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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电视,看到东北师范大学的喻大华教授正操着酸菜味十足的东北话讲《百家讲坛》,我笑着跟老婆说:“他让我想起一个人来。”
老婆问是谁,我说:“我们村里的一个人,叫余大华。是个小偷。”
老婆怒曰:“别糟蹋人家教授!”
从街坊的辈份上论,我应该叫余大华叔叔。
余大华东窗事发之前,我们两家关系很好。余大华的父亲个子很高,小名“屋檐子”,我们喊他檐子爷爷。在我的老家古齐东一带,人们对乳名有一种近乎病态的依恋:不管你年龄到多大,辈份有多高,一律将乳名冠于前面,如土子哥哥、鱼子叔、槐子姑夫等等。除了在一个班里一起上过学的同龄人,能叫上大号来的人了了无几。
檐子爷爷与我爷爷年纪相仿,在生产队里负责看菜园。后来我才知道,我爷爷和檐子爷爷都在旧式的军队里当过兵,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对这件事讳莫如深,仿佛是人生的一个污点。
村里人传说中,檐子爷爷是见过大世面的,吃过“四四到底”的大席,我也在菜园里面听他眉飞色舞地讲过“四四到底”的丰盛宴席,那是有钱人家置办婚宴的时候才摆的排场,我们听得直流哈喇子。檐子爷爷到底也没给儿子娶上媳妇,也没摆出他见过的大排场。
檐子奶奶死得早,从我有记忆起,就是檐子爷爷与大华叔叔相依为命。大华叔叔长得不寒碜,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没娘的孩子早当家,他心灵手巧,缝鞋补袜,修理自行车,扎裹破锁配钥匙,没有不能办的事儿。
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纪了,村里的能人给说了个邻村的姑娘,不说是一见钟情吧,也算是门当户对。当然,这是我后来想像的,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屁孩儿,能懂多少人间世故,总之余大华父子非常愿意,姑娘家也十分愿意,亲家之间礼尚往来,走动也很频繁,快到了吃檐子爷爷家“四四到底”大席的程度了,公社来了一帮人,开着三轮摩托车,等我们从小学校里呼呼拉拉跑到三轮车前去看热闹的时候,公社里来的人已经把余大华五花大绑,架到了偏三轮一边的挎斗里,绳子从棉袄里勒进去,脸憋得忒紫。
这是我对国家机器的严肃性的最初步的认识:不容分辩地抓一个人像从鸡棚里抓只小鸡一样!余大华到底怎么了?晚上,家里人开始陆陆续续得到一些小道消息:年前,里八田供销社被盗的那个案子就是余大华干的。据说,余大华去辛寨子赶集,看到里八田供销社管理不严,白天就用手指印摁下了门市部锁眼的形状,配出了开锁的钥匙,然后趁人不注意钻到了柜台外的苇席里,等晚上售货员下了班,他悄悄地钻出来,开了锁,将供销社的商品如布匹、暖瓶、胰子、烟酒糖茶像搬自家的东西一样,搬到了他停在外面的地排车上,然后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将车拉回了家。
据说,余大华上半夜在柜台里按兵不动,吃了一个水果罐头和一个猪肉罐头。
还听说,那天早上有人看到檐子爷爷和余大华爷俩扫街,一直扫到村外,那人说我就纳闷:又没下雪,扫什么街呀。
回来后,余大华把偷来的东西藏在他家的虚棚上,用到什么就爬上去拿。他偷来的东西主要准备结婚用的,一部分布料送给了女方,一部分送给媒人,一部分请家里的大娘婶子帮着做了被褥。
又有人事后诸葛般地说,怪不得今年这爷俩穿得这么光鲜。
余大华被判了七年的有期。
媳妇肯定是黄了,又没拜堂啥的。檐子爷爷在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心理滑落后,在儿子坐牢的痛苦中度过了他的风烛残年。
余大华出来后,依旧是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分田到户了。我们村里人“抱团儿”,不管他在外面混得怎么样,家里分地该多少是多少,还给他留着。我有一个本家的爷爷,在内蒙古混了三十年,年纪大了叶落归根,来到村里就又给他从机动地里分上口粮田。有时候我也想,在外面实在不好混也不要紧,老家还有二亩好地等着咱耕种呢!
我们那里种棉花的多,那几年棉铃虫泛滥成灾,对棉农的危害仅次于乡镇干部,而治虫用的农药紧缺,余大华总能搞到,什么“敌杀死”啊,“芙喃丹”啊,绝对正宗,打上就灵,比市面上的还便宜。后来村里普及电话、有线电视,老百姓能省的钱就省,自己淘换光缆、电线,就去找余大华,余大华说好说,几天就弄来了,和广电局提供的一样好使。
明眼人说,余大华在监狱里结交了一伙朋友,什么都能搞到,干得还是原来的老行当。
但余大华有个好处,从来不吃“窝边草”,村里的东西,一点也不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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