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国军上将徐永昌给蒋介石打分

汉唐魂

徐在日记中，对其直属上司蒋介石，亦有诸多侧写评价。在徐看来，蒋的基本性格特征是“大声以色”。

由《徐永昌日记》，可观照诸多民国高层政治人物的性格面相

徐永昌出身晋系，抗战期间长期担任军令部部长之要职，参谋戎机；后获授陆军一级上将。与蒋介石相似，徐也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徐位处政治要津，政治立场亦颇持平，故其日记，对观照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层人物的性格面相，深有助益。

譬如，徐永昌记何应钦：“何敬之平日办事都好，愈有事愈好琐事，每晚往来于说电话亦费一二小时，又随时阅看文件，（不尽紧要。）说话、听话都在匆匆，蒋先生下唯一重要人物，乃竟如此。”何在抗战期间长期执掌军政部，徐、何因工作关系来往密切。由此观之，抗战期间军政部屡受前线部队诟病，非为无因，亦非纯因派系矛盾，何的处事习惯，也颇致命。

再如，徐永昌记阎锡山：“常感到一种主张，请阎先生做，渠总是怀疑，甚而至于反驳不已，过若干时日，阎先生自将此种主张提出询余意见，此时只要答以甚好，即便施行。”②此种性格特征，近现代政治人物中所在多有，“林彪笔记”中亦有载述。

再如，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居于溪口，徐永昌亦奉召至此，彼此有颇多近距离交流。据徐日记，张由戴笠陪同，初至溪口时，“意气至豪，在渠以为极周至、极爱国，事实上则大都非是，今仍不悟。”徐对张的评价是：“思想幼稚”、“极易受环境支配，亦可以说是浮躁、无定见，苦哉。”但亦肯定张“富感情，爱国心浓厚”，惟认为此种“不愿准备、不稍忍耐，希冀一战胜人”的爱国心，“正如打吗啡以求身体健壮者”，只会“重招耻辱”。就杨虎城、张学良二人比较，徐的判断是“张躁杨私”。徐并记录：杨虎城要求西安事变善后条件之一，乃“陕变经用六百万准报销”，张学良在溪口称：“由事变起截至渠离西安两星期间，用款不过二十余万。”③

余者，如刘湘在西安事变爆发时，有援张举动，中央人员之在川者俱遭监视，徐评价称：“刘湘人妖哉！”④读鲁迅文章，徐评价称：“笔名鲁迅者做小说，颇能煽惑青年，其居心不忠厚，愤慨出于忌妒，伎俩在无中生有。使其人通显，亦不能优于汪精卫、陈公博。”⑤此类观点，今人反观，亦可见仁见智。…[详细] …[详细]


1945年9月2日，徐永昌将军作为中国受降代表，登上密苏里舰签字接受日本投降

汉唐魂

注释：

①徐永昌日记，1937年7月14日。②徐永昌日记，1937年1月1日。③徐永昌日记，1937年1月13日、14日、16日、18日、25日、2月12日。④徐永昌日记，1936年12月22日。⑤徐永昌日记，1940年5月6日。⑥徐永昌日记，1944年8月13日。⑦徐永昌日记，1944年8月30日。后在蒋的坚持下，程泽润被判处枪决，时任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对此颇有异议，认为按军法当罪不至此。⑧徐永昌日记，1944年9月20日、30日。⑨徐永昌日记，1944年9月9日。⑩徐永昌日记，1944年9月30日。

汉唐魂

徐在日记中称：“蒋先生之行径”的基本特点，乃是“大声以色”

尤值一提的是，徐在日记中，对其直属上司蒋介石，亦有诸多侧写评价。在徐看来，蒋的基本性格特征是“大声以色”：

“晨起西读中庸，至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一节，质余曰：‘贾先生是否为大声以色？’余不能答。途中细体‘大声以色’，实蒋先生之行径也。蒋先生诚有善善恶恶意，惜疎于识人，求功太急，苦口鲜效，治丝愈纷，虽然，就今日可任首领者，尚无出其右者。”⑥

所谓“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略言之，即：怀有道义之人，不必声色俱厉。按孔子的说法，以“声色”来教化民众，“末也”，乃是低级手段。

最能体现蒋“大声以色”者，莫过于其以拐杖殴打兵役署署长程泽润一事。据徐永昌日记：先是，戴季陶之子戴安国耳闻重庆市机房街新兵惨遭殴打，告之蒋纬国，蒋纬国又告知蒋介石，蒋遂“遣特务兵多人围守该处”，召集政府要员多人，同往现场察看，“所见其人似鬼，其地如狱，伤痕宛然，遂告之曰我为委员长，汝等无惧”，盛怒之下追究责任，“此时程署长过来前，委员长怒而捶击之，杖为之折，程目亦伤。”对于此事，徐评价称：“蒋先生震怒当然，应鞠之以军法，而以杖痛击并伤其目，毋乃过乎？”⑦

抗战末期，蒋置身内外交困之中。外有美国欲攘夺全部国军指挥权交予史迪威——蒋最终选择与史彻底决裂，徐评价此事称：“真如人评蒋先生能大忍而不能小忍”。内有军队腐败——虽然徐认为“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以致追溯其由，蒋先生似不能辞其咎”，但在蒋的立场，其解决方式颇为激进，即拟彻底抛弃旧国军另造新军。⑧

蒋此举，在国府高层引发不小震荡。先是，（1944年）9月3日，曾家岩聚餐，“蒋先生对于目前国军情形甚悲观”，提出编练十万学生军之计划。9日开会讨论，“敬之（何应钦）、健生（白崇禧）、文伯（张治中）、为章（刘斐）等对此咸不赞同”；16日再开会讨论，“张文伯、钱慕伊争执甚力，几于动武”；20日会上，白崇禧更警告，此举若实施，“全体国军恐将解体”。

对这些反对之声，蒋的回应是不予置评。“蒋先生甫经提及此案时即令速对这些反对之声，蒋的回应是不予置评。“蒋先生甫经提及此案时即令速办”，徐亦提出诸多反对意见，但“蒋先生仍不稍动，力排众议饬即着手，仅谓一面尽管办一面来研究。”显然，蒋并无意与何应钦、白崇禧诸人商议此事，其所要求者，仅系执行。⑨

虽则如此，徐对蒋仍抱有一些期望,为其打了一个“上中”分：“蒋先生为人不猛，恶恶而不能去之，非善之道。犹得几分忠于谋国，近尤积极，在领袖中可称上中，纵眼徧求国内如彼者尚少，国事似非绝望也。”⑩此种评价，当有自我安慰的成分在，是否客观，自可见仁见智。…[详细]

1945年，蒋介石在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