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影评，却异彩纷呈——《智取威虎山》

令箭

　　近日，徐克导演的《智取威虎山3D》热映，有媒体翻出“江青在《智取威虎山》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1965年6月24日）”，一时间，网络掀起“向江青致敬”风潮。“瞧瞧当年管文艺的干部是什么水平”“江青真懂行！”“那时候排个戏精雕细琢一搞几年，现在连文肓都在当导演。”
　　
　　连向来自视甚高的吴向宏也叽咕：“蓝苹老师秒杀广电总局。像蓝苹这么有相当才华的人，放在自由社会，肯定能成为知名大导演，娱乐大众自己也得到幸福。
　　
　　当然，也有政治神经绷得比较紧的，复旦教授严锋就提醒人们，“江青个人艺术水平也许确实高，但她那个时代是中国文艺最low最黑的时代，是艺术家惨遭迫害、艺息人亡、噤若寒蝉、最无创作自由的时代，是百姓缺戏少乐、只能偷偷摸摸心惊肉跳读毒草的时代。”
　　
　　对于严锋的观点，同济大学副教授陆兴华不以为然，“江青的文艺政策，是用样板戏，将文艺的最基本权利交还给最底层的群众。”“它先锋在：它只想成为小学教科书，让我爸这样识字不到一千的人也敢去唱。今天艺术家要标榜的个性或什么同性恋鸡性恋的身份的特殊遭遇或经验，就有意思啦?”
　　
　　严锋与陆兴华的争论，其实涉及到样板戏的核心，即政治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江青的艺术修养自然是不错滴，因为讲话稿就摆在那里嘛，此外，样板戏的主创者之一汪曾祺、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徐景贤，以及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都对江青的艺术修养很赞赏。
　　
　　可江青艺术修养高，她指导的样板戏就具有陆兴华所说的“先锋性”吗？北大教授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当代中国文学史研究讲稿》一书里说，“‘三结合写作’，‘诗配画’，‘报捷文学’，‘赛诗会’，‘记录性故事片’，‘广告诗’……钢琴伴唱《红灯记》、交响乐《沙家浜》，这是一种有目的的美学实验，自觉开展的先锋性文艺运动。它的重要特征是，打破文学的界限，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的丰富样式。”戏剧研究者胡志毅也说：“江青的艺术趣味是好莱坞式的，她喜欢看的电影是《网》、《鸽子号》和《飘》的小说和电影。而后样板戏电影，更是这种艺术思想的实践，因为好莱坞电影是一种类型化的电影，样板戏也作如是观。”
　　
　　但是，陆兴华对了，不代表严锋就是错的。洪教授说样板戏是“有目的的美学实验”，这“有目的”就是指在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制约下的美学实验，其样式也是一种单调的丰富。
　　
　　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两种先锋派，即政治先锋派和艺术先锋派。卡林内斯库认为，政治先锋派从属于一种狭隘的政治哲学，或使他们沦为单纯的宣传家，宣扬要富有效力，就必须求助最传统的、图式化的甚至简单化的话语形式。
　　
　　而艺术先锋派呢，无论他们多么赞同激进的政治观点，他们的兴趣始终在于“推翻所有羁束人的艺术形式传统，享受先前被禁止涉足的全新创造意域的那种激动人心的自由。”“有意识的背离一般公众风格上的期待，这些一般公众是政治革命家通过陈腐的革命宣传来争取的。”（见《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2002年）以此观之，全国人民只能看八个样板戏，确实是“单调的丰富”，江青撑死就是“政治先锋派”，而姜文凭着《一步之遥》胡咧咧反有些“艺术先锋派”的味道。
　　
　　现在的吊诡是：作为政治先锋派的样板戏以前可是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现在被徐克改编为电影《智取威虎山3D》后却倍受好评；而自认艺术先锋派的姜文却因为电影《一步之遥》差点被口水淹死。这说明什么？说网友怀念江青是怀念文革，自然是扯蛋！这深层次的原因还得从徐克联手江青麻麻说起。
　　
　　洪子诚教授认为，样板戏包含着“中世纪式的悖论”：“政治观念、宗教教谕需要借助艺术来‘形象的’、‘情感地’加以表现，但审美和娱乐也会转而对政治产生削弱和消解的危险。同时，任何稍稍具有丰富性和艺术表现力的作品，都难以维持观念和方法上的纯粹与单一，作品本身存在的裂痕和矛盾，就潜在着一种颠覆力量”。
　　
　　既然样板戏多是对小说进行政治化改编达成，其失败是因为改编时压抑了小说原本的审美，那么，如果谁将样板戏改编为电影时能注入新的审美，就可能恢复故事本身的张力，赢得观众。毫无疑问，徐克的《智取威虎山3D》就是踩到了这一点。
　　
　　比如，在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林海雪原》时，编辑将“小白鸽”白茹这一角色放入小说中，从而有了“少剑波雪夜萌情心”的感情线，小说自出版便创造出几近天文数字的印量，“小白鸽”白茹也成为那个时代一代人心目中的“女神”。“革命样板戏”时期，少剑波与白茹因为“谈小资情调的恋爱”被隐去姓名，以“参谋长”和“卫生员”的称号代替，是以影片中，少剑波被以“首长”或“203”替代，而这次佟丽娅替白茹重拾当年战地女神的绰号，将“小白鸽”这一经典角色重新传递给观众。
　　
　　用网友的话说：“从在火车上下来，尽管衣衫破旧脸颊红晕，但她的形象却是干净清澈的，也不失飒爽，在土匪大举进攻村庄时，她和高波的较技，纵横跳跃摸爬滚打，拔喷子甩青子无所不能，让她的角色在柔软中，多了一丝侠女的风姿，以及对小栓子的关爱所带来的母性温柔，给她的角色带来层次感。”
　　
　　再比如，《智取威虎山》原剧本里，杨子荣打入座山雕内部，上山时哼着黄色小调，上山后又与座山雕的干女儿玫瑰花打情骂俏，大讲下流故事……结果把杨子荣弄成了一个满嘴黑话、浑身匪气的江湖客。这些后来遭致批评被拿掉了，使杨子荣过于“伟光正”而显得脸谱化。（见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对杨子荣英雄形象的一些体会》，《红旗》1969年底11期）
　　
　　徐克这次呢，则让杨子荣又哼上了黄色小调，而且与座山雕抢来的老婆传情斗法，这就增强了电影的惊险性和张力。所以，《智取威虎山3D》美学属性是越丰富也越有味道了。
　　
　　当徐克在借助江青探索出的“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打出美学牌时（接地气的东北口音对白，大量的林海雪原美景，酷炫逼真的特效制作，张弛有度的叙述），再看看姜文在做什么？他真是“艺术先锋派”吗？“姜文故意在电影里设置了无数奇观式的场景，惟有‘认真’二字欠奉。胡话模式从哪儿来？两个字，心虚。外加四个字，明哲保身。你看古代的朝堂上，总有那些不说正经话专门负责卖乖的王爷，皇上信任、百姓爱戴，何乐而不为？”（李多珏语）
　　
　　“《一步之遥》华丽丽地开了腹，腹中也的确只有一碗凉粉。要面子讲派头，是中年膨胀的结果，与少年的耿介刚烈并非一回事，但如果弄混了这两者，那一管荷尔蒙与一碗凉粉，就都可以成为致命的药。”（廖伟棠语）
　　
　　最犀利的还是谭飞，“如果《一步之遥》成为今年票房冠军的话，那只能说明，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大的精神病院。姜文上次的腔调是：咱站着也要把钱挣了，我劈劈啪啪鼓掌；这次的腔调是：咱疯着也要把钱挣了，我压抑不知所措。丁丁张说得好：大导演综合症——就是我放屁你们都觉得好笑，那自然就放屁咯。毛主席在四五十年前的10年间完成了对数亿盲从者的巅峰把玩；姜文四五十年后还想再次在银幕把玩庸众，并变出好多好多钞票。这心态，我，真没看出不同。”
　　
　　政治化的样板戏可以翻拍挖掘出审美含金量，市场化的电影却搞得毛泽东味十足，这说明以“拒绝红色意识形态”之名反样板戏电影确实过于简单了。
　　
　　“意识形态”是什么？这个词汇经由法国的特拉西开始，经过马克思、阿尔都塞、曼海姆等人阐释，成为中国思想理论界的重要概念。我服膺阿尔都塞的说法，“它展现的不是个人存在的真实关系体系，而是真实关系的一种印象。”过于晦涩是吧？看齐泽克继续解释：“什么是意识形态？日本人喜欢干净，喜欢将自己想象得很干净，所以，他们不喜欢自己的大便在马桶里落水的声音，对伐？所以，日本的许多高级厕所里用背景音乐，帮你听不见自己的大便的落水声！这个背景音乐，就是意识形态！”
　　
　　再看陆兴华老师的发挥：“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区别：希特勒接受人民的鼓掌，斯大林和共党领袖站起来与人民一起鼓掌。斯大林认为自己是人民的仆人，辛苦了，他迫害你，你还得感谢他，所以，古拉格里，犯人还得绣红旗，过年献给斯大林。斯大林的快感：他在为人民献身，虽然他享受着古代暴君一样的奢侈。”还不明白是吧？一个中国地主省吃俭用，积下几十亩田，后来搞土改了，说他剥削穷人，好吃懒做的牛二把地主家的田抢占了。地主哆嗦，真觉得自己有罪，牛二开心，真觉得自己当家作主，这就是意识形态。
　　
　　回到徐克与姜文，其实两者都在利用意识形态赚钱。徐克利用的意识形态是群体记忆，“这可是感动我们父辈的革命英雄主义电影哟，一定要去看”。姜文利用的意识形态自然是装逼感，“我好牛逼啊，《让子弹飞》能站着把钱赚了，这次更牛！看不懂是你傻逼。”但两者的利用却有个是否尊重观众智商的差别，诚如我的朋友导演@胡淑芬所说：“《智取威虎山》远没有大伙夸的那么牛逼。算正常片吧，在徐老怪的作品里也就排中间偏下。之所以引惊呼一片，功劳应该记在姜文账上，看完《一步》看《智取》，观众猛然发现自己的智力和理解力居然是正常的，从自我怀疑中重新找回了自信，那种劫后余生的幸福感，让他们产生了一种仿佛看了部大牛片的错觉。”更准确地说，徐克的比起姜文来，更有诚意。有诚意的电影，不管是否有意识形态的哄骗，人们更乐意掏钱，毕竟人家在认真的哄你、逗你乐啊。
　　
　　说白了，意识形态尽管跟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也跟屁一样来得快去得快。徐克联手江青麻麻赢了姜文，这事就跟医生自拍事件一样，还是“专业精神”问题，呵呵。（作者/邝海炎）
　　
　　

金戈戈

改天找来看。我这段时间在追看《红高粱》。。。

锦瑟

这评么，俺大致也看了。好像写得过于理论过于专业了，俺一外行，看着有些吃力。

锦瑟

都说这个电影好看，俺以后一定看。

苏力

电影认真看过
影评一一读过

令箭

小白鸽白茹是我少年时的女神

令箭

整个威虎山 ，也就是佟丽娅耐看了

令箭

令箭

第四篇和第五篇忘了作者了，很遗憾
但文章极好

令箭

　　首先，姜文和徐克，都属于相当风格化的资深导演。这种导演指望他弄出从《疯狂的石头》到《黄金大劫案》再到《心花路放》的落差，不太可能，打断骨头连着筋，他们使用的永远是最趁手的兵刃，三观也好，题材也好，故事人物镜头语言，再这么变，都是该导演内心小宇宙的假面舞会。
　　
　　
　　
　　其次，《一步之遥》与《智取威虎山》，在讲述本土故事的同时，背后都隐藏着“全球”的视角。如果说，马走日的上海冒险之旅，最后落足于寻找国族认同，又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自我毁灭，那么，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智取威虎山》片头片尾的“韩庚回家”，2015年的栓子孙子，留学美国并已打算扎根硅谷，回看祖辈那一段辉煌历史，再重新体认“大家庭”的温暖，则是一段自内而外，又自外而内的寻根之旅。
　　
　　
　　
　　再次，《一步之遥》与《智取威虎山》都是在历史与现实的缝隙中寻找改写的空间。相比于姜文那张狂的、迷幻非现实的重述上海与民国，徐克的改写就比较内敛，更为隐蔽了。但改写就是改写，香港文艺工作者也要找到自己的两根柱子。
　　
　　
　　
　　徐克找到的柱子，一根叫“江湖”，一根叫“性”。都是香港电影的招牌菜。
　　
　　
　　
　　说到《智取威虎山》，您呐别被“红色经典”这四个字吓倒了，它的内核，就是古已有之的“英雄传奇”，尤其是“破四旧”的时代，《智取威虎山》、《铁道游击队》甚至《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都是很好的传奇替代品（顺便推荐一本书，我师姐姚丹写的《“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考察》，梳理得极清楚）。
　　
　　
　　
　　把《林海雪原》扒剩“英雄传奇”，那还能有啥理解障碍？这玩意儿普世啊。剿匪小分队，就照着特种兵来写，007，敢死队，谁伤谁死，谁看见明天的太阳，一女人一小孩，女人必成负累，小孩必立大功，男女主角之间要有若隐若现的感情线，这都是写进教科书的，主旋律也是这么拍的呀，想犯错都不容易。
　　
　　
　　
　　另一条线，黑帮，卧底，边缘人，无间道，那更是香港警匪片的强项。当然，有限制，杨子荣不能真干坏事。好在时间短，敌人又总是愚蠢，能糊弄过去。
　　
　　
　　
　　最重要的是，徐克要往黑帮里添个女人，一定要。原著里匪帮里有名有姓的女人只有“蝴蝶迷”，许大马棒的夫人，跟威虎山毫无关系（据说真实历史上蝴蝶迷颇有姿色，小白鸽倒长得一般，全被曲波颠倒了）。但是香港式的黑帮，不能没有大嫂这种角色。
　　
　　
　　
　　这女人还不能像蝴蝶迷，是彻头彻尾死不改悔的女匪首。马青莲是半年多前被抢上山的，座山雕视为禁脔。但是，观影经验丰富的观众如太行师傅，马上就发现：六十岁的座山雕没有性能力。马青莲初见杨子荣，举枪就扣，却根本射不出子弹，确实是个明显的隐喻（枪与男性性能力的关联，例子太多，姜文最喜欢玩这招儿，最明显的可参考《寻枪》）。
　　
　　
　　
　　所以马青莲会不断出击，去勾引下面的兄弟。从上山时间和出身来看，这肯定不是马青莲天性淫荡，再加上老七老八溜出去看见了三爷坐在杨子荣屋外窗下，事情就昭然若揭了：失去性能力的座山雕喜欢“听窗”。然后，为了维持权威，他会将“勾二嫂”的兄弟处死。在马青莲勾搭杨子荣未果后，座山雕用鞭打马青莲来发泄胸中的怒火，惩罚的不是她红杏出墙，而是她出墙未遂。
　　
　　
　　
　　所以威虎山的故事，其实就是《枪火》或《无间道2》的翻版。座山雕是真爱马青莲，她与老四互咬，他宁愿干掉老四；她被发现私逃，抓回来吊在梁上，小分队都打进来了，那么长时间，座山雕也没干掉她；最后使出大招从地洞逃跑，还要带着她……英雄对情人也不过如此吧，明知她离心离德，同床异梦，还是舍不得放下。
　　
　　
　　
　　杨子荣过于“高大全”的问题，在《林海雪原》的文本衍生史里，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解放军与东北土匪，那是多大的差距，杨子荣怎么就能在短短时间内获得老谋深算冠绝东北匪帮的崔三爷的信任？虽然电影一再通过小分队队员的议论，强调杨子荣“不像个军人”，匪气十足，可是看上去他实在很堂正帅气，放在土匪堆里，仍像孔雀进了鸡窝。我觉得杨子荣至少应该再颓废一些，再坏再淫荡一点，才能被土匪引为自己友。光讲义气那是关二爷。
　　
　　
　　
　　在“三突出”原则指导下，杨子荣只能越来越高大，同时座山雕及其下属就只能越来越愚蠢，弄到像革命样板戏里那样，童祥苓比李玉和还正义凛然，你怎么说服别人相信你是奶头山的副官胡彪嘛？
　　
　　
　　
　　对此，徐克也没什么办法，只能照着英雄的路子写，杨子荣也不能像梁朝伟那样，还会有纠结，有苦闷，有想甩手而去的冲动。不过，这实在不是徐克心中的江湖英雄……他只好另外拍了一个结局。
　　
　　
　　
　　在第一个结局里，杨子荣滑地避弹，仰首击毙座山雕，已经很周润发了，但这只是动作上的模仿。杨子荣与座山雕真正的香港化，在于栓子听说的第二个结局。这时间年夜饭都已上桌，小分队队员一一坐下，“革命大家庭”的叙事已经完成——这其实也暗合八星报喜大富之家之类的俗套，过年嘛，总不能再过革命化春节。
　　
　　
　　
　　在第二个结局里，徐克真正展示了港片“尽皆过火，尽皆癫狂”的英雄本色，飞机上的打斗，悬崖下的对决，完全脱离了历史真实啊。飞机嘎吱吱一寸一寸往下掉，两个男人手持武器，在上面移形换位，斗得不亦乐乎，一个女人在旁边魂飞魄散的看——这是不是让人想起《雪山飞狐》的开放式结局？
　　
　　
　　
　　杨子荣跟胡斐一样，并不想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他要座山雕放下武器，“一个字：我保你活命”。这要还是江青同志审片，徐老怪你就完了！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匪首，不杀不足以平愤，你一个小小侦察员敢打这种包票？但也正是这一笔，杨子荣的“革命英雄”属性被部分剥落了。
　　
　　
　　
　　然后两人来了一个换位，同时举枪互指。哇嘞！我当时差点从影院椅子上掉下去。这这这是太经典的场面了嘛，英雄本色喋血双雄夺面双雄无间道，再加上无数的戏仿致敬段落。给吴宇森版权费了吗徐老怪？不过这个镜头的重要性在于：它将杨子荣与座山雕放在了同一位置，是同一层面的敌手。这在香港警匪片里极为常见，但它完全不是“革命英雄传奇”的镜头语言：你能想象抗日奇侠跟日本鬼子用掌刀互指么？
　　
　　
　　
　　完成了这个转换，接下来杨子荣不顾自己安危，居然一把抓住了座山雕的手，想把他从悬崖下拖上来！他显然不是要拖座山雕上来“接受人民的审判”，镜头在二人之间有一个切换，这叫啥，这叫惺惺相惜啊。最后崔三爷放手而去，杨子荣怅然不已。
　　
　　
　　
　　我只能说，徐克到底是没忍住哇。憋了100多分钟，最后这几分钟泄了老底。但也只有这样，才算完成了对《林海雪原》徐克式，或曰香港式的改写。
　　　　
　　回头再说这两部影片。有意思的是，姜文是从北京出发，去书写南方的大上海，徐克则是带着香港情怀，介入东北背景的英雄传奇。他们谁都没有改变自个儿，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改写着对象。论叙事，姜文复杂而徐克简单，《一步之遥》好在歧义丛生，看一遍真跟不上，细读的话有解谜的快感；《智取威虎山》简单直接，乒乒砰砰，爽完了算，不必细想。
　　
　　走笔及此，又听到一个妙想：要是他俩换换位，用姜文的荒诞直拐，重写北国革命英雄传奇，让徐克的热血宏大，描述旧上海的光怪陆离，会怎么样？
　　　　
　　我觉得，不会怎么样，前者根本不让那么拍。后者嘛，香港人拍上海还不够多吗？
　　
　　
　　

令箭

　　我算是个嗜书的人，早年以购书为最大支出，如今淘宝账单也基本贡献给了港台版书籍代购。五岁多的儿子耳濡目染，虽认不得几个字，也喜欢在我书架上找书。有一日，他站在梯子上似模似样地找书看，我站在一旁看着满墙书前的小身影，好笑之余不免感慨：要是现在的孩子喜欢看书，选择真是太多。我若是晚生二三十年，肯定不需要迟至二十岁才将此前被填鸭的假历史和错误价值观吐出来，更无需浪费人生。
　　
　　我小时候也嗜书，凭着从小打下的古文底子，六岁半就能读《三国演义》和《水浒》等古典白话小说。初中时回广东读书，当时的同学大多来自农村，不少人家里除了课本再无书籍，认字亦从上学开始，初中时读语文课本里的古典小说选段尚有困难，听我说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压根不信，还群起嘲笑。我亦懒得申辩，就此特立独行。其实在青岛读小学时，身边同学读《三国演义》和《水浒》的虽不普遍，但也绝不稀奇。一来与家庭氛围和家教有关，二来那时孩子要想读书，真没多少选择，四大名著和其他古典小说反而最易普及，再就是电台里播出的评书，其纸书也是热门。
　　
　　所以，我小时候读的书基本上是各种演义和评书。演义有《飞龙全传》《残唐五代演义》之类，评书自然是《呼杨合兵》《月唐演义》《赵匡胤演义》《瓦岗寨》和《明英烈》等。以那时的价值观，对《烈火金刚》也不免有兴趣，尤以肖飞最具偶像特质。曲波的《林海雪原》也是那时所看，与同学厮混时还常常来几句黑话，尤其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年纪渐长，便知道演义和评书都不太靠谱，后者更是桥段雷同，比如前期名将到后期总被虐成渣，主角不管南征还是北伐总会被困城池，得指望下一代年轻人来救，敌军总会有个老道，老道肯定要摆个阵，破阵总需要盗阵图，盗阵图的人总能临阵收妻……
　　
　　“十七年文学”的雷同程度，并不亚于单田芳、田连元和刘兰芳的评书。所谓“十七年文学”，指1949年至1966年之间的中国文学。前些日子读到一篇文章，有人称“十七年文学”为“手撕鬼子版文学”，十分贴切，其特点就是过分夸大，好人无所不能，智勇兼备，尽是高大全形象，坏人永远坏到冒烟流脓，无可救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以及柳青的《创业史》都是代表作，曲波的《林海雪原》也是一例。
　　
　　“十七年文学”的整体水准极低，一切围绕政治，强调出身论和政治正确。曾参加战争的曲波，将自己的战友形象大大拔高，炮制出了杨子荣这一形象，同样是政治正确的体现。而且，曲波的初稿名为《林海雪原荡匪记》，起初因其文字粗糙，稿件无人问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龙世辉偶然发现后，在情节、文字上进行了大量修改，并易名《林海雪原》出版，方大获成功。龙世辉对此书的改动有多大？一个细节便可说明：“小白鸽”就是他添加的人物，“少剑波雪夜萌情心”等情节也是由他加入。
　　
　　这本书走红后，1958年，焦菊隐导演了同名话剧。此后，北京京剧院的京剧《智取顽匪座山雕》、上海京剧院的京剧《智取威虎山》和范钧宏的京剧《林海雪原》分别推出，其中上海京剧院的那出是样板戏的最初版本。1965年，上海市委奉江青之命，对《智取威虎山》做了大量修改。1966年，《人民日报》公布“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现代样板作品’”，《智取威虎山》在列，后来更是被推为样板戏之首。1970年的版本则成为了这出样板戏的定稿。
　　
　　作为样板戏的《智取威虎山》，与原作《林海雪原》其实大相径庭。根据“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三突出原则，样板戏强调敌我阶级斗争，决不允许高大全英雄形象受损，少剑波和“小白鸽”就成了受害者，二人因谈恋爱有资本主义路线之嫌，遭样板戏除名，成了形象扁平的“参谋长”和“卫生员”。
　　
　　最早的电影版《林海雪原》诞生于1960年，主要情节就是智取威虎山。在那个年代里，拍电影也是有风险的，有人对电影乃至小说大肆批评，认为其不够成功，没有表现时代特点，尤其是“没有表现出党的领导作用”。
　　
　　徐克拍《智取威虎山》，当然不用考虑主旋律问题。或者说，以他的身份拍这个题材，本身已经是十分主旋律的行为，可谓怎么拍都不会犯错。但徐克这次的最大问题在于他漠视了历史，《林海雪原》原著就存在极大问题，“十七年文学”甚至可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耻辱一页。关于“土匪”的真相，近年来的官方史料已有纠正，不在此赘言，以徐克的阅历和作风，他理应清楚这些，可惜他忽视了。
　　
　　这难免让我想起姜文。我之所以不喜欢姜文，是因为他总有一种部队大院出身的优越感和“打土豪分田地”意识。优越感有好的一面，这让他的电影非常张扬肆意，但坏处是总不够内敛，频繁出现的特权意识更令人反胃。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阳光灿烂的日子》：“放到今天，它无非是个部队大院里的特权阶层无所事事甚至胡作非为的故事罢了，怎么就成了一代人的青春印记？人家带你一起混了吗？”至于备受好评的《让子弹飞》，无非也是他的成长印记作祟，比如发动群众闹革命的手段，其中不乏欺骗。
　　
　　姜文有一定才华，但环境局限了他，使他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和特权阶层的代言人。徐克理应比姜文高明得多，从以往来看，他有情怀有理想有江湖气，但情怀不会过火，江湖气不会沦为流氓气，这是他与姜文的最大不同。因此，抛开被歪曲的历史，单以电影而论，《智取威虎山》仍有可观之处，即使徐克涉及的是意识形态颇浓的题材，仍依稀可见“沧海一声笑”的豪气。
　　
　　所以，《智取威虎山》几乎被徐克拍成了武侠片，俨然有些笑傲江湖的情怀，剧情亦颇具张力。杨子荣亦正亦邪，不唱革命歌曲却热衷二人转，显然是对样板戏的一种颠覆，座山雕的二人转更可算是神来之笔。“八大金刚”各具特点，形象鲜明，让人观之难忘。
　　
　　只不过，即使徐克用尽心力，在技巧和情怀上都令人信服，仍不足以让《智取威虎山》真正笑傲江湖。或者说，即使徐克对杨子荣的形象有所颠覆，也无法摆脱样板戏乃至“十七年文学”的桎梏，这一点让我颇为惋惜。
　　
　　样板戏的痕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203小队的强悍，枪林弹雨如入无人之境，俨然也有“手撕鬼子”的水准，二是“小白鸽”太过完美，少剑波太过果敢，严重失真。与之相应的是，尽管梁家辉十分入戏，但座山雕这个角色本身的设定就有脸谱化倾向，一出场就带着注定失败的晦气，颇为无能，最大亮点恐怕就是重口味的性癖。如此的正邪差距，再加上主角加成，更是强弱分明，难怪土匪永远是一倒一大片。
　　
　　
　　从情怀上来看，徐克显然有跳出样板戏的愿望，甚至有架空历史的意味。但他低估了样板戏的公式化力量，乃至精心打造了杨子荣之后，就无力再改变其他。即使是杨子荣，那封信里的“如果七天后没有我的消息，证明任务失败，我已牺牲”，也隐然是老电影里交党费的路子，正义感十足但公式化明显。
　　
　　其实，你可以在片子里见到徐克或有意或无意的借鉴。以少敌多的小分队模式，紧张到窒息的营救情节，都能让你看到《敢死队》的影子，村子保卫战则十足是《七武士》的翻版。战斗段落的剪辑干净利落，居然让我想起了陈木胜的《冲锋队怒火街头》，镜头则让我想到了杜琪峰的《放逐》。如果它只是一部简单的江湖片或警匪片，即使仍有欠缺，也足以消耗大量爆米花。但哪怕是天马行空的徐克，也无法摆脱“十七年文学”既有的尴尬，这样一出笑傲江湖的样板戏，拍得确实不错，但终究只是一部样板戏。
　　
　　
　　

令箭

　　1989年，东北某话剧团（一说哈尔滨北方艺术咨询开发部，一说哈尔滨话剧院）开始拍摄名为《座山雕世家》的电视剧。该戏以座山雕为视角，讲述清末、北洋、民国年间的枭雄故事，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座山雕。不过，该戏只拍摄了四集，便因为某种原因而被停机。我加入这个段子，是想跟我的读者说，国人素来有还原历史的勇气和实践，只是这些勇气与实践往往如是结局。
　　
　　马上要上映的电影《智取威虎山》，原著是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在这本小说里边，座山雕被描述成一个无恶不作的土匪。曲波是中共军队的团级指挥员，建国后开始创作中共军队英勇作战的小说。他与杜鹏程、柳青、周立波等人，都是十七年时期重要的小说家。老马的读者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十七年时期。所谓的十七年时期，就是指从49年到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这17年。在这段时期创作的小说，统称十七年文学。
　　
　　十七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非常尴尬的。北大某些中文系老教授主笔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对这一时期的小说批评很多。这一时期的小说，与我们当下的手撕鬼子的电视剧类似，对任何需要表扬的事物，都过分夸大，而且阶级立场明确，同时，为了维护阶级立场的正确性，不惜扭曲反面人物，甚至捏造历史事实。造成十七年文学最尬尴处境的原因，还在于改革开放。
　　
　　这一时期的文学形式，过度夸大已经是通病，因此，对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的大变革赞誉到了极致上去。像《山乡巨变》、《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一类的作品，实乃是说，集体主义好，谁要是破坏集体主义，谁就是反革命的。可是，改革开放了。改革开放，就是打破集体主义的束缚。当年政治正确的歌颂型小说，瞬间很难堪了。肯定这批小说？那就是否定改革开放啊。否定这批小说？可它们又与某些组织和个人分不开。
　　
　　路遥歌颂改革开放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对这种尴尬有过故事描写。该小说中，黑老，就是十七年文学的代表。路遥一边瞧不上黑老，一边又不得不尊重他几分。其实，虽然他们写的都只是歌颂型小说，五十步和百步的关系罢了，但终究路遥比十七年更近了一丁点。
　　
　　这就是十七年小说的历史背景。知道这些之后，再来看曲波的《林海雪原》就清晰很多了。当年那个时期的小说工作者创作，首先是迎合阶级正确的需要，对反面角色踏上一万只脚，对正面角色恨不得给他们家祖宗十八代送上红领巾。《林海雪原》在创作中，也是这个毛病，甚至可以说，这是该部小说最无耻的地方之一。
　　
　　我们放弃正面角色被过分拔高不说，单看座山雕这一角色被任意诋毁，便可见一斑。历史上的座山雕，是张作霖一样的枭雄人物。东北的大环境，产生了土匪。可是，我们万不能认为，土匪就是《智取威虎山》里边诋毁的那样，无恶不作、烧杀抢掠。晚晴、北洋、民国年间的东北土匪，实乃属于一种官方之外的社会力量，他们负责制衡官方权利，好比是梁山泊的水浒好汉。
　　
　　如果我们放弃当代阶级正确要求的指导来“错误”的隐喻一下的话，那智取威虎山故事，就是方腊围剿梁山的故事罢了。东北土匪力量，北洋年间，自然以张作霖为代表。现在对张作霖的评价，尤其是我大陆官方方面，因为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策动西安事变，让中共化解了被政府军围剿的命运，所以，对张作霖的评断，非常低调，不过枭雄二字。历史上的座山雕，是与张作霖一样的人物，他们唯一的不同，不过是座山雕没有一个能抓自己拜把子大哥蒋介石的好儿子。
　　
　　曲波正是在十七年的大环境中，不顾历史真相，肆意诋毁座山雕，编造了《林海雪原》这部小说。事实上的座山雕，在张作霖坐镇东北的时候，便可以分庭抗礼。到张学良九一八丢掉东北之后，是座山雕坚持领导抗日运动。到日本大规模围剿东北抗日联军之时，座山雕近乎战到只剩下一兵一卒，弹尽粮绝，无奈下山。鉴于座山雕在东北极大的号召力，日本试图招降于他，让其投靠溥仪政权，但被座山雕断然拒绝。
　　
　　直到抗战结束，内战开始，历史又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苏联进兵中国东北，将东北接近全部的重工业设备和铁路拉回苏联，将东北工业基地尽毁。然后，苏联缓慢撤兵，将东北慢慢移交我党军队。这个时候的政府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民党反动派，实乃在东北举兵必败的。座山雕可谓是“临危受命”，见不得苏联毁掉工业基础雄厚的东北，受命于国军，做了司令员，与我党军队展开血战。
　　
　　座山雕兵败是必然，东北本身也不再政府军控制下。我党军队打败座山雕之后，将其生擒。座山雕认为，自己是东北名人，且是抗日英雄，又只是以国军将领身份参战，依照战争法，也不会如何自己。谁知道，当时的东北老大林彪以土匪的罪名枪毙了座山雕，连上军事法庭的步骤都省了。
　　
　　就这样，曾经的抗日英雄，东北好汉，成了曲波笔下肆意歪曲的土匪。我记得巴金老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在十七年时期，实乃是共同作恶的，谁后来的被斗，都是活该的。曲波不顾历史真相，肆意歌颂，对中国的全民无意识的疯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疯狂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曲波也被揪斗。用咎由自取来说他，不为过。
　　
　　2005年，中国政协主办的《纵横》杂志，用大量篇幅还原了历史真相，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取。在历史真相已经明白天下之时，徐克导演依旧不顾基本的历史真相，拍摄《智取威虎山》这部电影，实乃是人生极大的污点。
　　
　　我们这个民族要前进，一定需要有清清白白和明明白白的历史，不诋毁任何历史人物，也不过度歌颂任何历史人物，因为我们有多么践踏历史，历史就会多么令我们疯狂，疯狂的之后，等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只能是文化大革命。中国人要民主富强起来，靠着那些本身已经被证伪的“智取”不行，我们要睁开眼睛，看一个真实的世界，才可。（来源/马庆云（微信公众好：xuezhemaqingyun））
　　
　　

令箭

　　本枪幼时，恰恭逢文革后期样板戏影片大行其道，对《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戏耳熟能详，直到现在，对其中任一唱段，随口就能哼哼出来。所以，听闻徐克要拍《智取威虎山》时，始而吃惊，进而好奇。吃惊的时他这样一个香港导演，怎么可能去翻拍时代政治色彩如此浓厚，文革政治符号如此鲜明的片子？好奇的则是，他会把这部片子拍成什么样？
　　
　　前日看了这部片子，一切都释然了：徐克没有把所谓“红色经典”当政治，而是当成了江湖。一入江湖，便是他的天下。轻车熟路，随性发挥，用江湖片的旧瓶，装样板戏这壶陈酒，居然酿出了一坛老少皆宜官民可同欢共饮的新软饮。其点化之功，不得不让本枪大大点个赞。
　　
　　《智取威虎山》取材于上世纪50年代风靡一时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这部小说与同时代其他中共红色革命斗争文学作品的鲜明不同处，在于它描述的是一支中共军事小分队深入东北林海雪原剿匪的故事。近代中国，论土匪文化之兴盛与典范，非出产了张作霖们的东北大地莫属。正是这一独特题材，使得这部小说在红色革命斗争文学作品中，独具浓重的江湖气与传奇色彩。这也正是这部小说在那个时代广受读者欢迎的原因所在。在一个普遍往“高大全”、往不食人间烟火方向用前所未有之力塑造革命文学人物形像的年代，人味，便成了人们的真实阅读渴求。而江湖与传奇，永远是普罗大众阅读的G点。只不过随着时代的不同，承载江湖与传奇的器物，可以是少林武当，也可以是红色战场，今天，还可变成商场与闺房。
　　
　　这也正是1960年代初，在强力政治动员、要求与压力下，中国戏曲界抛弃传统戏曲，以大跃进方式大搞现代戏时，《智取威虎山》能最早脱颖而出，受到官民一致瞩目的原因。无论传统戏还是现代戏，重在一个“戏”字，有“戏”才能为人所爱所接受所传唱。《林海雪原》的底子，使得《智取威虎山》具备了其他同类作品少有的“戏”。
　　　　
　　《智取威虎山》当时由上海京剧院首创首演。同样是因为其有“戏”，为与上海文艺界爱恨情仇缘源颇深，对京剧、戏剧、电影等都有过亲身实践的江青所看重，于是拿来按自己的喜好与思路，去其江湖气，增其革命性，按照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组织领导群众、坚持武装斗争，最终走向革命胜利的明晰图解主线，用戏曲化方式与手法，向观众阐释了中共之所以能够夺取武装斗争革命胜利的原因与所凭借的法宝。
　　
　　在最终成为革命样板戏的《智取威虎山》版本中，中共小分队首先通过各种访贫问苦，救助备受土匪们欺压的群众等善举，得到了群众们的爱戴与拥护，从而通过群众获取了各种土匪匪情情报。然后，发动、教育、组织群众，实现了军民团结一致，从军事到生活相互帮助共同配合的崭新局面。最终，通过小分队与民兵们共同作战，彻底消灭了盘踞在威虎山上的顽匪座山雕及其部众。
　　
　　当然，在如此宏大概念图解式叙事下，“戏”核，仍被保留下来并得到突出，这就是侦察员杨子荣假扮土匪打入威虎山匪巢，经过一系列曲折惊险的戏剧化冲突，获得匪首座山雕信任，成功地成了一名超级大卧底。最终，与小分队里应外合全歼土匪。其精髓便是打虎上山、黑话盘道、智斗栾平等经典桥段。这些由小说提供，经样板戏加工提练的桥段，无论放诸中国文学史，还是中国戏剧、戏曲史，都无愧于熠熠生辉光彩夺目这八字之评。若无此戏核，该剧想表达的所有概念化内容，就都失去了可附载的器具。
　　
　　但在人物设计与形像上，该剧还是对原著的江湖气与匪气做了彻底清除。在原著中，男一号杨子荣，无论外表还是气质，都是个身上具有相当江湖气的人。这种人物设定是合理的，否则，他也不可能成功打入土匪内部。但在样板戏中，杨子荣一身革命正气，满面英武逼人，脸蛋光光以小生俊扮。而土匪们，则完全符号化，其身上所具，与其说是匪气，不如说是猥琐之气。一个个在英挺的杨子荣面前佝腰曲腿驼背，除了些许弱智式狡诈与虚张化凶残，惟剩一身猥琐。
　　
　　从艺术表现上说，这种处理大大降低了故事对观众的可说服性。但在当时，这却是最不重要的。因为那是一个革命口号响连天的时代，人们生活在革命口号中，样板戏只不过是革命口号的戏剧化表现形式。都是口号，样板戏起码要比大标语大字报大喇叭来的有趣的多。
　　
　　回到徐克。
　　
　　到了徐克手里，《智取威虎山》不仅回归了原著本具的江湖色彩，而且江湖与传奇被极力突出，甚至可以说惟剩江湖。这恰是这部电影今天有可能广泛被接受的根本所在。
　　
　　这部徐氏《智取威虎山》，讲述了一个极简单的故事：
　　
　　中共小分队与土匪，一方代表江湖正义，以除暴安良解救软弱良善百姓于倒悬为己任。另一方则代表江湖邪恶，以抢掠烧杀无辜纯朴百姓为能事。自古江湖正邪不两立，双方在林海雪原深山老林中一个叫夹皮沟的村子里，就护村卫民与毁村害民展开一场殊死搏杀。最终，邪不胜正，土匪损失惨重被打跑，小分队中最文弱却又最有爱心，戴着那个时代最醒目的读书人LOGO——小眼镜的一位成员也不幸牺牲。随后，小分队主动出击，于除夕之夜偷袭匪巢，与打入土匪内部的杨子荣里应外合，以少胜多，全歼了土匪，并成功解救出被匪首座山雕掠去备受各种变态SM折磨的良家妇女。
　　
　　徐克版《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黑话盘道、智斗栾平等样板戏经典桥段都得到了完整保留，并使用现代电影手法做了更具写实与视觉夸张的处理。而纵观全片各种打斗戏，把他所擅长的对刀剑使用的拍摄，换成拍枪战炮战甚至坦克飞机，其演绎手法比之玩舞刀弄剑也毫不逊色。
　　
　　在人物处理方面，杨子荣与座山雕们，各自恢复其江湖气与匪气本色固然是亮点，把中共小分队打造成一支亮丽小鲜肉特战队，更深合当代80、90后观众们猎取高颜值的观影需求，也与杨子荣的江湖气，座山雕们的匪气三足鼎立，相应成趣。
　　
　　新版威虎山颜值爆表
　　
　　总之，徐克把这部“红色经典”翻拍成了一部徐氏江湖红色版，没有颠覆，胜似颠覆。这不是一部能给人留下情感与心理冲击的片子，无论是怀旧者、维新者，还是对“红色”们基本无感的新新人类，都不会感到有亵渎、冒犯、灌输等不适感与违和感。它只是一杯口感不错的软饮，老少皆宜，喝时有欢畅感，过后肠胃不留痕。
　　
　　值得单独一提的，是前面说到的那位被解救的良家妇女角色的设定，这是一个无论小说原著还是样板戏原版都没有的角色。
　　
　　样板戏的一大特点，是无论正面反面角色，均是鳏寡孤独，无妻无夫无情人无姘头，无任何男女感情体现，大家统统不食人间烟火，不惧断子绝孙。惟一的特例是沙家浜里的女主阿庆嫂，是有老公的，否则，该女主的名字就没法叫了。但她老公并未在戏中出现，也未与她有任何感情线索，只一句“他在上海跑单帮呢”的台词，算是让阿庆嫂这个名字“合法化”了。想来这位名叫阿庆的同志，应是战斗在上海滩的我党地下工作者吧。
　　
　　徐克打破了原版这一禁忌，设定了一个被座山雕强抢上山当压寨夫人，与年少的儿子骨肉分离的角色。最终，她被杨子荣在与座山雕以各种惊心动魄打斗后救下，完成了江湖片中必不可少的英雄救美桥段。
　　
　　在这个人物的处理上，足见徐克这位香港导演在应对大陆文化及可能的审查时的精明。按一般大陆思维，这样一个与土匪头子行了苟且之事的女人，即使被解救，也无颜再活于世上。她若苟活下来，让与她重新团圆的儿子又如何做人？而从审查角度，这样一个女人，无论怎么看，也是群众中的极端落后乃至变节分子，广大革命群众是绝不耻于与她同享人民群众这一称谓的。
　　
　　徐克的处理巧妙地规避了这一切可能的争议：以隐喻手法让观众得知座山雕是个性无能，无法行真正男女之事，只能以变态方式对她进行折磨。这既让影片增添了SM这一重口味时髦要素，又保全了这位女子的名节，堪称一举数得。
　　
　　必须表扬一下让这部片子审查过关的神秘有关部门（们）。如果按照较严苛的官方政治标准看，这部片子的去政治化或可理解和允许，但其更进一步，把伟大的革命群众群体，描绘成一群胆小懦弱自私，只图卑微自保，不接受小分队发动不愿意拿起枪来与土匪战斗的落后群体，是不能容忍的。显然，这样被奴役而不知觉醒的群众群体，只能出现在旧江湖中，不能出现在波澜壮阔的红色革命斗争中。
　　
　　但历史的真实，往往与政治化图解是相反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多一分宽容，也就多一分对历史真实的呈现与保留。
　　
　　犹记文革当年，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至发紫如日中天成为革命戏剧最重要标杆，而其所据原著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和同是由这部小说改编，于1959年拍摄的同名故事片《林海雪原》，双双被打成“反革命大毒草”遭禁读禁映。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精神错乱与分裂，曾经到了多么不可理喻不堪回首的地步，可见一斑。
　　
　　但愿，那样令人发指的时代，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新幌子新招牌，披着什么样的新五彩神衣，都永不再现。（来源/财经网，文/老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