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中央军”打日本为何要隐形

汉唐魂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央军两个德械师，曾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粤系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率“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垂名宇内；国民政府之“中央军”则饱受“不抵抗”的责难。蔡、蒋二位将军，亦在晚年回忆文章中，抨击当局“阻挠十九路军抗战”、“按兵不动，坐视不援”、“克扣军饷与截留捐款”……①

曾亲率中央军第八十八师，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俞济时将军，其晚年回忆录，对世人谈论此役，只知“第十九路军”，不知中央军，仍耿耿于怀。在回忆录中，余将军说道：

“‘一二八’淞沪战役，固由第十九路军……首先迎敌，但第五军所属之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亦于战火爆发数日内，由杭州、南京，星夜赶赴战场加入战斗，且亘淞沪战役，第五军均担任重点方面之左翼军任务，惟当时报纸及舆论只报道第十九路军第十九军之英勇事迹，各方慰劳亦偏向第十九军，此盖与第十九路军刻意宣传有关。”②

俞将军的回忆，与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的说法，高度吻合。据张晚年回忆：“蒋（介石）是二月初由洛阳到浦口，我去迎接他，就表示我的意见：‘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说：‘很好。’马上关照军政部长何应钦，即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合成为第五军，命我率领参战。”③将仅有的三个德械精锐师中的两个，调入淞沪战场，当然不能说是“按兵不动，坐视不援”。

张治中还提到，作为第五军军长，2月25日，他接到了军政部的命令，“第五军着归蒋总指挥光鼐指挥”。俞济时也提到，作为第八十八师师长，2月13日，他也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命他“对蒋总指挥（光鼐）命令绝对服从。”④如此部署战场指挥系统，所谓“阻挠十九路军抗战”，自然也无从谈起。

至于“克扣军饷与截留捐款”，则有两重关键背景，被刻意略过不提。其一，第十九路军在渊源上与粤系政客陈铭枢关系最近，1931年宁粤冲突，蒋介石下野，陈铭枢进退失据，此乃该军客居外省、断绝军饷数月之久的真实原因，与抗战并无丝毫关系。其二，“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之财政，实已濒临破产边缘。除日军掠夺外，最重要的原因，即各省军阀截留税收。如此危局下，各界致第十九路军捐款，除补足该军欠饷外，余款纳入国库，乃情理中事。另据蒋光鼐自述，第十九路军稍后主政福建，亦续操截留税收之故伎，使中央极为头疼。

汉唐魂

注释：

①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第13卷。②俞济时：《八十虚度追忆》，（台）“国防部”史政编译局，P19。③张治中，《第五军淞沪抗日经过》，收录于《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辑。④俞济时，《八十虚度追忆》，P20。⑤参见：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蒋光鼐，《对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的补充》。⑥俞济时：《八十虚度追忆》，P22。⑦⑧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P192。⑨参见：俞济时，《八十虚度追忆》；《“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经纬回忆》。

汉唐魂

“一二八”事变，中国军人在上海火车北站附近与日军激战

南京国民政府刻意让这支中央军“隐形”，只宣传第十九路军

不过，俞济时将军所谓“当时报纸及舆论只报道第十九路军第十九军之英勇事迹，各方慰劳亦偏向第十九军”，其原因乃是“第十九路军刻意宣传”，并不准确。实际上，刻意让舆论报道突出第十九路军者，乃是蒋介石本人。2月13日，蒋曾有一道意味深长的电报，发给第五军军长及两师长：

“抗日为民族存亡之所关，绝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辱问题。我前方将士，应彻底明了此义，故第十九路军之荣誉，即为我国民革命军全体之荣誉，绝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为敌人之所畏忌，且必为反动派之所诬蔑，苟能始终以第十九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大。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望以此义，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第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军之使命为要。”⑥

当时，各方反蒋舆论，正一致指责刚结束下野回归中央的蒋介石，说他“看着第十九路军打光，按兵不救”。蒋把手中仅有的三个德械精锐师中的两个，投入了淞沪战场，却低调不做宣传，反要求他们“始终以第十九军名义抗战”——事实上，日军直到第五军参战整整一周之后，才从俘虏口中得知，自己正在与中央军的精锐部队血战，可见当日保密工作之严——蒋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呢？

对此，近代史学者黄自进教授，有极精确的论述如下：

“蒋介石之不愿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无疑的反映出他不愿将事件扩大的基本态度。他派直系部队参战，是为了不要让日本的侵略得逞；但无意宣扬，无非是希望将双方的冲突地方化。他之所以不愿用中央军的番号，彰显出他不愿提升冲突层次的苦心。这种小心翼翼面面俱到的做法，在在反映出国民政府处境之难为。”⑦

可以想见，一个中央财政正面临破产困境的国家，自不愿、亦不能与日本全面开战，故控制冲突使之“地方化”，以换取备战的喘息之机，就成了当局唯一的选择。让中央军在战场上“隐形”，开动宣传机器，全力宣传十九路军，无疑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1932年3月24日，日军参谋本部借《支那时局报》，公布了此役双方的伤亡。中方死伤约9000余人，日方死伤2363人。其中，以中央军第八十八师伤亡最为惨烈，估计死伤3300余人，全师存活者为350人。⑧日方该数据当有水分，按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的说法，该师受伤军官146名，阵亡军官66名，伤亡士兵则占到了全师总人数的四分之一以上。