指挥官都是白痴一样。参谋长还汇报说，多数坦克汽车因为缺少油料已经停止前进，如果单靠步兵联队恐难完成侧翼迂回的突击任务，所以他建议还是集中兵力加强正面进攻为好。

　　土肥原再次举起望远镜来，他的目光在中原大地徘徊。

　　当然并不是日本将军看出什么破绽来，他不是先知先觉的超人，不可能预见他的对手正在加紧实施一项“以水代兵”的秘密战略计划。日本人已经被即将到手的胜利冲昏头脑，他们就像一头自我膨胀的野牛，自恃工业先进经济发达，能够制造出比中国多得多的飞机大炮，因此肆无忌惮地发动进攻，蔑视他们对手所拥有的五千年文明和智慧。当然自恃“中国通”的土肥原还犯下一个看似并不起眼的常识错误，那就是《黄河水利志》上记载的黄水决堤的月份并不代表雨季洪水到来的时间。

　　日本侵略者必将为这个小小疏忽付出沉重代价。

　　这时候一个意外情况转移了土肥原的视线。钟塔里的中国观测哨发现目标，引导炮兵开火射击，一发炮弹落在城墙附近，把日本人惊出一身冷汗来。如果炮弹不偏不斜地落在他们头上，那么日本将军就该上靖国神社报到了。土肥原滚下城墙时弄得一头泥土狼狈不堪，他明白他的对手决不会轻易放弃郑州。

　　土肥原下达命令，对郑州火车站发起攻击，同时派出一支小部队绕道城北的花园口黄河大堤，对中国军队的侧翼阵地进行试探。

失败的匈奴

４
　　巍峨黄堤，形如巨龙；稳如泰山，固若金汤。

　　时间飞快过去两天两夜，距离蒋在珍立下的军令状只剩下二十四小时。掘堤官兵内外动手昼夜施工，眼看开挖断面就要接近大堤核心时，一头谁也意料不到的拦路虎迎面出现了。

　　大堤隆起脊梁，拦住蒋在珍去路。

　　黄河大堤所以抗击千百年滔滔洪水而不溃，正是因其内部有一道坚固无比的“堤脉”支撑所致。堤脉如同大堤的骨骼和脊梁，它由黄河沿岸人民从山里运来最坚硬的花岗石，采用最上等的石灰与砂浆世代浇铸加固而成。当挥动铁镐的士兵遭遇这道不可逾越的堤脉抵抗时，他们的全部努力充其量只能在坚硬的花岗石表面留下一个个灰白的印记，本来大有希望的工程进度如同骤遇寒流的水银柱，停留原地再无进展。

　　蒋在珍束手无策，火速求教河工局专家。

　　专家默然良久，终于叹口气说：大堤就是万里长城，哪能说垮就垮呢？

　　蒋在珍小心地说：愿听赐教。

　　专家指点说：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是指哪怕一个小小蚁穴皆能导致大堤崩溃。将军可下令集中爆破，然后再行扩大缺口。

　　蒋师长忍不住问道：赵口河堤也曾进行爆破，仅只留下一座小土坑而已，何以效果不佳？

　　专家解释说，手榴弹和炮弹都是战场武器而不是施工器材，它们功能主要用于杀伤敌人而不是进行工程爆破，对于堤坝的破坏力仅相当于“ＴＮＴ”（黄色烈性炸药）的几十分之一。

　　当蒋师长追问如果炸开大堤需要多少“ＴＮＴ”时，专家低头在一张小纸片上飞快地进行一番运算，然后答复说，至少需要不低于若干数量的黄色炸药才有把握爆破成功。蒋师长紧蹙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信心大增重新看到胜利希望。他相信一旦威力强大的新式炸药运到，一切难题都将迎刃而解，一切挡路的障碍壁垒统统都将被炸得粉碎。

　　然而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抗战初期，被称作新式炸药的“ＴＮＴ”是国民政府从西方国家进口的战略物资，实行严格的管制措施。当蒋师长向战区长官部紧急报告，请求十万火急调运黄色炸药时，他被告知程长官已经撤往洛阳，长官部人去楼空，保管炸药的军需部甚至找不到值班军官。这是一个危机四伏和充满混乱的战争年代，前线不断传来阵地失守的坏消息，日本人正在步步逼近，郑州危在旦夕，本来第一战区是否贮存有新式炸药，库存量有多少还是个问号，加上那些大权在握的军需参谋不知去向，炸药躺在哪座仓库无人知晓，给满怀希望的蒋师长兜头浇下一盆冷水来。

　　蒋师长破釜沉舟，采取果断措施，立即派出多支队伍紧急前往战区所属各仓库搜寻炸药踪迹。他同时还向武汉大本营紧急求援，请求立即运送一批威力强大的ＴＮＴ炸药支援工地。

　　不幸的是，大本营答复说，数小时前京汉铁路新郑段和许昌段相继发现敌情，从武汉调运炸药已无可能。新八师必须就地克服困难，期盼尽快掘堤成功，静候佳音云云。

　　第二十集团军及时派来两辆卡车进行增援，不过卡车给工地送来的不是急需的新式炸药而是两门七五山炮，好像新八师的任务不是掘堤而是进行阻击战似的。心急如焚的蒋师长只好听天由命，他把前来增援的炮兵统统赶下河滩挑沙，汽车大灯变成探照灯，夜晚开足马力替工地照明施工。

　　就在寻找炸药暂无结果，河堤施工陷入停顿的关键时刻，一个村民赶来报告，日本鬼子进村了。

失败的匈奴

３
　　开封失守，郑州城内天下大乱，政府机关奉命撤退，各方民众扶老携幼纷纷逃离家园。第一战区长官部率先撤退到洛阳，很快第二十集团军也将总部机关撤退出城，于是在通往豫西的道路上人潮涌动，逃难的队伍和人群一眼望不到头。但是与这股撤退大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支扛着劳动工具的战斗队伍却斗志昂扬逆流而上，旋风般开上花园口黄河大堤。

　　他们是来自贵州的新八师。

　　新八师都是来自西南边陲的子弟兵，那里是莽莽苍苍的云贵高原，与中原水患毫无关系，因此人们掘堤没有心理负担。加上蒋师长亲口立下军令状已无退路，所以他亲自挑选八百精兵，一律赤膊短裤，由他坐镇昼夜不停轮流掘堤。他还从河工局请来专家和技师现场指导，制定出一套“堤外挖滩，堤内打洞，凿坑开石，引水冲沙”的施工方案，并把指挥部搬上河堤日夜督阵。师长下令：军官下工地监督士兵，各班、排、连一律以土方计量工效，超额者奖，完不成任务者当场鞭笞。三日之内，必得掘开大堤，有胆敢违令者、偷懒者、怠惰者、出工不出力者一律就地枪毙！

　　为防民众闹事，军队还在堤坝外围构筑起作战阵地，设置杀气腾腾的警戒线，有擅自闯入者格杀勿论。与此同时，当地县乡政府奉命征集骡马大车若干派上工地，第一战区也紧急派来一连工兵支援，还在工地架设一部专线电话接受大本营直接指挥。

　　此刻站在河堤上的蒋在珍如同一架向下俯冲的飞机，要么成功，要么粉身碎骨。当是时，东面方向已经响起敌人进攻的隆隆炮声，中牟前线正在激战，时有敌人逼近的情报传来，威胁大堤上夜以继日进行的挖掘行动，蒋师长还是不顾一切地督促官兵轮班苦干，一面向坚不可摧的黄河大堤宣战，一面同日本人的进攻脚步赛跑。

　　这时一个不为人知的阴险敌人悄悄出现了。

　　当地民谣唱道：腊月正月筑河堤，二月三月开河冰，四月五月晒河底，六月七月守大堤。所谓“晒河底”就是指枯水季节黄河水流减退，大片河床经过太阳暴晒变成干旱的沙滩地。按照“堤外挖滩”的施工方案，新八师当在河床上开挖一条人工引水沟，将退至河心的水流导引出来外泄。然而在河滩上挖沙却遭遇意想不到的挫折，人们刚刚挖出一条浅沟来，不一会儿松软的流沙就像湖面的波浪一样漫过来把水沟重新填平。流沙似水，柔软无骨，“抽刀断水水更流”，无论士兵怎样努力挖掘均不见效，他们面对无边无际的广大流沙除了望洋兴叹只好束手无策。

　　有人想出一个办法，在河床上打下一排木桩，如同在南方打围堰那样用以固定流沙。这一招果然有效，流沙得到遏制，施工进度大大加快。不料午后河滩上忽然刮起一阵怪风来，这阵怪风来势凶猛飞沙走石，直刮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竟把一个猝不及防的士兵卷下河水里冲走了。怪风足足刮了半个时辰，当一轮红彤彤的日头在天空重新露出脸来，人们这才惊讶地看到，原先打下的那些木桩和掘出的水沟全都无影无踪。

　　这股平地而起的怪风令来自贵州大山的迷信官兵惊恐不已，他们本来对神明就深怀敬畏，纷纷议论说这是毁坏河堤引得河神发怒所致，连信心百倍的蒋师长也受了影响，认为怪风太过蹊跷不可不加理会。有参谋长谏言说，距花园口河堤数里有关帝庙一座，关公在世曾有“水淹七军”的盖世之功，可求神明保佑当可消灾祛难。于是蒋师长派人担了香烛贡品，亲自赶往关帝庙烧香磕头，许愿抗战胜利后定当重修关公庙。

　　此后怪风果然销声匿迹矣。

　　有人向蒋师长推荐一位隐居在家的老河工，老人同黄河打了一辈子交道，素有“河工鲁班”之称。蒋师长命人携了礼物亲自登门求教。老河工已至耄耋之年，他指点军人说：流沙施工，第一要紧的是封固，使之不易流动。

　　蒋师长毕恭毕敬，洗耳恭听。老河工又指着远处的河水说：取黄河之水，化黄泥于水中，浇铸于沙土之上，使之凝固。然后边浇边挖，大功可成也。

　　蒋师长大喜，命人依法施工，果然进度加快数倍。

　　到次日，外河滩基本竣工，滚滚河水已引至堤坝跟前，只等大堤掘断即可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