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蒋氏感到忧、惧、耻者,至少有三重因素
一者,对苏联与“雅尔塔密约”深怀戒惧。为促使苏联对日参战,罗斯福于1945年初与斯大林秘密达成“雅尔塔协定”,大量出卖中国主权利益,且长期对国民政府保密。蒋通过间接渠道获悉协定内容后,“但有痛愤与自省而已”,慨叹“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稍后罗斯福去世,蒋亦因该密约,愤而取消赴华盛顿参加其葬礼之计划,且在日记中评价称罗斯福之死,对中国或许是好事,“其畏强欺弱、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或者随之消灭乎?惟天佑之。”⑥
由此不难理解如下脉络:8月6日,美国向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7日,日本内阁紧急会议,天皇决定“终战”;8日,苏联紧急“履行”雅尔塔密约之对日参战“义务”;9日,蒋一面致电斯大林“感谢”苏军对日宣战,一面紧急召见幕僚“商讨苏联对日参战出兵我国东北后之对策”;10日,蒋再召见辽宁、吉林、热河三省主席,指示东北收复问题。⑦同日,重庆“歌声、锣鼓声、鞭炮声彻夜不绝”,蒋深陷“忧惧”。
二者,对中共势力之壮大深感担忧。因国军主力偏处西南,蒋尤其担忧日本投降后,其武器落入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共敌后游击队之手,故8月10日当天,蒋即致电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指示各战区日军投降处置事宜,命其警告日军不得向国民政府指定以外的任何部队任何人缴械投降,日军“如对非指定之部队而擅自向其投降或让防,得由陆军总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
蒋后来在日记中回顾:中共“争取受降与收械时期之险象百出,迄今思之犹觉寒心……然而最后卒一无所获,此实由于去年八月间敌军宣布投降之日,余即对敌伪军队发表宽大不究之通令,使敌伪知感而安心。”⑧
三者,对日军虽降仍桀骜不逊深以为耻。此种耻辱,其来有自:1、如前所述,为抵制中共部队对日受降,蒋必须在国军抵达沦陷区之前,依赖已投降之日军,继续保持武装以维持当地秩序。2、抗战胜利时,中国军队之实力,并不足以防范、镇压日军。冈村宁次称:“停战时中国派遣军的兵力,约为105 万”,且在回忆录中明确表示:“中国派遣军的投降,不是由于本身战败,而是随着国家的投降,不得已投降的。”这两重因素,共同催生出了蒋介石的对日“以德报怨”政策。
虽然蒋在公开场合一再为该政策粉饰,但不可回避的是,该政策确实极大助长了侵华日军的桀骜情绪。如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即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声称:国民政府不能阻止反日事件,也应对中日战争负责。完全不是战败者应有的态度。今井武夫前往芷江洽降,亦绝口不提“投降”,仅言“停战”,且谓:“日本陆军还有三百多万,在中国也有一百零九万,假使不是受空军和海军的影响,他们最少还可以硬打三年。”⑨
此类桀骜言论,蒋显然亦有相当程度之耳闻,故曾在日记中写道:“倭犯荒木(贞夫)竟以中日战争为西安事变、余为中共所逼成,此种诬蔑之来,可知倭寇军阀尚未有彻底悔罪之觉悟。若不自反自强,其将何以成人,何以立国,应痛勉之。”⑩
1945年10月,蒋介石夫妇飞抵北平,前往碧云寺祭拜孙中山衣冠冢(左),并检阅驻平国军士兵(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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